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2016

《推销员》的整体镜头语言，调度，构图，运镜，基本上都与法哈蒂的《一次别离》相似，但在整体观影节奏和冲击力上却略逊一筹。

看得出来，法哈蒂导演的整体风格应该是建立在于新现实主义叙事的基础上，那种对生活本真的追求，对细节的把握和使用，对演员表演的调教，都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调度和运镜很平稳，没有明显的风格化手法，也没有使用技巧性很强的手段，只是偶尔使用手持镜头拍摄增加故事的真实感。

我最欣赏的，还是导演对剧本的打磨。无论是《一次别离》还是《推销员》，剧本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建立，故事线的讲述，都非常老道，既不会显得过于细碎，变成话唠型叙事；也不会可以简化或隐藏人物动机的建立，整体上他对故事性和冲突的把握都显得对观众非常友好，不会存在像程耳导演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讲“这是拍给下世纪的人看的电影”的别扭的感觉。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导演是一个倾诉或辩理更强于表现的人。他更希望输出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情绪。

法哈蒂的电影，我只看过这两部，但从这两部中，我也能勾勒出导演的人物肖像。他大概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人，文艺素养很高，但不乏理性。他处于伊朗这种宗教和世俗化并存且不存在相互碾压的社会中时，可能会时刻有格格不入之感，一方面中产阶级能够保证自己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能够更进一步的追求精神世界的完满，因此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西方流行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熏陶；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出身及对底层的了解和理解，他也能感受到伊朗在世俗化过程中西方现代文明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带来的种种割裂与苦痛。强大的宗教和社会世俗伦理使得他潜移默化的认同它们，但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对于个人价值的认同使得他又很难接受传统世俗社会下的种种约束和伦理。

电影中，丈夫尹麦德教授文化课，是中产阶级和伊朗文化阶层的代表。遇到老婆被性侵的事件，一方面他能够理解并体谅老婆蕾娜在遭遇祸害之后的种种反应，并没有大男子主义式的爆发，将怒火发泄到失去了贞操的女人身上。但另一方面，他听到蕾娜用嫖客的钱做了吃的时候，又忍不住恶心，本能的反感这种玷污和羞辱。他第一反应是西式的，要追责，通过警方破案这种正规途径；在遭遇了老婆的冷遇时，又能理解并认同希望事情过去，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中来的观点。但在学校的迁怒的表现，暴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是很能理解蕾娜的立场和想法的。她知道伊朗社会的现实，害怕邻居说三道四，害怕众目睽睽，希望事情早点过去。在经历了无法接受的挣扎和痛苦阶段后，她以现代文明的观念克服了传统伦理的束缚，希望忘掉过去，重建未来。小朋友的到来，即代表着她对新生的渴望和憧憬，也意味着她重心的转移。但她老公尹麦德在被羞辱之后的表现，让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和老公两个人在这种世俗复仇的故事里越陷越深，越来越纠缠，最终导致了令人心累，无可奈何的境况。她的原谅，并非真的原谅，只是放过自己，放过这件事儿，想要尽快忘记这些痛苦的表现。

丈夫的复仇遭遇一个一时鬼迷心窍的忠诚老公的设定，仿佛他一拳打在棉花上，郁闷吐血却无处发泄那种愤懑情绪。之前丈夫在检查电话录音时发现剧团老板的出轨和嫖妓，之后找到行凶之人又发现一个老实忠诚的丈夫同样嫖妓和出轨。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男人，还是底层的男人，都无可避免的变成出轨的人。伊朗男人既有非常强烈的对女人贞操观的控制欲，又在现实中不断的出轨和不忠，这反映了伊朗社会在世俗化和宗教冲突中的割裂。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无法让那些男人认同，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又无法深入他们的骨血，所以面包店老板才会在最后非常担心事败以至于心脏病突发，而尹麦德也愤懑的大哭。

戏中戏的设置，一方面为丈夫的情绪提供了出口，另一方面，可能表现了主人公的困境，但感觉与本身的故事没什么互文。前面建立了人物对妓女的讽刺，只是为了后面引出小房间里缺席的那个人。红衣带娃女郎的人设功能性也太强，没有非常大的价值。起初还以为是红衣女郎就是那个妓女，与导演有一腿，带孩子住在那儿。但小朋友的表现好像也否定了这一点，那设定一个爱美的女人带娃做妓女的批判性表现在哪里？价值是什么？都没有讲明白。其他邻居，学生的人设也都沦为功能性人物，没有办法在主人公心境变化，行为变化时产生足够的影响。

镜子的意象出现了几次，应该是隐射人物的道德困境，人物困于自我之中，很难出来。裂开的楼，拆迁也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新与旧的冲突，但更多的内容，我也没看太出来。总体来说，由于故事性太强，矛盾设定的过于明显，以至于我很难再给予更多的期待。此外，从《一次别离》开始，感觉法哈蒂太喜欢开场就建立一个强动机，再在这个动机中设定一个人物的强力转变动机。《一次别离》是开场离婚，中间是保姆摔倒。《推销员》是开场为搬新居设定了拆迁，中间是强奸或性侵。这种设定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过于强的矛盾和冲突，会减弱故事的韵味，削弱人物弧光的闪现，降低对后续剧情的期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顾客友好的。反正出什么事儿都告诉你，你自己就会建立好人物小传，在脑海中设定好故事，如果有翻转，就会显得冲击较大。

表演部分很精彩，没什么问题。就一个想说的，伊朗美女真美啊，太好看了，尤其是女主，太像佟丽娅了，有一种杨蓉和佟丽娅合体的感觉。

看完我想起了Legal high 的中文译名“胜者即是正义”，大抵我的思想较为偏激，即使最后老人心脏病发作生死未卜，我依然认为伊玛德并没有做错什么。

男主伊玛德乍一看觉得是一个有男子气概但又不失风度的人，而情节后续发展表明人无完人，在同事、邻居重重的洗脑提示下，他决定势必要找到凶手。不是说不应该找到凶手，而是出发点应该是为了妻子拉娜，而不是仅仅因为他人的非议。而对于后面他对于老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言语上的冒犯也没有武力上的威逼，除了最后那突然的一拳，我在屏幕前也被吓了一跳，何况是那么一个患有心脏病的老者。

《推销员》的名字我一直没有get到与故事主线有什么关系，不如可以叫做“妻子的秘密”三俗一点的名字？年纪大ok，有心脏病ok，可是这样就算是弱者了吗？弱者犯错就值得原谅吗？那是不是说弱者杀了人都可以归作过失杀人呢？

老人到底进没进洗手间后来他自己承认了“我没忍住”呵，多么现实，就冲着这句话，我直接忽略了他的其他特征，不过是一个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罢了，无关乎年纪长幼？拥有着35年的妻子，大抵是真的有些感情，还会觉得羞耻。在我看来老人并不值得可怜，如果没有他出来ZJ这一举动，后面他的遭遇根本不会有机会发生，纯属自作自受，还是应了老话“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综上，你弱你有理？NO，永远不要以弱者为借口为自己辩白，那会使得本就不高明的举动更加的可笑，可笑的无与伦比。

（2016年11月20日，巴黎奥德翁地铁站，全场掌声后，人们并未像往常一样匆匆离开影厅，久违了，伊朗片。）

“为什么伊朗电影都这么好看？”

“因为女主角漂亮。”

“我呸，你就知道看美女。说真的，你觉得《嫖客》这部电影好看在哪呢？”

“首先确实是女主角漂亮，你看，海报出来时，我就被那圆润得无暇又饱含忧郁的肖像给吸引了。塔兰（Taraneh Allidousti）作为法哈蒂的御用女一号，虽然没有在《一次别离》这部作品中出现，但从《美丽都的孩子们》到《烟花星期三》，再到《艾莉》以及今天的《嫖客》，一个青涩小女孩变成了优雅坚韧的女人啊。即使化妆师极力在隐藏她那已经有点水桶腰迹象的身材，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伊朗演员擅长的眼神上，但不得不说，整个电影的戏剧性效果太强太有力了。”

“我觉得这和导演用了剧中剧有关系，你看，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成了艾马德和哈娜，德黑兰教师、戏剧演员，一对典型的伊朗布尔乔亚夫妻，这条主线的隐喻和镜像，开头从剧场的道具亮灯开始，到结局以夫妻俩丢了魂、熄灯结束，还有中间穿插的把剧场和现实两个空间的交汇，都是虚虚实实，让人完全投入到剧情中啊。”

“对，不过我觉得剧情之所以打动人，关键在于情绪的细腻和微妙，我坐在那，竟然有在剧场看话剧的感受！演员的铿锵，台词的文学性，都狠狠穿透时空，即使情节只是生活里的普通事件，但导演能营造出如此强地现场感，我觉得他以及演员们的肯定是有话剧功底的。”

“还有音乐，伊朗的音乐多么好听，除了夫妻带着同事的小正太在厨房吃饭时放的音乐有非常强的阿拉伯风情外，其它曲子基本能让我们忘记它的形式，直接跟着情节里设置的情感走啊。”

“你说到情感，我觉得电影成功吸引人的更深意义在于，它触发了一个古老的主题——羞辱。艾马德在妻子遇袭之后，为何不去报警而处心积虑要找到袭击她的人，是因为留在现场未用的避孕套和钱羞辱了他，因为他的妻子被误认为前房客–一个妓女，这伤及了他作为伊朗男人的自尊心。这在厨房中，当他得知妻子做的晚餐是用他藏在抽屉的这些钱买的，马上从喜悦转而愤怒进而让大家不要吃饭可见一窥。让嫖客，一个马上要嫁女儿的面包店老板，最后苦苦哀求男一号不要告诉他的家人，尤其是嫖客的妻子，也是因为这对于他作为家中顶梁柱和三十五年结发荣誉的羞辱，他即使在外嫖，而误伤人妻，他可以下跪，可以忍受被禁闭半天，可以道歉，但不管怎么样，不能让妻子知道，那对他的荣誉是羞辱。”

“所以哈娜用分手的辞令，想让丈夫结束这一切，因为她不想看到一个家庭的破碎。即使最后面包店老板还是因为被艾马德关在门里的一个巴掌和还回的避孕套与嫖资而幻灭，导致心脏病复发被送上救护车。”

“这相对于在人家妻女面前当面揭穿，要轻很多，但老板还是承受不了。面包店老板的妻子的肝肠寸断哭嚎和女儿可怜的哭声最能代表这种男权的羞辱的代价。最后艾马德和哈娜坐在化妆间貌不合神离，代表了悲剧收场！”

“诶，这就是导演和演员的高明，用看去无聊的生活主题，而不用说教的形式，呈现出两个不同阶级、不同代际的男人，本质上有一点是一样的；作为男人，在女人目前的自尊和面子。我认为这才是隐藏在背后真正的主线，这个古老的话题才能剧情高潮迭起并且不断衍生出细腻的情感冲突，正所谓欲罢还休、欲罢还休！”

“导演主题很清晰，米勒的美国话剧，剧场上工地脚手架的装饰，以及生活场景中各种焦虑和破败，他想说一个想融入主流世界、需要进步的伊朗，而在这种可能带来社会革命的现代性中，首先要革的是古老的男权啊。”

刚刚结束的89届奥斯卡将最佳外语片的奖项颁给了《推销员》，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凭借该片第二次摘得最佳外语片得奖项，这则消息在最佳影片的颁奖乌龙的所引发的舆论关注的衬托下显得略为黯淡。由于特朗普签署的穆斯林七国禁令，法哈蒂无法前往美国参加颁奖典礼，而他本人也拒绝出席的新闻在前段日子就已引发不小引起波澜，因此《推销员》的获奖更是被很多人解读为具有自由精神的好莱坞以及以学院派自居的奥斯卡向特朗普保守激进政策的一次“呛声”，甚至是好莱坞又一次为了体现“政治正确”做出的选择。
回到电影本身，《推销员》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伊麦德是教授电影的教师兼职话剧演员和同为演员的妻子拉娜的遭遇，。二人正在为美国经典话剧《推销员》进行排练，因为旧居濒临坍塌，不得不求助于剧组成员巴巴克向他临时租借房间入住。前房客所遗留的物品还存留在房间迟迟未来领取，拉娜和巴巴克擅自决定将她的东西搬出屋内，却因此收到了前房客出言报复的恐吓电话。在某个演出结束的夜晚，伊麦德因话剧审查的事宜被耽搁，于是拉娜决定先行回家整理房间，而悲剧就此发生。误以为是丈夫按门铃而没有进一步确认，拉娜直接打开房门就进卫生间开始洗澡，陌生男子乘机闯入。邻居听到了拉娜的呼叫和哭泣最初不以为意，最后听到撞碎玻璃的声音才察觉事情不妙，于是前来施救，期间陌生男子仓皇逃走，留下货车在原地。伊麦德回到家后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和大片血迹，而拉娜已被邻居送去医院救治。遭到袭击后，头部受到挫伤的拉娜精神上受到了更严重的伤害，不愿报警也不愿一个人呆在家中。她极力想要抹去这段记忆努力恢复正常生活，坚持在剧场演出却因为精神恍惚而失态离场。处于邻居同事流言蜚语和拉娜精神受挫的夹击中的伊麦德则不断地想要找出袭击凶手。在邻居口中，他得知前房客是个行为不端的女子，通过出卖身体换取钱财，而袭击他妻子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嫖客，而屋主巴巴克甚至也是她的客人之一。他甚至发现了凶手在家中留下的避孕套、嫖资、手机和车钥匙。通过这些线索，他找到了凶手留下的货车，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货车所属的一家面包店和使用者。追随着这辆货车，伊麦德以搬家为借口引诱货车司机前往他的旧居进行审问。没想到最后前来的是货车司机的未来岳丈，一位白发苍苍、女儿马上要出嫁的老人。在谈话中伊麦德发现老人恰好就是袭击妻子拉娜的凶手。逼问过后，伊麦德得知老人并非受到他人指使，而是误入他家见到正在洗澡的拉娜以为是前房客，而拉娜则受到惊吓，在挣扎中撞到了镜子。此刻伊麦德心中被复仇的念头所占据，他将老人囚禁于房间，带拉娜前来一同指认凶手，同时要求他在妻子、女儿和女婿面前坦白忏悔。不想再次承受伤害的拉娜以分手要挟伊麦德不要向老人的妻女说出真相，而老人则因心脏病发倒地。仓皇之中，老人的妻女和女婿赶到，他年迈的妻子以为伊麦德夫妇救了她丈夫而连声道谢。伊麦德在尴尬中最终未向其妻女吐露真相，而是把老人单独叫到房间，把车钥匙、手机、钱和避孕套还给他，用一个耳光将所有羞辱一并还给老人。无法承受巨大压力的老人在下楼过程中再次心脏病发，生死未卜。故事也在拉娜的出走中，走向终结。

“后真相”的奥斯卡：情绪太多 而真相不再重要

在我看来，《推销员》获奖，远非其背后的政治局势那么简单。无论从内容主题、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来说，《推销员》都是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虽然它所讲述的故事更多反映了伊朗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其中所包含伦理道德冲突更多地与宗教和习俗有关，但法哈蒂电影所一贯传达出来的人文关怀恰好指向与当今社会所焦虑的问题：情绪太多，而真相不再重要。
“后真相”是牛津字典2016年的年度关键词。它的含义是事实发生什么不再重要，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标志性的事件是让传统媒体大惊失色的”意外“——英国居然脱欧，特朗普居然当选。
在电影中，妻子被袭击的事件给男主人公伊麦德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社会，非婚性行为被视为违法，而女性在除丈夫之外的男人面前裸露身体都被视为不贞洁的行为。因此无论究竟在卫生间发生了什么，无论妻子是否真的遭到强暴，对于伊麦德来说他所受到的名誉损害都没有区别。邻居闪烁其词的问候，无一不流露出对于拉娜乃至伊麦德的同情，在和沙纳萨利夫人的对话中，伊麦德不经意得知最初发现拉娜的是她的先生：“你如果当时在现场，看到你妻子在卫生间时的遭遇就不会觉得无所谓了。沙纳萨利先生打开卫生间门的时候，差点以为她已经死了”，这更是无形中放大了对他男性尊严羞辱。思想保守的邻居在问候伊麦德夫妇的同时，也激烈地表达出对于买春卖春行为鄙夷和指责，某位太太就言辞激动地说道：“警察应该把那些人统统关进监狱，好好惩诫。” 这句话的指涉对象并不仅仅是施暴者，同时也是针对行为不端前房客。好事邻居的流言蜚语传到了剧组成员巴巴克那里，于是整个剧院都知道了拉娜的遭遇。伊麦德身边社交圈子里，无论是目睹事情经过的邻居、或是仅仅道听途说同事，无一不认为拉娜的遭等同于被强暴无异。被诉诸于个人情感和信念所引导的舆论困扰，伊麦德逐步释放出内心中被知识分子面具所隐藏的男权意识，愤怒和复仇情绪进一步升级，因而才会一意孤行，酿成之后囚禁、审问以及羞辱的导致老人心脏病发的悲剧。
《推销员》的故事中，真相并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而服从于情感和偏见。在消息传播的过程中，相比较于相信真相，人们似乎更相信感觉 ，相信自己的愤怒和耻辱，相信自己的受到伤害。而这些被情感和观点所左右的流言，反过来作用于伊麦德本人，只愿意去听 、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他不愿意相信老人是无意闯入他家，不相信老人没有发现家中陈设的异样，对老人的家庭和困境熟视无睹，并拒绝将此事诉诸司法而执意要通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私下解决。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尽管不牵涉网络时代、媒体和公众，但它所刻画的人性仍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从某个侧面也折射出当代社会情感重于真相的失衡特征。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谎言、绯闻、留言广泛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而真相本身变得不再重要。相较于主流媒体，网民更愿意相信彼此，如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人们倾向于无视这些信息。
“后真相”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推销员》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事件。人们更愿意相信，《推销员》获奖是因为其政治意义而非出于艺术的考量，是为了向特朗普政府显示自己自由平等的姿态，而忽视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和价值。有媒体曾这样报道：“尽管《推销员》本身无关政治，但奖项的归属仍然引起了一部分业内人士的质疑，每一部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评委们有可能是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如此暗示好莱坞在评奖过程中从政治角度考虑取代了艺术判断，但我认为将《推销员》获奖归因于“政治正确“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并没有对电影本身给予足够的尊重。

戏中戏的镜像：推销员文本的互文意义

《推销员》用较大的篇幅表现男女主人公一同参与演出的话剧《推销员之死》。一方面，导演法哈蒂向这部他早年多次排演经典作品致敬。另一方面，用角色教授电影、排演戏剧的情节，隐喻自己的导演行为，这就形成了一种戏中戏的三重镜像结构：表现美国大萧条时代小人物悲剧的《推销员之死》隐喻电影中两性关系和中产阶级的自由梦想的破裂，电影中排演戏剧的伊朗知识分子则隐喻导演自身在伊朗的处境艰难。
从结构上来说，这样的戏中戏的编剧手法非常巧妙和精致，打通内外，联通现实和虚构，相互映照。但从文本意义上来看，同样表现中产阶级悲剧的《推销员之死》与《推销员》本身的互文显得刻意而有失准确。通过《推销员》，导演明确想表达的是伊朗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危楼的濒临倒塌、陌生男子闯入袭击是生存意义上的困境，而和话剧被审查、街坊邻里同情之余流露出的微妙情绪、拉娜不愿报警坦诚受害以及伊麦德无法放下芥蒂对妻子愈加疏离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枷锁。这种意识形态的枷锁也体现在“性”的不可言说上，从头至尾不曾出现的前房客实则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电影中，伊麦德扫过她衣橱时髦暴露的服装、轻佻花哨的凉鞋时流露出不悦，邻居讨论及她时流露出蔑视和巴巴克在电话录音中的言语调戏，无一不是以隐晦地方式暗示她妓女的身份，但除了“不检点”之外，从没有人真正点破这一点。拉娜在卫生间的遭遇也成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痛，拉娜自己希望将这段遭遇抹去，伊麦德的耿耿于怀，巴巴克的旁敲侧击，但事实上并没有人直言道破那天晚上的事实真相。
尽管受到良好的教育、食用西方式的食物、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但伊朗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没有与传统完全断裂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话剧剧场才是一个真正与外界割裂的孤岛，在虚构的语境里女性可以假装不用头巾遮面，妓女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场。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建构在凌空创作上的世界，返归到生活中，他们一个个仍然囿于宗教习俗、社会法则，在逼仄狭隘的意识形态壁垒中处处碰壁，伤痕累累。
而这和《推销员之死》在内容上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关联和共鸣。《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创作的一部两幕剧。作品描写的主人公是有三十余年推销经历的威利，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事业能力的推销员，把自己的一生都执著于他所认知的“美国梦”，并不懈地为之付出，然而梦想和现实生活的断层使得威利最后自杀，为了死后的保险赔偿给家人带来福利。电影中着重植入的是《推销员之死》中妓女与哈皮的对话、威利和妻子琳达的对话和威利葬礼的桥段。话剧本身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也许熟悉阿瑟·米勒和话剧剧本的法哈蒂对这部剧有着自己的解读方式，但以威利和琳达夫妇对应伊麦德和拉娜则显得意义不足，对应年迈的老人和妻子则意义过剩。美国梦的破碎背后是大萧条的时代背景和美国梦的夸大和欺骗成分，从文本意义上并不能准确地和伊朗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危机衔接得上，因而戏中戏的镜像设置在结构上虽精巧，但在用意上未免有刻意和生硬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