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是聂鲁达书写了警察，还是人民书写了聂鲁达

不止两三位珠玉在前的大批评家们强调了聂鲁达的”幼稚“，论据是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另外就是强调电影里“没有什么政治，把聂鲁达换成一个摇滚明星也一样”云云。这只能再一次证明德里克对中国的“后革命氛围”的准确刻画。后革命的认识装置足以把所有大写的革命都给过滤在大脑之外，不仅可以用来改写中国历史，而且还保证脑袋里装了这种安全阀的人可以把一切“政治”与“政治”的对抗压抑进潜意识，表现为“政治”与“远离政治”的张力。

电影文本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第一层叙事是聂鲁达如何叙述警官，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警官被“抓捕”了，被叙事彻底改写了，他最后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警长的儿子”，一方面欣慰于自己被承认是故事里和聂鲁达一样的“主角”而非配角，含笑而去。另一面是“党”以及党所象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叙述聂鲁达。看起来，党员、人民和毕加索代表的国际左翼文化运动都只是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是聂鲁达和警官猫鼠游戏的观众，尽管是明显倾向聂鲁达一方的观众。聂鲁达写诗，传到他们手里，他们阅读，感动，聊以慰安自己。但其实，聂鲁达才是这对关系中被动的一方。这不仅是说，整个逃亡过程离不开党组织的谋划、安排乃至牺牲，也不仅是说，逃亡中聂鲁达一再受到人民的掩护（在妓院、在照相馆、在南部阿劳坎地区原住民的农场里），而是说，影片中，男妓、青年党员、中年女党员，以及国际左翼文化舞台上的毕加索，他们都对聂鲁达进行了“叙述”，就像聂鲁达对警察做的那样。聂鲁达在电影里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僭越为“主角”；一方面他确实有着强烈的这一自我戏剧化的冲动，他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追求逃亡过程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倾向随时被党的声音打断，不论是聚会上中年女党员对他特殊地位的揭露，还是保护他的明显有印第安血统的年轻党员说”你只是想要盛大的逃亡“，虽然他在当时都好像只是开个玩笑或沉默，但之后却都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和路线。

所以，警官最后的含笑而去，其实依然是一种”误认“，他以为得到了聂鲁达的承认，承认为”主角“，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主角“或主人公，也就是说，没有英雄（都是“hero”）；因为真正的“英雄”，是党和它团结的人民。让聂鲁达有力量的，不是他的诗本身，而是能静静地听他读诗的那“一万名工人”。而只是追逐着聂鲁达，想得到他的承认，当然也就不可能真的抓住他。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翻转，重要的是，请看这场追捕的“观众们”在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追捕聂鲁达》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

假如让王家卫来改编拍摄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大抵就会像这部《追捕聂鲁达》的模样，甚至觉得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在影片里的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极了梁朝伟。帕布罗·拉拉因在凭《神父俱乐部》在柏林获奖后，转向人物传记题材，在2016年一口气接连推出两部作品《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并先后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和威尼斯竞赛单元。两部作品都出其不意地获得好评，前者代表智利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者更为纳塔莉·波特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都是以著名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但这两部都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是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类型突变，为未来的人物传记题材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这部《追捕聂鲁达》跟2012年同样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的《智利说不》有着类似的混淆纪实/虚构感，只不过这里不再有历史档案资料或新闻片段的嵌入，而是将人物的真实细节和虚构情节融为一体，让观众难以分辨出其模糊的界线。

▲影片中警察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酷似梁朝伟

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一个黑色犯罪类型片的格局，讲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遭受政府迫害与通缉，然后走上逃亡之路的故事。影片在开场不多久就开始陷入犯罪追捕类型片的氛围，聂鲁达被告知政府通缉的消息，介绍警察主角出场，以及到聂鲁达家中搜捕。然而，不知不觉地这种悬疑紧张的气氛被一种魔幻迷离的诗意逐渐淡化了。

这个犯罪悬疑类型消解的关键在于用警察的画外音旁白进行叙事，让观众以为这是追捕者对逃亡者十拿九稳的猫鼠游戏。但事实上，警察每次抵达现场却扑了个空，更对聂鲁达故意留下的一本小说着迷，情不自禁陷入到诗人的虚构世界里。与此同时，在警察的视角叙事里，却不时浮现出聂鲁达的内心独白。追捕者以为自己是主角，在掌握追捕的主导权，却不知已成为逃亡者的配角。这种彻底颠倒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转换，令这场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浪漫化的细节和诗意十足的情节。譬如聂鲁达在妓院与变性妓女唱歌跳舞，在港口城市登船时遭到警察跟踪，这些统统使得故事看起来像是诗人笔下的一场虚构的经历。

▲各种风格化的手段令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

帕布罗·拉拉因偏好的逆光和滤镜、围绕人物旋转的摄影，以及在对话时的跳跃剪辑，之前已在《智利说不》和《神父俱乐部》里有所尝试，这次在作品里同样延续不变，体现出他对美学风格的统一与掌控力。这次更出彩地透过剪辑创造出行云流水的节奏感，令情节在警察和诗人两个人物之间悠闲徜徉，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亡命追捕，而更像是读者对作家的倾慕追寻。

在高潮雪山一幕，追捕者与逃亡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关系已消弭不见，警察对诗人从原本的仇视而逐渐变成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着迷；诗人原本对警察的不屑一顾，也变成像对待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般深情，并最终喊出了追捕者的名字，令其不再是配角。在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里，两者的关系竟然是互换可逆的，这种庄周梦蝶式的设计相当惊艳，再次提升了作品的诗意空间，并与主题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契合度。

先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初是为了学西语看的。真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足够诗意，适合反复听。

影片的看点很显然不在于情节，因为这是已发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聂鲁达成功逃到了法国。看点在于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不断去寻找聂鲁达名流史册，他的诗歌被人传唱的原因——这样一个参议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实际上远离人民，为利用这场逃亡留名青史，不惜让他的同志们冒险，而且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国家；这样一个浪子，抛弃妻女，寻花觅柳，但是女人们都渴望他的怀抱。

聂鲁达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人民作诗，鼓舞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

"¿Por qué lo hizo todo esto? Por su pueblo. El poeta les dio las palabras para que aquellos pueden contar su vida. Su vida dura. Y estas palabras les dieron sentido a sus sueños terribles. Por eso lo hizo. "

在追捕的过程中，警察也寻到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警察局长和妓女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尴尬。他就像历史之流里随便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值得被记忆，因此对于后世，他不曾存在，仿佛一个“虚构的配角”。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创造的历史的人民。

“Yo era de papel, y ahora soy de sangre”

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智利当代著名诗人。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 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和《诗歌总集》（1950）。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弗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伐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聂鲁达从小酷爱读书，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于是1920年10月，他决定此后只用笔名发表作品，这个笔名就是巴勃罗·聂鲁达。 　　

1923年8月，他的第一部诗集《黄昏》正式出版。第二年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之歌》问世，在这两部以爱情和大自然的风光为主题的诗集里，充满了孤独、悲伤的情调及对往事深情的回忆。文学创作上的热情和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他最终决定放弃在大学的学习，全力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在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1924年至1927年是一段极其艰苦的岁月。一方面由于放弃了大学的学习，父亲十分生气，中断了每月寄给他的生活费，而他自己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在经济上非常拮据，甚至到了有时整天都吃不到东西的程度，只好靠搞些翻译、给出版社打杂和卖画度日。另一方面这时的智利政局不稳，卡洛斯·伊巴涅斯上台后，学生运动处于低潮，镇压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知识分子中情绪普遍消沉，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那时代的智利文人，稍有成就的一般都设法出国游历，于是聂鲁达也决定自寻门路到国外去。他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见到了当时的外交部长，谋得了智利驻仰光领事的职位。

外使生涯 巴勃罗·聂鲁达

　　1927年6月14日，他离开圣地亚哥去缅甸赴任。从此，聂鲁达进入了外交界。先后担任过驻锡兰、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地的领事，驻巴黎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驻墨西哥总领事、驻法国大使等职务。 在东方的五年是他在精神生活上痛苦和孤独的时期，反映在创作上，这个阶段他的主要作品《地球上的居所》就是一部情调低沉、词句晦涩的诗集。虽然这是一部颇能表明他的写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

1932年秋天，他回到智利。一年后被派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领事职务。不久，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巴塞罗那领事。1935年2月3日，他作为领事移居马德里。 　　

在西班牙的经历是聂鲁达生活和创作上极其重要的阶段。那时他己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诗人，所以，一到任就很快地结识了许多西班牙文化界的人士。起先，他们经常一块饮酒谈天，过着悠闲的日子。他们还创办了一个由聂鲁达负责的杂志——《绿马诗刊》。然而不久，西班牙内战的炮声响了，法西斯分子向新生的共和国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战争的气浪强烈地冲击着这位智利外交官——诗人。 　　

虽然，最初阶段由于他的外交职务使他不能介入这场斗争，但是，西班牙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的好友加西亚·洛尔伽的被枪杀，马德里的被轰炸以及他亲眼看到西班牙首都街头无数儿童所流的鲜血，终于促使他不顾一切，坚定地站到了西班牙人民一边。 　

　因此，他被免去了领事职务。但这场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对聂鲁达的思想和写作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不仅写出了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还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崭新道路。他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法国达拉第政府投入集中营的西班牙人的工作。从1940年冬任墨西哥总领事到一九四三年冬返回智利期间，聂鲁达先后写出了《献给玻利瓦利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红军的一支歌、庆贺到达德国边境》等出色的诗篇。

流亡生活　　

1945年是聂鲁达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得了智利的国家文学奖金，同年7月8日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接着他利用负责总统竞选宣传工作的机会，广泛地接触各阶层群众，他去过边远的城市、乡村和矿区，了解人民的疾苦。

但一年以后，智利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魏地拉总统倒向了反动阵营。1948年2月5日，政府对聂鲁达发出了通缉令，他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并没有因此停止创作活动。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尽管经常转移住处，生活极不安定，他却在这种动荡的日子里完成了他的最重要的诗集《漫歌集》译《诗歌总集》或《大众之歌》。这是一部拉丁美洲的史诗。诗中颂扬了拉丁美洲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英雄人物及水手、鞋匠、渔民、矿工、农民等劳苦人民，揭露了罪恶昭彰的剥削者、掠夺者、压迫者和独裁者，深情地赞美了自己的祖国——智利。 　　

诗集中包括了曾单独发表过的长侍《马楚·比楚高峰》、《醒来吧，劈柴工》（—译《伐木者醒来吧》）和《逃亡者》等。这部庞大的诗集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 　　

此后，聂鲁达被迫流亡国外。他奔走于世界各地，投身于保卫和平运动，除非洲大陆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他都去过。1950年他获得了国际和平奖金。 　　

1951至1952年，他曾来中国访问。1953年8月12日，在智利新政府撤销了通缉令之后，聂鲁达回到了圣地亚哥，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盛大欢迎。他的作品又得以在智利公开出版。编辑本段晚期　　

1953年后，他曾多次出国访问，应邀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同时写出了《元素之歌》 、 《新元素之歌》 、 《葡萄和风》等世诗集。 1957年，聂鲁达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这一年他再度访华。陆续发表的作品有《黑岛札记》 （1964）和诗集《在匈牙利进餐》（1965年）、《鸟的艺术》、《沙漠之家》（1966年）等。1968年，他整理出版了《聂鲁达全集》。

1970年，聂鲁达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接着共产党和一些党派组成了人民阵线，为了让阿连德成为人民阵线唯一的候选人，聂鲁达退出竞选。由于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聂鲁达出任驻法国大使。 　　

1971年10月2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1972年11月聂鲁达因病辞去大使职务返回智利，受到热烈欢迎。 　　

1973年9月23日，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的第12天，聂鲁达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九岁。

个人生活　　

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与荷兰人玛丽亚·哈根纳尔（María Antonieta Hagenaar）结婚，他们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差别，9年后，两个人离婚。

此后，聂鲁达与一位法国姑娘相处了一段时间。

1943年，聂鲁达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画家卡瑞尔（Delia del Carril），1955年离异。

几年后，聂鲁达遇到了他此生的挚爱，智利女歌唱家乌鲁提亚（Matilde Urrutia），1960年，聂鲁达将《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Cien Sonetos De Amor）献给乌鲁提亚，他认为乌鲁提亚跟他最像，他们都是智利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乌鲁提亚是他的爱，是他的灵感。他们1966年结婚，婚后的生活幸福。

汉语译介　　

聂鲁达在中国 　　

中国译介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袁水拍（从英语译本转译），从西班牙语原文直译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王央乐，其他译者还有王永年、张广森（笔名林之木）、赵振江、陈用仪（笔名亦咸） 李宗荣 等人。林光从原文译出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 　　

聂鲁达在台湾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台湾的陈黎（原名陈膺文）和张芬龄（陈黎的爱人）2位中学英语教师据西英对照本译出许多聂鲁达诗（2人大学时在英语专业以外，也学习了西班牙语），是台湾首度译介聂鲁达。

名人名言 巴勃罗·聂鲁达在创作

　　“我从大地与人的灵魂得到莫大资产。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点，那就是把我们原有的形象传达给别人。因此，要抵达可以跳原始之舞，唱叹息之歌的圣城，就必须慢慢超越孤独与严酷、孤立与沉默，在这舞蹈与歌唱中，满含着远古以来的仪式：相信人之为人的自觉与共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