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劫梨花

片子很好，但美国法律颠覆了我的认知。这么明显的犯罪，犯罪事实明显，还弄得那么难，三番五次开庭。可能有的人说了，人的最基本权力跟自由，每个人都平等，一切必须符合司法程序，司法程序有漏洞，可以修正，但必须符合现有法律程序，所有人都平等。屁，就按着这个片子来说，很明显的犯罪，不是作为观赏影片者，即使身在案件中，也显而易见。被害者各种验伤，还有证人。就那么难？在中国，只要抓住人分分钟钟拿下，定罪判刑。不要说什么，人身自由还有什么权力，犯罪太明显，也有证据，还有证人，又是陪审团，又是作证。难道强奸不是事实吗？在那摆着呢？就那么费劲，美国的法律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在美国最简单的事，变得复杂了。开庭，陪审团，验伤有证人还三番五次开庭，陪审团还得同意。3个强奸犯就在法庭坐着，还需要辩论，需要辩解，犯罪事实明显。各种验伤，证人，证据，就那么难，真想不通美国的法律。在中国，你是个强奸犯就是个强奸犯，马上就拿下咱不说高官权贵。就说穷苦百姓社会普通人犯罪，强奸犯，抓住人，一审问，定罪量刑，很简单。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当说到“强奸”这个词的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地替换为另一个词“强暴”——正如这部电影中，控告三名强奸犯时，被告律师提议将“强奸罪”替换为“故意伤害罪”——似乎“暴力”比“性暴力”更容易被接受一些；似乎这样，受害者的难堪处境就能够得到缓解。 而且，有这样想法的人不仅止我一个，我周围的大多数女性，在公共场合谈论“强奸”这样的话题，好像令她们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甚至也被这个可怕的词抵消了。 不仅仅是“强奸”这个词使她们难堪，更加难堪的是，谈论这种行为（姑且先称“强奸”为一种行为而非罪行）的过程也常使谈话者感到难堪，更不用说，当一个受害者要面对另一个人另一群人，原原本本地说出强奸发生的经过和细节，并且是一遍又一遍地叙述——这在大多数中国女人看来，情何以堪！ 所以，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受害者是一个中国女人，强奸者与怂恿者是一群中国男人，接下来会怎样？中国女人连坦然地说出“强奸”这个词都如此困难，难以想象她会拦下一辆车直奔医院配合法医检查并且配合随后到来的辅导员、律师和警官，并且当晚就回到酒吧指认案犯，而在这一切完成之后，依然能够假装平静地走进家门，将这一切告诉自己的同居男友，渴望得到一点安抚。 如果是一个中国女人会怎样？也许她根本就不会去医院，尽管已是伤痕累累；也许在警方和律师找到她之后，她会极力否认，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也许她根本不会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和痛苦告诉男友，甚至父母和闺蜜；更不用说，让她出庭为自己作证，向法官和陪审团说出那个可怕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很多女人的回答是，我丢不起这个人。 就我的生活经验而言，“丢不起人”的情况似乎并不因为中国女人的家庭经济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有多少改变。从小女孩时起，我们中的大多数就被教导“强奸”是一个很肮脏的词，肮脏到不能够从女孩子的嘴巴说出来。而如果一个女孩遭到强奸，那她这一辈子就彻底完蛋了，不会有男人娶她，除非她在一开始就保守秘密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家族和她自己都可以保留住“清白”的美名。清白=幸福，被强奸=不清白=不幸福。不仅仅是强奸，连性也是不能说的秘密。当代中国中小学的青春期性教育虽然已有进步，在很多地方仍充满盲区，教育者本身的性观念就是非常守旧的。 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教养不允许女人在公众场合多说话，谈论性简直就是荡妇之举。在女人出嫁之前，必须是“冰清玉洁”的处女，而像崔莺莺这种和张生私会云雨的大家闺秀是决不能被公开“宣传”的，黛玉和宝玉只能偷偷看《西厢记》，有一次黛玉不小心引用了其中的词句，被宝钗发现，私下里便是一番诚心的劝诫，《西厢记》在大观园是禁书，是淫言秽语。其实如果按照严格的传统定义，宝钗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因为她早就知道所谓“云雨之事”了。真正的闺秀，直至洞房花烛夜，都应该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彻彻底底对自己的身体和异性的身体一无所知的。 甚至到今天，我周围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些年轻女孩还认为，否认自己拥有性知识就可以得到“纯洁”的美誉。她们的思维方式是，对性一无所知=纯洁。而看到电影里有露点镜头，有亲热情节，如果有旁人在场，一概都要娇声惊叫，捂住眼睛，似乎看了自己就不纯洁了。不难想象，看到the accused 中那一段完全写实风格的强奸戏段落的时候，她们会觉得自己的眼睛和大脑都遭到了真正的强奸。 我们的电视剧和电影里说到“强奸”这件事的时候，通常都会替换成，一个老太太双手抹泪，痛苦又不情愿地说：她，她被人糟蹋了！或者是，受害者本人，羞愧欲死地说：我，我被他侮辱了！他们都难以直面“强奸”这两个字，难以直面“强奸”这件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观众难以直面。而遭到强奸的女主角的命运通常是，和男主角的幸福生活成为泡影，永远不能再过上幸福生活。（女主人公可能因此精神失常或自杀，男主角可能因此抛弃她，或者因此找到坏人报仇反而搭上性命）。 既然对于性必须是一无所知的才好，那么对于强奸的态度就更要模糊暧昧，懂装不懂，知道装作不知道。其实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年纪越小越频繁）私下都会谈论的话题是：如果被强奸了，该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对策都是：会告诉妈妈，但绝对不会让第四个人知道这件事！知道的三个人是，受害者，受害者的母亲，还有施暴者。警官、检察官和律师当然不在此列。 而当大家捕风捉影地听说，哪个转学的女生是因为，被强奸了。这件事彷佛是一个兴奋剂和恐怖症炸弹，结论是：这个女生太悲惨了，如果换作我，就自杀算了。“被强奸后马上自杀”的言论是很有杀伤力的，如果有一个女生说“我不会自杀的，我一定会去报案”，她在被表面称赞勇敢的同时，背地里肯定会遭受更多的指责和怀疑，“她肯定有问题。”似乎被强奸之后，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并不是施暴者，而是不再纯洁不再清白的受害者。不清白=有罪。 我必须问，难道没有被强奸的女人，可以勇敢地指认罪犯，将他们绳之以法，然后直面生活的历史和未来，重新找到自我找到幸福吗？the accused勇敢地回答了我，的确有这样的女人，只是她不是中国女人。 我还想问，如果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不是福斯特，而是一个黑人女演员，会怎样？也许这部电影的话题性会更强，探讨社会问题的目的性会更明显，但显然导演没有这样“过”，他没有狂妄地把所有尴尬热点话题都搅合在一起。因为本片设置的人物和情节矛盾已经足够有张力和话题性了——不检点的女人VS下流的懦弱的勇敢的男人，受害者VS强奸犯，女律师VS男检察官。这些对立已经为观众呈现了足够复杂的关系和思考可能。 虽然这是一部标准意义的情节剧，但是戏剧张力并没有达到原本应该有的力度，也许，我善意地认为，导演是想通过削弱节奏的力量，使观众不过分沉湎于情节本身，而更多地思考电影提出的社会性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尽管那一段据说长达五分钟的白描强奸段落，可以在电影史留下标记，但其实它并没有多少美学上的革新，更多的是社会批判的思考性。

即便如美国那样推崇自由和法治的国度，竟然也会“每6分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其中¼是轮奸。”可见强奸这项罪行是多么常见。它的普遍性的背后有性别的歧视，有旁观者的冷漠，更有对自由和法治的践踏。 电影选择了一个很独特的角度，将矛头主要指向了目睹甚至鼓动轮奸案发生的旁观者们，控诉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鼓动他人犯罪的事实，也揭示了他们中另一些人目睹他人犯罪时的冷漠不作为。这个角度的选择是电影的第一个加分点。 另一个加分点，在我看来是受害者莎拉的人设――一个来自底层又性感漂亮且没有防范意识的酒馆女招待。相信很多人看到她在酒馆里喝大酒吸大麻跳艳舞的样子时，都会有“放浪形骸，不知检点，自作自受”等等指责她的想法冒出来。但是，请注意，这些想法之所以会冒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几百年来都活在一个约定俗成的男权社会中，所以不由自主地就把莎拉这种女性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这种想法本身就值得深刻反思。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部电影上映于1988年，那我们就回忆一下，在咱们的八十年代，某一年的夏天，你是不是随处可见光着膀子扇着扇子在树下乘凉或者下象棋的老大爷？你是不是经常能看到穿个大裤衩子夹着拖鞋下楼倒垃圾的大小伙子？即便现在也常常能看到衣衫不整的爷们儿们聚在路边喝着扎啤吃烤串还叼着烟自在地侃大天儿？但是没有哪个女的会因他们穿着暴露就去对他们动手动脚，搂搂抱抱，或者更甚吧。 女性不会因为男人的穿着打扮身材长相就判断他是否处于自愿状态，并实施犯罪，凭什么男性就会这样想这样做？而女性必须要按照社会规则学习如何做个淑女，按照规则选择你怎么穿衣，怎么打扮，怎么言行，时刻注意自己不可以显得轻佻，否则就会是给男人侵犯自己的默许或授权？凭什么？ 电影里的受害者莎拉，即便没犯法，只是喝了自己想喝的酒，穿了自己想穿的衣服，跳了自己想跳的舞，玩了自己想玩的台球，跟自己想说话的人说了几句，仅此而已，就可以被当做妓女被轮奸了？凭什么？ 可能有人会觉得，莎拉的肢体语言太暧昧了，就是在挑逗。好，你可以这么认为。但这也是电影要讨论的关键：当事人怎么认为都可以，观众怎么认为都可以，但法律是有准绳的，只要不犯法，也不构成强迫和伤害，就没有错。而电影里的当事人的的确确在莎拉说不之后对其实施了轮奸，而看客们也的确在旁边呐喊助威，这才是这起事件最本质的恶。 如果还有人想不明白，觉得莎拉罪有应得，那就请你想一下，假设一对陌生男女，他们偶然相识，起初对彼此印象不错，有过几次约会但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这时女方因为一些事情不想再与男人交往下去了，结果男人死缠烂打不依不饶，理由只是约会过几次。你们觉得这理由说的通吗？难道女人就该屈服于此吗？当然不能。 电影里，导演只是选择了莎拉这么一个极端典型，想要表达的就是无论是谁，都不可以强迫他人自由！即便真是个妓女也有说“不”的权利，即便是嫖客也有尊重对方的义务。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所以，自由究竟是什么？在一个有法制的国家或社会里，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这包括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也包括能够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这是孟德斯鸠在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里所主张的自由和法治。 然而现实是，女性并没有基本人权，没有享有平等的自由，法治更是奢望。甚至在这部电影的评论区，也能看到不少人觉得这一切都怪莎拉自己。这是最让人愤怒的。女性不仅没有获得人权和自由，还有人把一切罪恶的脏水泼到女性身上，指责她们“卖弄风骚”诱使犯罪。哪怕她喊了“不”，哪怕她反抗。这是什么事儿？太不公平了！ 长得好看，身材火辣，穿着性感，喝酒跳舞，有罪吗？如果这都构成“活该被强奸”的话，那也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如果连女性自己都这样看待问题，这样纵容性别歧视，也许有一天，连皮肤白这么牵强的理由也都能成为被强奸的理由，顺便再附赠一盆“你白你活该”的脏水，谁让你是一朵白莲花呢。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去看看那些至今裹着黑纱的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就知道了。明明是男人们管不住自己心里的恶魔，反过来却把女人妖魔化。心灵不干净，看什么都是脏的，同理。 说回电影，整体打了二颗星，其实挺失望的，白瞎了这么好一个真实题材。 第一，故事线索有点多且分散，没有集中打一个清晰的点。比如莎拉跟男友的两场戏，以及她跟母亲打电话的戏，被拿掉也不影响整个电影，所以显得很多余，还将重点分散了。设计母亲这个人物，无非是想说莎拉的身世不佳导致她缺乏家人关爱，因此缺乏自我意识等等，设计男友这个人物两场戏，无非想说遭受这种打击后，男友无动于衷情感淡漠，但是我认为这应该是一部以伸张正义为主旨的电影，而不是一部讲述女性自我觉醒的电影。主旨不清晰导致笔墨分配时焦点含糊。也就是要讲的太多，不必要的铺垫太多了。观众很难抓住重点。 第二，对旁观者的罪行拷问没有挖掘到更深层次。我认为电影核心不仅是要说旁观者有罪，也不仅要说旁观者缺乏正义感，而是应该落脚到更具有普世价值的点上，比如人权和自由平等这些涉及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核心问题上。这部分应该在寻找证人的过程中，和庭审戏中以辩论的形式深挖，说到每个人的痛点上，说到每个人都能共情的点上，而不是只让陪审团（也就是银幕前的观众）以为这个案件只与莎拉个人有关，只与那天晚上在场的人有关，只与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这样侧重的话，就成了悬疑推理加奇观电影，而非讨论伦理道德的电影了，会削弱掉最该关注的部分。 电影把焦点放在寻找和说服几个目击证人出庭时的理由太单薄了：律师恳求莎拉的好友出庭作证的理由仅仅是“你是她的好朋友”，而说服肯（那个大学生）出庭作证只是放了段他报警的录音，之后肯又由反悔到最终出庭的心路历程没有表现，只因为莎拉对他说“，你是在害怕吗？我也害怕。”……这都什么啊？太没有直击心灵的表现力了！台词很尬。我一晚上也没想明白肯有什么好害怕的？怕失去鲍勃那个朋友？但是他的眼神其实已经表现出对鲍勃的质疑了。 难道莎拉的朋友出庭作证只是因为她们是朋友关系？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她自己也是弱势一方的女性，而且她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为自己和孩子营造更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才是她应该出庭作证的深层理由，根本不应该是为了朋友那么简单！以此观点来看的话，她在电影里的表现也不到位，比如在律师办公室里回忆起当晚的事还很轻松，仿佛事不关己。还有那个肯，他能出庭作证的理由不应该是律师手里有自己报警的录音，也不应该是出于对莎拉的同情，最本质的理由应该是肯作为有道德和正义感的大学生，与鲍勃之间的鲜明对比，他应该有维护正义的自觉。 一个是受害人莎拉的好友，一个是施暴者鲍勃的好友，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出庭作证，应该有更深层的担忧和焦虑，这种担忧和焦虑才使他们在经过了反复内心抉择之后做出了最正义的选择。这也是他们俩作为有道德觉悟的旁观者，与其他旁观者不同的本质――他们更有同理心，而不应当是同情心。社会文明进步只靠同情心是难以推动的，需要每个人有同理心，以己度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世界才会自觉地良性运转。自由平等正义这些倡导几百年的普世价值观，说白了也都出于人们的同理心，而非同情心。而电影在深挖这方面的心思用得太少了。而且前半部分无关紧要的信息给得太多，有点令主旨没有深挖的余地。也怪不得很多观众会对莎拉缺乏同情，因为伤疤根本没有被揭开！隔靴搔痒而已。 第三，再说演员表演。莎拉的表现确有几处两点，比如CD店门口被旁观者认出时从惊恐害怕想逃离到怒不可遏两脚油门的转变，比如在台球厅确实很像喝大了。但是因为电影整体深度不够，难免也限制了表演上的深度 丰富和层次，尤其是莎拉上庭那场戏，表现力很单薄，就是弱弱地流泪怯怯地说不，反抗精神哪去了？积蓄的愤怒哪去了？那都已经是上庭了，全片最该集中爆发的点，只有女律师爆发，莎拉却只会哭，人物的成长没有体现出来。其他还有一些情绪不太对的地方，比如在CD店里，莎拉对陌生男子的几次搭讪仍然没有警觉，不符合人物当时的心境。还有在两三次与律师谈论案情的戏中，莎拉总把关注点放在占星上，实际行动中她还没有律师对案件用心和严肃，这都是不禁推敲的细节设计。总之吧，朱迪在刻画莎拉这个角色时，对一些细节处理是抽离人物的，感觉那件事并没有发生在她身上一样，但在跟律师的几场吵架戏中又表现得非常愤怒和委屈，两者结合在一起就觉得情绪把握不到位，显得有点刻意卖惨了。这些表演成分，我觉得都是剧本本身没有深度造成的，剧本没有塑造出人物，演员也就难以精准把握。看介绍说朱迪凭此片获奥斯卡最佳女主，emm…大概是敏感题材+弱势群体+大尺度表演造就的吧。 相比之下，我反而觉得律师这个人物虽然脸谱化，而且也演得中规中矩，但是人物情绪基本都是对的，没有抽离之感。而且女律师的选择也非常恰当，从外形上就高大严肃庄重理性，从始至终穿着风衣，就像披着斗篷的女超人形象，给人强烈安全感。

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堪萨斯大学和比利时的摩伦贝克相继举办了一场名为“What you wearing？”的展览。

这个展的内容，就是18位女性在遭受性侵时身着的衣服。

与很多人的猜测不同，这些衣服绝大多数都称不上是暴露，甚至可以说是保守。

T恤、过膝长裙、运动装……还有工作装。

以及童装。

是的，童装。

“我们还收到了一件上面印着小马驹的儿童衬衫，看起来就让人觉得心痛。”

而这个展的目的，就是提醒人们，重要的并不是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们当时身上穿了什么，暴露与否，抑或是化没化妆，举止轻浮与否。

这些都不是她们被侵犯被伤害的理由。

但很讽刺的是，在当下，受害者，而不是强奸者，常常成为指责挑剔的对象。

“今天穿这样去公司，被人问你不怕被强奸吗？”

强奸案发生的时候，先爆出的也永远都是女性受害者：

“18岁少女遭强奸后被焚尸”

“某某少女被邻居诱骗强奸两年”……

新闻一出，满眼满屏都是“少女”“女孩”这样引人遐想的字眼，紧随其后也永远都是女性的照片，好不容易看到一张强奸犯的照片，上面还打上了码。

这些错误，我们现在还在犯着，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电影就已经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答案。

《暴劫梨花》

影片由真实事件改编，于1988年在美国上映，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直接描写性侵罪行的电影。

本片由乔纳森·卡普兰执导，朱迪·福斯特主演，一举拿下了第6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豆瓣评分为7.9分。

影片的开场很有吸引力。

固定长镜头中，桥下的一座酒吧矗立，演职员表出现，画面从白天到黑夜。

深夜，画面上一个男人的出现打破了平静，他跌跌撞撞地冲进电话亭。

我们从他断续的陈述中得知，这个酒吧刚刚发生了一起轮奸案，三四个男性轮奸了一位女性。

接着，一个衣冠不整的女性冲出来，在路边大喊，并拦车求助。

她就是本片的女主角，莎拉。

这个场景对于观众来说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有一种惊天大雷的感觉。导演仿佛在告诉观众，强奸的发生，是没有预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这种非人的暴力和侵犯。

接着，就是医院的场景。

我们看着莎拉被审视，被检查，被拍照。

“你通常使用什么避孕措施？”

“上次月事是什么时候？”

“意外之前的性交是什么时候？”

“你得过性病吗？”

……

程序化，冷冰冰，例行公事。

但好在，片中出现的无论是警察、医生、心理辅导人员，还是律师，通通都是女性。

然而即使在今天许多地方，我们的性侵受害者去警察局报警时，常常是一群男性警察在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们，被强奸时用的什么姿势，有没有戴套，做了几次，用手指还是用生殖器，过程详细地叙述一遍。

往往这个过程会重复很多次，而每一次重复对于受害者来说都是心理上极大的践踏和伤害。

在2019年的美剧《难以置信》中，有两起中间相隔了三年的强奸案。

2008年的时候，玛丽遭受强奸，报警后男性探员对其进行了肆无忌惮地盘问。

而在2011年，一位女子在受到侵害后，女警探卡伦赶到现场后，先是安抚受害人的情绪，随后把她带到私密的车内，征求她同意后，开始小心询问案件细节……

所有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要迅速增加女性警员和医生的数量，并对警察进行一定的培训，尽最大的努力降低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在《暴劫梨花》中，我们发现莎拉相对而言非常冷静和坚强，她对于医生警察律师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都相当配合，每一个步骤都完成的很好。

其中包括报案、做检查、返回酒吧指认罪犯等。

最后一个步骤，看着简单，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当你被人控制，被人侵犯，并好不容易逃出来，这个时候让你立马再回去那个地方，看着那个人，这对于受害者来说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但莎拉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整个过程中，莎拉声音嘶哑，身体只有机械性的反应，眼神呆滞，这些生理上的表现无一不在传递着一种刚经历过巨大创伤后的悲伤和心如死灰，把我们一下子就被带入到那种无助当中。

直到这个时候，莎拉在观众面前的形象，完全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的形象。

而下面，影片才开始逐渐挑战观众的道德准则。

随着影片的进行，我们得知莎拉并不是一个乖乖女，她会浓妆艳抹，会举止轻浮，会和男人调情，还酗酒，抽大麻，就连车牌上都写着“sexy lady”（性感女郎）的字样。

说白了，莎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甚至在被强奸的那晚，她还在竭力卖弄风情，和强奸犯还接过吻，还和他们一起喝了很多酒，磕了药，玩了弹子机。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要说了，这女的不是活该吗？不是自作自受吗？

是的，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在莎拉被轮奸时，旁边有一群人在拍手叫好，因为他们丝毫不觉得这是一次强奸，而只是一场“show”。

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那几个轮奸的男人最后只被判了两年的刑，罪名还不是强奸，是暴力伤人。

这就是说，只要表现好，他们九个月就能出狱快活了。

而莎拉呢？

她和男友分了手，打电话给母亲本想寻求安慰，却被母亲问了好几遍是不是来要钱的，她还被人们视为人尽可夫的妓女……

莎拉把头发剃了，再也不接近任何男人，整天只待在自己的小屋子里。

情绪崩溃时，她冲到律师凯瑟琳的家里，质问她，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大学生，出身不高贵，所以最后得到的是这种结果？

如果她举止更优雅一点，行为更检点一点，背景更强硬一点，后果会不会不一样？

当凯瑟琳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姑娘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枯萎下去时，身为女性的她也开始质疑自己之前作出的决定。

当看到莎拉在开车撞了一个嘲笑她的男人而进了医院之后，凯瑟琳决定起诉当时在酒吧里起哄鼓掌的那些旁观者。

因为他们不是无辜的，是他们促成了这起强奸。

在众人的不理解中，莎拉和凯瑟琳真正实现了“Girls Help Girls”，两人互相鼓励支持，直至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还记得在法庭上时，被告方律师曾问莎拉，被强奸时有没有表示过自己的不愿意，有没有说“走开”“停下”之类的词汇。

莎拉说没有，她一直在说“NO”。

当被告方律师试图狡辩“没有拒绝就说明默认”“女人说不代表着心口不一”等等时，凯瑟琳给出的答案是：“No means no.”

不就是不的意思，就是拒绝、不可以、不行的意思。

没有什么欲擒故纵，就是单纯的不可以，不同意。

《暴劫梨花》在这一点上，几乎是给出了教科书般的答案。

是的，女性挑逗也好，穿着暴露也好，举止轻佻也好，只要女性说“no”，那就是不行。即使在性行为过程中，只要女性不愿意，那就是算强奸。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婚内强奸”一词的原因。

任何违背女性意志而强行进行的性行为，都算是强奸。

而任何直接促成强奸的行为，也算是犯罪。你可以不作为，但你绝不能起哄、鼓励和撺掇，否则你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欧美兴起了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潮。经过女权主义者不懈的努力，女性权益得到了极大保障，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仍存在着性别歧视的问题，女性仍然是作为一种被“凝视”的“他者”。

《暴劫梨花》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莎拉的形象，向传统的女性观念发起了挑战，传递了先进的、正确的女性主义观念。

要知道，这部电影上映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我们当下的社会还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真的进步了吗？

《暴劫梨花》除了主题上的超前，朱迪的演技也撑起了整部电影。

片中，她用自己的眼神、肢体动作、面部肌肉等细节来诠释人物。

莎拉被强奸后的眼神呆滞，到后面慢慢反应过来时，她开始了较为频繁的眨眼活动。

警察让她指认罪犯时，莎拉先是下意识地展现了对于痛苦记忆的逃避，眉毛用力一紧，然后下定决心跟着警察走进了酒吧。

当遭受到不公时，莎拉先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眼神，随后转为愤怒，然后开始痛苦。这种细微的表演是非常有层次的，也是非常考验演技的。

像这样细致入微的诠释，在片中还有很多。

朱迪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而只有莎拉这个人物立住了，影片的深层主题才能出来，作品才能立起来。

除了莎拉，朱迪在四十多年的表演生涯中，塑造了众多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朱迪·福斯特是好莱坞的天才少女。

作为一名演员，她斩获两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第二次是《沉默的羔羊》），两次最佳女配角提名。

从少年天才教科书式地演出《出租车司机》中的雏妓艾瑞斯到主演《暴劫梨花》中的争议少女莎拉；

从近乎完美地出演了《沉默的羔羊》中的女警探克拉丽丝，再到《大地的女儿》）中的疯癫少女妮尔。

在朱迪本人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后，她开始在影片中塑造一个又一个“坚强的母亲“的形象，如《安娜与国王》中的安娜、《颤栗空间》中的单亲母亲梅格·阿特曼、以及《空中危机》中的凯勒·普拉特。

1991年，朱迪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我的天才宝贝》，这部作品继续通过女性视角来审视人性、家庭和社会等多重问题。

而无论在表演，还是导演上，朱迪都十分注重细节，力图用真实来打动观众，这一点在《暴劫梨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除此之外，《暴劫梨花》也不是没有缺点。

它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凯瑟琳身上，她作为律师太符号化了，像个工具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情绪和人物弧光。

在之前文淇妹妹主演《嘉年华》中，史可饰演的律师也是这个毛病。

这两个女性，都太伟光正了，都太正义善良了，导致影片的可信度不是很高，这就使得结尾的成功看起来太像是一个幻想了。

这也是我们之后再拍摄女性题材的影片时要注意的一点，那就是成长和变化不应该只存在于主角身上，配角也要有，不然这种女性主义是不彻底的。

总的来说，《暴劫梨花》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被超越。这种超越，不仅包括电影技术上的，还包括女性主义观念。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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