《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我是从这些社会抗争里面长出来的小孩。」
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个周五晚上,媒体在第31届泰迪熊颁奖前两小时收到了获奖名单,「最佳纪录片」一栏赫然写着「全景」(Panorama)单元参展的台湾影片《日常对话》。按照惯例,主办方会提前通知获奖者,没有保密需要,我就给影片的发行人发信息祝贺。不料对方全不知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带着导演和剪辑师风尘仆仆地赶来。黄惠侦导演一下红毯就说,如果没有我的消息,他们可能礼貌性地出席一下,就会早早回去了,因为「颁奖从来就没有我什么事啊!」也难怪她会这么想,这部长片处女作属于我们常说的「私电影」范畴,围绕导演自己的母亲展开,不像通常意义上容易拿奖的影片。影片去年在台湾提名金马奖,却惜败给关注台湾文学史的《日曜日式散步者》。
黄惠侦的母亲出身台湾新北市的一个底层家庭,以举行「牵亡阵」仪式为业。这种源于巫蛊习俗的丧葬仪式曾经在台湾地区非常流行,其内容不但有法事,还有歌舞和特技,这些在片中都有表现。但与东亚文明一脉相承,从事丧葬业的人长期受到歧视,是一种底层职业。她母亲的另一个边缘身份是同性恋者,但七十年代在家人包办下结了婚,丈夫是领日薪的油漆工,嗜赌,把夫妻俩赚来的钱挥霍一空,还对妻子家暴。在黄惠侦十岁左右的时候,妈妈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丈夫,起初担惊受怕到处躲藏,后来才渐渐安顿下来。影片后半段,在母女之间的一场对话中,我们得知黄惠侦小时候还受到父亲的性侵。不过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黄惠侦的许多经历,对剧情片编导来说,简直就是一部悲剧的完美开端。但因为个人努力和一些她称为「运气很好」的巧合,她不但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成年人,还拍出名震顶级国际电影节的作品。《日常对话》以「私电影」的形式切中了数个社会议题:性少数群体与家庭伦理、女性地位、家暴,甚至社会阶层问题,但她坚持说自己的片中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虽然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但她们之间交流很少,从母亲的性向到小时候被父亲性侵的事情,大家曾经都是沉默不语。在某一时刻,黄惠侦意识到,如果要让双方都一生无憾,就不能再沉默下去,需要好好谈谈。影片就是从她俩的谈话开始,层层剥茧,把社会与家庭的悲喜呈现出来,讲明白,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
「对话」、交流是整部影片的题眼,而称其「日常」则有复杂的多重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导演在与母亲补上多年来本该有的「闲聊」,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反讽的文字游戏。但实际上,宏大的命题也好,深沉的个人痛苦也好,持平常心的坦诚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正是《日常对话》的魅力所在。而影片能有这样的效果,首先是导演自己已经放下了过去的遭遇。采访中聊到她幼年被亲父性侵时,我一时不知怎么开口,黄惠侦说:「有什么就直接问。好像大家说到这个都会支支吾吾,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柏林映后交流的时候,观众也都会对这个话题字斟句酌,不知是为了避免对我造成二次伤害,还是避免让大家尴尬。」也许这些有违社会伦理的事情太「见不得人」,所以我们能够用来谈论它的语言都已经带上了各种情感色彩,无法中性而淡定地谈论它。
影片巨大的社会意义是黄惠侦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今年年内,台湾有望成为亚洲第一个认可同性婚姻的地区,而《日常对话》预定公映的四月,正好是法案在「立法院」二读的时候,算是凑上了热门话题。影片无疑会让人们对LGBTQ群体更多一份同情,因为黄惠侦妈妈的悲剧,其实都始于一个不该跟男人结婚的女子,迫于社会压力做了大家认为「应该做的事」。或许多一些宽容和自由,很多错误都不会发生。黄惠侦在镜头前问母亲有没有后悔生出自己和妹妹,妈妈没什么可后悔的,但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她绝对不会要孩子。
影片另一条有力的线索是「底层叙事」。在很多人印象中,台湾是一个教育发达、人口素质极高的地方,但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底层,导演的妈妈就属于这个阶层。黄惠侦小时候接受正规教育很少,和妹妹一起跟着妈妈做「牵亡阵」的营生,基础教育自学成才,后来托台湾成人教育的福,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的作品一直以底层为基本关怀,特别关注移民和外来劳工问题(台湾称为「移工」)。2006年的纪录短片《八东病房》选取台北仁爱医院八东病楼中的移民护工,因为那里的病人都需要长期护理,而跟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一样,这样的工作就落在了移民劳工的身上。2009年的《乌将要回家》跟随菲律宾人乌将,讲述了在台东南亚移工的艰辛。当我们看着特朗普的「筑墙」闹剧和美国人跟墨籍劳工的恩怨时,也许没有想到,类似的问题离我们如此之近。其实在资本全球化的结构之下,这些都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顽疾。
《日常对话》之后,她又将注意力转到了原住民权益问题上,将以「三莺部落」为拍摄对象,继续纪录片创作。三莺部落是一个居住于新北市境内的都市边缘原住民群体,长期面临政府的拆迁威胁和不公对待。黄惠侦曾参加声援他们的活动,一起抗争,现在则要转型为旁观者来拍纪录片,但因为与拍摄对象已经熟识,双方没有隔阂。她说:「我是从这些社会抗争里面长出来的小孩。」
柏林的泰迪评委们似乎比金马奖评委看得更加仔细,看出了这部纪录片从私人生活的细部着手,却连接着宏大的社会命题。也许「私电影」进行社会批评并不是头一回,但《日常对话》涉及话题之多、之广,还是令人惊叹。在这样的基础上没有放弃刻画人物关系和个人情感的优势,可以说是对「私电影」这个类别的一种艺术革新。
这部影片另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作,片尾的版权所有者不是哪家片厂或独立制片公司,而是导演本人的名字。即便如此,制作团队还是聚集到了一批能人甚至名人。制片人李嘉雯(Diana Chiawen Lee)是一位美籍华人,参与制作的《好莱坞华人》(Hollywood Chinese,2007)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并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配乐林强是侯孝贤、贾樟柯御用的著名音乐人,最近又与两岸新锐导演赵德胤、毕赣合作。剪辑师林婉玉是台湾小有名气的独立电影人,作品《台北抽搐》(2015)在台北影展上得到评委会特别奖,她这次以《日常对话》获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对于纪录片来说很是罕见。整个剧组名单上最响亮的名字还属监制侯孝贤,侯导在2008年支持三莺部落的抗议活动上认识黄惠侦后,就慷慨地把自己的名声「借给」她,但她筹资依然采取非常「独立」的方法,主要在电影节上做基金提案。之前有台湾媒体报道称,侯导得知此事对黄惠侦团队说:「你们怎么这么客气,没有拿我的名字去要钱?」
陈凭轩:作为有突破意义的「私电影」,《日常对话》总共拍了多久?片中有一些看上去像你和妹妹小时候跟着妈妈做「牵亡阵」的影像,又是怎么得到的?
黄惠侦:最早是1998年就开始自己一个人拍,断断续续一直到2014年才在台湾找到第一笔资金,正式成为电影项目。最开始真的就是一部「私电影」。至于童年的镜头,那不是我和妹妹,而是我妹妹的女儿,她们跟着自己的妈妈做「牵亡阵」。我小时候的影像资料肯定是没有的,纪录片也可以选择找人来演的方式重现没有捕捉到的历史,但在我的片子里,用外甥女的影像来代替我和妹妹的童年,对我来说更贴近真实。小时候是我和我妹妹跟着妈妈一起工作,长大以后就是我妹妹带着她的两个小孩跟我们的妈妈一起工作,这两年妈妈年纪大了不做「牵亡阵」了,就剩下妹妹和两个外甥女,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对我来说,看着她们就像是看到自己小时候一样。在这种无法绝对实拍的情况下,我们在影像的意义上保持真实。
陈凭轩:片中你说自己没有上过学,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台湾肯定也有义务教育把?你又是怎么从辍学儿童成长为电影艺术家的?是自学成才吗?
黄惠侦:台湾从1968年起就有「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了,但是政府并没有做什么实事来帮助有困难的人,而对于底层的人来说,生存还是比教育重要。我上过三年小学,之后就跟着妈妈到处做「牵亡阵」了,她很多朋友的小孩到国中(相当于大陆初中)毕业完成义务教育后也都不再上学了。这样的情况,不要说你惊讶,很多台湾中产以上的朋友听说后也很吃惊。
那三年小学让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查字典。因为「牵亡阵」的工作不是每天都有事,一周总会有几天空闲,我辍学以后就用这些时间自己查字典看书。看的东西很杂,大都是其他小朋友不要的学校用书,也有课外书,后来还有漫画、小说,也会看电影。九十年代台湾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电视「第四台」开始出现(即台湾有线电视合法化后,台视、中视、华视「老三台」之外的电视台——访者注),我在上面看了很多东西,包括电影。不过「自学」这个词我不知道用在自己身上是不是恰当,知识分子才会说「自学」,我当时就是有什么看什么,像海绵吸水一样。
正式开始接触电影也是一个巧合。1998年我二十岁的时候,成为了纪录片的被拍摄者,当时杨力州导演(台湾著名纪录片作者——访者注)来拍我们做「牵亡阵」这种特殊工作的年轻人。这个行当在我小时候还算兴旺,现在就非常少了。被拍了以后才知道世界上有种电影叫作纪录片,而这种电影只需要一台很小的家用摄影机就可以拍。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家庭录像很盛行,DV的价格也不算很贵,就意识到自己大概也可以拍纪录片,拍完还能在电视上放映播出——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拥有了诠释自己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机会。我很快买了摄影机,再到处去学影像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术。
后来因为想要学做纪录片,很巧地到了社区大学学习。九十年代是台湾社区大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最初有一群人想要做成人教育,后来就发展成了面向成年人的社区大学,可以去学很多才艺,比如插花、日语、跳舞等。这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想去正规大学读书根本不可能。那时候二十岁已经成年,家附近正好有一所社区大学,我就去那里学习。每家社区大学的学制不太一样,我上的那所办学人是夏林清、郑村棋夫妇(分别为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和左翼「人民民主阵线」创办人——访者注),他们是台湾的社会运动家,带着一群辅大的学生,目标非常清楚是要做「知识解放」。
我们住的地方是新北市一个家庭小加工厂的聚集地带,有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小工厂老板,年龄在四十到六十之间,经济状况还不错,就想要来上课。「知识解放」的成人教育透过这些看起来像是才艺补习班的课程吸引他们来,但目的是要教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什么叫作社会结构,个体是在怎样一个社会经济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我去社区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纪录片的制作,但后来学到更多的东西是「知识解放」的内容。所以我说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和知识储备,光是学会怎样用摄影机、怎么剪辑,我不觉得能做出好的纪录片。纪录片与社会学、人类学有很深的渊源,需要对更大的命题和根本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理解,这不是技术教育能够做到的。
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女孩,在二十岁那年成为杨力州导演的拍摄对象,家附近又正好有这种关注「知识解放」的社区大学,对我来说是极其幸运的事情。跟很多国家一样,台湾的阶层流动非常困难,而且越来越两极化,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就会跟妹妹一样,继续以做「牵亡阵」为生。实际上,小时候跟我一起做这一行的小朋友,现在长大了基本上还都在做这个,很少有转行的。
陈凭轩:片中谈到社会阶层的时候总是跟母亲的性取向结合在一起。在西方,性少数者往往所处社会阶层越高,遇到的困难越少,但从片中看来,这在台湾甚至东亚社会似乎并不适用?她的兄弟姐妹对此避而不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黄惠侦:生活在底层的人更懂得活下去是不容易的,他们无法像其他所谓「正常人」那样在较好的环境里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去生活,而是必须要用一些源于生活的「奇怪」知识或者通过各式各样的「旁门左道」来生存,所以他们反而更能接受所谓不主流的生活方式。我从小接触的很多女性都是「姨太太」,搞不好还是第三、第四个,所以我妈是女同性恋这件事,在那样底层的世界里,并不是唯一「奇怪」或者「不正常」的。因为生活的不易,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中产的环境里,家人可能会更在意,因为人生活舒适了以后就会很要面子,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才会通过面子观作用于其家庭成员。
妈妈娘家人对她私生活的避而不谈,我觉得主要是他们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谈论这件事,这跟他们接触到的社会文化资源是有关系的。这些人本来就不善言辞,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很「直接」,表达关心都像是在骂你一样,我妈现在跟我女儿讲话有时候都会让她觉得很受伤。他们更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细致地谈论这些在全社会都很敏感的话题。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很多维度。比如,他们的避而不谈也是对她的一种保护,是以默许的姿态给她以自由。另外,这个阶层的人很多也没有「谈话」的习惯,片子里你也看到我妈妈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那种坐立不安,里面有大量沉默的片段,我需要十分耐心,因为这不是她所习惯的交流方式。
陈凭轩:影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但并没有获奖。可以说评委对其中的社会议题和类型创新不感兴趣吗?
黄惠侦:评奖这种事情一直是很难说的,因为评审会有很多方面的考量,比如一部作品对纪录片艺术和制作有什么原创性历史贡献,或者影片的社会话题性等。《日曜日式散步者》是一个形式很特别的片子,可能在艺术贡献上会比较受重视。而对我们这样的低成本、小制作影片来说,能够入围就是一种肯定了。
就像你说的,我们的片子内容上可能也是有社会意义的,比如对台湾的LGBTQ社群来说,《日常对话》可能也是一种「第一次」。就艺术史来讲,它对「私电影」这样的形式也是一种发展,我们在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未必你的特点就是评审的考量,他们必须要在价值上有一个取舍。所以奖项真的不是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
陈凭轩:您提到小制作,那么像这样一部「私电影」是怎么找到资金的呢?金马和柏林之后,你们准备上院线公映吗?
李嘉雯:《日常对话》是真正的独立制作,没有公司,版权归导演本人。片子拍完以后我们才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就叫日常对话影像制作有限公司(Small Talk Productions)。项目制作阶段在台湾拿到一些资金,也有2014年韩国釜山电影节的亚洲纪录片合作基金(AND Fund)。日本放送协会(NHK)也投了钱,他们算是联合投资方,但是没有长片的版权,短片版权也仅限日本市场,并且有时限。
黄惠侦:这部片子目前在台湾只有金马影展放过,本来我们是不想公映的,因为台湾整个电影环境的原因,上院线费用昂贵,不仅影院要拆帐,发行商也要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独立制作来说,找到的钱都花在影片制作上了。一般上院线的电影都是要有些名气的,我们原来觉得这个片子是不会赚钱的,就希望找其他方式传播。后来金马奖提名以后就有发行商主动来找我们,其中有几家甚至说没钱也不要紧,可以免费发,盈利后再拆帐就行。但我们选择发行商的时候还是很谨慎,虽然有几家比较大的公司来找我们,最后选择镜象电影(Mirror Stage Films)也是因为觉得他们的发行人是真心爱我们的片子,对LGBTQ社群也很有感情。既然有人免费发行,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当然也愿意。
陈凭轩:去年十一月,涉及同性婚姻的「民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一读通过,三月底「司法院」进行宪法审查,如果没有违宪嫌疑,四月份就会进入「立法院」二读。你们的片子此时上映,是特意抓社会热点吗?
孙宗瀚(发行人):4月14日的公映日期是早就定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预知法案的二读时间。
黄惠侦:这只能说是巧合吧,其实我整个片子的拍摄制作都跟同婚议题很巧地凑在一起。2012年关于「多元家庭」的法案在「立法院」提出,那时候我正好决定要把这个片子拍完,在筹集资金。之后几年我一边拍片子,一边就看到外面对同性婚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反对力量也忽然都冒了出来。我们开拍的时候正好有规模很大的反同游行(应为2013年11月——访者注),我当时去现场看,有点被吓到。我本来以为台湾社会已经足够宽容开放了,涉及婚姻权的法案一提出,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还是持保守观点的,只是以前没有必要发声。从2012年要立法开始,台湾社会上就有一群人开始专门做反对同权的社会运动,有些宗教人士制造出很多骇人听闻的言论,连气候异常都能扯上「同性婚姻天怒人怨」。台湾的教会跟西方一样很有钱,也会投入很多资源在这些事情上面。后来我也慢慢意识到,这个纪录片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所以希望我的片子也能让更多人来关注同性议题吧。
陈凭轩:影片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公映,势必会成为舆论焦点,而您的母亲作为影片主人公,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黄惠侦:我应该不会让妈妈「上一线」,因为她一定会被媒体欺负(笑),大致上是我自己来应付媒体。但是台湾的媒体关注度会不会真的那么高呢?我看未必。首先反对同性婚姻的媒体肯定会力求降低《日常对话》的曝光率,根本就不会来关注——他们只会想要挖掘同性恋社群不光彩的一面,才不会给人家看一个女同性恋养大的小孩还能拍电影还能去柏林影展呢!即便是支持的媒体,可能也就是抱着「抢新闻」的心态来的,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个片子是有社会公益性的,所以只要有媒体来我都不太会拒绝,这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人来发声的。
陈凭轩:这些社会议题您平时会跟母亲聊起吗?她眼看就要成为台湾「同志偶像」(gay icon)那样的符号化人物了呢。
黄惠侦:(大笑)我有试着跟她聊过,但她对这些事情完全没兴趣。我妈是一个完全活在体制外的人,骑机车没有驾照,罚单从来不交,也从来没有投过票。她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关注这些事情是浪费精力,所有的官员都是一样的,选谁对她的生活改变都不大,所以花一天去投票她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妈妈不会朝这个方向去想,我也不会强求,她就每天去打牌、跟女友相处,只要过得快乐也挺好。符号式人物应该还会有其他人,我妈应该不太可能啦(笑)。不过如果因为这部片子,会有更多人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那也是一件好事情。
陈凭轩:片子里你采访了自己的两个外甥女,她们现在都十几岁,似乎对同性话题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这可以代表台湾年轻一代的想法吗?
黄惠侦:肯定可以,台湾的年轻人对同性恋身份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大概有七八成,对他们这代人来说那根本就不是问题。其实如果没有老一辈的话,同性婚姻在台湾根本没有多大阻力。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长大,每个人都有手机,属于高资讯人群。再加上社会环境逐渐开放,性少数人群选择不再躲藏,我外甥女就说在学校里有这样的同学。接受信息丰富加上平日与性向多元的人士相处,自己也会变得更加宽容。她们很小就知道外婆是女同,但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感到羞耻,觉得是很正常的事。
陈凭轩:虽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是禁忌,但一部纯粹的同志片对今天的世界顶级电影节来说,可能还是有些「无聊」。你的片子被柏林选中,似乎是因为它触及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和议题?
黄惠侦:今天我看到一个评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说《日常对话》「不是一个容易的片子」。其实我二十岁动手拍的时候,只是单纯地想要讲一个关于自己家庭的故事。后来接触到「知识解放」那群人以后才开始意识到,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不是真空存在的,它一定是存在于一个国家、社会甚至全球化的结构之下,也就要放到这个脉络里去讲述和理解。小时候我总是想自己怎么那么倒霉,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事情,后来明白不应该这样来看。我们家会发生这些事情,跟社会是有关的:如果不是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期待,我父母也不会结婚;她会去生小孩,也是当时的社会观念把生育当作女人的人生价值。而且妈妈是女同,为什么我就会觉得低人一等?那也是从外面来的声音,是有大人在我面前说这样的事情很恶心或者不对。我妹妹跟我完全不同,因为她比较小,接触社会比较晚,也没有大人跑去跟她说妈妈的是非,所以她从来没有觉得妈妈的性向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小时候总觉得只有自己的家庭才「不正常」,只有自己的妈妈才是个「怪胎」。后来慢慢知道,其实很多家庭都有为社会所不容的地方,如果你把我的同性恋妈妈置换成一个精神障碍者或者外来配偶,特别是东南亚人或是过去的原住民,都是很受歧视的。在社区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需要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遭遇。其实就是站得远一点来看我们这个家,我们也是社会的一个注脚,所以我是有意在社会脉络里讲这样一个家庭故事,再通过它来反应社会意识。
陈凭轩:片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是您与母亲谈到当年父亲对你的性侵,您觉得母亲当年就知道吗?您是怎么原谅母亲的?这段经历对您后来跟自己的先生相处有什么影响吗?
黄惠侦:其实拍摄之前我就觉得,她知不知道并不是重点,我们之间坦诚地谈一次这件事情,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以前作为她的小孩,我还是会责怪她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我,这也是我们两关系一直很僵的一个原因。2012年我成为人母,这个身份的转换让我看事情的时候多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忽然意识到孩子的小伤小痛在母亲眼里都会被无限放大。我可以想象她当年的痛苦和自责。所以可怕的不是她不知道,而是她知道,却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事情的经过就会变得比事实更加可怕,她用这样的想象来折磨自己。我知道她一直责怪自己,却从来也不敢跟我说,明明跟我住在一起,却要通过妹妹来问我过得好不好,这也是她的心结。我跟她谈这件事,就是要告诉她: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理解你,过去的事不是你的错,那时候你也是没有办法,我原谅你。不然我们俩都要一辈子背负这件事造成的精神负担。
我妈当年对这件事的反应,说到底还是跟社会观念和社会阶层密不可分。你也知道华人社会有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发生这样有违人伦的事情,很多女性都是选择藏丑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没有资源,她没有其他方法,否则也不会跟父亲在一起十年才离开。即便确凿地知道性侵的事,她又能做什么呢?
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这件事情虽然一度严重破坏我跟妈妈的关系,但并没有对我的成人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我小孩的爸爸,拍片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他不想入镜,但是帮我带小孩。那时候我女儿才两岁,非常黏我,所以他还算是帮了很大的忙。
陈凭轩:片子拍完以后,您跟母亲的关系有改善吗?
黄惠侦:有,但不是说每天都会拥抱那种,只是你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气息有了变化,在一起生活的氛围变得轻松起来了。因为小时候成长环境的原因,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以前每天给我做很多好吃的,那就是她唯一能够表达爱的方式。但现在我们之间的一些结解开了, 关系也变得顺利了。
说来好笑,真正让妈妈特别开心的是看这个片子。她去看了一次放映之后,回来心情好了整整一个月,那是我从小到大将近四十年从来没见过的。也许作为电影被拍摄对象出现在大银幕上,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惊喜吧。
陈凭轩:这部片子里以母女三代为主线,加上大量的女性受访者,还是有女性主义的一面?
黄惠侦:我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书,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但从内容和人物上而言,可以说它是一部「女性电影」——我本来还想找一个女性团队,有了女制片人、女剪辑师,但摄影师实在很难找到女生,就找了个「有女性特质的男性」(笑)。片子刚出来的时候,关注我们的记者、影评人也都是女性。影片在放映的时候,男性观众很多都有坐立难安的感觉,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并不知道为什么。柏林第二场放映有一位日本男性观众,一看完就跟我说:「很抱歉在你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你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父亲那样的。」重复地讲了好多遍,对我来说这很有趣,为什么他会这么焦虑?也许只是想要舒缓自己心里的压力吧,艺术作品有时候很能支配我们的情绪。
《日常对话》这部片子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回到人。性别肯定会给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给不同性别的人有既定的角色。但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想回到一个「家人」的意义上去,或者更广义一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样做到真正认识这个人、理解这个人,怎样跟她一起生活下去。
我当妈妈以后懂得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世上没有任何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跟每个人相处都要从头去建立两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跟自己的母亲,还是跟自己的女儿。没有人生下来是属于谁的,女儿爱你不是理所应当的,是需要你去经营的。当然也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做父母是要学的。我妈妈没有机会学,因为她小时候生活真是非常困难,她的父母能把他们兄弟姐妹养活就不错了。连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很匮乏的时候,往往无法谈论细致的情感需求。很多物质和精神上的东西我小时候没有得到,就特别想给女儿。所以她出现在这个片子里,也是证明我想要悉心经营这份母女关系吧。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3月6日,完整版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授权,严禁以任何方式转载、引用、洗稿。图片由柏林电影节官方提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严禁盗图。】
是这位女儿一次非常勇敢的尝试。
这里面有原生的影响、母女、亲密感、同性和个人成长,片名《日常对话》,不能更契合了。
你会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男性化的母亲呈现,以及一个女儿对于母亲的依恋。
一个女儿以影像的方式,这样的镜头为理由去接近自己的母亲,想去了解她。
女儿以探索的视野,走进妈妈生命力未曾坦白的过往和自我:不幸福的婚姻,以及对同性的喜爱。
这个女儿也已为人母,看着是单亲妈妈了,带着女儿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女人构成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小国度。我会疑惑女儿目前单亲妈妈的状态是否受到了成长因素的影响。
整部影片非常坦诚,有的人拍家庭会觉得很冷漠很冒犯,而这部家庭记录片很坦诚,也尽量做到了客观。其实是一个很直白的叙述方式,采访的角度也非常丰富:首先从自己出发,先叙述小时候印象母亲的形象,抛出自己的疑惑,表达自己想接近了解母亲的心情;然后和母亲去家乡,询问家人过去母亲的模样,是否知道母亲的性取向;再找到母亲的“女朋友们”,问问她们严重的她是什么样的;问家里的小孩,是怎么看待阿婆的,是否知道阿婆是有女朋友的……
整个过程都非常真诚、客观,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只是一个女儿想了解自己的母亲。“在意”这件事会让人变得虚弱,女儿很想知道母亲是不是爱自己和妹妹的,她们是不是不该出现,她们的出现不是母亲想要的生活……这样的想法会困扰女儿。可惜女儿全程没有得到母亲爱的认可,而爱的认可又是那么重要,需要和在意,会让人变弱,女儿在与妈妈的对谈中,也会难过哭泣。
但其实我会觉得母亲是爱女儿的,虽然她很无奈过了一个自己不想要的人生:一段痛苦折磨,在社会男权中的婚姻。但她逃跑是带着女儿一起的这件事,可以充分证明她是爱女儿的,或者说她是有良知的。可是母亲不表达,不说,或者她就是内心承认这不是她想要的,婚姻不是她想要的,子嗣不是她想要的。从而变成女儿心中的痛。
而我认为这是女儿的勇敢,因为她直面了自己的需要,她非常爱自己的母亲,无论母亲是怎么样的,而她从小到大唯一的祈愿就是母亲 love back,妈妈可能尽了责任,但女儿不确定是被爱着的。即便女儿很大了,但会在这份缺失的不完满中,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量自我成长去弥补。
母亲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性格,这是通过她女朋友们发现的,她对女朋友的方式,就是很男性化浪漫而照顾的角度,也许忠贞度也有一定“男性化”因素。母亲最“女性化”是说到过去那段如地狱般的婚姻,无论内心再坚硬男子化,她是一个被家暴的女人,从体能上决定了性别的差异,说起这段回忆应该是母亲全片展示出的最脆弱的时刻。想成为男人的女人,终归会心有不甘吧。
有趣的是,女儿问母亲的时候,就像一个得不到爱情的女人。而母亲像一个不会回应爱的男人。可惜母亲是个女人。
同情母亲,也会心疼女儿。世间万物的关系,本质可能就没有任何界定:爱情亲情友情第几类感情,回到本身需要和不需要,爱与不爱,群体的差异,个体的寻求。希望这位女儿在没有得到完满的情况下,还在勇敢地爱,勇敢地成长。希望我们都是。
《日常对话》是一部“业余”之作,是导演黄惠侦的第一部作品,由她近二十年拍下的家庭录像最后剪辑而成。但也正是因为这份“业余”和私人性,让它显得坦率真诚。
不是纪录片
黄惠侦一开始的想法并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想通过摄影机这一装置的介入,能够解开自己与母亲间几十年的隔阂。摄影机虽然让黄惠侦的母亲有一种更加羞于开口的不自在,但对她自己而言,拍摄的行为让她有了隐身在摄影机背后的机会,从而能够讲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表达的问题。
《日常对话》中满是沉默的时刻,母亲欲言又止,或索性闭口不言。面对女儿的尖锐问题,她习惯性地选择了逃避。“家”成为她内心自由的束缚,并不断地揭开她内心深处曾经遭受的屈辱和创痛。她选择了逃离,选择了与两位女儿保持距离,并在陌生人身上寻找情感慰藉。
与情人和朋友一起的生活成了母亲逃避可悲现实的途径,只有在这些时刻,她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由。因而,当黄惠侦拿着摄像机去采访母亲的女友时,她获得的是自己从小到大都不曾见过、也未曾预料到的母亲形象:特别温柔,会照顾人,还会帮女友洗内裤,觉得是享受的事……
打破沉默
母亲的这种双重生活,或许让她更进一步坚定了解开心结的决定。这是纪录片结尾黄惠侦与母亲两个人坐在长桌的两头,展开的真诚对话。面对抛给母亲的那个无解之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们?——再次被沉默,黄惠侦说出了自己阴霾几十年的创伤:父亲对自己的性侵,并想知道母亲是不是知道此事?
电影没有给我们作出解答,但我们可以推测:母亲真正了解到女儿的难处,正如女儿一直在理解母亲。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化解情感矛盾的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对方的难处,大家都不容易,于是事情在沉默中就过去了,而不会借用语言继续将它清楚表达。
“侯孝贤时刻”
这让我再次想起了侯孝贤的伟大,他如何真正发现了生活的伟大法则(见《方绣英》的评论)。在《咖啡时光》中,女儿告诉母亲自己怀孕的场景,也是被前后回荡的沉默所包围。镜头从母女俩的背后远远地注视着他们,两个人都被卷入了这句话掷出的涟漪中。冲突后陷入的沉默,这正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同样地,在《聂颖娘》中,舒淇所扮演的颖娘在听闻家人消息后陷入的掩面哭泣,这长久的沉默同样指示出了我们在此处所谈及的“侯孝贤时刻”:中国人面对强烈情绪(悲痛……)的方式不是表达,而是隐匿。不是因为外部刺激自然地作出反应,而是陷入沉默。
影像的私人性
《日常对话》中的影像并不具有彻底的私人性,许多片段确实是由黄惠侦自己拍摄的,但在更加重要的对话场合,摄影机被另外一人所操控。即便在结尾长桌对谈那个镜头中,现场确实只有母女两人,但放置在远处的固定镜头还是显示出了旁观者的幽灵。
真正的私人影像是像河濑直美在她最早期和后来不断拍摄的纪录片中所展现的那样,手持摄影机的人是导演本人,所记录的也正是她自己的亲密生活。在镜头的晃动中,导演投注了自己的感知和情感,由此才显出来影像的私人性。
《日常对话》多少隔离了导演与影像间的距离。一方面,镜头很多时候确实投注着黄惠侦的目光,但另一方面画外音的加入又让观众对影像的私人体验脱离出来,导演评析着影像,并告诉观众影像外的事情。这也是这部纪录片显得“业余”的原因,但真诚弥补了这份缺陷。
平凡、普通的问答 :女儿问母亲如果往后我出嫁了你怎么办 ?
感受:很普通的问题、每个家庭都会遇到这种事回答这样的问题。 从回答中看出,母亲的性格会有点儿 直率 任性 随心所欲 没有耐心 ,母女相处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存在。(不知道是因为问题本身还是有摄像机的原因)
【功能:把人拉的很近,共感、共情的东西 时间:02:31】
描述了女儿生了孩子后一家人相处的现状。
感受:在看这一段现状描述的时候完全云里雾里,印象中除了老太太过后只记得小朋友很可爱。大致知道这里面人物之间应该有关系,但是什么关系却完全不知。直到配音的出现才解释了这一切的人物关系、时间关系、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人物关系:关系不好时间:十年「猜的 女儿都生孩子」)
【功能:让你不知所云,然后再突然告诉你。有种满足感。吐槽部分:当时老太太从门那边走出去,我以为是进到那里了。一直晕着 没想到是在出门。还有感觉饭菜真的做的不错,都流口水了。女儿的孩子真的好乖、好可爱。时间:06:45】
描述:母亲日常:自己在家做的不吃 专门蹭外面的,还跟人打牌啥的。很潇洒~
配音:爆梗:直接指出母亲女同身份(但是当时我想着会不会只是女性朋友。没往那边想~)
以女儿视角看待事情:哀怨 困惑 不解 浓浓的纠结疑问在其中 又有着深深的自卑感
描述:母子间的日常;回到家冷淡的打招呼 之后各忙各的。没什么互动
配音:提出疑问:为什么母亲会不喜欢跟自己的孩子相处
【功能:构建了本篇的中心目的问题。为什么母亲不爱她的孩子。及其放大了好奇之心。忍不住吐槽的地方:配音真的在不断的爆梗和戳心。 那个提问真的戳到我了。心中一痛,深感哀伤。配音词写的真好、真合适。时间:10:42】
描述她的家庭情况:从家庭成员、家庭经济情况、家庭里的人物关系、怎么面对贫困的家庭环境、又是如何承担、对现在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当时的儿童时的女儿又造成什么影响、她又有什么渴望。
感受:这个职业有点罕见,对他们生活的拮据感到揪心,对于儿时女儿的想法更加感到心痛 难受。对于如今二女儿从业也感到难受。(仅个人观感不要上升)
【功能:共情篇幅很强 贫困的童年 幼时忙于挣钱养家而无法上学 无所作为的父亲 处境让人很心疼。吐槽:这个讲述的逻辑顺序很有意思。可以借鉴学习。时间:13:06】
描述:妹妹描述了当时他们的生活状况 以及妹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的
感受:女儿俩小时候生活过辛苦(细节) 母女之间关系的疏离感 以及女儿对母亲爱的渴望 。让人会很渴望知道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局面。
【功能:多一个视角 多一种角度和说服力 学习:画面和解说的时空不同但是总有一种关联性在里面,让人产生共情。「人物 、人物的某种行为」 时间:14:30】
描述:女儿对自己母亲的认知 以及 对于她母亲的疑问
为什么结婚? 为什么不爱我们?
感受:完全是女儿视角,在诉说:为什么妈妈不爱我?
有种悲凉感悠然而生。
【功能:到这里相当于冲突的提炼。女儿对于母亲种种行为的不解达到高值。矛盾也完全展现出来 时间:15:13】
第七部分 一触即发
描述:女儿照顾自己孩子的日常状态
配音:现在的这种状态更加促进女儿行动的动力。
感受:期待、隐隐的有些激动感。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女儿已经态度如此坚决的时间,感觉肯定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出来。
【功能:蓄势待发 提高期待值 因为主角她要行动了 时间:17:15】
描述:母亲被追问时不耐烦 不安 紧张的状态
父母的那种保守的情感 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愿多说什么了
配音: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你以前的事情?没什么好讲的
有什么话是想跟我和妹妹讲但没有说得吗 ?有,但是我不想讲虚的。
你觉得有人了解你吗?什么人会了解我
我和妹妹想要了解你。沉默 不安
感受:母亲的外壳在慢慢的打开
子女强烈的爱意使得母子之间的关系缓和
【功能:契机 也是一个开端吧!】
描述:童年那些美好的过往 从小像男孩子 人缘又好 不爱读书
感觉:妈妈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人物性格
问到想不想回老家时,快乐的气氛一下子掉下来了。
让人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
【功能:暂时没想到 作为一个引子,一环套一环】
描述:前往姨母家的过程 车上母亲在深思什么 热闹的亲戚见面送礼
感觉:母亲有一种近乡心怯 感受到她的期待渴望还有她的那种顾虑、担忧 真正亲人见面还是很亲近的感觉
【功能:一种过渡和铺垫 】
描述:画面上是他们这几天去游玩的地方。声音则是讲母亲家人对母亲事件的参与度以及看法。虽说是从母亲的视角讲述
感觉:母亲那辈儿,兄弟之间的关系淡薄。
【功能:看到了其他视角看待母亲的事情 】
描述:去给外婆扫墓发现墓碑上不会刻女儿的名字、回溯外婆生前与母亲的情感羁绊、当初母亲自己的家庭也存在父亲的暴力行为。和姨婆一起吃饭
感受:母亲和外婆的情感羁绊很深 以及 原生家庭中父亲一直扮演着施暴力角色。
【功能:铺垫 原生家庭的不幸】
第十三部分 家庭审判
描述:各位亲戚的口中得知母亲的婚姻、整个家族对母亲这类乡下大龄女性的态度、以及对社会问题女同的态度
感觉:人性的薄凉、社会默认规则下女性的地位、违反规则的话会有什么样对待的下场、母亲在那种背景下的无力凄凉
【功能:真实的矛盾冲击】
描述:问母亲有没有自己跟子女讲过交女朋友的事情?
问妹妹母亲交女朋友对自己生活有影响吗?
包括小侄女对奶奶的性别好奇的事情,有的支持有的对事情不太清楚。
感觉:整体上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温暖 包容 。包括新一代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功能:整个有缓解问题张力的作用 】
️第十五部分 母亲的女朋友们
描述:开场一段自白,点明了。女儿看待这件事的态度。母女两人冲突关系的源头之处。母亲的风流史影像集。那些漂亮阿姨是怎么认识母亲的?又是怎么追到的?母亲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真爱~
感觉:这段看的很幸福甜蜜,站在当事者的角度来看。真的感受到幸福、快乐的感觉。恋人们彼此的珍惜、他们之间的亲昵。
【功能:打节奏使用】
描述:给其中一个女朋友工作并且使她成为家庭一份子、后面留恋赌博挥霍无度、另一个女朋友则是说她失败的家庭问题所以才被母亲追到、得知母亲在外声称两个孩子都是自己领养的之后母女关系又一度跌至冰点。
感受:母亲的义气、花心、谎言,女儿感受到僵硬的母女关系
【功能:母女之间关系的激化矛盾 吐槽:好神奇 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来了。这个值得好好研究研究。母亲的情感史只是作为一个引子罢了。重点还是在于母子关系上面。】
感受:独白=女儿的伤心失落 家暴问题=母亲承受着过去家暴留下的阴影 那种绝望、痛苦、无力无助感
【功能:第二矛盾冲突的出现 画面使用很强,可以说跟对话多半是毫无关系的。但是在最后总能找到连接点。 时间:57:00】
描述:大女儿的不安问题:出逃会不会带我。母亲坚定,肯定的要死也要三个一起。那段出逃经历:身无分文带着两个幼崽出逃、靠朋友接济、穷困潦倒时靠赌博搏一搏、娃娃无书可读、关于丈夫找到自己的信息四处乱窜、不安、穷困、忙碌一直陪伴自己多年。直到多年前他自杀。
感受:强烈的不安、压抑
【功能:问题的直面揭露 让人压抑。 吐槽:画面使用极具氛围感,值得好好学习。每个画面的使用都很考究。】
描述:独白 :希望这段阴暗过往带来的影响,可以在今天消解掉。谈话:争执母女两觉得对方都讨厌自己、女儿先迈出一步对难以启齿的过往提问、展开母女两人对当时的争论、并提出了女儿最关心的问题,母子之间的关系疏远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女儿提出渴望能和母亲的关系变得缓和。
(真的是很有勇气的人呐)
感受:强烈的撕扯感、震惊、对她父亲的唾弃、对她渴望亲情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动容。
【功能:转折点 吐槽:这一段母女之间感情对谈,使用的画面技巧也真是绝绝子。每个画面都有自己的意义.好细腻。值得学习。时间:01:12:52】
描述:回到乡下时平凡且安静和谐的相处、转场:过去的事情都被淘汰了。没有什么好怀念过去的。二女儿出嫁时欢乐开心的时光、头两个孙女出生时和他们相处的愉快。
提问:如果你有选择还会结婚吗?
会生小孩吗? 后悔生下我们吗?(也是对亲情极度渴望三连问)
感觉:轻松 快乐 回忆状态 以及 感受到女儿深深的不安和那个受伤的心灵对亲情的渴望。
【功能:答案 结果的铺垫 吐槽:疑问为什么在深刨之前母女间存留的重大问题,之后,要给出过去的那些快乐时光。还有,回到乡下时那段快乐时光。仅仅是为了最后的提问做的铺垫吗?让大家了解,母亲还是有温柔、跟孩子关系融洽的一面呢?】
描述:母亲出门会买女儿喜欢的菜并且坐下一起吃饭
感觉:母子之间的关系真的缓和下来了
【功能:结果 吐槽:无功能的行为画面留白真的好好。怎么判断这里需要留白给观众思考的。】
描述:三代之间的有爱互动,女儿一直在鼓励孙女和母亲都往前迈出一步。
感觉:爱真的需要勇气,好像终于明白这句歌词的含义了。女儿真的是充满了勇气,勇敢修复爱的伤痕,找到爱。
【功能:结果 哇这个故事讲的真好。太绝了 】
#柏林电影节# 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跟父母同龄的华人同志的故事。此片是为了完成导演的精神治愈,消弭她与同性恋母亲的隔阂,随着故事的讲述,母亲那张平淡到麻木的面孔下隐藏的多重、复杂的身份被一点点揭露,惊人的家庭创伤也被揭开,感觉很震撼。
在BIFF基金和台北文化局的支持下,这位非电影专业出身的生活纪录者得以建立一个小而精的团队,包括监制侯孝贤、配乐林强以及一位很好的纪录片导演剪辑师等,从而有了这次私密和坦诚的分享,观赏性又高于home video。在近20年的素材里,导演与同志母亲从疏离到信任,她们也分别与自己的不堪过往和解。
⒈台湾选这部同性题材纪录片去申报奥斯卡,获奖几率渺茫但挺有意义;⒉看片前曾误以为内容是出柜的女儿和父母之间的对话,看片时还挺惊讶:原来是妈妈喜欢女生呀!不过较真地计较下片名:母女之间难得掏心掏肺的对话应该不算是日常的对话;⒊外孙女真是可爱,「阿嬷爱不爱我?」那段反复看了几遍;……
把秘密说出来,那里藏着很多爱。
以为要讲女同,实际指向是男权和男性之恶,外婆妈妈都被家暴,导演被父亲性侵,自己的老公也缺席了原因不明。舅舅和姨妈对妈妈性取向的态度耐人寻味,中国家庭总是习惯台面下随便搞台面上憋着什么都不说。铁T妈妈家里家外反差好大,我都要嫉妒拉拉了,她们掰弯直女太容易,基佬掰直男就难得多。
那些曾經的過往,不會是骯髒的,那些人生的磨難,不會是不堪的,那些,是可以晾曬在陽光下的。從從不溫柔的現實裡,撈出來一絲理想主義的溫情。女兒鏡頭下,T媽媽的人生是這樣的。女兒自己的人生也是如此,從牽亡人,到二十歲時遇見那群老師們,再到成為紀錄片導演和社運參與者。善良真的可以傳遞⋯
两周前认识惠侦与婉玉,后来在台北巧遇一起聚餐,小世界多么温暖,谢谢你们。 从伤痕中生长出来的平常生命,用爱和理解勇敢面对成长的痛苦与灾难,推荐给所有对原生家庭心有戚戚的朋友们,期待有一天在中国看到影片。谢谢你们的鼓励,期待未来,保持谦虚,爱,真诚,勇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比较对象是华语纪录片,它还是相当别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风流的老阿嫲。话题从不被认同的LES转向了女性与母亲的苦难角色,重返故地,但如果跟河濑直美那种来自于家庭录影的探索相比,《日常对话》的搬演摆拍还是有点局促——认真来上一场又一场敞开心扉的对话,似乎不应该只是这样子啊。
导演对自己女儿温温柔柔讲话的样子特别好
同性只是话题,家庭关系、与苦难和解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主题。看着导演的样子,你会觉得温柔除了品质,也许更是一种天分。否则一个早辍、备受重创的乡野女孩要怎么消解那么多的阴暗面,成为如此柔和文雅的一个人。铁T老妈反倒让我看到一种生命力,命如草芥的女人们,在如此见缝插针的活着啊。
这不仅是一次对个人家庭史的回顾,更是一场与同志母亲跨越代际的和解。横亘在至亲之人之间的心结与僵局,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黄惠侦用一部私密细腻的纪录片《日常对话》,与母亲做一次“了结“。用柔和的方式,审视特殊年代和语境中的同志生存状况,还原作为个体的同志对爱与生活的渴望。
3.5 作为处女作,它很诚恳,也有很多女性生活细节的体现,是最大的成功之处;而相对于讲述一个les妈妈的的故事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它更多是关于母女关系的修复,LGBT主题多少只是很小的表面一部分吧。电影本身可以组织和剪辑得更好一些
关于我妈妈的一切,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但不剥开难以和过去和解,难以敞开心扉继续一起生活,通了,明了了,一切就释怀了,不让沉默变成隔膜,不让伤害继续在心底潜藏。
特别羡慕台湾的是能把这样电影拍出来上院线的环境
20170417 雖然看得出母女的將來生活不會有什麼改變,但那句「我不怪你」「這次我想帶我媽媽從以前的房間走出來」對兩人來講都是最大的救贖。兩個世代的對話,溫柔堅強及勇氣。
這屆金馬很驚豔的一部片! 我應該會用溫柔堅強來形容它吧。導演女兒與同志母親的生命故事。看起來很樸素,但其實片子張力十足,破碎疏離的母女關係。鼓起勇氣尋求再溝通與對話的可能,面對才有治癒的開始。梳理家庭情感之餘,同時也是兼具社會觀察的電影
很好的生活流电影。在女儿面前她总是面无表情、木讷少语,完全无法想象和女友形容的甜言蜜语、知情识趣是同一人。那种介于熟悉和陌生之间的磕磕碰碰,是近现代中国家庭对性取向欲说还休的厚重缩影。保持日常对话吧,也许有一天它会石破天惊,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我爱你”...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 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
声口和视角的不对应有时让我有点晕,不过还是哭得稀里哗啦。好像在台湾宣布民法违宪的第二天看意义非常。不过最让我喜欢的是竟然有一段在讨论母亲的情欲爱恋,而不仅仅是身份认同。几处追问跟得太棒,言语和画面的矛盾呈现了更多丰富信息。PS,被家暴的羞耻感甚至高于同性恋身份。
一直压抑了80分钟的眼泪在最后一个“我爱你”的回答爆发了。纪录片其实不意味着粗劣和观赏性的丧失,这就是一部投资很小但艺术性和人文性兼具的好纪录片。透过片子看到台湾的温良,和他们对于时代的勇敢。巧妙的剪辑和精良的画面以及音响,让我觉得即使不是这样的主题,它也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