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1998

一开始我就很怀疑李雪健诠释贏政的方式。后来看到樊於期评价贏政：喜怒不形于色。终于向李雪健伸了大拇指。

玩阴的，嫪毐不行，荆轲也不行。有一个人或许可以，可是没有贏政的权力——吕不韦。自己的父亲，“贏政，难道你忘了一统天下的大任了吗？”一句话，照杀不误。看看吕自缢时贏政的反应吧。一般人看到上吊是什么反应？往上抬。贏政呢？抱着父亲的腿，似乎狠狠地往下坠了一坠。什么叫高EQ？康熙为了抚远，把兰齐儿格格嫁给葛尔丹。贏政呢？如上，绝对的高EQ。为了自己的天下，父母、兄弟、爱人、手下，仁义道德、事理伦常，统统可以不要。

“他为什么派车追我，就是怕我日后报仇。……我也怕啊。”
王翦愣了一下，又惊心，最终：“是，大王。”

为什么贏政平时显得如此“猥琐”？我想到我们导员的一句话：做上司的，永远不能让你的下属摸清你的心思。

嫪毐阴险，可沉不住气。荆轲其实也很强大，仁慈不是他的弱点，只是他的对手也很强大。贏政的歇斯底里让我想到秦腔，而荆轲的暗藏又让我想到现在的河北人。慷慨之士不是燕赵人的写照，燕赵人更多的是隐忍和暗藏。不显摆，能忍，显得朴实，但是千万别小瞧他们，个顶个啊。强悍，以前做杀手是，后来在大殿上的表现也是。作为一个河北人，我不怕实诚人，不怕阴险的人，就怕看不清的人——这种人，斗不过的；这种人，无大志还则罢了，若有一统天下的鸿鹄之志，谁也别去阻拦，螳臂当车啊。我想荆轲刺秦，他是不想去的，他是知道肯定不会成功的，可是为了身边这么多的期盼，他的作为只是表演，他也真的就好好表演了一把。正因为这良好的表演，他留名了，而这也就是他的目的所在。所以，荆轲的这场戏，是自己导演的。因为贏政一开始有谋划，所以他能混个编剧。

赵姬，很好的诠释了在政治舞台上女性的角色。她只能以大地般包容的心，去承载所有的一切，去寄予美好的希望，去收获空落落的一切。

剩下的王们。韩君，乞降。赵君，带孩童一起壮烈，所以他们只能成就壮烈，不能成就事业。燕太子丹，赵姬一句话定性：你是个孬种。

所以整场戏看下来，樊於期的忠诚可以隐去，高渐离的友谊可以隐去，秦舞阳的装B可以隐去，零零总总都消逝在历史舞台上，终就剩下三个伟大的人：贏政，荆轲和赵姬。

冲着巩皇来看的，最后看着嬴政长吁短叹。

“秦王嬴政，你忘了一统天下的大愿了吗？”以此始以此终。

嬴政从来没忘记，只不过一开始那是他的抱负，那份理想中还有和平还有生活还有人民，直到最后变成了他的执念，带着疯狂带着杀戮带着惶恐。

最后他疯了，是被别人逼疯的，他的母后、嫪毐、母后和嫪毐的俩孩子、吕不韦以及赵女，所有的人。他们都骂嬴政是天杀的，可是嬴政最开始不是这样的啊，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有着关于未来的美好的展望，后来他的理想国被其他人一个一个的破坏，而他的爱人去了远方，他慢慢的黑化，然后终于成为了那些人嘴里的那个天杀的，残酷暴虐。最后的最后，他含着泪问自己是否忘记了一统天下的大愿，那一刻，我想过去的他大概是真的死了吧。赵女脸上的字，还有宫殿中的那段桥，永远的逝去。

赵女无疑是爱他的，嬴政也深爱赵女，只是这份爱啊，夹杂着家国天下，个中滋味我实在难以体会。

荆轲是个壮士，一个真正的壮士，就冲他在秦宫的表现。在我心里，大概还不能算是英雄。

《刺秦》这个片子我在不同场合断断续续的看过很多年了，脑子里面能想起来的都是一些特写镜头，比如荆轲在雇主面前摆酷，嫪毐装胆小，还有李雪健的那张大脸，至于美人巩俐，我似乎从来就没有觉得她特别好看过，以至于重看此片时，我不得不对我过去的审美能力感到羞愧。

我之所以把这部10多年前的电影翻出来看，原因在于现在的国产古装片已经接近于看无可看的境地了，粗制滥造骗钱的东西就算不是不道德，至少可以说是没追求，类似于眼下炒房的老板们，把自身价值完全与钞票的积累挂钩，于是乎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上世纪的中国电影曾经多么的有追求。

最终在完整的看完《刺秦》之后，我发现原来中国电影跟我本人很像，从前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然后都堕落了。

中国电影人之所以三番五次耗费巨资拍秦始皇，原因在于这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先秦的时代，距离我们实在太远，如果对白不是普通话，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当外国史了。谈起中华文化，我们总有一些大概的印象，比如优雅，克制，含蓄不张扬，仪态万芳，雍容华贵之类，从我们流传下来的艺术文字，我们就能看到这种追求细致精美，注重形式的风格，这和我们传统的重谋略轻实力的军事观，重神似轻形似的审美观是暗合的。

然而，所以这些都和先秦的时候对不上号，李雪健曾经谈到他对于秦国人的观点：“秦代人的特点是‘拙’，从兵马俑、汉像砖、先秦青铜器和字画里，我都可以找到例证。因此，我的表演风格不能太随意，也不能太雕琢。一句话，那时候的人，心眼儿实，为实现理想，一根筋。”可见一个好的演员需要有良好的洞察力，一个“拙”字用的很好，那个时候的人，质朴，粗旷，单纯，同时又具有早期人类社会共有的浪漫精神，也就是说一方面情感非常丰富，一方面又头脑简单，一根筋，在我们看来有点像小孩，喜怒无常，时哭时笑，表达方式很激烈，大哭大笑大喊大叫，偶尔还有点歇斯底里，考察一下文献记录，我们会发现书中的先秦之人确实如此，政治的混乱导致人们重实际轻形式，个人意识很强，因为搞不清该听谁的。这种人，按后代的克己复礼的君子标准去衡量，可以算是野人了，难怪后来的古人对先秦一向不屑，“礼崩乐坏”嘛。

现在很多人讲，我们中国的文艺应该找回点传统，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艺术传统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传统观点中，艺术文学都是“道”的体现，要符合正道，文艺与其说在表达生活，不如说在教导人们该怎么生活，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套路，毛泽东同志曾用八个字精确的描述了这种套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八个字背后还有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京剧里从三国到水浒，人物们打扮的都一个样，那是因为什么朝代没关系，人家演的是价值观。

其实就算不去找，传统也是存在的，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绝大部分就是来源于这个套路，双手背后气宇轩昂的皇上，点头哈腰正直忠诚的大臣，建功立业，荣华富贵，其实都是京剧那一套，此法百试不爽，唯独有一点它套不上，那就是先秦，所以有抱负的导演，如陈凯歌，就会想到，可不可以把各种角色的脸谱都扔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在《刺秦》里面，皇帝不像皇帝，刺客不像刺客。一点也不伟岸的李雪健，演一个看似怯懦猥琐，却有气吞山河之志，心狠手辣，疯癫乖张，经常歇斯底里大声嘶叫的神经质秦始皇，伟岸的张丰毅演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慈眉善目的刺客。还有奔放活泼的赵姬，幼稚胆小的贵族子弟太子丹，在充满仪式美和庄重感的气氛之下，各色人物充分的展现着他们的个性，他们是脱去了脸谱的活生生的人。为什么皇帝都必须要“像皇帝”呢？中国史上几百位皇帝都用一个脸谱难道就合理吗？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能熟练的运用各种套路者，是大多数，就像武林各大派的徒弟们，而在山洞里琢磨出“独孤九剑”的，永远是极少数。

作为一个看过很多皇帝的中国观众，李雪健的秦王毫无疑问是最不像皇帝的，因为他不需要像任何人，他就是秦王，如果老天爷让我穿越回去，我毫不怀疑嬴政长的就是李雪健这个样。

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晚六时，北京电影学院的放映厅里座无虚席，就过道间也很难找出可以立足的地方。陈凯歌携他那部历经磨难的『刺秦』回访母校，并要举行见面会。大约在二十年前，他也如今日的学子一般站在影院的太平门前，观摩着前辈的影片，聆听着前辈的教诲，而今日，物转星移，当年的青年学子已经坐在了前面，开始教导着自己的晚辈们。所不同的是，影院是在新地址新建立起来的，设备齐全得多，透着一股子专业劲，当然，台下的人也比当初不知多了几倍。
影片演完后，在所谓的见面座谈会上，陈导演回答了新校友们的若干问题。当然，其中涉及到有关姜文的敏感问题，他是避而不谈的。在他那个年龄与地位，提问的人显然是过于单纯，也过于无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座谈如飞而逝，其中不乏有些专业问题，陈导演都给予了极富经验的回答，我们抛开这些问题不谈，也摒弃那些有关花絮的唠叨，还是有些问题值得观众探讨的。
思维定式
写出这个题目，我略有些悲哀，我向来以为艺术是需要创新的，实际上学校的教材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我们还是用老的眼光来看待艺术，非但观众如此，即便创作者们也难以躲开这片阴影。
在「刺秦」中，嬴政的扮演者是李雪健，焦裕禄的形象想必是他最深入人心也是最成功的塑造。有人认为，这个人民公仆的长相不够威武，不足以把秦始皇那种盖世武功表现出来，仿佛提问的人的确见过嬴政，是个身高丈二，眼似铜铃，口若悬河，寸筋铁骨的威猛之士。陈导演只好说史书上的始皇帝并不威风，甚至有些卑琐，龌龊，相较而言，李雪健可以算得上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了。陈导演的话可谓风趣，但透着一些无奈，仿佛是一则黑色幽默，令人警醒。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建立丰功伟绩的人均是这种形象？是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颂呢？其实，对于秦王来说，他南取百越，北却匈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伟大之处或说超出常人之处是他的头脑和魄力，这与身材长相恐怕没什么关系。在几世纪前的法兰西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都叫他小个子拿破仑，对于这个称谓，我们是比较接受的，想来番邦异地的伟人都是小个子，我们的英雄则要高大威猛些？这是多么可悲又可笑的自大加常规思维，寻其根源，恐怕与黔首们俯地叩首的习惯不无关系，当然，历史上也有个叫‘高大全’的人是这些固定思维的集大成者。
几年前，东北小品风靡全国，涌现了几位代表人物，比如说赵本山和潘长江之流。此二人的确深入人心，如果想无聊的话，不妨听听他们的嗑儿，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陈导演用这两人客串了片中的角色，人们看上去总觉得与片子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陈导演解释说在他的心中只有演员的概念，而没有喜剧演员的叫法，也希望观众们不要把演员类型化。他并且举出了美国汤姆．汉克斯的例子，在阿甘之前，汉克斯是美国标准的喜剧明星，看过「穿一只红皮鞋的男人」和「美人鱼」的人也许会知道这点。但在他出演阿甘这个角色的时候，美国影院中也并未发出哄堂大笑的声音。美国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注意的仅仅是阿甘这个人物，而不是汤姆．汉克斯的背景，当然，银幕下又是另一回事。陈导演的话的确是金石良言，姑且不论潘赵二人在片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单想到中国的许多类型演员，他们之所以没有勇气扩展自己的戏路，恐怕的确是为了迎合观众的一贯印象，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只能是一种奢望了。若中国观众始终如此，我想现代最受其害的人莫过于小燕子，更深一步说，中国电影若象演员那样去一味地迎合具有定式思维的中国观众，我则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表示失望。
在此片中，除了秦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荆轲，无疑，他是个悲剧式的英雄，那首“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千古流传。有许多人都认为易水别离的场面不够悲壮，显示不了壮士荆轲那慷慨赴义的决心。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理解，陈导演的理解与大众不太一样，这是可以允许的。固然这样处理是个人观念占了上风，但从故事情节角度来分析，这种处理也并非不妥。我不知道陈导演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否考虑到情节发展的因素，因为他只是说自己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悲壮。我认为在易水河畔，荆轲告别燕子丹与赵夫人，他虽是怀着必死的决心，也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而去的。此时，他已经不单纯的是为燕子丹或赵夫人做事，他头脑中想的是为民除害，杀掉那个凶残的暴君，使六国百姓不受涂炭之苦，如此有意义，又可名垂青史的义举，何来悲壮？我们头脑中的悲壮是因为已知壮士失败了，由于这个失败而悲壮，即是将结果放到前面去体验情节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不合常规的。欣赏艺术应该先将小脑清洗干净再进行，空后才可有灵。难道故意作个悲壮的场面好为后来的失败打下伏笔吗？中国足球队在出征各种比赛前都有个誓师会，若搞得悲壮点，岂不可笑！
把这几个问题拿出来谈谈，是为了说明艺术需要用新的眼光去鉴赏。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拍不出好的片子，仿佛责任都在编导们。也许这是事实，因为的确拍了许多简直不是电影的电影。但中国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色彩的好影片，但又有多少观众光顾影院呢？我无意责备观众，并不是观众没有错误，比如此类的老眼光，定式的思维就是不小的错误。但我也知道观众是上帝，这也是没有错误的，只不过悲哀了点。
记得日本已故的导演黑泽明曾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人对日本影片是非常挑剔的。我们日本人对自己的东西考虑得太少。为什么我们不维护我们的影片？我们在怕什么呢？”黑泽明三十年前的困惑竟然是我们现代的困惑，甚至还没有成为困惑，这不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吗？的确，无论是观众，影人，还是审查部门，他们对中国影片的挑剔是应该的，可惜的是，他们用定式的眼光在制造许多框架，这样搬石头砸脚的举动未免过于滑稽而令人耻笑了。我们可以想想「刺秦」另一个版本在日本的影响，恐怕这时用一把利刃刺进自己大脑的行为是再好不过了，那瞬间的快感一定很强烈，也很刺激！
关于影片
中国第五代导演中最著名的两个莫过于张艺谋和陈凯歌。最近，二人的新片恰好走了两个方向，《一个都不能少》是小题材，却讲述了一个大问题；《刺秦》则是在大题材中阐述了一个小问题。
看完《刺秦》给人的感觉仿佛不是日本投资中国制作，倒象是美国投资日本来制作的。我们都知道，或说都有体会，日本影片对人性的探讨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有这种感觉。难怪陈导演在座谈会上这么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只学到了人是难分好坏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好，在好中间隐藏着某些坏；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坏，在坏的里面有极力想迸发出来的好，艺术表现的就是这隐藏的坏和想迸发的好。
北京电影学院的某位老师评价《刺秦》时说，陈凯歌的确将他所学到的人性理论建立起来了，但缺少人物性格的堆积。这位老师的话很有一针见血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秦王的软弱，荆轲的自负，赵夫人的幼稚和嫪毐的深情，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观念之外的性格特点，但由于细节没有作铺垫，我们看到时会有种突兀的感觉。当然，该片的素材带是四个半小时，我们并不知道陈凯歌到底剪掉了什么，为了迎合什么。
可贵的是，陈凯歌在塑造人物多重性格的同时，并未忘记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就是把轻与重分得相当清楚。秦王的凶残，荆轲的侠义，赵夫人的善良和嫪毐的狡诈都被塑造得很好。其中，就我个人的意见来看，嫪毐的形象是最为成功的。一直以来，这个人物就在人们的唾弃声中存在着，淫乱宫闱，一个纯粹的无耻之徒。但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类似于小丑的人物能够在宫中生活那么多年必然有其过人之处，王志文将这个奸诈，深情，又始终无法作回自己的人物演绎得惊心动魄。陈凯歌在嫪毐这个人物身上，用最现代的理念去推翻或说打碎封建的所有制度，包括爱情伦理观（略有些畸形），君臣观，甚至自由人权的问题也有所体现，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恰恰是艺术的闪光点，众多观众在关心荆轲与嬴政的时候，忘记对这个形象的深刻探讨，真是有些可惜。
在观摩影片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古代的人怎么都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尖锐的，也是不易回答的，可惜说话的人没有向上面递条子，否则倒可以看看陈导演是如何回答的。在「刺秦」中，每一个人都十分戏剧化，中国观众一般不容易接受，尤其是秦王，嫪毐和燕子丹几个人。是陈导演的表现手法过于失真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这几个人物显然是演员刻意如此演绎的。我们看赵夫人就没有这样疯疯癫癫的表现，原因是她不象那几个人一样处在心灵生存的边缘，内心很单纯，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我想，陈凯歌这么塑造那几个人物显然是为了表现人物作为人的内心的冲突。秦王为了统一六国不得不抛弃他本人不愿意割舍的感情，包括亲情，爱情以及怜悯；嫪毐在前面已经谈过；至于燕子丹，被囚禁多年，虽无酷刑之苦，但耻辱贯穿着他的言行。当然，我们还能看见荆轲在刺秦时疯癫的举动，那也是属于特定环境的特定表现。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影片五个部分的小标题，可以说，这些标题已经告诉我们该片的主旨就是塑造人物。诚然，每部电影或每部小说都可以说是在塑造人物，我们也只好关心那些特点突出的作品。本片刺秦仅仅是个线索，主题似乎也不是十分明显，情节更是观众所熟识的（虽略有不同），剩下的就是对人性的阐释，这也是最重要的，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来演绎陈凯歌的人性理论，可能却有些诱人之处。总的来说，「刺秦」在人物塑造方面是成功的，也是很见功底的，犹如一棵参天古木，虽高大，我们也能看清楚枝叶的茂盛，只是古木根部的土壤似乎还不够厚实。

                                                   1999年于北电

      电影《荆轲刺秦王》一部历史大片，描述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雄心壮志的嬴政如何汲汲营营地统一天下，而不惜铲除一切阻碍，最后建立空前帝国的经过。剧中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行动、表情、神态等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了侠义英雄－荆轲的形象。同时着重刻画了秦王、荆轲、赵姬、太子丹等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
      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战国时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涌现出一批“士为知己者死”的英雄。燕国侠客－荆轲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然而，荆轲为什么去刺杀秦王呢？只为了燕国太子丹的“知己”。
      《史记》记载，燕国太子丹当时是这样嘱咐荆轲的：“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也就是说，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王嬴政，胁迫他退还已侵占的诸侯国领土，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嬴政的性命，倘若嬴政不肯，他们才准备杀掉他。荆轲领命，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带着‘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临行前，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们看到得是：荆轲这一人物，只为刺秦，只为了太子丹的“知己” ，不仅义薄云天，视死如归。却不为“天下” 。实质上是一个易水悲歌的豪侠刺客。算不上历史的真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