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 八百壯士

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现场时，将会萦绕着一股香油味。好吧，是我旁边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种感官维度。趁着这股意犹未尽的味道，我散漫地谈谈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以下观点仅代表昨夜的我，与今天的我无关。

总体而言，这部影片的叙事视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没有给国军官长以直面不讳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个小时候才终于有一个有力的特写，来自一个即将死去的中国军人。

除了笑张译对一个懦弱者活灵活现却难免油滑的表现之外，观众一直很平静。

整部电影没有专心经营好一个人物，与其说是群像表演，不如说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现。像张译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关系不大的出色。我很怀疑里头的每个人物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叩寻到真切的认同感。

这部电影只拍八百壮士的故事，淞沪会战的正面战场完全没有提及。当电影进入主体叙事时，大场早就沦陷，国军大部已是撤退的尾声。

今日四行仓库遗址和晋元纪念广场

守卫四行仓库的是88师262旅524团的一营。电影中提到，88师曾补员五次，八百壮士的主体已经是各省保安团。真实历史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是湖北保安团。

片中赋予他们具体化的人格，他们并不是王牌军，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临时凑补的壮丁。他们嘴里念的是水稻，他们就是普通农民。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东北军旧部，被表现成很孬种的角色。

仓库中的四五百国军，在各种陈述口吻中都被视为壮士、英雄，但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现，他们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当然，事实上，里面还有一部分中央军骨干。我们听到有一个片段，几个黄埔同学围坐在一起，轻声哼唱黄埔军歌的情形——轻声哼唱，而且没有字幕，歌声和镜头一闪即没，显露出有趣的意识形态上的忌惮。

谢晋元与守卫四行仓库的四位连长，从左至右：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

机枪连的雷雄连长，上官志标连长，背着手榴弹跳楼的陈树生，甚至是壮士的指挥官与精神代表谢晋元，这些国军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尸还魂。

大多数时候，谢晋元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时候，一半时间他站在二楼，对楼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场又一场只具有符号意义的讲话。一束强光从他的脑后逆射而来，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躯完全沉浸在光晕之中。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说，四行仓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但这和演员的关系真的不大，我认为片中没有一个没发挥好的演员。你可以说杜淳塑造的谢晋元在有限的发挥余地中是出色的，谢晋元在他的演绎下是一个无限寂寥、凄凉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形象显得非常地脆弱，远未能表现出他阳刚、壮烈的一面。当你听到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的躯体里是空虚的，好像没有重量。虽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谢晋元毫无疑问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镜头的拍法，更是创作意识的怯懦。当你拍八百壮士时，是不可能绕过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这些国军长官的。但是当你不敢重笔描摹这些人物时，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如果是艺术家的话，这部电影就不该拍了。

本来放弃对淞沪会战的整体呈现，只表现对整体局势并无左右之能的一营孤军已经是很大的退让。可是现在，还要更进一步地退让。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实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只能由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和动作所填补。

既然中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单薄，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更难去苛求了。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会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我确实等到了，在影片一个并不高明的虚构情节中，士兵被要求杀俘，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的恐惧和求饶在那一刻是人性的。但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只剩下一位长官，这个形象完全没有超出过去影视作品中对日本人的扁平刻画。其余的日本士兵，都只是战场上跳动的人影和数字而已。

主题上也毫无突破和新意。基本上主题就是，原本只具外交意义的四行孤军，通过四天五夜的奋战，为溃退无能的国军挽回颜面，令列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也唤醒和振作了国民抗战御辱的意识和信心。影片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各色的人物来说明，全面抗战是全体国民之责。这些人物不光有军人，有童子兵，有农民，还有商人、黑帮、妓女。

但是这能否立得住脚，得依靠逻辑链的最初一环——国军真的无所作为。取得国际尊重并不是八百壮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但八百壮士确实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国势力、中外媒体的注视下，成为巨大的新闻事件和抗战标志。

但影片最后租界内的洋人武装也受到感召，为孤军开枪助阵，这个情节实在令我怀疑其可能性。国际上感佩孤军的忠勇善战，是真实的，但以资料中显现出的租界势力之软弱、自私、蛮横，开枪助阵实在过于艺术化。要知道，各国租界代表的是各国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用那么大代价打这一场大会战，包括最后大军撤退还留下一支孤军，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战促和，打给国际社会看。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谈，而是敦促国联能够干预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战罢，边战边寻求外交施舍，最终是两头落空。脊梁骨头都打断了，也没换来各国对日方的实质制裁。所以，会战期间，国联九国之绥靖已经展露无疑，以他们对日军的忌惮、恐惧，很难有开枪助阵此种强硬的行为。

事实上，后来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国人当场就将中国军队的武器给缴了，谢晋元部沦为孤军营，陷身租界，不得自由。数年中种种监禁、控制、冲突更不必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日军的畏惧。

杨惠敏

片中充满演绎、虚构成分。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实，但如果演绎和虚构削弱了真实原本具备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为什么不遵循史实？

一个一个背着手榴弹从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种苍白的悲壮。时代往前飞逝，而创作者的意识和手法还停滞在十几年前，实在悲哀。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细节，根本毋须脱离实际的渲染、夸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电话线的情节可能是离现实性最为遥远的一段虚构。这一段悲壮有余，却好比《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差别。其实仓库中本就有电话线。要知道，四行仓库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坚固的掩护条件，原本就是88师的指挥部，能不配备电话系统吗？不过从电影处处自由发挥的风格来看，倒也不应苛责。

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可能是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却最为失真的一个。这是受当时的的报道策略，后来杨惠敏的夸大，其他次要当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响。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游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

片中至关重要的场面垃圾桥，很多百姓死在这里，日军开枪杀了很多人，但是事实上除了最后撤离的那一场战斗，垃圾桥平时恐怕并没有这么危险，杨惠敏也无需将旗帜裹在身上，渡河泅献。电影中还将杨惠敏脱下外衣，取下国旗的一幕，处理成“姜武”偷窥看胸的情节。

真实情况是，杨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热心，不过她不是十七岁的少女，有二十多了。27日晚，她站在桥上，冒着生命危险，朝仓库大声喊话，要求进入仓库服务。雷雄请示谢晋元，谢晋元不许。但杨惠敏不走，还问守军需要什么。谢晋元让雷雄转告：“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天亮前，旗帜送到，次日上午从仓库楼顶升起。

但紧接着谢晋元就打电话，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国旗。当天下午，谢晋元派人与杨惠敏再次取得联系，拿到一面巨幅国旗，当时就升了上去。原先那面国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侧面。

当晚深夜，童子服务团在叶春年带领下开车绕道而来，再次送来一面他们手中最大的国旗，杨惠敏和记者曹聚仁也随同来了，但谢晋元忙于军事，没有接见他们，由雷雄代为接见。

负伤的士兵被转往租界医治，事先已统一口径，当被问到仓库有多少人时，回答：“八百人。”

电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记者进入了仓库，仓库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是由他问的，这名记者的原型应该就是战地记者曹聚仁。

可见献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乱，是因为送了三次，而且献旗者不止一人。出于众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有媒体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杨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练成整个事件中一颗闪亮的符号。

被淹没在日军太阳旗之中的四行仓库楼顶突然高悬起飘扬的国旗，且一面比一面大，这激怒了日军。影片中据此演绎出在敌军飞机轰炸下的护旗壮举，只能说这很符合商业片的戏剧化逻辑。但我没有看到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的叙述，日军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银行窗口对我军攻击，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机和驾着机枪、迫击炮驶入苏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惮租界，河道狭窄，加上中国百姓集中船只，设卡阻挠，水面攻势没有得逞。只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专注于楼顶的国旗。

影片中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还有中日两方指挥官，分骑黑白马，于战场对峙喊话的情节。日军指挥官向谢晋元强调，这是一场事关你我二人的荣誉之战。这又落入了以往刻板叙事的巢穴——对日本人的个人荣誉感过分的渲染。

当然，在二马对峙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两个民族仿若正邪对立的较量。这匹莫名出现在银行仓库的白马，贯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谢晋元为代表的每一个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脊梁”。这固然雄浑，但还是一种套路并太过简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观众绝不是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走进电影院，安静地坐下来等待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的是更复杂，更细微，更新颖的表达。

就这个情节展现出来的意识而言，它与片中的戏曲元素是相仿的。片中的戏曲艺人、戏曲唱词、单骑闯关的赵子龙，都是这种二元化与刻板概念化意识的体现。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出自底层平民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国民意识。影片中的戏曲元素，演绎成分，在套路化和戏剧化的层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无疑却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让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状态，无法深潜下去，讲述出一些更为冷静、更为丰富的东西。

身骑白马的谢晋元

影片中刻意赋予人物方言口音，却又缩手缩脚，不敢彻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种口音都沦为普通话和方言蹩脚的杂交。当然我也认为彻底方言化绝不是明智之举，影视剧中对方言的选用本就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使用普通话，想要试图融入一点地域特色加强真实感，反而提醒了观众，你们看的是一场假戏。

一场戏看下来，最令人出戏的恐怕就是谢晋元的口音了。谢晋元是广东梅县人，似乎应该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应该讲客家话，但片中的谢晋元带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我还是要强调一遍，杜淳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当片中的谢晋元说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话时，我会疑虑影片对谢晋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说，谢晋元是民族英雄无疑了，但片中对他的刻画都是充满“阴影”的，而且频频不在场。当这难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现时，你心里会闪过疑问，这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呈现还是负面的呈现？难道我们在用一种负面的手法表现一个英雄人物吗？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壮举”。我想这已经无关乎电影，就像片中最后，谢晋元被告知的一样，一切都是政治。对最应该被凸显的谢晋元如此处理，体现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当我们说到电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说到的就是那面飘扬的民国国旗。升旗、护旗的情节在片中是一个高潮段落，但这一段最令我饶有趣味地注视的却是对这面旗帜的展现。不揣冒昧地说，片中的外国国旗都能得到从容的展现，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国旗帜，这面民国国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给它的镜头着实不少，可见是想痛快地展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远远的模糊一团。

显然摄制组为此也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给了个背面镜头，隐隐绰绰地映出其图徽。还有一次对旗帜非常近距离的展现，我印象中是旗帜炸倒后被重新扶起的桥段，那一个镜头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抬，将将露出迎风招展的红色一角。就在图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镜头切掉，好险！这一段是为讴歌护旗壮举，但壮士们护的却是一面不能被我们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还是对抗战中国军的整体评价仍是负面的。这从一开始对国军溃退这一段的截取已经明确表意。之后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一路顺下来的逻辑就是，因此他们没能唤醒那些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没能凝聚起国人百姓共御外侮的力量。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们替国军挽尊，重塑了民众的信心，打动了寰海内外。可是，如此脓包的国军，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一味的赞美毫无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对国军这一长久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八百壮士。其实早在当时，毛泽东就将八百壮士定性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广为宣传。八百壮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怀，人们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的。虚构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但比不上真实人物的说服力。可是这些哪怕只是低级国军官长的人物，也没能得到客观大方地表现，我也只好忍不住一边看一边连声叹息。

其实固守仓库前的淞沪主战场可以拍出史诗性的大片，孤军退入租界后的几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生活化电视剧，像《风骚律师》那样精彩的。我看过一些极为翔实、具体的资料，充满完全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细节。一边看一边想，这一笔一笔的才是应该被拍背呈现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颂就是批判，总是表现一些宏观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比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谢晋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国政大计，以及孤军营中悄然滋长的那些他也无法控制的变化。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也曾军纪涣散、官佐丧志，连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都和谢晋元爆发过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样自然的作品和那样自在的叙事出现。时值今日，我们也只是在拍、在看八个样板的一千种翻版。

但我不会否定《八佰》，我认为它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献出了大气和写实的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都贡献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没有光环，彼此毫不抢戏，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细节还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觉，那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养分，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性描写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还是张译的老算盘，那股郑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观众没有白来。

更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献上的价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识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这个时代。

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要有信心。历史不是洪水猛兽，历史不是政治。历史是养料，是桥梁，是纽带，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会面对的东西。

（公众号：段雪生）

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

壮士八佰归何处，将军孤愤几人知？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 评《八佰》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做个勇敢的中国人》的影评，那是写给《金陵十三钗》，在那篇评论中，我质疑我们是否为了歌颂的目的而刻意美化了历史，比如将片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描绘为“崇高的自愿牺牲”，又比如将片中的中国军人描写的神勇无比悍不畏死，如果真这么能打，又怎么会有南京大屠杀？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有一部电影更应该拍：《淞沪战役》。那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绝不光彩的战斗，七倍于敌的兵力，巨大的伤亡，几年前还在内战的乌合之众，群氓般的士兵，抽大烟的将军，勾心斗角的派系，最先逃命的官员，直到最后的大溃退。那个故事里却一样有真正的人性，一样有在大败逃中死战到最后的人。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先从直面历史开始。”

然后，过了将近十年，终于等到了这部《八佰》。

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那段惨痛残酷的历史了呢？

评价电影之前，我们先看看真实的历史。

当年大清灭亡，袁世凯称帝亦覆灭，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日本趁机侵占东北，东北军不敢抵抗，为保存实力，撤入关内，国人深以为耻，要求抗战呼声高涨。

但以当时中国之贫弱，若全面开战，能是收复国土，还是会丧尽主力而溃败，甚至丢掉半个或整个中国，没有人敢预言。不打，丧权辱国，打了，打不赢，可能亡国，而要打，还要打赢，对当时的中国军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中国国民，也都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只因当年的军阀部队视民众为鱼肉，一心争抢地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民众又怎会对这样的军队有好感？

但若大一个中国，四万万国人，就真的没有勇士了吗？

其实在东北，就有无数人站出来抵抗；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使日军伤亡惨重；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次东北军退无可退，只能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抵抗……这些战斗使中国人明白，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敢打，敌人也是会怕会死的。

终于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8月8日，举行北平入城式。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两日军要闯入被守军打死，日军调兵上海。中国军队决心抢先进攻，将最精锐的德械师88、87师投入上海，此后两国不断增兵，中国投入60多万兵力，日本投入十几万兵力和海上舰队，上海变成血火绞肉之地。

但随着为数不多的精锐部队损耗，各地赶来的“杂牌军”作战能力低下，而日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准备合围中国军队。当时国民政府还幻想着再多撑几天，就能等来“国际干预”，再加上如果上海失守，对国民士气影响极大，而迟迟不肯撤退，直到形势极度危急，几十万军队即将被日军合围时，才匆忙下令撤退，导致撤退变成溃败，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人，日军伤亡约六万人。

中国军队无法守住上海，且伤亡是日军的数倍，这一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由各地杂牌军组成，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远不如日军，二是指挥上前期硬打硬拼伤亡极大，后期精锐拼光了，剩下的军队虽多却战力和士气低下，不撤，被合围就是全灭，一撤，就成了大溃败。

然而这场战役也证明了中国军队是有勇气有决心和日军一战的，精锐军队能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失，而各省的杂牌军们之前虽然还在打内战抢地盘，但面对外敌却也能同仇敌忾，装备素质都极差但也敢与日军殊死拼杀，甚至向日军发起冲锋，极为悲壮。

我查到的淞沪部队参战资料

中央军：1师、3师、9师、11师、14师、36师、67师、78师、87师、88师、96师、98师、独20旅、中央教导总队、 税警总团

浙军：6师

湘军：8师、15师、16师、18师、19师、23师、46师、53师、62师、63师、77师、109师 、128师、新34师、预备11师、独37旅、暂11旅、暂12旅、暂12旅

鄂军：13师、79师、167师

川军：26师、133师、134师、135师、144师、145师、146师、147师、148师、独13旅、独14旅

西北军：32师、33师、106师

豫军：40师、45师

鲁军：51师、58师、独45旅

皖军：44师、56师

闽军：52师

苏军：55师、57师

粤军：59师、60师、61师、90师、154师、156师、159师、160师、独20旅、66军教导旅

黔军：102师、103师、121师、独34旅

东北军：105师、106师、107师、108师、109师、111师、112师

桂军：135师、170师、171师、172师、173师、 174师、176师

在这场战役之前，他们并不是“中国军人”，只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川军、粤军，湘军……是各军阀们的爪牙，是被抓来的壮丁，只知有官，不知有国。但在上海，面对外敌时，他们千里而来集结到了一起，真正成为了一支军队，在国人面前，在外敌面前，在列强观战团面前，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士兵。他们从之前的为地盘而战，为权力而战，终于开始真正的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存亡而战。

这支军队，装备和训练不如日军，有些还拿着大清的汉阳造，穿着草鞋，甚至鞋都跑没了的跨越千山万水赶到战场。很多人士气低下，贪生怕死，不知国为何物，只想回家种田生娃。军官素质也不高，对士兵往往只有打骂，极少有能慷慨激昂做保家卫国思想动员的，喊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敢后退就毙了你”。更有些军官自己先逃了。高层指挥上一味死拼，不能及时撤出，造成巨大伤亡和溃败，直接导致南京失守。这些都令人痛恨长叹。

但也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将骄狂到以为自己可以灭苏踏美、可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挡在了上海三个月。以当时日本陆海军战力，纵然是美苏英法德，又有谁敢说自己可以轻胜？俄国曾被日本击败，苏联在诺门坎坦克大炮是日军数倍仍然伤亡巨大，英国被日军轻取了香港和东南亚，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上以压倒性的兵力火力打到现在还会做恶梦。而列强都没有真正和日陆军主力全面长期作战过，只有中国，面对百万日军独撑了那么多年。

仅夺取上海，日军就伤亡数万，之后还有上高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敌后无数人的反抗……让日本人明白了中国虽弱，却不可欺。中国人看起来一盘散沙，但匹夫之怒，亦能流血千里。中国人可以流尽鲜血，但在那之前，所有想灭亡中国者，先会流尽血而亡。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庆祝胜利的纪念日里，又如何评价上海的一间小小仓库中的几百孤军呢。

这些军人其实是个弃子。在主力溃退后，他们被留下，望着一河之隔的歌舞升平，戏台之上，唱着孤军勇将的戏码。这是一种表演吗？或许是，要给英美列强看，告诉他们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给日本人看，告诉他们中国仍有勇士，给中国人看，告诉他们有人还在战斗。

大局需要弃子，政治需要表演，宣传需要大义，但那些被留下的人，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一次演出。

当我们要拍一部名为《八佰》的电影时，我们想纪念的只是这几百个人吗？这几百人真的全是英雄吗？中国只有这几百人是英雄吗？不，当年参战的无数人里，有勇士，也有懦夫，有好汉，也有恶棍，而更多的只是普通人，他们会害怕，会有欲望，想回家种地，想有岁月静好的生活，但他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上海，身后就是南京，身后是整个中国。

我们要纪念的，是所有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几百人，能映出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置身于那时那地，又是否能比他们更勇敢？

看到电影中那些士兵绑着手榴弹一个个高喊名字跳下楼去时我落泪了，我的泪水，并不是因为电影里可能经过虚构加工的情节，而是为那些历史上真正用血肉筑起了长城，却没有机会喊出自己名字的人。

我很害怕我们的文艺作品会为了某种表达，而放弃历史的真实。比如为了歌颂，就将凡人打造成伟人圣人，或为了批判，又将他们塑造的丑陋不堪。那都不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随着亲历者的逝去，已经变得模糊而不可寻，才给了后人随意涂抹的空间。汉武如何说秦皇，大清又如何著明史？不吹不黑的面对历史，真的太难。

相信当年的中国士兵都神勇无敌深明大义，那是没有脑子，但若是认为他们都是混蛋懦夫，那是没有良心。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从直面历史开始。

文/东SIR

公众号；抛开书本

原定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后因“技术原因”取消的《八佰》，终于在我们听了一年故事后，在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那一天，宣布了上映档期，不知道是该感叹“天道轮回”，还是感谢这一年来中国电影的“技术进步”。

由于影片还未公映，我们对于其内容所知甚少，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是“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而今天——8月13日，就是“淞沪会战”开战纪念日，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淞沪会战”在上海拉开战幕。

现在我们既是为在看影片之前了解一下影片的背景，也是为中华民族不能遗忘的那段历史，来重温一下“淞沪会战”。

战争

这里所指的“淞沪会战”是指“第二次淞沪会战”或者叫“八一三淞沪会战”。（此前在1931年1月28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开战，称作“第一次淞沪会战”或者“一二八淞沪会战”）日本教科书把它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

战争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终止于1937年11月12日。历时三月，中国方面投入148个师、62个旅共计80余万人，死伤30万人；日本方面投入8个师团、2个旅团共计20万余人，死伤4万余人。是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迅速穿透华北，8月上旬兵峰直指上海，叫嚣“三月亡华”。

中国军民抗战声强烈，特别是作为蒋公嫡系的黄埔军校学生请战欲望强烈。

陈诚将军献策要把战争走向“从北往南”变成“从东向西”。中国地势“东低西高”，在历史上“从东往西”打的战争未有胜迹，石达开辈皆是例子。

然而上海并非理想战场，因为日本海军非常强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上海临近江、海，在上海开战，中国军队就可能面临强大的日军舰炮、舰载飞机的威胁。

于是中国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布下二道钢筋混凝土军事防线——吴福线、锡澄线。

然而蒋公决意在上海打这场战役，理由是以当时中日两军的实力，在任何地方作战，中国军队要赢都是很困难的。然而中国军队必需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无疑上海作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城市，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于是中国军队迅速向上海集结。12日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中国军人了。13日中国空军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进攻。14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精锐的德械师87师、88师开始主动出击日军。

日军迅速做出反应，战况激烈，一个小据点一天双方易手可达十数次。

军队

23日以后日军精锐援军到沪。中国军队策略开始从进攻变为防御。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双方都不断增兵。

中国军队精锐尽出。三个王牌的德械师、陈诚的土木系……各地方系也都派出最能打的队伍投入战斗。

桂系来了其精锐的号称“钢军”的第7军，并最终把二名高级将领的生命留在上海。

粤系来了其精锐的号称“铁军”的第4军，北伐时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就出自这部队，并最终把一名高级将领的生命留给了这场战争。

数月前还因西安事变和中央军兵戎相见的东北军也来了，和当时的对手并肩作战，其最精锐的第67军也把他们的军长永远留在了上海。

………………

战场

淞沪会战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是，因为上海有租界。战争只能在苏州河北岸的华人界打，人们纷纷涌向苏州河南岸观战，它从而成了世界战争史上很少见的有实时现场观众的战斗。

这样也就涌现了很多故事：有四行仓库保卫战时，女童子军杨惠敏横渡苏州河送国旗这样感人故事；也有陈诚将军后来回忆录里面写的遍地是汉奸，日机在空中飞过时，总有人在下面用镜子反射引路的尴尬故事；也有中日双方的败军只要缴械退入租界就能获得暂时安全的让人无限感慨的故事。

战况

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像一台绞肉机一样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冯玉祥将军回忆录里面写道，一个杂牌师上去顶4个小时；一个精锐师上去顶8个小时到一、二天；三个德械师或出自陈诚土木系的超强师上去可以顶一周。

这场会战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

88师264旅阵亡一千多名官兵，旅长黄梅兴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8月14日，身先士卒，被一片弹片击中腹部阵亡，是战争中第一个捐躯的高级将领。

罗甸争夺战，双方你来我往打成拉锯战，其程度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最激烈的战斗，第67师201旅，蔡炳炎旅长高喊：“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尊。”全旅阵亡。

宝山保卫战，姚子青营长率第98师292旅583团3营500将士奋战七天，仅1人生还，最后姚子青率最后的二十多名战士和日军浴血肉搏，最终全体壮烈殉国，赢得对手尊重，日军安葬了他们的尸体，列队鸣枪致敬。这一部分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捍卫者》。

四行仓库保卫战，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四百多名壮士，号称“八百壮士”……这大概就是电影《八佰》表现的故事.

………………

战争中伤亡最重的是蒋公嫡系的黄埔师生。在战争结束时，胡宗南致信戴笠哀叹说黄埔系损失惨重。

战果

“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败退告终，然而中国军人虽败犹荣，历时三月的抗击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三月亡华”的妄言破产。

日军此前迅速的穿透华北的战斗在很多人看来有局部战争的意味，通过“淞沪会战”抗战变成全民抗战。

战争中中国军人表现出的抗战到底的坚决，让人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可以说“淞沪会战”是中日决战的开幕式，是烈士们用鲜血、用生命感召了世人，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在八年后——1945年8月15日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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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已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谢晋元

撰文 | 谌旭彬

1

遇刺

谢晋元在孤军营中阅读报纸，了解前线战事。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他们的团副上官志标，也身中五刀受了重伤。

行凶者不是外人，正是孤军营的士兵。公共租界警务当局调查后开出的拘捕名单上有十个人：郝精诚（亦作郝鼎诚）、张国纯（亦作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周少山、张保生、黄云清、曹明忠、张福忠、蒋少卿。租界法庭的最终判决是：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死刑，张文清、周少山、张福忠无期徒刑，张保生、蒋少卿有期徒刑九年，黄云清、曹明忠查实无罪释放。

在孤军战士章渭源的回忆里，郝精诚是刺杀行动的主要谋划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一天到晚穿着件棉大衣，常在团长门前溜达”，还时常去谢团长平日散步之地的条椅上看书。这种棉大衣不离身的行为曾引起众人好奇，但被郝以“打摆子”搪塞了过去。对事发当天的情况，章是这样叙述的：

“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郝精诚仍穿大衣，跑了一圈，他掉队了。谢团长看见走来责问原因，这时队伍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张文清、尤耀亮（曾违反纪律被团长呵斥过)、张国顺等先后掉队。也向郝精诚处走来，郝精诚乘脱大衣之机抽出三棱尖刺，不等谢团长开口，凶器已及身，谢团长猝不及防。胸部被刺两下，拔出时凶器转了百八十度弯血如喷泉。当即倒地，奄奄一息。跑步官兵见状，赶来抢救，已是太晚。一时秩序大乱，没了主张，只知恸哭。帮凶们却高喊未死。郝精诚又转来向太阳穴、喉管、对心连捅三下要害，即时死去。”

《申报》记者采访孤军营士兵后对案发情形的还原，与章的叙述大体相同，惟细节上有一些区别。比如，章渭源说凶手郝精诚、张文清、尤耀亮与张国顺四人是在跑步中故意掉队，而《申报》却说这些凶手当天缺席了晨操，谢晋元遂一面命部队跑步，一面派人前往宿舍传四人前来接受当面申斥。四人到来后，其中一人突然拿出凶器向谢发难，“其余三人亦一趋而前帮同凶手”，当场将谢杀害。对照郝精诚的供词——“是晨早操，我因迟到，团长又严词诘责，且用军棍责罚，我实在气他不过，故将预藏之刺刀拔出，向之乱戳，不知有几刀”，可以知道《申报》的说法更切近实情。郝精诚供认自己用的凶器是刀子，租界警方也称自郝身上搜出的凶器是刀子，也可知章渭源说郝的凶器是一种三棱尖刺并不准确。

2

孤军营中的生活

租界法庭非公开审理后公布的审讯材料，有一种将这场刺杀的动机归为孤军内部矛盾的倾向。郝精诚说，之所以在当天掏刀子杀害谢晋元，是因为自己进入孤军营后，“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食不充饥，鞭挞频加，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曾以匿名信函请团长改良待遇，但团长非惟不允，且将我禁闭二月，致气愤异常”。另一凶手张国纯不承认自己参与杀害谢晋元，只承认拿刀子刺伤了团副上官志标。他说，自己“因私吃饭食与班长打架，被团长以藤棍痛打，但我既食军粮应受军法，毫无怨恨在心，是团长被刺我未动手”，“当时团长遇刺，上官团副前来救护，而我适身带利刃，因其平日虐待士兵，大部分下属均对团副不满，一时气忿将其戳伤，惟并无杀死之心”。

郝精诚的供词，与上官志标提供的证言有一些共通之处。上官志标说，“前年被告郝精诚因书写匿名信函破坏团长名誉，曾被谢团长禁闭一月有余，谢团长被刺之前二三天，郝又因窃食厨房饭食被负责人觉察，讵郝不服反加殴打，因此又遭团长以藤条鞭之，被告即怀恨于心，遽尔行刺”。由此可知谢晋元确曾处罚过郝精诚。

不过，郝精诚写匿名信指控谢晋元不公开上海市民给孤军的捐款，却并非事实。郝大约是受了错误信息的误导。1938-1939年间，是孤军声望最如日中天的时刻，上海市内的一些不良分子遂假冒孤军名义接受捐款，此类信息传入孤军营后即不免引起一些议论。为杜绝这种问题，谢晋元于1938年11月份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启事，内称：“四行仓库孤军之团长谢晋元，顷以外间颇有假借四行孤军名义在外募款，特在申报登载广告，请外界不可为此辈假冒名义所欺，因四行仓库孤军并不接受各方捐款”。

然而，各界对孤军的爱护，并不因谢的告示而终止，仍时常有人前来捐款捐物。为示公开透明，击破流言，谢晋元遂又决定，对内设置一个推举出来的十人小组来管理款项物资的使用，对外不定期将收到的捐助款项物资公开在《申报》上，供社会各界监督。如1939年4月，孤军营在《申报》上公布了一份清单，是“自去年十一月份至本年四月十六日止”收到的“各界之捐款及物品”。清单分“慰劳现金”与“捐赠物品”两大类。前者详列了十三项捐款，有具体的捐赠者、捐赠日期，款项也具体到了几分钱。后者因物品种类繁多无法一一刊载，但详列了所有捐赠者的名单。1940年初，谢晋元又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说“鉴于以往种种”，孤军营谢绝所有外界募捐，只有“公私团体自动捐助、直送达本营、由余亲笔出具收条及按期公布鸣谢者”例外。直送到营，是为了让所有孤军将士亲眼见证；出具收条并在报上公开鸣谢，是为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而所谓“鉴于以往种种”，大约即是指包括郝精诚匿名信在内的种种流言。

孤军营敬赠谢团长纪念像章。

至于郝精诚所谓的受了斥责临时起意，张国纯所谓的本无意杀害谢晋元，恐怕只能解读为一种脱罪之词。事发后，租界警方在郝精诚、张国纯、张文清三人身上，各抄得一把尖刀，在尤耀亮身上抄得一根铁棍。这四人恰是刺杀谢晋元的主凶。四名主凶案发时均随身携带凶器，再结合张文清的供词——“刀一柄系于隔夜十时半由张国纯交我，嘱行刺团长”；张福忠的供词——“数月前郝精诚即有刺杀团长之心，经我力阻劝其不可犯上，此次事变我毫不知悉”，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早有蓄谋的行动，绝非一时激愤临时起意。

按众凶手的辩解，他们之所以集体身藏凶器，是为了逃出孤军营。周少山说自己不知道有杀害谢团长的计划，只承认“与张国纯谈起，欲逃出铁丝网，脱离孤军营之事”，且说自己将刀子交给张国纯，是为了在逃跑时做断后之用。张国纯则说，“因在孤军营待遇太苦，（我）曾与周少山、张保生、张福忠等商议，私自出走，深恐受阻，乃密藏利器于身”。

对将士们来说，孤军营确实是一种时刻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部队奉命退入租界，原本“系徇上海领事团之决议”，且“奉到最高长官之命令而行”。孰料退入之后，即被租界工部局缴械并加以软禁。工部局的解释是基于租界利益必须维持中立，既不能应允日军的要求将孤军“引渡”，也不能应允孤军的要求将他们释放。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实则在法律与事实层面均经不起推敲。谢晋元在给工部局的抗议信中说得明白，按国际法，孤军既非俘虏也非犯人，租界当局称孤军营为“留禁营”，也恰可说明此点。《申报》也曾指出，淞沪会战初期“有一部分日兵退入租界”，工部局既没有缴他们的械也没有软禁他们。租界当局回复谢晋元“目前我们无能为力”，则显示他们软禁孤军的实质是为了回避日军的压力。

除了干涉孤军悬旗、白俄兵无故打死打伤营内士兵等重大恶性事件，日常管制中的种种琐事，也时常勾起孤军将士的愤慨。如守大门的罗宋卫兵殴打营内士兵，仅因该士兵将前来慰问的学生送出营时，顺手将营门关上。上海地方团体的两名代表来营询问孤军在日常用品方面有何欠缺，正谈话间却被卫兵强行拖了出去。又设置有最多二十五名访客入营慰问的苛刻限制，某校女生三十余名来访，卫兵竟也是多一名都不肯通融。表演团体入内慰问，表演内容也要事先检查，不许含有鼓动性质的内容。

1939年三、四月间，在被软禁了18个月后，孤军营终于发生了士兵出走事件。第一次是在午夜，走失1人；第二次时间不详，走失3人。租界当局随即加强了对孤军营的管控，包括加高铁丝网，对通往足球场的小门实施早晚六点钟开关的限制，对前来慰问者搜身并出入点数，生病士兵一律送巡捕医院以防逃逸等。

3

以动制禁

谢晋元颇能理解士兵不愿长久困居孤军营的心情。但作为孤军领袖，他又不得不表态反对武力暴动和深夜出走。1939年前后，上海的一些地方有力人士入孤军营接洽，还提出过一种“化整为零”的办法，以难民假装访客入营慰问，将孤军壮士一批批悄悄置换出去。如此，战士可以重回前线，难民也可得一个栖身之地。该方案也被谢否决了。章渭源后来回忆说，谢的否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服从，但服从并不意味着同意：“孤军营全体官兵对谢团长关于替换出境与否的问题,保持沉默,少数人却另有想法,理由是与其被软禁在营内坐以待毙,蹉跎岁月,还不如混出上海到达游击区,重振旗鼓再上前线抗日,不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吗。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由再充足也只有埋在心底。”

谢晋元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他自己也亟欲恢复自由，但同时又不想做有损“革命军人人格”和“国家民族之荣誉”的事情。他不希望被人指摘孤军壮士以无辜难民换取自由，也不想让孤军与租界武装发生武力冲突——那是日军所乐见之事。纠结之中，谢也曾考虑过各种跳出铁丝网的方案，只是“每次向上级报告，总得不到批准”，谢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只能将此类方案一一按下。他可以做的，只有不断向租界当局抗议，以及努力改善孤军营内枯燥的软禁生活。

谢晋元和他著名的白马。

具体措施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各种文体娱乐项目，以篮球最受欢迎，三百余人中常有五六十人参与，营中组织有5支球队，分别称作孤军、攻击、斥候、突击与冲锋。来营慰问的学生和社会团体，也常组织篮球队与孤军球队进行友谊赛对抗。1945年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收录了161则谢在孤军营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66则涉及营内的体育运动，并记载了孤军篮球队与上海各界篮球队的22场比赛。

二是开展工艺生产让士兵有事情可做，以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准，同时也让士兵们掌握一技之长，待抗战结束可以顺利回归社会。这项事业始于1939年下半年。最先启动的织袜业，在上海企业家荣德生、吴昆生、卫聚贤等人的帮助下，孤军营得以优惠价格购入棉纱和织袜机，并请来袜厂师傅传授技术，开始生产长短筒袜。1941年初的《申报》曾刊文报道称，“孤军牌”线袜、毛袜、肥皂、木器及藤器，在上海的销路颇佳，“几已遍及全沪各大团体机关，出品优良众口交誉”。具体生产情形如下：

“营内士兵目前每人每日工作四小时，工场每日开工八小时，分两班进行。孤军工业共分三组：（一）织袜组。去年孤军士兵以织袜者人数最多，占全营人数三分之一，现有新式袜机约百架，每日生产大小各式袜子约数十打，去年销数约一千五百余打，内以三十二支双线袜销路最广。（二）肥皂组。参与肥皂工作者占全营十分之一，规模次于织袜组，产量则倍之、去年皂销三万余块。（三）藤器与木器组。人数较少。”

4

“显系别具肺腑”

租界法庭审判结束后，代理团长雷雄通过《正言报》驳斥了租界当局披露的凶犯供词，称“团长生前最注意士兵之营养”，这一点只要“一视我士兵之体格即可明了”，所谓待遇不良、饮食不饱皆属捏造。而且孤军营内的经济账目一向公开，不但按月公布明细，内部还设有“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所谓外界捐款不公开云云实在是“荒谬绝伦”。雷雄最后说，“该四名叛兵之犯上作乱行为，显系别具肺腑矣”，暗指他们可能已被日军收买。营内的三名班长余长寿、李锦堂与曹明忠，也有类似的怀疑，理由是孤军营的武器均已被租界方面收缴，连菜刀都要登记，而郝精诚使用的凶器“经过电镀，闪闪发光，根本不是营内之物”。他们认为，可能有人特意自营外进入将凶器带给了郝。与郝交往较多的士兵张应禄则说，郝在孤军营三年“有几次升迁”，因有中学程度的文化，谢晋元“待他不错，叫他帮孤军剧团做下手”，“谋害团长的匕首是外面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白俄兵没在意，我们看见了也没有想得这么深”。张应禄还提到，1940年汪伪派人来收买孤军被谢晋元拒绝后，郝开始在营中和一些谈得来的人宣传“平均法”，“鼓吹‘不要任何头头’，自己管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然而，无论孤军将士如何深怀疑虑，已成孤岛的公共租界是无力招惹日军的。警方既不会循着凶器的来源做更深的追查，法庭也不会将日军与汪伪牵涉进来。但法国驻沪领事馆警务处撰写的情报资料里，既然载有“据说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利用留禁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成功地收买了四个士兵去杀害谢晋元，每人赏金一万元”这样的内容，而谢晋元的日记里也有“查刘玉龙为前华捕，现已为汉奸，不时来营打足球”这样的记载，可知日军与汪伪入营收买凶手，并非发自臆想的不可能之事。对日军来说，软禁中的孤军是一种如鲠在喉般的存在。他们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举行“精神升旗”，从事生产自力更生，时常与前来探视慰问的民众做报告交流，事迹更频频见诸上海报端，实际上已经成了上海沦陷区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日军最初不许租界当局释放孤军时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如今，既无可能漠视租界释放孤军，又无可能漠视孤军继续维持一种精神象征般的存在，威逼孤军领袖谢晋元屈服或将之杀害，就成了日军与汪伪最后的手段。

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谢晋元的遇刺举国震动，主动前往孤军营灵堂致祭者多达十余万人，出殡之日又有逾4万上海民众前来送行。但谢的死，也确实给孤军带来了巨大的震荡。章渭源回忆说，孤军的人心自此“有些涣散”。士兵党荣杰“借修汽车之名爬上车背攀上围墙，越过墙头的铁丝网，跳在胶州路上走了”，篮球队员傅东生“乘电工修理围墙上的电灯之机，爬上梯子，跳到胶州公园，也混入游客中走了”，另一名士兵和道生，也“穿着便衣混入来宾中乘黄昏时出营了”。

5

流离岁月

八个月之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上海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孤军的命运随之急转直下，他们先是拒绝了汪伪的收编，然后在12月底被全副武装的日军严密监管了起来，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约一个星期后，日军以武力强制孤军迁移，在一个细雪纷飞的日子里，用十多辆卡车将之转移到了上海郊区，切断了他们与市内民众多年来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撑。再后来，孤军又被转移至位于宝山县月浦镇、设有高压电网的集中营内关押，在这里，汪伪的收编游说再度失败。1942年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孤军被转移至“龙游民习艺所”修挖铁路两侧的壕沟。或许是担忧抗日组织的秘密接近，孤军又被转移到了控制更严密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继而将之作为苦力分散使用。少量由监狱留用，大部分被分别押往孝陵卫、光华门、杭州、芜湖裕溪口以及南泽的新几内亚。许多人死于疾病和繁重的劳役。

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在1942年底趁电网未通电的机会逃出，千里跋涉回到了重庆。在裕溪口挖煤的孤军，也在原代团长雷雄等人的策划下，“发动大家抢夺了七名押队敌兵的全部武器——一挺轻机枪和六支步枪。带领百余俘虏(其中有90名孤军)，逃出虎口”。国内其他地区的孤军，也多有成功逃脱者。唯一毫无逃脱机会的，是那些被运往南洋新几内亚的孤军。孤军田际钿回忆说，他们在南洋被逼“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日军“稍不如意就鞭抽拳打……如果反抗，就要被刺刀刺死”。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同月，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奉命来到上海，收容安置那些流离无依的孤军旧部。上官志标在《申报》上刊文说，“今抗战胜利，志标奉命来沪，希吾营同志见报后，即速来申报到，俾得早日相聚，共商进行。通讯处为古拔路四三号。”及至该年8月31日，自南京、芜湖等地前来上海报到归队的孤军士兵已有百余人。

局势变幻，让孤军们的命运，从时代的视野里消失了。但当他们的身影重新归来时，那些苦难与坚忍，鲜血与眼泪，终于将历史造就成了神话传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谌旭彬；编辑：宫照华；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八佰》，两把刀子，一把陈树生，一把刀子。

一个是军人，绑着满身手榴弹，跳进日军钢板阵，炸得小鬼子血肉横飞。

血书一封：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这把刀子，剜心窝的痛！

一个是混混，“沪江堂，小辈，刀子请愿！愿意一试！”

刀削拇指，按了红手印就往桥上跑，中弹也不回头。这一跑，有去无回，身卧血泊。

这把刀子，刀锋泛着光。

前一个是北岸的八佰壮士，后一个不是。

后一个是南岸的浪子，是商会打手，是江湖混混，是个看赌场的。

就算这样，一但被叫醒，这把刀子也是出鞘即杀，所向披靡。

第一导演找到南岸浪子李九霄。

北电表演系毕业，演过《记得少年那首歌》《火锅英雄》《送我上青云》。

这次，《八佰》刀子。

李九霄

聊《八佰》刀子，聊到最后，就四个字，有情有义！

01.入组：管虎迈着大长腿，带我转四行仓库

第一导演：怎么接到《八佰》刀子这个角色的？

李九霄：特别感激《八佰》的制片梁静姐，当时我也没去试戏，也没见导演，是梁静姐发现的我，然后把我推荐给了管虎导演。正好刀子那个角色空出来了，我就去演了刀子。

中间见过一次管虎导演，当时（2017年12月）我在拍《送我上青云》，和姚晨老师在贵州一块拍戏，请假去了一趟上海，第二天见了一下管虎导演。

他在现场忙别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北岸已经拍的差不多要杀了，开始要拍南岸了。他在那工作，我过去以后就看他很忙，我也没说什么，就观察他，觉得个儿很高，真的就像大老虎一样，还戴了一副眼镜，有时候还会把眼镜挂在脑袋上，觉得很有趣。

他忙完以后突然看到我了，说九霄，你来啦，你看过这仓库吗？我说还没看过，但是来见您之前早上去了一趟四行仓库，真正的四行仓库。

虎哥就把我领到现场，在仓库里边转了一圈，他那个步子迈的大，腿又长，我小跑在后面看。

第一导演：你之前跟我说管虎导演搭了座城堡，你就是骑士，这就是演刀子的全过程。

李九霄：为什么我说管虎导演是搭了一座城堡呢，他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搭了一座城堡，或者像一个造梦师一样造了一座城堡，然后把我扔进去，说你就是骑士，我就信了。

虎哥带我转了一圈四行仓库，我能感受到四行仓库的布景、布置，还有整个工作人员。因为当时仓库里面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打扫，他们穿的都是军装，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气质会让我感觉很真诚，也很真实。

第一导演：你是怎么酝酿刀子这个角色的？

李九霄：给你看些东西。

这是我对蓉姐做的手势的来源，袍哥文化。（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等地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

阿尔·帕西诺这张是我拍戏的时候总在看的一张照片，觉得很优雅。我希望刀子有优雅在里面，刀子虽然是混混，但他不觉得啊，他肯定觉得自己倍儿优雅、倍儿有面子。

《Demons》、《Man on a Mission》是我演刀子时总会听的歌。《Dangerous》是我跑桥那两天听的歌。

管虎导演造了座城堡，把我扔进去，说你就是骑士，这些小传、资料、图片、歌儿就是我的锅碗瓢盆。

02.开拍：我站在那削苹果，连摄影机在哪都不知道

第一导演：北岸拍完拍南岸，你在南岸的第一场戏是什么？

李九霄：南岸我第一场拍摄的时候还是过年前，应该是刚刚拍完《送我上青云》就去拍刀子第一场戏了。第一场是雨戏，因为我们是顺场拍的，记得有个镜头就是我拿着刀指着老葫芦，那是我的第一场戏。

第一场戏拍了一夜，整个晚上一直在下雨，冬天一直在下雨，一堆人熙熙攘攘的。拍完以后管虎导演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感觉非常好啊，我连摄像头在哪都不知道，看不到摄影机。

我觉得这能让演员有很好的代入感，相当于帮我做了一次案头工作，看似好像对刀子这个角色没那么重要，或者帮助没那么大，其实现在反过来想，他对刀子整个人物塑造还是帮助很大的。

他让我相信我就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说白了我们还是现代人，那个时代的人到底什么样光靠脑子是想不出来的，只有你自己去走一遭才知道是什么样。

估计这么说会很难懂，就是我站在那削苹果的那场戏，南岸车水马龙，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灯火辉煌，都是那个年代的气质，这是宏观的。

微观的就是那些群众演员扮的平民也好，扮的军官也好，扮的商人也好，包括我们商会的那些人也好，他们穿的衣服、化妆、服装，还有他们手上拿的道具都是很讲究的，都做了旧，鞋也做了旧，鞋上的泥点子都是做了旧的。

他们手上拿的拐杖、推的车、卖的那些都是真的，包子、小点心、烟……包括我手上不是老抽一根烟吗，那个烟其实是旁边卖烟的小烟盒里装的各式各样那个年代的烟，我拿了一包，觉得还不错。道具给了我一个打火机，就这么着抽上了，我觉得很梦幻。

你还能看到那个小孩怀里抱着小宠物，小兔子，还有进城的农民牵的一头羊，那个羊也是活的，包括黄志忠老师旁边有一个旗人，我自己观察应该算是旗人，他手里拎着鸟笼，里面那只鸟都是真的。

一个大全景他能做到那么细，咖啡店里边菜单上的食谱都有，都是那个年代的，包括什么样的咖啡也都有。

对我这么一个现代人，又是半路进组的演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一下让我相信了那个年代。首先你相信你是那个年代的人以后，后面的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第一导演：北岸的戏都没看到？

李九霄：对。我很多时候看北岸也不是从脑子里面想象他们是怎么打仗的，之前不是拍完了吗，管虎导演会拿之前的素材给我看，怎么打的，这打，那打，包括跳仓库、放毒气那些，都给我们看了素材。

03.跑桥：第一天摔了七遍，第二天摔了八遍，结痂的伤口全破了

第一导演：你的重头戏是跑桥，那个戏演了几条，怎么过的？

李九霄：我记得演了两天，第一天是排练。排练也挺逗的，我不知道是排练，第一天告诉我要去跑，我全副武装，包括精神上也武装，还喝了两听红牛就去跑了。

摔、摸爬滚打，进行了七遍，终于听到对讲机那边说OK了，我心里边一下觉得终于跑完了。

管虎导演他们就过来了，他们要出这个园区就得经过那个桥，经过桥的时候他看到我坐在地上。我忘了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感想，太不容易了什么的，管虎导演紧着对我来了一句，说今天走戏走的还不错，明天加油。

我一听脑袋就大了，当时我的手什么的全都破了，回去洗澡的时候我就看我的伤疤想明天怎么办，因为都结痂了。

第二天我又喝了好多瓶红牛，然后就去跑，跑了8条，但是那些结痂全破了，旧的伤全部蹭破了，新的伤又出来很多。

其中前6条因为脸太干净了，我跟化妆老师说能不能把我脸化脏一点，但是化妆老师也是工作负责，说我之前脸还挺干净的，凭什么一跑桥上就脏了，我忽然想想也对。

那怎么办？就只能把自己脸往地上蹭，我就这么想了一下，我说那就干吧，就豁出去了，真的就是豁出去了，演员不就是靠脸吃饭吗。

第7条的时候我不是摔地上了吗，往前爬的时候把脸就在地上蹭了，蹭得花啦吧叽的，当然也挺疼的。

拍完以后就听那边对讲机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脸好，管虎导演那边就说这个脸终于脏了。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跟管虎导演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沟通，有那种默契。因为我当时也在想会不会脸太干净了，拍了6条都没过，最后脸脏了他也觉得特别好，就过了。你也知道，一般都是拍完过了导演会再保一条，基本上就又来了一遍。

当时拍完后特激动。我拍完跑桥以后心里那口气就松下来了，因为我知道那是最重要的一场戏。

我当时躺在人造血泊里边，还有下完雨以后地上不是有小水沟么，我看着那个小水沟就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四行仓库，反射着天。

我当时趴在那，我得死啊，死了以后也不能动，那边也不喊卡，我就不能动，我就虚着眼睛看小水沟，它反着四行仓库，反着天，那一刻，我觉得我对得起刀子这个壮士了，对得起我这个角色了，就是这种感觉。

04.身份：蓉姐把我当儿子

第一导演：你跟蓉姐的戏，有一处是你拜了一个军官遗像，那个遗像是谁？

李九霄：那个遗像其实是蓉姐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军人，战死沙场。

她儿子这种军人形象在刀子心里是非常受到尊敬的，有这个铺垫以后，刀子才会受对面国军的感染，才会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铺垫。

那个遗像在那立着也能说明我和蓉姐的一个关系，蓉姐是开赌场的，我是帮她打理这个赌场的小弟。我去赴死以后，有一个镜头是蓉姐侧过来，然后很难过、很伤心、很惋惜，我觉得那个镜头其实也会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蓉姐是把刀子当成她儿子了。

你看蓉姐演的是重庆人，刀子也是重庆人，她儿子先牺牲了，有可能她儿子牺牲以后刀子进入她的生活，虽然平时我们是工作关系，但生活里她也会时不时地把刀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我是这么想的。

第一导演：你跟蓉姐告别的时候，那个公交车把你带走了，之后动作一气呵成，扔衣服、束头发、按手印、跑桥。

李九霄：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事，那天拍跟蓉姐告别，我有一个小小的算是即兴，也算是设计，我也不知道，就是自己体会的。

我跟蓉姐那个关系，觉得这时候道别，就像跟亲人道别一样，不像是跟大姐大，或者跟上司、领导道别，跟亲人道别我自己想的是笑着道别。大家也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冲蓉姐笑呢？

我是想告诉蓉姐，你放心，我去了肯定能回来。我虽然叫她姐，但是刀子心里边已经把她当自己的亲人了。你放心，我肯定能回来，我跑的快，别担心，我走了。然后车一来我就不会让她再看到我，也就是说你就先不要看到我，一会儿我就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导演：除了蓉姐，刀子和杨慧敏的戏也挺多，虽然没语言上的交流。

李九霄：杨慧敏一开始是有点瞧不起刀子这种人的，你那么牛逼，你那么凶，你干嘛不去抗日？你看对面的人，你在这拽什么拽。

刀子其实也看不上杨慧敏，觉得她挺装的，装什么啊。反正他们两个一开始是互相看不上。

随着事件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个互相看彼此对事件的反应都不一样了，也互相在刺激着对方，最后两个人在互相影响下共同成长。

北岸不也一样吗，北岸也是逃兵和真实的德械师互相刺激彼此，互相成长。

南岸也一样，南岸也是我和杨慧敏这些人互相刺激，包括梁静姐演的角色和她的老公，也是互相刺激。

第一导演：姚晨去演了何香凝，你们在片场碰头了？

李九霄：我和姚晨姐没有对手戏，但是在同一天杀青的，她杀青的时候我也杀青了。我们俩碰见，我说大姚姐，我就是在等你过来杀青，我们一块杀青。

05.江湖：管虎、叶京都是有情有义的人

第一导演：你之前演叶京的《记得少年那首歌》，这次演《八佰》，你觉得叶京和管虎是怎样的人？

李九霄：首先他们两个都是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苛刻的导演。

演员也算导演作品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肯定会更苛刻。

叶京导演会对演员的控制更多一些，他会跟你说你要怎么做。管虎导演对演员的控制会少一些，他会给你一些空间。

当然，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参加叶京导演电影拍摄的时候太小、太年轻了，一问三不知，连近景和中景都分不出来，所以他很多时候是手把手教你。

管虎导演更多是信任你、相信你，让你去撒开欢儿地想象，然后他再来收，就是再来调你。

简单说就是叶京导演他是先调你，再让你去放，管虎导演是先让你去放，然后再收，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的共同处一个是对作品非常严谨，第二个是他们都是非常有情怀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成为一个大导演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是有情怀的。

不只是对电影有情怀，我觉得电影和人是分不开的，你对每个人都是有情有义，你对工作也会有情有义。

有可能你见到一个人他对你特别有情有义，特别有情怀，特别重情义，突然再过两年，你看他对工作好像没有那么有情有义，我觉得他之前对你的那个态度有可能是那一天装出来的。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一定对每个人都是有情有义的，对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他的爱情都是有情有义的，我觉得这是一致的，分不开的。

右上，李九霄

第一导演：《记得少年那首歌》压了很多年了。

李九霄：我太想知道它还能不能上。《记得少年那首歌》对于我来说已经快成这个片名了，记得少年那首歌，你懂我的意思吗。

第一导演：明白。

李九霄：也是一种情怀了。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遇到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导演给我造了一个梦，让我去梦里面走了一遭，让我突然有一天醒来以后，想想这个梦的时候心里很幸福，特别感谢这些导演。

06.彩蛋：刀子小传（李九霄亲自所写）

本人李飞，生于巴蜀，1909年宣统元年，属鸡。父从木匠，长兄年长5岁，传承手艺过活。

民国十七年，16岁的我到上海打拼见世界，初来乍到，大街小巷比起家乡显得“热闹非凡”，但人人表情严肃紧张，满地传单纸张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六个大字，问过学生路人才知道是一个日本纺纱厂的工人被打死了。我认为工人没准不守规矩，但日本人着实令人反感！

民国十九年，两年后的我已对上海的车水马龙不再陌生，心怀梦想，意气风发！但光靠着漕运码头工人这份差事早晚是第二个“顾正红”，更别提衣锦还乡了！好在老天爷赏我一双宝腿，再凭借着拼命敢干的精神，很快被商会看中，并顺利加入。

民国二十六年，在上海，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脾气大。我就属于二等人，商会陆先生常说“处世之道尽在诚字”！我的处事之道也是“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从16岁出来打拼到24代觉字辈十三堂弟子，仅仅7年。江湖上获名“刀子”，做起事来像把刀子一样忠勇，稳准狠！大哥替我消灾，我为大哥卖命！

对于四行仓库中日交战，我并未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不得了的啦，他们小日本还是要放屁吃饭的嘛！只要不搅和到我们商会地盘就行，该管的就得干，不该想的干了也白干，比如蓉姐以及她的赌场是我操心的。

但北岸打起来了，南岸的难民瘪三越来越多，这也是我反感日本人的原因之一！真正让我想与他们拼命的时候，就是他们居然开起船来准备登陆租借地，欺负到家门口了！就得往死里打！话说回来，北岸守军有种，我佩服！蓉姐的儿子是军人，我也佩服！

刀子这个角色顾名思义，具有双面性，亦好亦坏，可用来削水果，也可用来杀人偿命。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国之概念，只有大哥信仰，小家思想。可以说他就是商会云云之中的一把刀，他可能扎伤过无数好人，但最终扎死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亡命徒……

（采访、撰文/君伟）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欢迎关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八佰》的上映可谓是一波三折。

时隔一年，再次观看这部电影，过程并不轻松，或许用“痛苦”二字形容更为贴切——疼痛、震撼，却忍不住想要推荐身边所有朋友走入影院去感受。

因为，它真的值得。

在此，分享下这篇查资料查到手断的观影后记，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后再去看这部电影，大概观感会更复杂吧～

在这部场景宏大、剧情悲壮的电影作品中，众多演员，尤其是如魏晨、俞灏明、郑恺等青年演员，奉献了脱胎换骨般整容式的演技，让观众在观看影片时，一度忘记了他们曾经是谁，记住的只有“四行孤军”和他们的那句“来生再见”。

已经有太多影评分析过这部影片的精彩之处，而我在此更想分享的，则是在《八佰》中所没有呈现、也无法呈现的后续——在真实的历史中，撤兵后，团长谢晋元和幸存将士又经历了什么？

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为国抗战、不畏生死的英雄后续的命运竟会如此悲惨。

说到后续，则必须先要介绍《八佰》所发生的历史时期与战争背景

一、历史中的《八佰》：“我们为中国而生，死不足惜”

1. 淞沪会战

《八佰》取材于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讲述了史称“八百壮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固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故事。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战争中随处可见死伤的普通百姓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

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

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统计死伤30万人。

国民党将领陈诚之子讲述日军之残忍

淞沪会战之惨烈、悲壮，不是一言两语可道清，却应被所有国人铭记，强烈推荐大家观看相关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会战实录》，优酷上可以找到高清片源。

2. “四行孤军”：一场被世界围观的死守

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由于中日兵力悬殊，国军部队虽英勇奋战，但仍节节失陷，为保存有生力量、守卫南京，已决定全线撤退上海。

此时，临近“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召开，各国代表已齐聚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蒋介石对此会议充满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一场“孤军奋战”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抗战的决心与信息，以争取世界的同情及列强国的介入调停，遂决定令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88师的师长孙元良最终派出麾下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坚守苏州河以北，率领他们的是第524团团附谢晋元，他们的阵地便是影片中所呈现的四行仓库。

由团长谢晋元率领的这四百将士，是坚守在上海市区的最后一支中国部队，后人称其为“四行孤军”——为壮声势，四百人对外号称“八百人”。

这支队伍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年轻，也缺乏作战经验。

就这样的四百多人，要面对疯狂涌上的日军，大家心里都明白：此去，就是赴死。

四行仓库与租界仅一河之隔，孤军奋战四天五夜，造就了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观——租界里的中国民众与英美记者，不顾流弹横飞，全程围观着对岸这场中日军队的激烈交战。

战时的四行仓库与对岸的围观百姓

“四行孤军”的英勇感染了目睹这一切的所有人，令国际人士对中国军队改观，即使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要求参军的中国年轻人却越来越多。

沪上名医陈春仁在多年后回忆起这场战事围观时记录道：“八佰壮士”称不需任何援助，只想要一面国旗。

3. 坚守之后缘何撤兵？

中日连日战争，给对岸的公共租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四行仓库东南角方向，耸立着两个巨大的煤气罐，一旦日军炮火偏离、煤气罐被炸起火，将殃及租界民众安危，半个上海也将不保。

巨大煤气罐所在位置

公共租界当局通过外交途径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政府从人道立场下令孤军撤退。

很快，蒋介石便下达了撤军令。

虽无法接受，但军令如山，谢晋元只得顾全大局、执行命令。

这便是影片最后，“八佰壮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在枪林弹雨中冲桥撤入公共租界的原因。

此次坚守，“八佰壮士”以四行仓库这一弹丸之地抗击日军数万人，激战四昼夜，毙敌200余人，伤敌无数，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道义上的胜利，谢晋元因此受到上级通令嘉奖，升任为上校团长。

二、后续：死者易，生者难

1. 撤兵后“八佰壮士”被囚于“孤军营”，结局悲惨

“八佰壮士”自四行仓库撤兵后，进入英国租界领域，英军之前原本答应“负责掩护孤军撤退”，使“孤军由租界到沪西归队”。

可当孤军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以与四昼夜血战一般大的代价进入租界时，却立即被英军勒令收缴武器。

孤军以“军人不能离枪”为由，拒绝缴械，双方形成对峙，这时，国民党政府还派人劝说孤军配合英军——可孤军的枪刚交出去，英军就将孤军押上车辆，送胶州路羁留。

孤军被押至孤军营途中

数十万百姓沿途问候

英军之所以轻食诺言，是因日军威胁租界当局：“如果准许孤军通过租界归队，他们将开进租界追击孤军”

——基于此，原本虎胆如斗、凛凛然视日军如鼠辈的“八佰壮士”就这样不明不白束手就擒，在形同战俘营的“孤军营”被软禁4年之久。

“孤军营”四周以铁丝网围困，由白俄兵看守，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在艰苦的环境里，团长谢晋元依然严格督促孤军励精图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按教育、生产、体育三项内容安排时间，更带领战士平整场地，自盖房屋，逐步开办制皂、织袜、毛巾等工场，使战士学习技能，便于今后独立生活，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费外，还捐款数千元，支援政府作抗战经费。

期间，为维护民族尊严，孤军战士曾赤手空拳与白俄士兵肉搏，一百余人受伤，更有四人被砍成重伤，不久即牺牲。

4年的苦熬间，团长谢晋元写下了近50万字的日记。

他在日记写道：“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谢晋元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旗仪式。

抗日英雄谢晋元

由于多次坚决拒绝日伪的诱降，谢晋元最终被汪精卫收买的叛徒乱刃刺杀惨死，享年仅37岁，团附上官志标见状上前捉拿凶手时，亦被刺成重伤。

此后，名振天下的“四行孤军”沦为日军苦役、大部分客死他乡。 2. 谢团长遗孀返上海，为幸存孤军辗转求生计

身为英雄谢晋元的夫人，凌维诚同样是一位有胆识、敢担当的女性。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梅州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贫寒，自幼励志为国献身。

他的妻子凌维诚则出身上海徐家汇的商人家庭，是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吹拉弹唱样样全能，尤其擅长小提琴，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名副其实的时尚新女性。

谢晋元与凌维城1927年在一次婚礼上结识，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

尽管凌母对在战争年代嫁给军人表示担忧，凌维诚还是不顾反对，与谢晋元相恋。

1928年5月初，北伐军在济南遭日军阻止（史称“济南惨案”），谢晋元作为先锋营营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转道汉口医院养伤。

此时，一年前在上海结识的女友凌维诚前往武汉探望，两人感情日渐加深，伤势临近痊愈时，谢晋元向守护在一旁的凌维城求婚。

1929年9月，二人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宾客云集。

由于战事，婚后两人聚少离多，大多靠通信交流。

团长谢晋元的遗孀凌维诚与子女

1936年上海抗战形势吃紧，谢晋元为了安心抗日，决定让怀有身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到广东蕉岭乡下老家——谢晋元当时的安排遭到了妻子凌维诚全家人的反对。

凌维诚当时本可以随同为高级将领的亲属去重庆，但为了让丈夫安心打仗，仍然听从了谢晋元的嘱托，带孩子前往公婆所在的老家。

一个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上海姑娘，猛然拖儿带女到粤北穷乡僻壤，不但要亲自下地挑粪种田，更要侍奉一双年迈的公婆、养育嗷嗷待哺的四个子女及谢晋元已故大哥留下的年幼女儿——这样的日子，凌维诚苦苦熬了10年之久。

其子谢继民在回忆往事时对媒体如是说：

“ 按照客家风俗，男人是不下田种地的，年迈的祖父也确实无法担负农活，母亲便成了唯一的劳动力。

大伯的女儿谢孟招与我大姐年纪相仿，因大伯去世、大婶出走而无人照料，母亲将她视若己出——这样一来，祖父母、母亲和五个孩子，一家8口人的吃饭问题都要靠母亲种田来解决。

虽然父亲也寄来一些钱，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母亲脱下了旗袍、高跟鞋，摘下了首饰细软，换成当地农妇的粗布衣衫，从头开始学做农活。

生活所迫之下，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播种插秧、浇水施肥、耕耘收割等活计她逐渐都能应付，母亲由一个十指不沾灰的上海小姐蜕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

我无法想象，母亲原是一个衣食无忧、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女子，日后每天下地播种、挑粪、施肥……前半生和后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过来。”

晚年的凌维诚与家人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凌维诚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

返回上海后，她得知幸存的“八佰勇士”尚有不少流落街头、生活无着，便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

第二天，一些在沪孤军老兵、新闻记者、社会人士便找上门来，使本来冷清的小旅馆门庭若市，先后有近百名老兵诉说了流离失所之苦。

于是，凌维诚毅然担负起亡夫未竟的责任，四处奔走，向社会各界呼吁，到南京找宋美龄求援，无奈均未有回音。

凌维诚与幸存的四行孤兵

其子谢继民回忆：

“ 在孤立无援下，母亲和幸存的孤兵们想过一起开公共汽车维系生计，还组织过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等，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母亲再去上海市政府讨说法。

结果市政府推到社会局，社会局又推到其他部门，奔波了一圈仍一无所获。”

“ 后来我看文史资料了解到，国民政府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打内战，汤恩伯曾召开老兵茶话会，动员孤军士兵返回部队，承诺哪怕是普通小兵，都给安排排长职务，但这些士兵没有一个答应如此的“优待政策”

——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说：八年来我们吃了那么多苦，打日本人是义不容辞的，但是仗我们打够了，内战我们不愿意再打了。”

“孤军的原籍以湖北为主，也有湖南、山西等地，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孤军陆续返回家乡，临行前他们都来与母亲告别，母亲总要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路费和安家费。”

即便如此艰难，尊为抗日英雄的遗属，WG时期，凌维诚和子女仍然受到了冲击。

期间，谢晋元的陵墓被砸毁，凌维诚及子女经历多次抄家，大儿子精神失常并于1970年病逝，一女婿更是被迫害致死……

英雄遗属尚且如此，其他壮士及家属的命运又将如何，实在是让人不忍联想。

文章的最后，力荐大家这部讲述淞沪战役的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会战实录》，第三集中对坚守四行仓库的“八佰壮士”有非常详细的影像介绍。

对正面抗日战场感兴趣的同学，有个系列的图书《一寸河山一寸血》也值得找来一读。

最后，还是想号召大家走入影院，支持《八佰》这部一波三折的影片。

它或许并不完美，但它所讲述的故事与情怀却值得被看到。

毕竟，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历史都不应被忘记，英雄更不应被遗忘。

素材来源：

1. 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抗战实录》

2. 中国档案网（国家档案局主管）：《谢晋元：“八百壮士守四行”之抗日英雄》

3. 人民网：《抗日英雄谢晋元和他的“八百壮士”》

4.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刘训付:谢晋元孤军营》

5. 凤凰网：《寻访黄埔后人：谢晋元墓碑曾被砸毁 墓地围篱笆》

6.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难忘足迹：抗战中的广东客家将领》

7. 人民网：《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中国军人的骨头有多硬？看看淞沪会战中的“八百壮士” 》

9. 新民晚报：《谢晋元 凌维诚：生死勖助》

10. 上海档案信息网：《母亲凌维诚：从上海小姐到谢晋元夫人》

PS:

这篇观影后记发布后，发现很多新注册的账号恶意评论——大多都是为了骂而骂、毫无来源根据，起初有些匪夷所思，后来想了想，大概是因为学校还没开学吧～

欢迎正常分享讨论，恶意回复一律拉黑。

感谢坚持看完这篇长文的每一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