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柏林第三季

撰文：詹姆斯·约尔

翻译：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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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魏玛德国的杂志试图“用打字机阻挡灾难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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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台》1929年3月12日刊封面

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时间不到十五年，但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能够留下如此有生命力的传奇的历史阶段很少。“魏玛文化”成了激进艺术与激进政治融合的象征。魏玛德国拒绝了一群陷入困境的激进分子和艺术家，并最终摧毁了他们，而这些激进分子和艺术家的思想和品位如今被视为这个社会的典型。五十年过去，魏玛共和国依旧吸引着很多人的想像力；一个最近的证据是，1920年代德国最著名的评论杂志之一《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影印本的出版取得了很大成功。（本文撰写于1980年——译注）伊斯特万·迪克（Istvan Deak）在其出版于1968年的《魏玛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一书里很好地阐释了《世界舞台》的政治思想历史；另外，迪克在书中附录了一些传记，还详细说明了《世界舞台》撰稿人所使用笔名，是阅读《世界舞台》的宝贵指南。

《世界舞台》不仅限于政治评论。它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群睿智、富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怎样看待魏玛文化和1920年代。在翻阅这一卷卷杂志时，我们看到他们对191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的失望，看到他们大声疾呼，反对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却眼看着这股力量将自己压倒，先是难以置信，继而感到绝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包豪斯设计的反应，对《尤利西斯》或《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或贝特·布莱希特早期作品的评论，对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在克罗尔歌剧院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很少有一份周刊能将这个催生自己的社会以及撰稿人的品味和信念展现得如此生动。

《世界舞台》最初的名字叫《戏院》（Die Schaubühne）。改名发生在1918年初，此举是为了表达杂志想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的事件保持同步。当时杂志的主编和所有人是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他的才智和正直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给杂志带来了一种独特风格；1926年，雅各布松过早离世，他的继任者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Carlvon Ossietzky）将这种风格继承了下来。雅各布松原本是戏剧评论家，他后来把《世界舞台》变成了一个不仅批评文学和戏剧，而且日益强烈地批评整个德国社会的刊物。《世界舞台》的基调是对一战及其责任者的厌恶以及对德国革命的失望，这两方面也为其提供了许多内容。

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2 “德国没有发生过革命，但是我们有反革命。”图霍尔斯基早在1919年5月如此写道。1914年的精神似乎仍然没有消退，《世界舞台》决心提醒公众，哪些人要为战争负责。

对于所有那些需要对一千万生命的殒灭——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巨大的罪行——负责的人来说，无论是他们是集团还是阶级，都会希望人们埋葬死者，然后就此沉默。但是命运不会顺遂他们的心意。

《世界舞台》决心不让德国对战争的责任被遗忘；它继续谴责那些将德国拖入战争并在战时误导德国人民的当权者。【随着德国外交部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在1920年代公开，《世界舞台》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德国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1960代，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教授重新提出这一议题，详细论证德国对一战的爆发负有责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人们清楚地看到，帝国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下来，许多旧政权的官员和法官仍在任职，因而《世界舞台》的主要工作之一揭露法院的不公正：以德国民族主义名义实施的犯罪——例如谋杀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被轻判，这还只是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世界舞台》不时会刊出法院对轻罪作出的判决的对照表格，从而让读者看到，相比于左翼，右翼一直被轻判。扯下房屋上悬挂的旗帜的共产党员被判处八个月至两年半徒刑；殴打“黑-红-金色国旗团”（ReichsbannerSchwarz-Rot-Gold，社民党军事翼——译注）成员，践踏其徽章的纳粹党成员仅被罚款。一家报纸称德国是诈骗犯和犹太人的共和国被罚款100马克。在一次政治会议上，一名男子称军队领导人是屠夫，称兴登堡是屠夫头子，被判入狱六个月。

3 《世界舞台》不仅认为德国需要对一战爆发负责，而且还指出政府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秘密进行重新武装活动，令数届政府感到难堪。因为发出这样的批评声音，引起了世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世界舞台》的编辑和撰稿人旋即被相当多的德国公众和民族主义媒体认为是叛徒。

1932年，当时的主编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和撰稿人瓦尔特·克赖泽（Walter Kreiser）被指控犯有叛国罪（“Landesverrat”）和从事间谍活动；三年前，《世界舞台》刊载《德国航空界的浮夸风》（"Windiges aus der deutschen Luftfahrt"）一文，披露国防军正在加强空军军备，而这是和平条约所禁止的。奥西埃茨基被判处18个月监禁，尽管他可以像克赖泽那样离开德国，但他还是勇敢地选择入狱。当时政治犯定期会获得大赦，几个月后他即被释放（大赦通常令右翼更受益，另外，这种做法也损害了魏玛法律的尊严。）奥西埃茨基于1933年2月28日再次被捕，那是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几周后，国会纵火案刚发生没多久，希特勒有了让自己众多对手闭嘴的趁手借口。

三年后，奥西埃茨基从一个集中营获释，他在集中营里患上结核病，生命垂危，先是被送到一家监狱医院，然后被送往一家私人诊所。与此同时，他被授予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与后来的一些获奖者比起来，奥西埃茨基得此荣誉实至名归。那个时候，《世界舞台》一贯抨击的政策致使的后果已彻底显现出来。奥希埃茨基以及《世界舞台》的编辑和撰稿人以及其他左翼知识分子遭受的命运表明，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做一位魏玛共和国的批评者需要怎样的勇气。《世界舞台》许多作者的人生以悲剧告终——埃里希·穆萨姆（Erich Mühsam）等人死在狱中。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图霍尔斯基和茨威格自杀⾝亡。

1935年，奥⻄埃茨基在ESTERWEGEN-PAPENBURG集中营。

4 然而，更多时候，《世界舞台》的基调没有那么阴郁。直到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年，奥西埃茨基写道：“翻开杂志，满眼都是政治和经济相关的内容，这里曾是美的避难所，现在成了各种焦虑情绪的聚集地，”但是你仍然可以把《世界舞台》形容为“一个做工精美的金属碗，里面收集了最美好的东西，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晚霞中，闪耀着诱人的光芒。”这本杂志到现在依然重要，因为它能让人们看到魏玛文化、德国社会以及政治领域的诸多面向，这也是这套影印本如此有价值的原因之一。在它所经常讨论的题目里面，许多是我们会想到的，比如：对包豪斯学派所取得的进展的报道；人们发起运动，要求就堕胎或同性恋议题在法律上进行改革；对国家剧院和博物馆经营状况的担忧；围绕着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画作《戴防毒面具的基督》被控渎神所引发的争议。

《戴防毒面具的基督》

但是杂志里也有让人意外的内容。并非所有作者都对前卫艺术持赞许态度。1920年，左翼艺术家团体“十一月学社”（the Novembergruppe）在柏林展出时，《世界舞台》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以社会关切为由，猛烈地抨击了这些艺术家，用语像是纳粹大批判的先声：

这些人打个嗝，放个屁，装裱起来就成了艺术品，他们成了科学、艺术和教育部的座上宾。这是怎么一回事？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普鲁士政府却允许这些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的公共空间用来存放这些马粪——如果是真的马粪还有农业价值——不肯将这些地方用来作为数十个无产阶级家庭的紧急住所。

然而，前卫艺术家逐渐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到1931年，“十一月学社”至少有两名成员，奥托·迪克斯（Otto Dix）和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sohn）被选入普鲁士艺术学院。这种成功没有长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卫艺术取得胜利【同时被选入普鲁士艺术学院的还有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恩斯特·路德维希·克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luff）和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之时，反动势力已经站稳脚跟，没过多久，前卫艺术便遭到全面肃清。

《世界舞台》对待艺术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可能是源自杂志在政治立场上的矛盾。一直以来，《世界舞台》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共产主义，因此，它可能淡化了俄国对20年代德国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约翰·威利特（John Willett）在其最新著作《新即物主义》（The New Sobriety）对此作了精彩分析。但是，《世界舞台》的作者群体至少有些时候还是会承认，艺术和他们的批评文章都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深信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在《世界舞台》在作者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前卫艺术家在政治上都是可以接受的。1932年纳粹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在其影响下，左翼在价值观上出现混乱；这种混乱在《世界舞台》的一位作者对几位包豪斯学派成员的强烈批评中可见一斑。这位作者写道，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康定斯基和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不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压力，改变了包豪斯风格，以适应第三帝国的要求，就这点而言，他们实际上是在支持法西斯主义。”

《世界舞台》从未对剧院和表演艺术失去兴趣。维也纳评论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撰文讨论经典德国戏剧或者表现主义剧作家格奥尔格·凯泽（Georg Kaiser）时好时坏的声誉，分析易卜生、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和萧伯纳的作品。马克斯·莱茵海特（Max Reinhardt）和艾尔文‧皮斯卡多（Erwin Piscator）的戏剧实验，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和弗里茨·郎（Fritz Lang）的电影都成为了《世界舞台》审视的对象。英语戏剧在德国的流行令人惊讶，而这些剧作在英国或美国没有那么受欢迎；例如，王尔德的《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上演次数非常多，而且还很被重视。有些艺术家当年的声誉比现在高：费卢西奥·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似乎是1920年代初最重要的作曲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作曲那时与他的钢琴演奏一样受到重视；读完一些文章对弗朗兹·施雷克尔（Franz Schreker）创作的歌剧的描述，人们会希望其他歌剧院也效仿法兰克福歌剧院，将施雷克尔的《被污名化的人》（Die Gezeichneten）或者《远方的声音》（Der ferne Klang）重新搬上舞台。

《世界舞台》的编辑们成功地将一种特定的语调加诸大多数作者的文章上，杂志的风格因而非常一致。一位作者经常以不同的笔名在同一期刊物里发表几篇文章：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有四个笔名（包括“Peter Panther”和“The obald Tiger”）。他不仅撰写措辞严厉的政治分析，还用柏林方言写讽刺诗和歌曲，连续几期的刊物里散落着他写的滑稽仿作和格言，一旁是如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的严肃诗歌，还有沃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的夜总会歌曲。

沃尔特·梅林

一小群关系紧密的人经营着《世界舞台》，这可能是它得以存在那么久的原因；尽管在它停刊的最后几周，奥西埃茨基听从劝说，毙掉了论战性很强的政治文章，但直到他1933年2月被捕，《世界舞台》的出版一直没有停过。《世界舞台》在财务上并不依赖广告，它只刊登过很少的广告，有时它的广告让人惊讶，例如在1923年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有几期杂志里刊登的是减肥药广告。相比之下，自由派的报纸日渐陷入困境。我们从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在他的《理性的极限》（The Limit of Reason，这本书的主题是民主社会的媒体和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一书了解到，许多自由派日报的职员成了纳粹分子。

5 到了1930年，种种迹象表明，魏玛共和国一旦崩溃，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更糟糕的政权，一直严厉批评魏玛社会的《世界舞台》的编辑和作者此时似乎处于绝望无助之中。1929年，希特勒成功地使他的政党广受尊敬，这些编辑和作者当时就认识到希特勒构成的威胁以及纳粹所带来的愈加严峻的危险。《世界舞台》的一篇评论这么写道：“这些人不是你耸耸肩、开个玩笑就可以摆脱掉的。”但是，议会政府那时候实际上已经快到尽头。奥西埃茨基1929年写道：“自1924年以来，这个能将这个国家保持稳定的体系日益强大。现在，它的受益者瓦解了这个体系。”议会制度尽管有其不足之处，虽然《世界舞台》对魏玛德国制定针对英法两国的友好外交政策不甚满意，包括对英法两国政府感到不满，有它们存在总是好的……然而此时，两者都已经被弃之一边。“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才死了不过三个月，他的大部分遗产已经被挥霍掉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923年任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恢复国际地位的主要人物。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解，因其主张和解和谈判的政策，与法国外交部长⽩里安于1926年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右）

从那时候开始，面对这个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编辑和作者心中只有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悲观情绪，失去了拯救这个社会的意志。有时候，即使在1932年这个绝望的时刻，他们仍然会嘲笑起自己所处的困境：“根据政府的紧急命令，本来安排在今天上午8:30的乱局将被推迟到明天。”

这种无助感是无可避免的吗？是否如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等人所暗示的那样，对共和国政府的不断批评导致其缺乏积极支持，最终导致其垮台？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图霍尔斯基曾写道：“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我们生活在一个企图成为一个帝国的国家，它的君主只是离开了而已。所谓的受过教育的阶级的全部同情都在被驱逐和逃亡的君主那边。”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92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英雄兴登堡元帅，他的失败被遗忘了，人们只记得1914年他作为坦能堡包围战指挥官取得的胜利。《世界舞台》写道，兴登堡的当选意味着“一千万人枉死，人们在7年中为正义、理性和进步所做的艰苦奋斗只是徒劳。”

6 早在1919年初，图霍尔斯基就很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受到怎样的批评：“我们这些《世界舞台》的同仁正遭到指责，因为我们对一切都说‘不’，因为我们发出的声音不够积极。”他的回答是悲观的，但并非绝望。他认为，在一种新的真诚和正直精神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之前，发出积极声音没有任何意义。而这正是《世界舞台》想要去实现的，尽管它经常提出实用的政治意见，也会加入到某些政治活动之中，但其⾸要目标仍然是道德上的。《世界舞台》敬佩的是这样一些人：有着一贯的道德价值观，努力避免卷入日常政治的妥协和半真半假，最后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左翼人士。他们的英雄是巴伐利亚⾸任共和制总理库尔特·艾斯纳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哲学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而对其他一些死难者——比如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感情要淡薄一些。他们的价值观一直很单纯，这点很是奇特。《世界舞台》的评论栏目时常会赞美休·洛夫廷（Hugh Lofting）在他的⼉童读物《怪医杜立德》中传达的寓意（主人公杜立德医生对所有动物都抱有简单的善意和宽容，但对人类缺乏热情），这或许是这份杂志独特之所在。

库尔特·艾斯纳

有时人们会感到，因为批评无法产生任何改变，《世界舞台》的火力反而愈猛烈。随着无助感越来越强，政坛上得到编辑和作者支持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敌人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潜在的盟友——自由主义左翼和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已经叛变，至于共产党，派系斗争令其无法采取有效行动。

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无法改变社会，连有前景的政治盟友也找不到——在德国陷入这种困境的批判性杂志，《世界舞台》不是第一份。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的《未来》杂志（Die Zukunft）在一战爆发之前的处境与1932年的《世界舞台》相似。当然，两份刊物的基调大不相同，哈登喜欢尖刻、哗众取宠的文字，而《世界舞台》的编辑没有这个爱好，同情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性的信任缓和了他们的愤怒。

1927年哈登去世，图霍尔斯基发表了一篇用语极为含混的讣告。“我们当然应当向这位伟大作家的坟墓敬献花圈。但是应该用哪种花呢？”他赞美了哈登的勇气——哈登因批评德皇威廉二世被判入狱，战后遭到右翼民族主义者暗杀——也对他的影响力表达了钦佩，同时他也这样写道：“如果可以用动物来形容作家，那么哈登就是一条蛇。美丽，危险，毒辣，邪恶，捕捉猎物时激情万丈，永不满足。”

7 然而，尽管《世界舞台》努力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是与《未来》完全不同的杂志，尽管两者在态度上存在着真实的差异，二者都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当一个社会不为批评所动，那么一份批判性杂志的作用是什么？两者都曾取得过一定的实际成功：哈登契而不舍的攻击威廉二世的近臣圈子，令威廉二世的密友菲利普·冯·埃伦堡（Philipp von Eulenburg）名誉扫地；《世界舞台》揭露了魏玛共和国秘密实施的重新武装活动，报道了诸多司法不公的案件。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曝光几乎没有产生作用，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一如既往地运行着。

当人们翻阅如《未来》和《世界舞台》这样的杂志时，有时会感觉得到，它们越是无能为力，批评起来就越是猛烈。无论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还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一个悖论是，即使编辑和作者可能会受到骚扰，有时遭到监禁，但是此类批判性刊物却被容许存在。这是当权者自信还是软弱的标志？它是否表明，这样的批评只得到了不重要的少数人支持，而由于这些人影响力很小，所以被给与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无论我们怎么评价那些有着很活跃的批判或讽刺杂志的社会，历史最终让这些杂志雪耻。与社会主流和激进民族主义右翼的文化产物相比，《世界舞台》因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似乎更能作为“魏玛文化”的典型代表。

魏玛共和国很可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德国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内部分歧太深，无法为自由民主制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共同阵地，或为革命性变革提供有效的根基。“所谓的左翼都由哪些人组成？”一位作者1928年在《世界舞台》发问。“社会主义者，泛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你会想，这些群体同属一个阵线，只是立场上存在着细微差别？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隔着深渊。”图霍尔斯基以更笼统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德国人像是生活在一个个孤立的岛屿上，缺乏他所称之为的“对话的文化”（Diskussionskultur）。而提供这种“对话的文化”正是《世界舞台》想实现的目标之一。1930年，为了纪念雅各布松的《戏院》创刊25周年，图霍尔斯基写道，“本刊的任务旨在展示，在1930年的德国，除了希特勒、胡根贝格以及大学里那些冷漠的人，还有其他德国人存在。”（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原本想控制希特勒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工具”。——译注）《世界舞台》向世人展示了，即使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还有另外一个德国存在着，仅凭这一点，它就值得被记住。

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 1918-19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1870年以来的欧洲》（Europe since 1870: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

本文发表于《纽约书评》1980年11月6日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一口气看完三季《巴比伦柏林》，由衷赞叹这部细节还原到位、情节把控严密的史上最贵德剧的同时，也被它背后所想要表达出的思想所震撼。神秘莫测的凶杀案、鬼魅般的舞台剧、魔幻的布鲁斯电子乐、各方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以及男女主一次次险象环生的遭遇，多条叙事线串联起来，构成了一幅波澜起伏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柏林的市井众生相，这又于片名《巴比伦柏林》遥相呼应：巴比伦历经繁华，最终瞬间崩塌于历史的长河中；柏林也一样，透过小人物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了纳粹上台前民主政治是一步步走向土崩瓦解，这背后，似乎是各方面各领域暗流涌动，最终喷涌而出的共同作用力。

政治上，社民党、德共、纳粹、苏联，以及利欲熏天的亚美尼亚黑帮，你方唱罢我登场，机关算尽的互相角逐，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第一季的五一节枪杀案和黄金列车迷案、第二季捍卫民主政治的议员被莫名被骗的女仆炸死、第三季舞台剧女演员接连被黑衣斗篷凶手残害，一桩桩离奇案件背后，是各方势力的操纵和运筹，在看似歌舞升平的柏林街头下，殊不知暗藏着多少血雨腥风。

经济上，魏玛德国处在一战后二战前的特殊时代背景，注定了它的风雨飘摇。一战后德国面临的巨额战争赔款遭遇世界经济大萧条，让德国民众生活愈加水深火热。从第一季的女主一家处境不难看出，普通的底层德国公民日常生活之步履维艰。需要靠夜女郎身份谋生养一大家人的夏洛特，年纪轻轻失业的格雷塔，感觉被欺骗而一直心怀不满企图复辟的黑色军团，还有直接操纵股票的尼森家族，从他们的一系列行为模式中，我们都可以侧面的看到经济危机下的德国，有如安装看一颗定时炸弹，十分危险，而这一切终于第三季结尾的股市大崩盘，不知道导演是否会基于此，安排第四季的纳粹上台。

文化上，影片对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科学文化元素还原的恰到好处。布鲁斯音乐、收音机、包豪斯建筑、指纹鉴别技术，在剧中都透过一桩桩案件，巧妙的呈现，走马观花一般，就将我们拉回到那个一切都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特别是第一二季的结尾，男主格里安因战后易激症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回看才惊喜的缕清心理医生竟是男主的...），客观的描述了20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和医药学领域的重大进步。回想一下那个群英荟萃的时代，爱因斯坦、薛定谔、茨威格、荣格...的确是文化繁荣的顶点，可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的上台马上就会将这些意识形态相左的产物清除破坏，不知道第四季会如何呈现。

叙事上，男主格里安和女主夏洛特的演员，个人感觉演技非凡，演活了两个为谋生而打拼，不想站队、不想惹事，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却被迫卷入时代漩涡的小人物。第一季的男主费尽心机想要指导并销毁父亲丑闻录像带，却阴差阳错的卷入五一劳动节枪击案，进而又莫名其妙被牵扯进黄金列车案，与亚美尼亚黑帮产生了交集；第二季的男主因为忠实的履行职责而冒险飞去苏联拍摄黑色军团航空基地，女主因误打误撞被黑帮绑架而意外的发现了黄金线索；第三季男女主共同见证了舞台女演员接连被害，本来是要履行本职调查凶杀案，却离奇的发现自己警局的同事竟然是幕后黑手...一切看似那么不可思议，又那么情理之中，而这种没有起因，没有噱头，甚至没有具体结果，仿若街头快闪般的剧情走向，也许正是抓住观众胃口的点。

美中不足的还是剧中的感情戏。三季演完男女主还没有在一起，除了一次舞会上翩然轻擦的吻，依旧是中规中矩的同事关系，这种发展节奏不禁令人想象，这剧怕不是还要拍个三四季；男主嫂子两次移情别恋，而爱恋对象都是原配的病人，这种搭配也是着实令人不明所以，特别是第三季嫂子和尼森集团的少东家在一起，没有过多刻画，略显突兀；而被纳粹设计陷害，误杀议员本达一家的女仆格雷塔，更是令人丝毫喜欢不起来，虽然最后她还是没有逃脱被温特议员陷害走向断头台的凄惨结局，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被爱情蒙蔽双眼＋智商欠费，着实令人把这点同情心平衡回来了。

总的来讲，这部剧不失为一部良心制作的电视剧，德国人的严谨、认真和冷幽默，也可以透过这部剧一窥全豹。期待2022年的第四季尽快上映，让对德剧和德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朋友，继续沉浸遨游于光怪陆离的魏玛德国浮世绘。

首先，嫂子真的很美啊！

但为什么会去见尼森呢？

第二季的讨论里有人说是因为尼森家有钱，但如果是这个理由就太牵强了，因为男主家族在科隆也是名门，根本不缺钱不缺权啊，何况尼森长的也不过是耐看的水平，魅力值真的比男主差远了。

要是编剧就这样硬生生的给女主男主凑一起是没有灵魂的。

再说哥哥，我的理解是哥哥这么多年来一直暗中关注保护弟弟，所以剧情照这样发展下去，哥哥一定是愿意成全他俩的，但如此反而会让男主为自己的所为感到羞愤吧。

如果男主和嫂子注定不能在一起，这个理由反而更能让我接受

类似的装扮，可以被替代的人，相似的布景，不同概念的行刑场，眼花缭乱的投影依然掩饰不住诸多设计老套的情节，缺少想象力、没有新内容。

女性角色很不实且仍然很老套。

主角夏洛特记着母亲对孩子们的爱不均等，觉得自己所得不公，会对人产生隔膜感，也会强调个人物品的归属——当看到寄给母亲的那些信，夏洛特会放在专属自己的一个地方，并且会不时跟姐妹强调不要碰自己的东西；

不知夏洛特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能在警局上班的同时看很多书籍资料备考、以及到夜店工作。

片子里，夏洛特的母亲要去工作，但大姐身上感觉不到曾经照料妹妹们的痕迹，不明白三姐妹的好感情从哪儿来。从夏洛特问吃拉特点的餐，从小可能挨过饿，一个贫苦女人养活四口，生活肯定捉襟见肘，孩子虽然没有送养，但艰难的时候还是会相互埋怨、嫌弃，对于维持基本物质生活都很困难的家庭，女孩无底线的包容往往是长年争吵后精神疲累的一种消极妥协，这样的家庭，男孩仍会继承“大家庭”思想，而有了自立想法的女孩只想离开“大家庭”（所以妹妹托尼想跟大姐一起也无法理解，有气无力的浮萍草大姐、一身猥琐的吸血虫姐夫，这个剧对于穷人的刻画真的很片面、单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

夏洛特卖身资助家庭、扶助妹妹、给姐姐治病等等，这是一个老套的对谁都客气友好的好好软女人，是书里学习雷锋的榜样标兵，真实生活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记，她成长中产生的任何私人情绪也没有夹在名为“夏洛特”的人偶套子里。

“格蕾塔”只是为推动事件而服务，作为一个“人”，她被完全否定具有思考和判断能力。

格蕾塔遇到一点都记不起自己的夏洛特，并没有在看到对方茫然的眼神后放对方走，而是继续努力提供一些零星片断直到对方勉强记起自己的名字，并且出于自尊，饿着也说自己吃过饭了，格蕾塔是个聪明的会主动抓机会且要强的人，她可能会因自己年青身体的需要不断落入男人的圈套，但不会唐突的找女人谈心（第一次跟夏洛特聊自己的上一位雇主，只说是有名的作家，为维护对方不能说出对方名字，这里也看出格蕾塔有些虚荣，这样的话，她爱慕的对象是本达更合理些）；

格蕾塔的孩子刚出生就被送走了，她对这个孩子如何产生莫名的“爱”，如果她心里曾经有这个孩子，她在意识到自己做了可怕的事后会不顾一切的逃走，她不会犹疑地再次确认那个死人（前面夏洛特完全不记得她，她都没有犹疑过，可知她对人脸识别很自信），她会吓得深深地缩进容身之处，被抓到时她的身体叠成球状，任谁问什么她都一言不发——假定她曾冲动成为帮凶，这样冲动下也不会有想跟别人交流的可能，因为只有在冲动的漩涡不间断的控制下，需要她完成的这件事才能按部就班的达成。

本达的妻子，一个会主动拥抱安慰女仆的女人，在遭遇巨大不幸后，希望更多人遭殃，即使无关联的人，真的就是编剧导演的需要，她才会把丈夫的日记交给温特吧。

男性编剧、作家对女性角色塑造失真，仅为内容服务，而即使是女性编剧、作家也难以塑造可信的女性形象，与女性自己缺少对自己的自主观察、审视有关，也与编剧、作家们自觉迎合大众有关。

与前两季以政治势力斗争为主的主题不同，第三季主要是在展现小人物在历史的暗流汹涌中的挣扎。 剧中一共是三条线，一是连环杀人案，一是本达案的后续，再是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和股市的崩盘。 连环杀人案最终破获，是一场黑帮之间的相残，同时警方内部也出现叛徒。鉴定科科长因为对警局的不满，令他铤而走险，最终导致多人死亡。但是这个案件也让警局其他人员更加团结，夏洛特、格里安、格雷夫、亨宁、柴温斯基还有佛陀格特纳都是秉公执法的好警察。而夏洛特的成长特别让人惊喜，虽然罗姆处处给她穿小鞋，但是她依然努力去探寻真相。 本达案的后续，所有证人都被温特议员杀害。女仆格雷塔最可怜，被判处死刑。本来出现了一线希望，即时任外长的施特莱泽曼的国葬，利腾律师弄到了特赦法令，但是监狱中所有的人员都被温特收买，夏洛特一路狂奔，去到监狱却不被允许传递特赦令，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好友被砍头，她痛苦地呼喊，却无法挽回一切。

温特议员与纳粹党里应外合，实际上他才是杀害本达议员的幕后主使。他企图通过杀害本达，再逼崔基贝尔下台，从而登上警察局长的宝座，继而可以进一步清除犹太人和民主派人士，为他所谓的民族主义大业而铺路。他与泽格斯将军勾结，又与尼森家族保持亲密联系，他的牌局上，有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等人，这些魏玛共和国的掘墓人，虽然在剧中只是一两个镜头报个名字，却再今后的历史中，亲手将魏玛共和国埋葬。他与施特莱泽曼的对话，足见他对民主的蔑视，和冷酷无耻的内心。

但是最后，格里安等人拿到温特承认自己是杀害本达的主使的证据，温特当警察局长的计划落空。

尼森家族的胎记男，一个富二代废柴，却洞悉股市的虚假繁荣。1929年，美国华尔街的股票开始暴跌，股市崩盘席卷西方国家，战后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大萧条开始。警长罗姆情绪失控，在交易所里劫持人质。他的失控，是当时许多人的缩影，各个阶层的人都通过借贷来买股票，最终让自己背负上无法偿还的债务。众人冲进交易所，有人开枪自杀，有人上吊自尽。纸片飞扬，格里安浑身颤抖，穿过人流，面对那个如深渊般的下水道，仿佛看到了历史的洪水猛兽。

黑帮拍的电影《激情恶魔》与施密特医生的精神病学说遥相呼应，反复出现“创造新人类”“创造机器人”的论调。而“寻找真相，寻找光明”这句话在第一集的开头和最后一集的结尾首尾相合，意在寻求另一个出路。到底是成为麻木不仁、按部就班的机器人，还是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引路人，是摆在格里安等人面前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剧中的报刊作家给出的答案是，就算杀掉那些说话的民主人士，但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杀掉，幸存下来的民主人士照样会开口。

但是格里安呢？他会何去何从？侄子莫里茨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格里安则拿起了《我的奋斗》，他会成为布鲁诺和温特口中只会按部就班执行任务的警察吗？他会成为极权统治下不反抗不思考的螺丝钉吗？他是通往真相和光明，还是通向黑暗的不归路？ 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人有时候不可以是人，不可以是自我，甚至会拿起屠刀挥向他人。但还是希望有光明，总会有人固守良知，坚持底线，做正确的事。 期待第四季。

ps:第九集格里安和夏洛特终于亲上啦！希望他们好好的，格里安不要再挨打了好不好～

看的版本应该是配了fix字幕组制作的中译字幕。 大概在剧集一半的时候Helga问Gereon，sollen/wollen wir nicht verheiraten irgendwann? （我理解为反问句） Gereon回答说, doch。字幕在这里翻译为“当然”，但根据情节发展来看似乎这里Gereon的语气应该没有那么确定，或者说甚至是affirmative（如果这句“当然”是敷衍地说的）。因此可能不该如此翻译。 另外，单就这个表达来说，感觉一直没有弄清楚“doch”到底在表达什么；希望什么时候可以弄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