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2017

不全的全家福了。

周末看了《东方快车谋杀案》，说实话，有点失望。

虽然故事主线尊重原著，但包厢分配和人物性格上都与原著略有差别。

首先，在包厢分配问题上，结合原著中所有人物的证词，能轻松还原“凶手”的运动轨迹；其次，原著中经典的一审，二查，三诈，在电影里也生生地合并成几幕片段；最后，人物性格可以与原著不符，但是在揭秘前后的人物反差，让我着实失望了一把。

如果不是看过原著，我应该是看不懂这部电影的。

这个故事开始于伊斯坦布尔开往伦敦的东方快车上。接下来你需要牢记这段话：

“这伙人很有趣，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年龄。这些互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他们睡、吃在同一个车顶下，他们彼此都不能离开。而三天一过，他们又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因为它会贯穿至尾。

无论原著还是影片中，出场人物许多。我将按小说中的包厢分配，结合电影角色梳理人物关系简谱。

一号（头等包厢）

波洛先生，比利时人，著名侦探。

本打算在伊斯坦布尔逗留三天的波洛，因故提前出现在这辆快车上。

琳达·阿登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原著中波洛因订不到铺位，第一晚在“没赶上车的”的七号铺度过，和六号铺的麦克昆同屋。第二晚在朋友布克先生的强烈要求下，搬到了一号包厢。

原著中的波洛，不同于福尔摩斯，他更像是狼人杀里的预言家。在小说的开头，他在托凯琳旅馆收到的电报，就点出了他的身份，“你在凯斯纳案中预言的发展线索意外出现请即回。”

原著中还有无数个论据，证实他的预言并非凭空想象。

在两个无法确定身份的人中，他会根据二人的行为展开联想，想象他们的身份嫁接，排除掉不可能的，剩下的就是可能。

原著中，他把一审、二查中获得的细枝末节在大脑里飞速串联，制造一条无懈可击的事故链。

而电影中，除了俊俏的胡子和完美的平衡主义外，波洛的行动和语言上已经偏离了原著，比如影片开场高调的案件剖析，和东方快车的车顶漫步，有点出戏。

二号（头等包厢）

雷切特，死者。

雷切特被发现在包厢内遇刺身亡，身中12刀。这个数字就是接下来审判的开始。

雷切特，原名凯塞梯（小说中叫法）。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主谋，绑架、谋杀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女儿黛西。他的所作所为是一切悲剧的开始。他瓦解了一个家庭，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原著中形容他是“关在人的躯体里的野兽。”

他有一副慈善家的和蔼外表，但眉宇间露出一种奇怪的恶意，而且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反常的紧张神情。

电影中我就认识这一位扮演者，德普大叔。这小鹿般的眼神，吓死喵了……

三号（头等包厢）

哈伯德太太，美国人。

原著中的哈伯德太太，行李简单，穿着朴素，话唠，总是把“因为我的女儿说了”“我的女儿要是知道我受了这样的委屈”挂在嘴边。

她住在雷切特的隔壁。原著中，她的表现为这场策划已久的谋杀增色不少。当波洛点出她的真实身份，美国著名悲剧演员琳达·阿登、死去黛西的外婆时，她敛去所有演技，声音也由以往的尖锐变得柔和而深沉。

但是在影片的最后审判中，为了把哈伯德太太和琳达·阿登分离，她做出一系列动作，她用左手脱下假发和礼帽，接着再用手拨弄她深棕色的头发……

但哈伯德太太的扮演者实在太美太有气质了，电影中的反差，反倒不如原著中读来的强烈。

四、五号（二等包厢）

四号马斯特曼，雷切特的英国仆人，原是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勤务兵。

五号安东尼奥，美籍意大利人。原著中是福特汽车一名小小的销售人员，电影中小有成就，经营一家汽车连锁公司，原是阿姆斯特朗家庭的司机。

二人同住一个包厢，也成为对方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原著中对安东尼奥的描写不是很多，能对上号实属不易。

六、七号（二等包厢）

六号麦克昆，美国人，雷切特的秘书兼翻译官。

七号哈里斯，美国人，一个不存在的人。

在原著中，为方便行事，故意制造的满员假象，却被波洛的临时决定打破。

八、九号（二等包厢）

八号施密德，德国人，十四号公爵夫人的仆人，本是阿姆斯特朗家庭的厨师。

九号是空铺。

原著中波洛在选择铺位时，之所以没有选择九号，就是因为与女性同住恐有不便。

十、十一号（二等包厢）

十号奥尔逊太太，瑞典人，电影中的身份是传教士。

原著中是阿姆斯特丹家庭的护士，也照顾黛西的日常，影片中介绍为家庭管家。

十一号玛丽·贝德汉，英国人，原是黛西·阿姆斯特丹的家庭教师，原著中波洛眼中的睿智女性。

她搁置爱情，只为复仇而出现，理智的策划这一切。

十二号（头等包厢）

安德烈伯爵夫人，匈牙利人，死去黛西的小姨。

原著中她穿着紧身短小的黑色上装和裙子，戴着一顶时髦的小小黑色无边帽。她还有一张美丽的、看上去象外国人的脸蛋，灰白色的皮肤，褐色的大眼睛，乌亮发黑的头发。波洛形容她，“委实讨人喜欢，很漂亮。”

原著中，在波洛揭露护照上油迹所掩盖的真相时，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声音变了，温柔小意变得清楚锋利。

但是在影片中，美貌过后，就只剩下满屏的尴尬了。

十三号（头等包厢）

安德烈伯爵，匈牙利人，拥有外交护照，爱妻护妻，暴怒体质。演员很帅，就是演技很怪。

十四号（头等包厢）

公爵夫人，俄国人，有钱，有社会地位。她是黛西的母亲——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教母。

原著中布克先生形容她“丑得简直叫人恶心，可她还要使自己引人注目。”

十五号（头等包厢）

原著中的阿巴斯诺上校，是阿姆斯特朗上校的朋友。在影片中是一位黑人医生，与玛丽·贝德汉相爱，却被这场复仇，止步于婚姻殿堂之外。

她在等，他也在等。

十六号（头等包厢）

哈特曼，美国人。

原著里是打字机带的推销员，因为公司报销，所以出行都订头等包厢。后来承认自己其实是位侦探，受雇主雷切特委托，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在影片中则由推销员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教授，赶去参加一场会议。后因为口语发音问题，被波洛拆穿，才承认自己是一名侦探。

波洛在书中推测，他曾经与法国姑娘恋爱过，才会加入到此次审判当中，这位法国姑娘将在下面介绍。

局外人？局中人？

米歇尔，该节车厢的列车员，法国人。

原著中是在阿姆斯特朗案件审理中，蒙冤自杀的仆人，法国姑娘的父亲，影片中改为弟弟。

以上就是人物简谱，欢迎大家留言补充。

PS：为什么雷切特被戳了12刀？

原著中阿巴斯诺特上校说过，“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雷切特逃过了美国的裁决，却逃不过十三个人的审判。”

他们这样一伙不寻常的人，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东方快车。表面上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竟能为对方提供不在场证明。看似偶然，却又极其不合乎情理。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波洛说，“你们所有人，都有嫌疑。但是，凶手是十三个人，而不是十二个人，这么多人中，只有一个是无罪的。这个人是谁呢？”

看过电影，我反倒更喜欢原著里的波洛，行事低调，屁事又多。

最后致敬阿婆——阿加莎·克里斯蒂，你的存在，让世界看到了另一种风格的侦探小说，理性之外的人性光芒。

“我把它看作一个完美的拼花艺术，各人都扮演他（或她）所分配到的角色。一切都安排的十分巧妙。任何可能受到怀疑的人，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人站出来替他作证。并把事情搅乱。”

------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

福尔摩斯和波洛，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让人熟知的两大侦探形象，他们聪明的头脑、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严密的推理逻辑让全世界的读者都崇拜至极，这也使得他们的故事一次次的被搬上大银幕。但有意思的是，福尔摩斯更为观众所熟知的，是他叼着烟斗的形象以及与华生、莫里亚蒂之间的爱恨情仇；而波洛让观众们记住的，却是他侦破的几个具体案子，其中最著名的，便要数《东方快车谋杀案》了。

按理说，同一个故事被反复讲述总会让人厌烦，但神奇的是，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最著名的代表作，《东方快车谋杀案》虽然被先后多次搬上荧幕，但每一次都能获得很高的评价。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有何种魅力，能够经受住时间以及全世界各种文化的考验和审视呢？

洛夫克拉夫特说过：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绪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便是对未知的恐惧。《东方快车谋杀案》就很好的利用了恐惧这一人类的本能。停滞列车的封闭车厢，一个被残忍杀害的商人，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凶手就在这车厢的12名乘客之中，温馨的车厢瞬间变成了黑暗中的古罗马竞技场，如果你身处其中，你害不害怕？

人类之所以能站在地球食物链的顶端，原因就在于人类会想办法克服自己的恐惧。被未知凶手的恐惧所吸引的观众自然会跟随我们聪明的大侦探波洛先生一起探寻真正的凶手。而这也是整个《东方快车谋杀案》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但每个人的证词又都可能是正确的，每当一个乘客说完自己的证词，观众都会随着线索去怀疑其他一个或几个人是凶手。

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我身后的两名女性观众就在不停的跟着剧情做出猜测，虽然在观影的时候说话不怎么道德，但这也反映了这部电影并没有因为大段台词而使第一次了解这个故事的观众产生厌恶，反而通过不断的制造悬念而牵引着他们去思索，这是本片的成功，更是这个故事本身的迷人之处。

而这部电影更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对人性的探讨。一般的案件中，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会在情感上自然的偏向受害者一方，况且这名受害者还遭受了残忍无比的杀害，做下此事的凶手必是丧心病狂。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的情感认知却在不断的发生偏转，受害者才是十恶不赦的人，而每一个凶手却是让我们同情的人。这起案件到此时已经不是正义与邪恶的问题，而是对人性的探讨。

影片中两个关于凶手们的画面让我十分震撼：一个是准备行凶的众人坐在一起看着阿姆斯特朗一家留下的录影的场景、一个是众人行凶之时每个人的神态。本片在这两处特意使用了黑白画面，并配上舒缓的钢琴曲，将无奈、痛苦、悔恨、愤怒等诸多情感在众人脸上表现出来，也不断的敲击着观众的道德观念，这十二个行凶的人才是受害者，但他们又确确实实违背了法律，如果你是波洛，你会怎么做？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可能有中间地带。这是波洛在影片开头就阐明的自己坚守的原则，然而这个脸打的实在是太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切理想化终将破碎，他在怒斥凶手们时自己却眼含热泪，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十二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而是十二个破碎哀鸣的灵魂。

十二个人都参与了谋杀，但没法证明谁捅下的那一刀才是真正将受害人至于死地，每个人都是凶手，每个人却又都是受害人，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当一个小女孩的生命消逝的时候，无数人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当想通了来龙去脉的波洛走向他们时，片中呈现的是“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每一个坐着的灵魂都在经受着自我道德的折磨，也都在不安的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平静的坐在最中间，两边是十二个表情各异的门徒；而在这里，只有十二个做下错事的可怜灵魂。既然上帝不在，那我就代替上帝行使他的权利。波洛谴责了他们每一个人，但也宽恕了他们每一个人，毕竟，他们还有赎回自己灵魂的机会。

东方快车继续上路了，它载着这十二个可怜的人向冰天雪地中继续前行，他们的灵魂会得到救赎吗？我们不知道，波洛也不知道。但我们和波洛都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对和错有时候不会那么明显，再有原则的人再面对群体性犯罪时也会感觉到无奈与无力，“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值得为之奋斗”，你只能相信后半句。

最后再来说点剧情之外的，本片的构图和美术画面没得挑，长镜头的运用与俯拍也恰到好处。而且因为导演肯尼思·布拉纳的个人经历，整部电影偏舞台化、戏剧化，这使得每一个演员都能够淋漓尽致的发挥自己，但同时也使得这部电影在逻辑细节、剧情推进等方面表现欠佳。

肯尼思·布拉纳饰演的波洛算是影史上最不像波洛的“波洛”了，虽然他那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很迷人，但在塑造波洛这个大侦探的人物形象方面，比他的前辈们还是有所差距的，以至于在看本片时，我满脑子里都在想念大卫苏切特饰演的大侦探波洛。

在本片的结尾，对大侦探波洛系列稍有熟悉的观众都能看出来，线索指向了波洛系列的另一个著名案件《尼罗河上的惨案》，虽然这种改动脱离了原著，但却让人很期待下一部作品的出现，但愿不会太让我们失望。

吐槽完智商明显下线的情侣观众，还是来认真的聊聊电影本身。阿婆的原著自不必说，这已经是《东快》改编的第三版电影，有吕美特1974年版珠玉在前，这部《东快》真的是有点对不起原著在推理文学史上的地位。 核心问题在于两点，整部电影能够明显感到导演兼主演试图突出塑造波洛的侦探形象，可惜用力太过，整部戏为了大幅增加波洛的戏份，削弱了大多数配角的角色塑造，可是讲道理，《东快》的精髓，却恰恰在于群戏的众生相，如果太过着重波洛，为什么不拍阿婆以波洛为主角的其他32部小说，真是白瞎了这华丽到闪瞎眼的卡司，这是其一。 其二，就算真想着力塑造波洛，起码也得尊重阿婆的原著。阿婆笔下的波洛，是心证推理的代表，他不屑于对物证蛛丝马迹的演绎，而是着重对犯罪动机和人性丑恶的深度剖析。他不屑于做花大力气追逐线索的跑腿侦探，而是当安静坐下来运转小小的灰色脑细胞的安乐椅神探。他性格中并没有反人类的因子，而是接人待物礼貌到甚至令你哭笑不得。可这部电影里的波洛，物证推理演绎法精准，追踪撬门搏斗样样精通，对智商不在线的配角们烦躁暴虐，说实话，你把他嘴唇上那两撇胡子去掉，我一定以为这部电影的主角叫做夏洛克福尔摩斯。 当然，这部电影还是有其出彩的地方，在高潮段落，那幕“最后的晚餐”真是惊煞众人，虽然那时本应最出彩的群戏苍白无力，但是镜头感和演员布局足以一帧帧的截下来细细品味。这幕设置，完全是导演作为资深莎士比亚戏剧大师的功力体现，戏剧舞台的视觉张力和艺术价值完美融合在了电影镜头之中。这一个镜头，就足以秒杀绝大多数同期上映的商业大片。 遗憾的是，全片最精彩的，还是故事本身。可那是属于阿婆原著的荣耀，却不是导演和电影本身的辉煌。高潮时的那一个镜头，是导演的功力和野心，但是他可能忘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是推理女王，却不是莎翁…… Sai 2017.11.11 PS：昨天深夜看完电影，有感而发，在出租车上随手敲下了一些闲言碎语，就当做影评发在了豆瓣上。不知道豆瓣影评是什么机制，莫名其妙的这篇影评就到了影评豆瓣页面的长评首页。有朋友看了这篇影评之后给我发来了豆邮，指出我的影评最后一句或者说是影评标题有轻视阿婆或莎翁的意思。所以这里想多聊两句。 就我个人而言，阿婆和莎翁都是我心水已久的作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两人都是足以名传千古的天才大师。但你不能因为两人都是作家，就把他们放在一起比个孰优孰劣，就像你不能因为梅西和詹姆斯都是球员，就非要为他们的球技分出高下。 在写这个标题时，我真正的意图只是想针对导演拍摄这部《东快》的方式。莎翁很伟大没错，但导演不能因为是莎翁戏剧大师就用表现莎翁的那一套来表现阿婆。就像我很难想象，有一天《罗密欧与朱丽叶》翻拍成《伯尔特谋杀案》，那会是什么酸爽的滋味~所以我才说，阿婆是推理女王，却不是莎翁...... 以上~ PSS：这几天看到了太多人说原著党怎么怎么挑剔找茬乱喷，有些话不吐不快，如果这是部原创电影或独立电影，那么也许确实是一部还不错的文艺片（注意是文艺片，因为如果作为悬疑片来说，即使是原创作品也是不及格的），但是身为原著党的我只想说，既然你不是原创电影而是改编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典原著，那么一句话，任何抛开原著的原著改编作品都是耍流氓！就这样。

注：以2010电视剧版做对比，来讲“改编”这件事，而非与原著文字对比。不要误会。

波罗不喜欢长领带，非常懂礼仪和分寸，没有蓝眼睛和夸张的胡子，完全不会生硬地模仿比利时法语口气，称呼素未谋面的对方一定是monsieur、madmoiselle，爱吃蛋糕，吃两个一模一样大小的水煮蛋但不会因此为难服务员，不运动也不爱运动，因此他没有好身手。电影将这些都改了，一切为了卖新人设，我无法指责这些，对这些改编都能容忍。甚至在开头，波罗在伊斯坦布尔处理军官案，原本对波罗的内心影响很大，片子为了幽默和戏剧性改了，这也ok。

但是，仍有两个大的改变，一个我持质疑态度，一个则强烈反对。

我持质疑的一点是，影片甚至对阿婆原著叙述方式有改变。以较符合原著的电视剧版为例，电视剧会始终以波罗的视角讲述，辅以少量受害人视角讲述，这样的好处是，观众能跟着侦探的视角一起抽丝剥茧，而高潮就是波罗把大家聚在一起讲述案件，完成案件完整拼图。这部新版电影的镜头明显成了上帝视角，变成了波罗和戏精们的表演秀。我质疑的点就在，它明显降低了侦探故事带给观众的解谜的快感，并且也未能把波罗的心思缜密、睿智和对人性的洞察表现出来。

比如人们刚刚上火车后，电影对一系列人物的出场的刻画非常普通。人物的性格并不分明。案件似乎不再是电影的重点。案件现场缺乏细节，甚至关于那颗扣子，新版也做出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改变，它成为菲弗手中的道具。嫌疑人手握证据？创作者似乎对“证据”的严谨性颇不尊重，也颇不专业。

我持反对的另一点，我将痛陈其改编之罪。

新版为了“政治正确”，改变了两个重点内容。当然，加入一名黑人角色维持种族平衡这不算什么大事。新版删掉了波罗在伊斯坦布尔的见闻，一个女人怀了别人的孩子，被丈夫和邻居用石头砸死。这可能涉及矮化土耳其，挑起土欧的争端。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另一个重点内容则是关于宗教的情节，天主耶稣是这部电影深度所立得住的唯一语境。这一块寄托了电视剧版及阿婆原著大量的智性思考，以及故事的内涵。虽然这个故事很狗血，它的经典也在于它的深度。在关于天主教的情节背后，我们能看到波罗如何抓住人的心理，捋出案件真相，也能深刻理解人物的立场和动机，甚至还承载着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来看两段大卫-苏切特版电视剧情节。

第一段是交叉讲述的波罗和卡塞蒂睡前祷告——

波罗：感谢你让我成为天主教徒。

被杀者卡塞蒂：请原谅我，为我今天犯下的罪行

波罗：若我有做什么善事，请您接受。

被杀者卡塞蒂：在我休息的时候请照顾好我，让我远离危险。

第二段是奥尔松女士接受波罗盘问——

奥尔松女士：我为天主教徒祈祷，他们都错了不是吗？天主教的赎罪和宽恕是错的。不是吗，波罗？

波罗：有什么是上帝不能原谅的吗？

奥尔松女士：是的。

波罗：例如你违反了他的律法？

奥尔松女士：是的。

波罗明白了什么，试探问：对孩子施暴？

奥尔松：对孩子施暴！这个死去的人，或许是因为上帝昨晚到这辆车上来了，决定不原谅他。

波罗：你一直这么虔诚吗？

奥尔松：我看见了耶稣，他保护我就像我保护孩子们一样，遇见他是五年前。五年来我与他同在。

通过这两段，虽然未提及任何一个关于黛西-阿姆斯特朗的信息。但波罗基本明白奥尔松女士与黛西有很深的关系，她偏执而易怒，具备杀人动机。而新版电影的台词可谓不讲究到了极点，诸君大可去影院比对。

再看一个电视剧的例子，发生在劳模姐饰演的德贝厄姆小姐（即新版的玛丽-德本汉）和波罗之间的对话：

德贝厄姆：您为什么还没来问我？

波罗：德小姐，你和阿不思诺特上校是在装作不认识吗？你们在伊斯坦布尔时看起来很亲密。（在伊斯坦布尔，波罗注意到德小姐对上校说，“等结束后吧。”）你们在等什么结束？”

德贝厄姆小姐：我无权说出来。

注意德小姐在这里用了liberty这个词，非常严肃，非常正式。她不想撒谎，但她也不想回答。波罗听到就会明白，这其中必定有沉重而黑暗的谋划和隐情。再对比新版的德小姐和波罗三段对话，可谓肤浅至极了。

台词的苍白导致电影对案件细节缺乏交代，观众没有了动脑的动力。甚至，人物之间的系带张力不足，词语间的你来我往少了讲究，更加减淡了案件的戏剧性。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个爆米花电影，不需要让观众太累。我想反驳，这种苍白背后，更有着创作者无意间透露出的对文明和法律的蔑视。

我们来看电视剧版里波罗对犯人们的教育，可以说这是我最期待在新版电影看到的一幕，然而我失望了。

波罗：你们这些人，什么可笑的陪审团，什么可笑的正义。你们无权自己进行审判。

犯人们：“波罗先生，她才五岁啊。”“我们都是文明开化的人。而那个恶魔太过分了。我们需要伸张正义。但法律让我们失望了。”

波罗：你们这些行为，和街上的野人有什么区别？陪审团和执法者居然是自己任命的。简直是蛮荒之举。法律的秩序一定要被高高举起，如果它堕落了，应该将它推向更高的高度。如果法律被破坏了。所有社会，所有文明人都会失去庇护。

犯人们：有高于法律的正义，先生。

波罗：那就让上帝来处理，而非你。

犯人们：但如果他没有呢？他为坏人设立了地狱，又让牧师以他之名行事，原谅那些不应被原谅的人？耶稣说过，让无罪的人投出第一块石子吧。

是的。波罗回复。

犯人们：我们曾经就是无罪的呀，我曾经无罪，先生。

电视剧借这一段探讨了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并上升到人类文明的探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国内时常发生的事。当一件罪案发生后，国人最常见的行为就是试图绑架律法，自己的人犯了罪就会去找人情钻空子。陌生人犯了罪，他们对判决有意见，“我好同情他，该从轻发落。”“他罪大恶极，这判决太轻了。”“恨死他了，该执行死刑。”之前虐待儿童事件发生后，有多少文明人士撕下文明的华服，以他们自己有孩子能靠同理心体会的名义，想要“砸”死当事人。当一个人对少数群体心存偏见，说出一些歧视之言，又有多少人对其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食其肉啃其骨。我们有问过自己：我是判官吗？我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吗？我尊重法律吗？

藐视法律的背后，则是这些人对执法程序的忽视不见。他们不懂得监督权力，没有健全的政治观。他们甚至畏惧权力，对权力的恶忽视不见，妄图在不健全的法治社会靠“乌合之众”的力量来伸张“所谓正义”。

因此，波罗那句话至关重要，是现代文明及民主社会的精髓。新版电影，尽管也有几句并未有存在感的台词，但显然将重点倒向了“所谓正义”的一边（结尾波罗走过众人）。我们为何不想想，正义是一个多么模糊、无法定义的东西，每个人心中的“正义”皆不同，有时“正义”背后恰是谎言、伪装和罪恶。倘若所有人都觉得“正义”在自己这一边，那么我们要法律干什么？文明社会将何去何从呢？没有良知的新版结尾那些波罗的话有多可笑！

在电视剧版里，波罗并非如此轻易地原谅了这些犯人。他将犯人锁在一个车厢里，用锁门来测试他们的善良，激动的上校差点拔出枪来杀掉波罗。德小姐马上劝住了他，她说道，“如果我们杀了他，我们就成了只是为了保护自己野兽。为了杀卡塞蒂，我们的内心已经受到煎熬，现在杀死无辜的人，难道更不合理吗？”波罗也明白，这群文明人依旧尚有良知存在。

通过这两个版本的对比，让我怀疑商业资本对电影语言的毒害。它让这些商业片的镜头语言变得肤浅。新版电影虽然镜头和特效看起来高级，但显然深度上不及电视剧的十分之一。电视剧里有耐人寻味的表演，靠镜头近景和特写完成了完美的体现，线索写在脸上，需要观众去捕捉，耐嚼耐品味。

反观我经历过的矛盾的事，有人总是在鄙视一些电影，如《托尼-厄德曼》《相爱相亲》镜头有多廉价和问题。然而却又对范霍文《她》这样缺乏深度的酷炫电影过分推崇。（我未反对抑或否认《她》的艺术性。）这真的OK吗？对于创作者而言，电影这门艺术，未来是否会有更加深度的可能？

我们再回到刚提及的，新版电影去掉的那个伊斯坦布尔女人。外遇怀孕的她，在波罗、德小姐、上校以及众多围观中被石头打死，并没有人能够解救她。如果没有法律庇护，我们谁都有可能成为被砸死的女人。

在电视剧故事最后，劳模姐饰演的德小姐问波罗，“她知道文化规则是什么，那么她就知道违反意味着什么。卡塞蒂也是这样。”波罗反问，“你们不也是吗？”德小姐回复，“当你被正义拒绝，你会感到自己不完整（incomplete），就像上帝将你抛弃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我问过上帝，我们该怎么做。上帝说，做该做的事。我以为做了，就会感到完整。”波罗反问，“And are you？”德小姐回复，“可是我做的是错的。”

好一句“可是我做的是错的。”她并未屈服于波罗，她的确内心完整了，可是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她的这句话，必定也在波罗的内心产生了回响。我想，新版导演根本认识不到这一层。

纵然老故事里，波罗走到哪儿哪儿就有案件，但案件都是不可预料和后发的。而新版电影，为了建立系列的商业化开发概念，把杀人变成了一件可以戏谑调侃的彩蛋：尼罗河有了杀人案，你是大侦探波罗吗？

有人会反问，不就是个娱乐化的电影，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不，这不是上纲上线。殊不知一些严肃的事情，法律、道德、良知的底线都是不可逾越规矩。法律只要有一次法外留情，那么它必然就会丢失权威性。关于尊重生命，哪怕戏谑一点点，换来的都是世间某个个体生命轨迹的改变。一百部艺术电影似乎也弥补不了一部这样的商业片给观众意识里种下的观念。

老波罗在和南斯拉夫警察做好交接后，背对着杀人犯们走去，手中捏着十字架，眼含热泪，他的内心沉重而矛盾。我想问，新版的导演，你对得起他吗？

实在太恶心了，德普明明是个配角，全剧几乎没几分钟角色，海报反而画正中间，圈钱之心昭然若揭。我说你拿帅哥圈钱我没意见，学学人家陆川导演，抱紧张震同志大腿，镜头不要挪开一秒好吗？德普的镜头数量都值不回票价。

再者，拜托，虽然福尔摩斯确实吸引人，但不代表波洛没有自己的性格啊。波洛哪会去爬上爬下，还找墙上的缝隙，人家就是坐在沙发上动动脑子的神人，拍不出这种神感就别拍，没有这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何必呢？

说说镜头，吹什么最后的晚餐，几个远景的cgi特效，我以为自己在玩刺客信条，中端画质的那种，吐了，廉价感爆棚。

剧情，无力吐槽，波洛的心理推理呢？逻辑都快连不上了，怎么想到的呢？

最后还勾一个尼罗河的惨案，我说拜托你心里有点b数，拍成什么烂样子了，还想着圈钱下一部呢？

这种伪文艺青年，还以为自己对阿加莎有独到理解，我感觉他脑海里面除了所有人line up的场景一片纯白，求求你票房扑街，别再秀了。

从理性的角度讲我想丢出两颗星并肆意吐槽，但从个人喜好来说，我还是看得蛮开心的。这一切只是因为我的影品很差，而且并没有和原著、老版电影做任何对比。 去影院的公交车上恰好播放着以色列文化周的宣传广告，耶路撒冷、哭墙、死海，犹太大厨为你展示着琳琅满目的美食，相似的镜头很快在电影开头重现了一遍，让人觉得今天的经历也被某个人生导演安排好了一样。既然是东方快车，自然要从遍地流淌着乳和蜜的东方讲起，算是开篇点题。一个牧师、一个拉比和一个阿訇，他们站在墙边，如同权力的游戏里瓦里斯的比喻：a King,a priest, and a rich man，他们都想在墙上投下权力的影子。不过导演并不是要甩给你一个宗教谜题或政治隐喻，而是为了给波洛一个足够睿智的开场，手杖早已插在逃跑的路线上，守在南门的警察他拿着手枪，气急败坏的逃犯欲往城南望城北，一头撞倒，把案子破得像演唱会一般。 影片其他部分的观感也同哭墙上的手杖一样，显示出一种刻意的又希望让你看出来的安排，考虑到波洛的演员正是电影的导演，那么也可以说手杖正是导演本人插上去的，正是导演本人小心翼翼地去测量那两个完美的鸡蛋，努力告诉你，看啊！我在塑造一个精细如福尔摩斯、原则如美国队长的大侦探形象！片中有个黑人医生，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么巧就有国际知名的黑人医生了，还和白人女家庭教师擦出爱的火花，显然是按今天意识形态硬加进去的角色，后面居然又说他曾是个狙击手！天！黑人狙击手受恩公栽培，转行成为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为恩公复仇，这个故事未免太传奇以至于给原本要讲的故事带来了强烈的不和谐感。实际上，整部电影的内容都充斥着现代意识形态与九十年前历史背景微妙偏差，除了这个黑人，还有斯大林。电影大概两次或以上地提到了斯大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著里的描写，或者这和二战前夜的故事背景有什么关系，或者因为故事里有个罗曼诺夫王朝的公主？但片中只是提到了人名，什么也没说，黑人与斯大林，政治正确与普世价值的痕迹宛然，有种欲言又止的尴尬与生硬。 因为影片中充斥着精心安排的痕迹，所以尽管演员们努力地讲故事，但人物反而显得分外单薄。黑人医生不说了，太过传奇的人设注定表现不完整，演员的选角也是一样，看海报我还以为德普是侦探（骗钱！），但他演的其实是半场扑街的雷切特。德普一直以来都饰演那种亦正亦邪的人物，或许演一个有着罪恶过去的伪商人倒也合适，但是德普的邪从来不是绑架撕票幼女这种让人咬牙切齿的恶，他的正倒是有着大是大非分明的英雄气，从他很早的《忠奸人》这种片子就是如此，因此看似符合人设的选角背后，总是处处的碍手碍脚。如果让德普扮演侦探，倒是可以展示出导演重写故事的野心，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与此相反，让佩内洛普科鲁兹扮演一个唯唯诺诺吃斋信教的中年妇女，简直是一种恶趣味的哗众取宠，我相信女神的演技足以让她胜任任何角色，但是这个版本的叙事中，每个人物的戏份都是浅尝辄止，尽管她依然演得非常完美，而且她依然长得非常完美。 结尾处的“最后的晚餐”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当然，镜头一出，所有观众都窃窃私语，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镜头，不是因为“最后的晚餐”有什么深刻含义，而是妙就妙在，导演拿了一个很牛逼的画面，还让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就像一个爱读历史的人去读李商隐的咏史诗，你可以看出那些完美镶嵌的典故，同时你还可以获得“我看出了这种典故”的会心的快感，而且此时只需要有最基本的美术知识。作为主题曲的《believer》也是如此——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pain。一切要表达的其实都已经摆上台面。 现代电影工业有着成熟的叙事模型、人设模型，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对于一个业务娴熟的导演来说，这一切大大提高了电影的下限。我很喜欢热门影评《这不是波洛啊，波洛又不是福尔摩斯！》//movie.douban.com/review/8915401/，文中认为原著的波洛人设荡然无存，这个版本的波洛而更像是梳着浓密鼻毛的福尔摩斯。我不能更赞同。一个天才又乖戾、吹毛求疵一身怪癖的中二英雄显然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而原来故事中的波洛，或许有些过时，甚至是人物过于丰满了。有一篇影评提到过《模仿游戏》中那个康伯巴奇塑造的图灵与真正图灵为人的区别，这很有意思，微中二的天才就是这样讨人喜欢，因此编剧们可以轻车熟路地去塑造一个个卷福、一个个谢耳朵，一个个注定会让人喜欢的套路人物，尽管这些人出现在生活中你一定想把他打死。从这个角度看，流水线式的电影制作已经有了下限保障，而影片的上限依然取决于艺术水准和导演的野心，因此在老片新拍中去追求上限无疑是很冒险的行为，本片有着一个足够精彩的原著故事，几乎不可能演砸，何必自寻烦恼呢？ 故事开始于耶路撒冷，而在“最后的晚餐“中走向尾声，正如我在开头所说，我之前没有看过原著和老版电影，因此对原著人设没有什么深刻理解，而且我是一个极为喜欢泡面片的没品的人。因此指出问题之外，单就影片来说反而有着非常开心的观影体验，我非常喜爱片中的大部分演员，全程带着脑残粉的傻乎乎的微笑。清晰的屏幕上有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海的风光，东欧白雪皑皑的山峦，从火车上的滚滚浓烟到乘客们的考究的服饰，加上那些微妙的选角和演员高超的水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欧洲与殖民地世界，每个镜头都让人看得很开心。或许导演的刻意安排有着种种的不合理，但是就观影体验来说这些安排也不是没有价值，这还是可以算一部很不错的商业片。最后的最后，导演又恶趣味地提示你还有一部小说叫《尼罗河上的惨案》，观众又在座位上窃窃私语，他那些露骨的刻意安排又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