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数不清的国人奋力出逃故土,又在年跟头奋力归途的日子。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农村人口在城市的生根发芽,那段挣扎的岁月也许会模糊冲淡,但却深埋在国人心底继续作为国民性的一员影响着每一个人。
全片一共记录了两次归途,一次是张昌华夫妇二人回家,另一次是女儿张琴辍学打工后三人一同归家。两次归途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即年关将近,两夫妇在外打拼一年迫切地想回乡看望他们的孩子,也是心头最大的牵挂。
对象典型性
这部纪录片就是对这段记忆的记录和转译,个人而言,对我冲击力十足,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和片中张琴一家的家庭状况高度类似。作为父母外出务工,童年时期由祖父母照看长大的孩子,观看这部纪录片时,我很难置身事外,往往与主人公产生共情。然而,当那段中国城乡割裂发展,成为低效用价值的“世界工厂”的,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成为历史,我身处历史的另一端向过去远眺之时,我又获得了许多对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的更深层次的理解。直到如今,农村,抑或是欠发达地区人民只身前往发达地区,省吃俭用攒钱以供养子女读书成才的城市反哺农村的生活状况仍然是不少人家庭的主要行为模式,《归途列车》的核心母题有二,其一是铁路交通系统不便对国人生活的负面影响,其二就是对当代农村人生活模式的表现和反思,本文是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和反思。
陈素琴和张昌华两次归家,到家的第一句话都是问儿女的学业有无进步,期末考试成绩怎样。当张琴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夫妇二人表现出无尽的担忧,他们并不清楚张琴的学习状况,也不知道孩子内心早就产生了严重的厌学情绪,只求张琴回家读书,他们心甘情愿在外打拼吃苦也要成全子女安心读书。而之所以片中主人公获得了国内观众的广泛共情,是因为镜头下的这户人家,实际上是导演在做过广泛社会调查和实地走访之后精挑细选选中的拍摄对象,他们家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很好反应了中国家庭的生存困境。
苦难循环的底层逻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进,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市场,其结果就是中国成为了明码标价,不考虑其复杂社会历史环境,人民生活诉求,而被贴上标签写明大小尺寸利用价值所在的商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际的视野中。当时中国人口众多,同时经济欠发达,技术落后,国民受教育情况一般,劳动力价格低廉,理应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于是,西方跨国企业在广州开设大量生产工厂,片中张琴父母从事的服装生产加工就业岗位也是外资企业造就。这类职业,就像那位火车上一同返乡的西装革履的青年所说的那样,往往待遇微薄,工作环境恶劣,没有发展前景,说到底就是出卖劳动力换取一些收入。这份收入虽然不能让人们在城市过上好日子,却能在物价水平更低的农村过上不错的生活了。因此,自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大量中西部地区的人们来到沿海发达地区,他们文化水平较低,将家族复兴的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力图用自己省吃俭用为老家亲人们换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为孩子将来读书铺平道路。
这一切看似理所当然,实际上却荆棘丛生险象环生。无数家庭将阶级跨越的方法是父母外出务工,依靠子女成绩优异,考入高等院校,以改善家庭收入状况,从而实现阶级跨越。首先,子女在农村学校就读就意味着一般的教育环境。除了城乡经济发展有鸿沟,教育领域更是如此。更差的教育环境就意味着在农村就读的孩子依靠成绩考出去的少之又少,只有少量依靠技术而非体力工作获得收入的农村群体可以获得较高收入,从而将孩子送入城里学校读书,获得较大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不幸的是,那些没有技术,纯靠体力生活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往往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将子女留在身边照看,其子女也只能获得较差教育,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也就是苦难群体没有途径可以翻身,只有将信念寄托在子女身上以获得慰藉。如果运气好,子女争气,爱读书会读书,即使在更糟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也能考入城里学校,那么他们吃得苦就有可能换一个子女好的前程,家族更好的命运。也就是说,农村人的底层生活逻辑是将苦难划归成年人承担,而不论子女切实情况,将读书一条路走到黑,将命运托付给概率,如果孩子成绩好,那就万事大吉,如果成绩不好,那就再生一个。
苦难循环的影响
实际上,这样的家庭少之又少,父母缺席子女教育,子女更容易产生性格缺陷,更难在求学过程中获得帮助,更难取得好成绩。因此苦难循环的第一重影响就是阶级固化,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农村孩子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来自于农村。中国的教育考试机制决定了,中考全市划定统一分数线,而高考则是全省划定统一分数线,城里孩子的成绩往往高出农村孩子一大截
更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工业化程度低,没有向外比较优势,农民群体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其劳动力成本低。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原始资本的积累,牺牲农民群体的利益,城乡差距的加大几乎成了必然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党中央着力强调城乡协调发展,教育公平等等。如果政府不出手进行宏观调控,将社会资源进行再次分配,这一苦难循环几乎牢不可破。为了我国的繁荣昌盛,劳动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给当年为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劳动人民更多便利优惠。
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劳动人民群体,这一苦难循环是几乎无解的。他们既缺少教育知识,不懂的帮助子女读书,又无法通过劳动彻底改善子女生活状况。因此,“归途”就显得格外重要。以前,我以为父母的一句关心是出于对孩子的关爱,也是寒暄的一种方式,简单直接接地气,以打破一年未见的隔膜。如今我才醒悟,多少国人,多少农村人,是将供养儿女读书作为大家族实现阶级跨越的唯一心理寄托。这也是为什么张琴父母,还有千千万万走在春运路上的农民工群体,不惜高昂的车票费用,不惜在车站风餐露宿等待一星期,也要回到老家。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今年成绩怎么样?”也就显得十分合理。
这一切又导致了农村家庭的另一重苦难,也就是短片中高潮部分父女二人矛盾彻底爆发表现出的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张琴父母从小到大没有打过张琴,但是这一次,在摄影机前,父女大打出手。父亲不会意识到,自己和妻子千辛万苦为孩子读书打拼,但是却成了张琴最大的压力和痛苦的来源。张琴更难明白读书对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放弃读书,外出打拼她又将踏上和父母一样的路,将未来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苟住青年”的来历
我的家庭状况和张琴相仿,不同的是,我的父母有一技之长,不用出卖体力做最低效的工作,因此收入好于张琴。从小我也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父母一年到头才回来一次,回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成绩怎么样,这也成了多年来我们之间唯一的话题。因此当看到同样的场景被搬上大银幕,我的体验是亲切熟悉的,反思后又发现其中的普世性,进一步思考才想明白其中的可怕。
读小学后,我爸妈将我从老家接到杭州读书。原本我是在他们工作单位附近一所一般的小学读书的,后来为了改变命运,他们毅然将我送到城里小学,每天来回三四小时的公交车,坚持了六年才有了新房。我家看似条件好于张琴,实际上,也采取了同样的生存策略。我只不过是考上了好大学,才免于走上父母的老路。看完《归途列车》,我不禁想,万一我出生在她那样的家庭,万一我低了几分没有考上重点高中,那我的人生会是怎样?应该会不如张琴,她至少有勇气争取自己想要的自由。而我,只是苦难循环的幸存者,一路苦苦求学,一路小心谨慎,这也造就了像我一样的零零后青年明哲保身,求稳的生活态度。“苟住青年”的大量出现,就是因为好不容易走出了苦难循环,不愿意丢弃手上现有的,去追求更多的。这就好像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般,他们有一定的私有资产,就没了革命的血性。当下的人们没必要苛责苟住青年没了青年的斗志,追求公务员,教师这样稳定的职业,因为他们也是幸存者。
当下,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社会需要有闯劲有拼劲的年轻力量,社会需要高精尖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可是不曾想,千军万马走过独木桥的高考模式下获得成功的小镇青年们大多说其实是最害怕漂泊和不确定的创业生涯的。那些有资本去闯去拼的人,往往家缠万贯,具有挥霍和失败的资本。这一社会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才能打破学历通胀,创新疲软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
[导读]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2012年1月28日,农历年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北京东城区一个酒吧里,四五十个外国人盯着墙角里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背板,黑幕中隐约传来火车行进的响声,很快,被嘈杂的人群闹喊声取代,音量越来越大。画面中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人声鼎沸,女人尖叫,警车鸣笛,武警举着扩音器不断高喊“不要拥挤”,但洪水一样的人群,夹杂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冲过通道,奔向站台。
绿皮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咚咚声渐远,画面恢复了沉静。
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序幕,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后一班回家列车。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间里,摄制组追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争吵……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列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乡和工作,也承载着他们的无奈和希望。
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范立欣希望,能通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录这个时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想象,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摄制组在广州火车站取景。图/ 受访者提供
大都市里的“城中村”
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是2006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范立欣已为寻找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
这里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雨后春笋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一样,和每位能接触到的人聊天。
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流动快,信任在这里很难建立。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恐惧,担心聊天耽误做工赚钱;厂方认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走走走”。
走进张昌华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
范立欣坐到女人身边,开始和她聊天。
夫妇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
范立欣直觉地认定,这对夫妇就是纪录片的理想主人公。
夫妇二人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一直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终于答应了。因为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员工,本人同意后,老板也没有阻拦。
从这天之后,范立欣渐渐接触并了解了这批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生活,也不是农村生活,仅仅是“机器”一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了中午和傍晚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种看似苦工的工作,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计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夫妇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过年一齐带回去。工资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就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动保障。
八月流火,工人们终日闷头工作,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名字,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名字。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集体工作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按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起,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
厂房里闷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受的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有个别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因为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适应不再咳嗽了。
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村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因为要到附近的邮局寄钱。
“城中村”生活配套齐全。张昌华偶尔会在夜市下次馆子,最爱水煮肉,油重,味道也重,但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盆只要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很多。
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可能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经历都相似,大家没有分享的意愿,也没有分享的空间,所有人争分夺秒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摄制组由一批有共同志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专程从老家来帮忙。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直到2008年初,一个加拿大投资方看了素材后,才投资了100万美元。
《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回龙村
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夕阳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诉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
抚养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做,收割、喂猪、做饭……晚饭时,外婆又唠叨起姐弟二人的学习,张琴有些不耐烦,不断地扇蚊虫、挠头发,弟弟张洋始终沉默。
外婆告诉范立欣,自己年轻时学习很好,本来可以通过考学去到城市,为响应当时国家“搞农业第一线”号召留下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穷,常常“吃了这顿找下顿,衣服全是补丁”。因为穷,她的孩子也没能好好接受教育,老人家便把摆脱贫困的愿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
张琴却决心要离开。她觉得这里“不好玩”,已经辍学打工的伙伴们,过年回来展示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述城里的生活,令张琴向往,她也并不认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机会,更不愿再依靠父母生活。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这里一直是个伤心的地方”。
张琴告诉范立欣,“我要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这年夏天,张琴只身一人,追随先她去打工的朋友。“自由”后,张琴第一次烫了头发,第一次喝了酒,和工友们倾吐自己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关爱的痛苦。工友宽慰她,“他们赚钱也是为了养你嘛。”张琴不屑地反驳,“一切都是为了钱。”
得知女儿辍学打工,张昌华几次到张琴打工的地方看她,或给她打电话,劝她回乡读书,都没成功。父女二人常常是静静地坐着,相对无言。张昌华后来说,自己读的书还没有儿女多,好多话,想到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于是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还要不要回去读书嘛?你想好了噻?
女儿则轻描淡写地答:还没想好。
战争般的春运
将打工与家乡连接起来的,便是春运。有外国观众看过后告诉范立欣,“这简直就是在打仗。”即使是范立欣,在没有拍摄这部影片时,也想象不出这个过程是这样艰辛,而又充满期待。
十几年来,张家每年可以一家团聚的时光,就是春节。然而,春节回家,又是一场磨难。每到这时节,工人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车票,什么时候、去哪能买到票。张家夫妻俩常常跑一个星期火车站,也买不到回家的票,好不容易搞到票了,那个兴奋劲儿,没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劲儿地笑。
然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拍摄也非常敏感。买不到票的人常常把摄制组当成电视台采访的记者,围着摄像机,不停地控诉。
即使买到了票,归途依然漫长。他们要先想办法到四川达州,再坐长途大巴到广安,再坐船,再坐大巴,才能回村。下了车,村里人相见,问候语都是:“哟,你哪天回来的?”
拍摄过程中,刚好经历了2008年春节前那场罕见的冰冻天气,冻雨落在中南大部分铁路列车的电线上,结成了冰,几乎全国的铁路客运都瘫痪了。
归乡心切,人们怕错过每一个回乡的可能,于是带着行李,昼夜守在车站。据统计,这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的滞留人数达15万,最多的一天有24万人。范立欣挤在人群中,多次整个人被夹起来,双脚无法着地,像水一样随着人群四处流走。踩踏事件不断发生,地上到处是被踩掉的鞋子。
片子里有个镜头,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粉衣服,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被挤掉了,她在旁边歇息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到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头也不回,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大哭大喊地又冲回人群中。
范立欣说,每次看到这个镜头,他都会流眼泪。“我很能理解,那个小妹妹为什么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这是她回家的唯一机会,如果不赶上这班车,就意味着一年不能见到家人。因此没人舍得离开,他们必须踏上一班列车,别无选择。”
镜头中,武警排成人墙阻拦往前冲的人群,焦躁的旅客和武警不断争吵,年轻姑娘被挤得当场昏过去……
困在火车站的第二天,摄制组有个机会爬到广场对面的高架桥,拍摄全景:细雨,广场里,站满了人。为了保证秩序稳定,人群被栏杆隔开,站前广场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块容纳几千人,每隔三四个小时,栏杆就会打开,人们便从一个区域跑到下一个。其实,根本没有车来,但人们都觉得,移动就意味着希望,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围着广场不停地打转。
被困了七八十个小时后,摄制组终于跟着张家人上了火车,人们总算能平复一下连日焦躁的情绪。车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人,包括洗手台和卫生间,大多数人都筋疲力尽,瘫成一团。
从广州到四川,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人们一边谈论回家的迫切心情,一边抱怨今年赚得不多,越来越累,再这样下去,就不出来打工了,在家附近找个地方工作。
拍摄纪录片这几年,范立欣听过许多这样的谈话,但每年春节过后,这些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城里打工虽然辛苦,然而留在农村,却是完全没有希望,既没有地可以种,也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看不见的未来
范立欣没有想到,千辛万苦回家过春节,等待这家人的,却是积蓄了十几年矛盾的爆发。
陈素琴一进门,便拉着一年没见的张洋问长问短,然后说:妈妈辞了工,回来带你读书好不好?
张琴在一旁接话说,“张洋,放心吧,她不会回来带你的。”接着补充,“他们都是无心的,只是在有心地说。”
这激怒了脾气温和的张昌华,他大声质问女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我们怎么做?”
“我晓不得。”张琴眼睛看着电视,大声顶回来。
父女俩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张昌华埋怨张琴辜负父母,荒废学业;张琴则埋怨父母从没给过她真正的关心;陈素琴只皱着眉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越说这些越难过。
“你只认钱。”张昌华说。
“我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张琴回敬。
“你给我出去!”张昌华说。
“老子就出去!”
张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女儿连扇几个巴掌,“老子!哪个是老子!”
张琴毫不示弱,与张昌华扭打在一起,边打边说,“是你们逼我的。是外公把我带大的,你就不是我老子。”
范立欣被这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惊呆了,下意识地要上前阻拦,先被摄影师拦了回去,但父女俩越打越不可开交,他还是冲上去把两个人拉开了。
年夜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只有陈素琴和外婆一直在哭。没过几天,张琴就搬到舅舅家去住了,直到父母离开,她才回家。
张琴后来告诉范立欣:她恨爸爸。
临走前,陈素琴去当地的小庙拜菩萨,她点上几柱香,跪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叨:“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希望您保佑她改正归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她明年听话,我一定来还愿。”
放映现场,常有观众在听到“改正归邪”时笑。范立欣说,他本可以在剪辑中把这个小小的错误改过来,但他不愿意。他看到,这是一个对生活束手无策的母亲,只好诉诸神灵,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经常说错话,这又是“更深层次的悲哀”。
张昌华和陈素琴最终放弃了对张琴的要求。陈素琴说,“现在活路这么多,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春节过后,张昌华、陈素琴和张琴,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但他们的目的地,已然不同。
自那以后,张琴始终漂泊在外,去过深圳、武汉、北京,做过服装厂工人、酒吧销售,哪有工作就漂到哪,却很少回家。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计划赶不上变化。范立欣总问她,想过未来怎么样吗?她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没有未来吧。”
由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整个中国对外加工产业全面萎缩,张昌华所在的这家工厂靠从各个地方啄食,勉强维持生计。但订单少,赚得少,陈素琴终于下决心回老家去。她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像女儿那样。”
张昌华沉默良久,轻声说,“少种点田。”
影片结尾,广州火车站,这次,是陈素琴一个人回乡,张昌华替她背着行李,一直送她到检票口,只说了一句,“票拿好”,夫妻二人就被进站的人流冲散了。陈素琴消失在人群中,张昌华却一直在检票口望着,望着,许久后才转身,走向城市的夜色。
范立欣给这部影片起名《归途列车》,其实是想提问:这些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为生存耗尽仅有力量的微弱个体,他们的归途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拍摄结束后,范立欣依然和张家人保持着联系。
张洋成绩优异,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广安二中。陈素琴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陪在儿子身边。
外婆独自一个人留在老家,守着仅能维持自家伙食的田地。
张琴到处漂泊,基本没和父母见过面。
一家的经济收入都靠张昌华,但他却感觉身体大不如前,腰酸、眼花,从二十几岁外出打工,他最好的人生年华都在昼夜不歇的工作中度过,他感到自己“可能干不了三五年了”,但越觉得能干的时间不多,越变本加厉地加班,想再多赚些。
一家五口,就这样四分五裂地各自生活着。
纪录片剪辑完成后,范立欣曾给张昌华寄去一张DVD。张昌华看过之后告诉他:“后悔啊,不该打女儿。”
其他人没看,怕心里难过。陈素琴告诉范立欣,2008年雪灾那年在广州火车站,张琴在人群里差点被挤倒,害怕得大喊了声“妈妈”,那是她印象中最后一次听女儿喊妈妈。
(中国新闻周刊)
“你愿意为梦想花多少钱?”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也许在很多人眼中,梦想是高贵的,它无法用金钱衡量。然而造梦的人太多,梦想便像是流水线的产物,以千篇一律的包装随着轰鸣的火车驶进城市,而城市真的能接纳这些梦想吗?《归途列车》里,女孩张琴与她的父母将自己的梦想寄托于广州这个大都市。然而广州却用春运时火车站的人潮告诉他们:这个城市的梦想已经超载,一个人的梦想也许只能永远被埋没在这无边无际的人潮里。电影《归途列车》携着奖杯和口碑从海外归来,即使拿到了国内公映的资格却依旧与大多数主流影院无缘,原因很简单:这些影院的负责人一致认为,没有会为这“廉价的梦想”买单。
我写给《奋斗》的影评里,有这样一段话:”在你很小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叫上海的白马王子。他不仅身份显赫人长得帅气,还拥有我朝最豪华最奢侈的宫殿。他有用不完的金银珠宝、喝不完的琼浆玉液以及穿不完的华裳丽服——只要嫁给上海,那么一辈子就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于是你从不懂事时就开始刻苦用功,不管暑天寒冬一路悬梁刺股拼了命学习各种知识礼仪,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嫁给上海。终于你学有所成,顺利把自己带到了上海面前。正当你想将一生托付于他时,你却发现原来你只是后宫三千佳丽中的其中一位。没有人会为你的失落而难过,因为每个人都在忙着嫁给你的白马王子。“而这一次,在《归途列车》里,白马王子换成了世人眼中的暴发户——广州。
城市里的农民工像是蚂蚁一般渺小,而被称为”农民工聚居地“的广东省,农民工数量更是庞大得惊人。明后两年,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就要正式开馆,农民工作为一个时代印记将彻底被印在广州的城市烙印里。然而即便是如此,他们的梦想在很多人眼中还是依旧如他们的存在一样卑微。《归途列车》里,女孩张琴执意辍学,要实现自己”自由自在“的梦想;她稚嫩的脸上写满了与年龄不对称的坚毅,天真的双眼透漏出对于梦想的执意和坚持。然而最终,她的梦想被埋没在一个又一个工厂和酒吧里,她纺着自己买不起的牛仔裤、端着自己喝不起的威士忌,在夜夜笙歌的南国茫然地面对着现实,在她心中,梦想是矜贵的,她坐上火车,熬了几天几夜将梦想带来这城市,然而城市却用霓虹灯毫无留情地骗了她。
张琴没了主意,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然而在这个乡下来的女孩眼中,城市是新鲜的。第一年,她和父母到广州火车站排队买票回家,她竟被浩大人群的阵势给逗笑了;母亲毕竟挨过哭,批评她不懂事这个时候竟还笑得出来。后来,他们等了三天三夜才挤上车,母亲以过来人的胜利姿态再提及她的笑,她依旧堵着气蛮不讲理不肯认输。也正是这股倔劲,让她与父亲在大年三十大打出手,她不肯妥协,不肯认父亲是”老子“,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子“,父亲一怒之下,一个巴掌狠狠打了过去。这一个农民工家庭用一句”老子“折射了整个中国的现状,对于我们来说,究竟自己是”老子“,还是国家是”老子“?
电影《钢的琴》里,沈阳工人为了国家奉献了一辈子的青春,然而最终他们一辈子引以为豪的事业顷刻间被化为乌有。作为”老子“的祖国本应为这些人干些实事,然而”老子“却净顾着说无心之话。可悲的是,”老子“这些兑现不了的承诺,却又被这群人一字一句听进了心里,他们是爱着这个国家的,尽管他们的爱充满了无知。也许他们一辈子也发现不了这种爱的愚昧,或者等到他们发现时,往往已经陷入泥沼无法自拔。即使有一天,这些群体意识到,”老子“只给了他们一堆空话却从未干过实事,他们也无力抵抗;就算他们决意奋起想要自强自立自己当”老子“当家做主,迎接他们的也只是重重的一巴掌。整部电影里,导演最动容的镜头,也是我认为最讽刺的镜头,就是这群打工仔目不转睛盯着电视看08年奥运会的情景。他们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祖国却从未将他们真正摆在眼里。
《光棍儿》的导演郝杰,在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组的采访时说道:”我们那儿有个水利局局长,从我们那儿出去的,可能是顾家沟出去的,我还不认识人家。说,他妈的拍这种东西,丢我们顾家沟的人,骂老杨啊,回去之后,我明天把你抓起来。“看,越是真实,就越是可怕;所以这些人宁可听一些谗言蜜语,也容不进一句不好听的话。这也是为什么,电影院的负责人总是对那些飞天走低无所不能的”变形金刚“大开绿灯,而对于这平常人家的真实梦想视而不见。
真实,就是纪录片。你会在纪录片里看到海豚被刺杀、也会在纪录片里看到父女大打出手,这些真实的不矫揉造作的片子,用粗糙的镜头展现出一个撕掉面具下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生存的每一个个体。影像中的他们出身平凡、过着枯燥日复一日的生活、得不到童话故事的眷恋,也经历不了事先编好的狗血人生。他们是渺小又庞大的个体,他们的梦想卑微却矜贵,他们的的情感真切且直接。没有华丽台词和巧妙编剧,没有精致妆容和时尚戏服,没有牛逼特效和科班演技,这些人却用自己的真情实感,说着平淡却震撼人心的人事。只是,你愿意花钱去影院支持被粉饰得如童话般美好的剧情片,还是这真实得刺痛人心令人心碎的记录片呢?
我给本片打四星,剩下的一星献给为了这部影片的拍摄坚持了三年的台前幕后人员,你们不是造梦者,但你们是最棒的照相机!
终于看了,广州火车站春运场面完胜北京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纪录片大国,这里有太多东西需要记录下来
生活是狗娘!这简直就是一个单薄的伪纪录片。这东西如果也就打着纪录片的幌子震撼一下老外,作为中国人,我总之是都见怪不怪了,别跟我说你没有亲身经历过春运,没看过新闻。这闺女倒是演技不错,可以考虑以后往电视剧发展了。★★
沉重
一阵阵的寒战
⑴万恶铁道部⑵这个社会对不起那些明知前路艰难、未来渺茫,却仍在努力挣扎、坚忍、对生活只有最低要求的人们⑶大多数人都被迫远离亲情、故土的国家,即使拥有奥运盛典,河山壮丽,也不值一提⑷我们凭什么比他们活得有尊严和有保障?⑸「你们不是要真实吗?这就是真实」
真实的力量
其实这个也不能算真正的纪录片了
太贴近生活了……
有幸看了国内首映,反映的现实很真实,很能打动人
何止是心酸,简直是心痛。
当琴琴对着镜头喊出“这就是真实的,你们不是想要真实的吗?这现在就是真实的!”的那一刻,我对纪录片导演应有的立场产生了质疑,这就是你一直在等待发生的戏剧性高潮吗?
导演开拍前带有自己的情绪,那一家子有被其利用之嫌,不能说是真正的纪录片
【MOMA】这是一次能让我甘心承认北京比上海的文艺事业更活络的放映。当我们把世博等排队形容成春运自己却从未真切体验过那玩笑本身时,画面上无数涌动背着行囊变成质点的人却是年年都要痛苦焦灼屈辱地走这个流程。触目惊心。小女孩对着镜头喊出的那句“你不是要看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抛砖引玉了
春运只是个幌子,这片子其实是讲父母和儿女关系的(而且道理很universal不局限于农民工),要看到最后一刻才知道"last train home"到底是什么意思。加拿大的纪录片资助体系真好。
【先锋光芒·镜容】我不是仅仅想拍一个空巢家庭的故事,所以我花了三年时间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当道德尺度难以把握的时候,你会感觉这是属于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尴尬。火车经过六盘水,有个雪山间车体通行的俯拍,我等那个镜头等了三天,我想用那一幕说明这种生存状态是务工者的群像。——范立欣
就没人注意到妈妈在许愿时说的这句吗:“菩萨保佑我的女儿,让她听话。我也不晓得我做错了什么,请你保佑她改正归邪”
上个月在UCCA看过了。可看性是不错。广州火车站的场景很震撼。但是,说实话有点迎合西方人口味。某些场景摆布的痕迹太重,搞得更像剧情片。后来也问过他家摄像,他说确实有诱导性提问,和人为加快故事进程的问题——这些手法我觉得对于人文类纪录片来说,有点问题。
回不去的家乡,没有归途的归途。
从赵亮《上言方》里陪母留京不停申诉,最后黯然回乡戏剧性地“认贼作父”结婚生子的女孩;到季丹《危巢》里心机缜密,早熟得令人吃惊的姐妹花;再到范立欣《归途列车》里敢于和父亲对打的张琴,这些花季女孩都长着中国式的圆脸蛋儿,婴儿肥,时常紧蹙眉头,她们的理性务实有着和年龄不符的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