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特雷姆

《乌斯特雷姆》也被各地翻译成“世界之间”、“失业风暴”等等。因为感触不一样，所以名字各异。一个作家为了反应失业人员就业的疾苦，隐瞒身份去找工作。她初始根本无法忍受不公和羞辱，之后再真正感受了尘埃的生存艰辛。期间和那些清洁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当这些同事知道她的作家为了写作而来，极其愤怒，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而当她的纪实小说大获成功后，原来很愤怒的同事也惦着她也期望她们的友情是真实的，转而邀请她回到她们的打工团队……可是这个可能嘛？这是两个世界啊……人性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定义优劣的，角度、经历、生存习惯等等的不一样，不能草率了界定友谊、人性。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认知去轻易判断任何事物，我们以为可以，我们以为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当然，那些大是大非还是不用纠结的）

这个电影令我想起了日本早期的一个电影《望乡》！栗原小卷演的记者假说自己到这个乡村采风，其实是为了报道战后日本大批妇女去南洋做妓女救国救家的故事。阿崎婆的扮演者田中娟代的表演对我影响极大，以至于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看看，找一下感觉。据说，她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真好看吖，故事和人都好看，朱丽叶.比诺什太深情了。可是在那种掩盖之下得到的真情，又能走向何处呢？“这没有意义…”这是她在影片结尾对那两位“清洁好友”说的话，于是，电影就在清洁工黎明的班车上结束了。或许她们在想着“作家清洁工”说的意义。生活的前方依旧破碎不堪，日子还得过下去，贫穷，疲劳依旧是常态。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每个人都认真的做自己，跨性别者的乐观，三孩妈妈的疲惫不堪，还有想考驾照的少女。她们走在清晨上工的路，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她们经过苏丹移民的时候，甚至她们感到满足。她们不知道假扮失业者深入底层劳动者中间的比诺什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只是上工之余，这个新同伴有点与众不同～她记录见闻，她不交男朋友，下工后还要去冬天的海里游泳…这些对这些为生活奔波，早已对美好和浪漫无动于衷的人来说，是一股清流，她们喜欢她，只是她在不为人知的“底气”的支撑下，活的自我，活的自由。她们本来悄无声息的起床，走很远的路上班，跟监工们抱怨几句，或者男同事吵一架，在30分钟能收拾完几百个铺位，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生活的艰辛让他们无视海边的风景，她们本来就是这样…如此这般，生活将是一眼看到头的匮乏和疲惫。比诺什的出现，兴许能带来一丝慰藉，兴许能让她们短暂逃离苦楚的间隙，兴许也能让“友谊”化作小小的“四叶草”吊坠，留在彼此心里…可这有什么意义？

社会结构性贫穷，尤其是女性贫穷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尤其在发达国家，因为家暴，离婚，原生家庭，疾病，难民涌入导致的工作减少，这些都是导致人们贫困的原因，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该如何从制度设计上体现出更多的关怀和以人为本？也许是时候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那么作家和社会人士们沉入到底层的劳工中去，体会她们的疾苦，感受她们的艰辛，然后以文字或艺术品的形式，呼吁和警告，唤起人们的关注，这也许就是“没意义”后面的意义。

前几天，刚看完《东京贫困女子》才知道，当今日本，女性贫困人口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七。高学历，好出身，嫁的好，又能怎样，生活的变故，危机四伏，即使像日本那样的发达社会中的女性，在突如其来的贫穷面前，也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只能苟活于世，硬撑着向着明天亦步亦趋。有些事，看过后是会改变认知的，从原来的笃定变得怀疑，我想这也是一种警醒吧。

全程嘴角上扬的看完，我也不知道比诺什的“虚伪”的破坏性为什么会带来温情。也许用电影的她说的一句话：“我有时会撒谎，但通常最后，我都会承认谎言。”这也让人心安。不是吗？

答案是，真的很困难。

就像Marianne和Chrystèle一样，因为Marianne需要找到一个工作，而Chrystèle需要车来接送自己回家，她们决定互相帮助，后来也有了很多共同话题，也渐渐成为了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是这样的关系其实真的只能称为萍水相逢，而绝非真正的友谊。真正友谊必须建立在两个人对时间，生活方式和金钱观念的理解上。

影片中，即使工作非常忙碌，Marianne依然能够坚持记录和写作，因为她希望更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笔去了解这些生活的非常困难的人，依然会随性的绕路去欣赏两棵像是在交流的树木，觉得他们非常艺术，她依然会在冬天下海游泳，Chrystèle虽然能够做到陪伴，但是她本身是并不能明白这种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们给人带来的美的感受的。只有多年积累，通过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自我要求不断培养，才能够让人获得这种感受美，把生活变成艺术的能力。

而且两个人对于金钱的观念也不同，这是必然的，因为Marianne来体验生活，她对工作的需求是为了了解底层人民，体验他们的不易与艰辛，虽然身无分文，但是目标和自己坚定的毅力会帮助她度过难关，而Chrystèle更多是一种没有选择，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努力活下去的状态。

她们还有太多太多不一样了，Marianne在影片中大多数时间都穿着修身得体的羊绒毛衣，剪裁合适的深色外套，象征着她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品中虽然没有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猜测，Marianne的未来依然会去写自己关心的社会现象，去进行下一段探索，去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担当，而Chrystèle则可能真的在这个像地狱一样的船舱里度过一生，变成像船上老人那样，因为长久的疲劳和随意的饮食，变得肥胖臃肿，肌肉随意的下垂着。

在未来的某一天，Marianne和Chrystèle可能会在船上再次遇见，她们会像老朋友重逢一样，开心的打招呼，这段友谊很美好，但是也仅仅如此，她们注定没有办法成为彼此依靠，支持，相互理解的那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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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伪装成清洁工人去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从而写出更加真实和动人的底层人故事。作家这种选择说真的其实无可厚非，且更应该佩服作家的勇气和专业程度。这样真实的作品一旦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对于清洁工们而言绝对是有益，所以最早发现真相的那个人并没有拆穿，反而帮助她，其他大部分工友最后也依然把她当成朋友。

克莉丝汀知道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打扫卫生的普通女人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大上的上层阶级，她无法释怀，更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一样，于是最后她也想羞辱一次作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表现出了克莉丝汀的无知和狭隘，但可悲的是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人性就存在着一种对不平等的仇恨。但导致不平等的不是作家，而和整个社会体制以及个人的综合结果。所以克莉丝汀的不满对象其实指向错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戊戌七君子在菜市口殉难时遭到了周围的百姓在向他们扔鸡蛋的场景。七君子所做的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百姓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吗？可以他们无法被底下的他们理解，反而被误解了。

阶层的隔阂如何破？至少肯定不是通过两个阶层之间的孤立和仇恨。

出于对“精英知识分子体验底层生活”这个设定的兴趣而观影，但是刚看完时有点失望。

表现底层工作辛苦的画面甚至让我感到无聊——这些辛苦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只是资阶级在生活中隔离了它。正如你在路上每天经过的一个乞丐身上的臭味——如果愿意走近他，你每天都可以闻到。既然你每天都绕道走，又何需坐在大银幕前消费这种同情呢？况且从底层人民的角度，他们是否愿意自己的艰辛被放在大银幕上供人观赏呢？

而后续情节中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也算是比较经典的立场了，最后的打脸也是陈腔滥调。本片在艺术性和情节上我没看到任何新颖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很反常地感到比平时更有能量，却是一种攻击性的能量，一种来自底层的愤怒。我被以往的体验和见闻中那些底层人民的生命力附体。故乡小村子里的穷苦农民，流水线上的工人，西班牙街头的流浪汉，拿过低保的法国外卖小哥，被压榨的地下艺人......那些与我有过或近或远的接触的“底层”人民。出路在何方？需要谁的同情？

但是我自认为更接近底层身份甚至曾经成为底层的身份，除了让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感到“底层的愤怒”之外，还有什么比剧中的女作家做的更好的吗？于是这愤怒也朝向了我自身。我心中时而一个底层人民在向着资产阶级愤怒，时而一个右派资产阶级向着白左愤怒....

走出影院之时由于表达的过于急切造成了误解，我与同去的社会学朋友吵了一架。她认为影片的价值就在于让大家看到这些平时被忽略的人，而进一步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甚至推动政策上的改变。但我又觉得这依然是一种资产阶级虚伪的自我感动，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后来我读到原来主演比诺什家族中也有过一无所有从清洁女工开始做起的女性。她自己也有过体验流浪汉生活的经历。我内心的那个“愤青”又开始佩服起这个女人，她能允许自己平和地以一己之力促成了这个片子。这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化愤怒为沟通，或许也给许多看到这部片子的人种下了行动的种子。文艺工作者能做到这一步，善莫大焉。

最后，片中素人演员表现很出彩，导演挑人和引导的能力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