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

导演确实有点坏，他把余文乐饰演的男主角，放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人生位置上。

母亲腿脚不好，又情绪躁郁，父亲又从香港跑去大陆，很少回来，弟弟逃跑去了美国，根本不想理家里的烂摊子。

照顾母亲端屎端尿、还要被母亲骂是扑街仔（混蛋），全都都要他一个人来承受。这还不算，他做金融的，借了朋友几百万去炒股，还亏掉了，人家追着他还债。

内忧外患之下的他，失手杀了母亲，虽然法院判定他是精神躁郁症，无罪释放进了精神病院，他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却受到了了“弑母”的自我内心谴责，和周遭人群白眼和偷笑他是“他是青山出来的（青山是香港精神病院所在地，香港口语里说青山出来的，就等于说某人是精神病，类似于广州人说芳村出来的，类似于东北人说四平出来的）”，还有只懂得给你喂药的机械而苍白的精神病治疗系统。

虽然电影中出现了许多和精神病相关的元素，精神病院，精神病药物，精神病家属互助，影片最后也打出了对躁郁症等精神病人应该关切的话，但观影之后的我始终觉得，这部电影讲述的内核其实并不是精神病，而是原生家庭的原罪问题。

导演自己也是矛盾的，他通过余文乐饰演的精神病患者，反观其他人的冷漠和无情，甚至父亲都要枕头底下藏着锤子来防备精神病的儿子，导演似乎想通过这些说明，他或许并不是真的精神病，他是被原生家庭逼得，换了谁遇上那样的家庭，也会被逼疯，这是吃多少药，都治不了的病。

心理学上总会说到一个词：沉没成本。就是那些你在过去和未来都无法改变的成本。比如你遇到一个渣男，你想和他分手，可是想想在一起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你又舍不得，这就是典型的沉没成本。但是如果你不离开这个渣男，他就会继续祸害你，你的沉没成本会变得更高，所以对于沉没成本，只有一个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切割。

但是有个问题出现了，假如沉没成本对应的人，是个渣男，还好办，分手就是了。可假如是你的家庭呢，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儿子呢？

就像片中余文乐的弟弟一样，避走美国，与原生家庭的一切乱七八糟进行了冷酷无情地彻底切割，当父亲走投无路打电话给他时，他只说，多少钱都可以给你，但我绝不会回去。曾志伟饰演的父亲很生气，难道把一切推给别人，就可以了吗？

片中无论是精神病医生，家属，还是片尾的话，都在说，家人的支持对精神病患者最重要，可是对于片中余文乐这个家庭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家人并没有在支持中让一切变得更好，余文乐因为留下来照顾母亲，而最终躁郁症，父亲因为回来照顾余文乐，也走投无路。似乎唯一没有被原生家庭拖累的，就是那个白眼狼远走美国的弟弟，但他至少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这个家庭，还有一个人，可以正常地生活。

拒绝把母亲送到老人院，精神病院，却让家人一个接一个地在这种根本无法改善的沉没成本中越陷越深，人生尽毁，真的就是人性的光辉和亲情的伟大了吗？

或许未必。

把精神病院、老人院的绝对妖魔化，在明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情况下，把照顾老人、病人的重担独自承担，而无法顾全自己的人生，从而让整个家庭失去未来和陷入困顿，并不是一种值得赞许的英雄行为。我不得不说，公众号上教你的“远离原生家庭”的话，是对的。

每个人都有过上正常生活的权力，要更多地放开别人，无论他是病人，还是，你是病人。

这个社会对待病人真如我们想象般宽容吗？摔折腿，拄着拐杖，路人退避三舍，怕再把你绊出什么事故。突发感冒未准备口罩，地铁上咳嗽两声，身边人默默转过脸，在Whatsapp里噼里啪啦打着字：「隔篱有人感冒都唔戴口罩」。身体虚弱头晕眼花不足与外人道，旁人看你并无大碍也不在意，个中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当这样的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疾病，就更让人惊惧，对其表现出的嫌恶程度，也就更肆无忌惮。影片的开头，曾志伟饰演的父亲大海去精神病院接「病愈出院」的躁郁症儿子阿东（余文乐饰演）出院，而早前，妻子在被儿子照料的过程中突发意外身亡。虽医生称此事与儿子病症无关，但父亲的担忧写在脸上。他挤出笑容，故作轻松地与没什么表情、说话气若游丝的儿子打招呼，眼神里却全是防备。

父子许久没见，在那之前，父亲和在美国的小儿子都不知所踪，而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拥有稳定女友的长子阿东辞掉工作，独自陪伴病重且情绪不稳定的母亲（金燕玲饰演）。母亲用咒骂发泄怨恨，阿东在拼命隐忍和爆发中挣扎，终于把自己逼成了躁郁病人。于是他入院、治疗、出院、被父亲接回到逼仄杂乱的板间房，试图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再次获得这个社会的接纳。

病态的人：「那个人样子好怪……他好像一条狗哎。」

如果你将自己代入阿东的视角，会发现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如同电影英文片名一样，是一个「mad world」：

好友的婚礼上，所有人都在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没人在意主角在说什么，阿东忍无可忍下的「仗义执言」，似乎更令好友尴尬；用人单位听到「躁郁症」后避之不及的状态，并不因他的坦诚和专业能力而改变；笑嘻嘻总是拜托自己和父亲的邻居，在他发病后，第一个落井下石；而狭小逼仄的空间，父亲枕头下发现的自卫用具，前女友宽容背后的强烈恨意，甚至令他找不到一个抒发情绪的角落……于是他冲去超市，大口大口吃着可以「改善情绪」的黑巧克力，换来的却是路人的指指点点……

于是他强拉起来的，脑袋里的那根弦，再次「啪」一声断掉，让他从兴奋且动力十足的「躁」期，滑去犹如万丈深渊般的「郁」期。

有关阿东的片段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茫然的他突然疾走乃至大步奔跑在深夜的街道，电影画面平行向后移动的样子。阿东像一个被抽离掉的人，在对他而言意义不明的世界里移动，空洞不知所踪。他看人的眼神，总夹杂悲伤与怀疑，令人不由担心，他下一秒会否作出什么极端行为？而比起那些选择主动去拒绝和伤害，没心没肺的看客，他的隐忍和善良，却又显得格外可贵。

好在总有温情场景弥补：下一秒，他和父亲说起年幼时去城门水塘的约定，二人无伤大雅地争执了几句，暂时和解，相互依靠着，走回他们的家。

病态的家庭：「其实，是不是甚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家当然不是万能的。而阿东的病因，显而易见来自他的母亲。苦等丈夫与小儿子却无限失望的母亲，没有其余的宣泄出口，只能把所有情感垃圾都倾倒在阿东身上。她是阿东世界里的第一个「疯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需求无度，不懂感恩。她何尝不可怜，然而她也亲手毁掉了为他竭尽全力的阿东的人生。

在前不久上映的纪录片《伴生》中，其中一位为照顾年迈父母、中年仍未出嫁的女士，对着镜头流泪：「我好想有时间，可以安静看一套戏、读一本书，做些自己的事情，但是做不到！」为人子女，都想做到孝顺，然孝顺的界限在何处，孝顺分内事，究竟该亲力亲为，还是乐得交予他人，自己轻松？

影片中，束手无策的大海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大儿子，儿子一句话说得轻巧：「你把阿东送回精神病院，自己选间条件不错的老人院，钱不是问题」。绝望的大海，淡淡问出了这样一句：「其实，是不是甚么都可以外判给别人做？」

曾经他是逃避者：他努力工作，想给妻子更好的生活；他百般辛苦，却害怕妻子的失望和不满；他逃避家庭，酿成苦果，决定承担，却发现难度远超他想象。他和阿东在对峙中说出心声，而曾志伟在这一段落泪剖白的影帝级表现，实在无法不令人动容。

承担是给自己的枷锁，逃避是无视责任、把痛苦留给亲人……二者之间，有没有万全之策？如何在调适好自己心情的同时，也对家人多一份理解和包容？道理说来总是简单，做起来，却步步艰辛。

活在这个疯狂世界：「我没事了」

尚未被疯狂世界改变的邻家纯真小男孩，成了阿东的解药。在所有人都觉得他「荒谬」、「不正常」时，只有小男孩和他正常交流，与他相伴，听他讲话。他坐在天台上，对着急赶来的父亲说，「我没事了」。

他当然不是「没事」。他生活的世界依然逼仄、杂乱、充斥着形形色色自私而缺乏同情心的人类，他依然善良而软弱、恐惧而坚持，他的父亲依然无从理解他的内心，还要背着巨大的包袱寻求解决之道。但年年难过年年过，活下去便有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影片一个颇为温馨的「Happy Ending」。

导演黄进说，这是一个很想带给香港人的故事：想呈现出如何直面问题、觉醒并寻求改变的状态。事实上，在压力巨大的城市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故事中的「阿东」——不久前，香港心理卫生会的一项调查还显示，香港人的抑郁指数创新高，有百分之五点五受访市民估计患有抑郁症，需要接受专业辅导及治疗，另有百分之九点一的受访者属「应关注」的组群。「阿东」非但不是边缘人，甚至还可能早已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而未被发现。

编剧则强调「伤害往往来自不了解，无知造成日常的邪恶」。她认为「电影最强大之处，就是让观众感受角色的情感，学懂同理心，从而令世界更美丽」。

这个故事整体来说，压抑又「不开心」，但曾志伟、余文乐、金燕玲一众大牌演员却毫不犹豫以低片酬甚至零片酬出演，更称之为「十年一遇的好剧本」（曾志伟语）。在快速发展、冷酷麻木的社会运转成一部失控机器的同时，能有这样一部充满人文关怀、专业水平也绝不逊色的新导演作品出炉，实为观众的幸运。

原文首发橙新闻：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7/01/25/010049525.shtml

（注：本人很喜欢这部片，欢迎理性讨论，但如果你是戾气很重话又很多的路人，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生存，您可以省下打字的功夫，我也可以省下拉黑的时间~）

父亲拿出一把铁锤藏在枕头下，这并不像是迎接归来儿子的方式，但只要知道儿子是从青山回来而不是赤鱲角时，我们似乎又能理解他的做法。黄进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给了这样一部关于精神病患者的电影，颇有对现实的关怀，因此也得到了香港电影项目的资金支持和曾志伟、余文乐等大明星的零片酬加盟。

从《一念无明》的名字就能看出导演的意图，“无明”暗示着人类无法企及真相，在妄想妄念中，一念才灭，一念又起，深陷烦恼，无法逃离。逼仄是影片从一开始就传达给观众的视觉感受，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人唯有利用一切来扩展空间。竞争压力加大、弱肉强食，“空间”被不断侵蚀，每个人都守护着自己仅有的那寸，却越发陷入到自我中心的怪圈。黄大海的邻居无疑聚集了当下香港底层的代表，无香港身份的单亲母亲、非法移民的黑人、老无所依的太婆，不仅是他们，阿东之前的那些所谓精英的投行同事更是如此，“从青山出来的”就如罪恶的红字，如芒在背，阿东被世俗的眼光一次次地伤害，每个人都在关注房子、股票，靠双手劳动可耻，让钱翻钱光荣，殊不知追金逐利原是画地为牢，以至于失去人性变成行尸走肉。

作为躁郁症患者，阿东要变成“正常人”必须依靠家人的关爱和社会的接纳。可是他却面对的是一个破碎、畸形的家庭，母亲犹如原罪般的束缚和拒绝，远在美国的弟弟更是一个冷漠自私的幽灵，最后他只有父亲，这个“没读过什么书”早年抛家弃子的陌生人。一个20平方米的空间，床、桌子、电视机、柜子，这就是这个家现在仅有的全部。父亲在尝试重新接受儿子时，却在找同事代班时撒谎说是远房亲戚来了。有这样一个儿子，父亲必须开始面对生活给予的成倍的压力。

血缘早已在阿东生命中成为了过客，他的朋友只有黑巧克力，据说能让人快乐。曾经的爱的付出让他身心俱疲，换来的却是母亲的疯言冷语。为爱的牺牲难敌躁郁的侵袭，可恨可悲可叹。导演将插入的回忆片段处理为暖色调，和现实的暗蓝色相比，记忆其实并不美好。

早在1986年，尔冬升的处女作《癫佬正传》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精神病患者。在梁朝伟、周润发等大牌明星的演出下，那一个个悲惨的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和30年后的阿东犹如轮回般上演着。社会的歧视，精神病患者成为街坊邻居们堤防的对象，如过街老鼠；家庭的拒绝，家人相继离开，这样的人最好交给医院管嘛；公共机构的缺位，医生只管开药，不自杀的话就没问题。我们仍然只相信自己眼中的“真相”，殊不知要真正超越“无明”是要靠心来感知的。

黄进在呈现这些悲剧时也加入了新的思考。在网络时代，资讯传播效力惊人。阿东的发病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作为曾经的“名人”，他仍然有很强的新闻价值。媒体在传播真实却忽略了真相，真实只是表面，可怕的是人们只看表面。精神病患者不仅要面对内心的压力，也要面对周围环境的歧视，没人愿意相信他们，反过来这也让他们愈加缺乏自信，难以走出阴霾。

阿东不断面对一个个狭窄的空间，屋顶天台才能让他拥有片刻的宁静。阿东试图修补记忆，和家庭和解，他找到前女友，为曾经造成的伤害道歉，但前女友已被社会的压力改变成一个张口只有“房贷”和“还债”的人，依靠宗教自我麻痹，将获救的希望寄托给虚无缥缈的上帝。

阿东和父亲来到墓地看母亲，那一个小小的格子就是人最后的归宿，甚至还有人连那个格子都“住”不起。现代化是香港的代名词，但摩天大楼背后的残垣断壁却依然存在着。那个被抛弃的单亲母亲，早已将爱与恨混淆，要求儿子靠读书挣钱，成为人上人，面对发病的阿东，却躲在人群后冷眼旁观。金钱成为了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没有了金钱人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插播的电视新闻里，中环投行又有人跳楼了。

当我们面对利己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时，爱的错位就以不可避免。单亲母亲对儿子的爱更像是她以求逃离现实的苦难的工具；黄大海想弥补曾经的亏欠，但又不知如何与现在的儿子相处，只能依靠阅读情爱地摊小说来逃避；前女友将爱全部给了上帝和金钱，仿佛这才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最坚强的依靠；阿东试图用爱来“感化”充满敌意的母亲，化解生活中的挣扎，却仍难摆脱恨与恶意的纠缠。黄进将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引申为错位的爱，正如最后黄大海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病”，我们都无法真正处理好对爱的付出与索取，而那些来自星星的人，他们只是不再想去伪装、去妥协、去心安理得地接受“无明”的假象。唯有爱能拯救迷失的灵魂，但这种爱不是错位的爱，而是来自内心的理解与接受、包容与信任、平等与互助，爱本无罪，不要让冷漠和偏见挟持了这最温暖的力量。

本片唯一出现bipolar disorder是在男主去面试的场景里。他说：“bipolar归bipolar，我可以好order地去bipolar嘛。”

看到这句我笑了，整个厅里只有我一个人笑。

精神疾病中的disorder，仅靠患者自己是没办法让自己恢复到order的状态的。这句台词不止是男主这个患者的“不合理信念”，也是绝大多数“正常人”对精神疾病（尤其是心境障碍）的误解——为什么你就不能想开点呢？

双相障碍作为心境障碍，本来并不是必须要住院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如果按时吃药定期复诊，预后是可以很良好的。

但可悲的是，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社群的歧视和排斥会给患者的康复带来比生理病变更难克服的障碍。精神科医生只会开药，企业不接纳重新工作，邻居落井下石，家人费尽心力无法理解，这都不是个人可以改变的残酷现实。本片虽然只停留在了提出问题的阶段，但解决问题的本就应该是相关从业者和政府而不是文艺工作者才对，电影只需要从人文关怀角度体现足够的善意即可。

更何况，能看出来编剧和导演做过很多功课，在很努力地还原一个双相障碍患者可能存在的细节——遗传，环境诱因，高复发率，甜食刺激多巴胺分泌缓解轻度抑郁，躁狂和抑郁阶段性循环发作，最后回到水塘完成未完成事件……最重要的是，通过小孩表现出的同理心和接纳所带来的治愈效果。

虽然观片过程中很努力地在投入剧情，但职业病发作，还是忍不住想一些跟本片并不那么相关的事情。

比如那些看似能为“有心结”的人提供帮助的民间组织——教会和互助小组等，片中的表现不得不说很耐人寻味。

教会教导人们宽恕，但在剧情中，这所谓的宽恕只是伪装在神圣宗教道德光芒下的更深层次的怨恨。相信和秉持着这种宽恕的人，永远无法跟过去的自我和解，也就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救赎。

各种心理疾病互助小组在美国很常见，香港应该也有一些，但片中表现的是精神病患者家属的互助小组，且也是倾向于略负面的描述。这些互助小组固然能提供一点社会支持和心理安慰，但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遇到专业问题，还是应该求助于专业人士，因为他们至少是有相对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准则来指导工作的。

那么，精神疾病相关的专业人士是哪些呢？香港这方面的机制已经比内地健全很多，有psychiatrist，有clinical psychologist，有counsellor，还有social worker。但这四重架构，依然无法保证能照顾到患者的方方面面，因为精神病的治疗真的太需要同理心和无条件积极关注了，而这两样是绝大多数人不能提供的，仅靠专业人员那每周几小时的有偿帮助是不够的，昂贵的治疗费用也不是一般人能承担得起的。精神疾病与其他慢性疑难病一样，都需要系统性的长期治疗，还没有医保。在这种情况下，重要他人（多半是最亲近的家人）的关心和理解就尤为重要，正如片中所提倡的那样。

香港尚且如此，内地更是无望。在缺乏临床心理学家和社工这两层机制，且心理咨询师被《精神卫生法》规定“不能治疗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所有已被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只有两条路——要么看精神科医生吃药（大多数精神科药物都有副作用）或住院治疗，要么隐瞒诊断自己找咨询师治疗。政府和社会从未想过如何接纳曾经的精神疾病患者重新进入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刑满出狱的人。

普通大众能做的，除了学习拥有一点同理心，不要落井下石之外，是不是还能推动业界和相关政府机构，在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政策性帮助方面（如精神科药物和治疗进入医保体系）多做一些探讨呢？

（此文并非影评，只是观后感。）

作为曾因感情创伤，被心境障碍缠身一度一蹶不振的人，看这部电影时我的心就像被一层一层剥掉的洋葱。不过有别于阿东的躁郁症，我曾经罹患的是重度抑郁症和强迫性焦虑障碍。然而我曾也被这样对待过。 和电影里阿东一样，被一起住在劏房里的其他租客排挤。我大学的室友们知道我有重度抑郁，表面都对我很和善，我一开始为此还特别地感激，后来知道她们还是免不了对我有戒心，暗地配合学校领导监察我的状况。有天晚上我情绪失控，在阳台上流着眼泪一根一根地抽烟，被突然回宿舍的室友看见了，一个小时后，我所在专业的辅导员和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来宿舍找我谈话。他们口中抱怨他们是百忙中抽空来，一边给我说教一边指责我，还暗示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可能要暂停学业。其实，当初我只不过是想发泄心中的情绪，抽几根烟发泄出来就好了，真的不需要这么多人的关注，也从来没想过把事情搞得那么严重。 影片中各房租客聚在一起商议阿东的事时，那个皮肤黝黑一直对阿东很善意的外籍年轻租客说了一句话：“其实.....他只是需要一点空间。” 是真的，对于有情绪病的人而言，他们要求的不多，只是一点空间，而不是无论到哪里都被排斥被议论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黄先生对其他人说：“其实他有什么得罪你们？......你都病过，我也有病，糖尿病血压高......” 其实抑郁症、躁郁症这样的情绪病是很平常的，就像当你身上局部有炎症，你的身体会发动免疫系统来和病菌对抗从而引起发烧一样，抑郁症、躁郁症通常也是因为一些应激性生活事件、长期承受精神压力或者一些环境因素等使得患者认知功能损伤、内分泌失衡等造成的（抑郁症：长期承受精神压力或情绪持续低落，5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在脑内分泌减少，神经递质的神经冲动传递出现问题，从而形成了抑郁症的基本症状。所以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可以调整脑内的这些激素的含量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治疗效果。躁郁症等类同）。这不是患者能自控的，患者往往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和阿东一样高估过自己的自控能力，未认清自己病态的程度，或者说给过自己一丝希望，——希望自己是一个正常人而非一个病人，不需要药物来维续生活。于是擅自停药，但是后果就是精神撑不住，每况愈下。当我又一度精神崩溃，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哭泣，我的父母下班回来，也是那样打开灯，然后用和黄先生同样的语气对我说（我是广东人，父母也说广东话，这一段重重地扎中我的心）：“你唔好成日惗埋一边得嘅啦？呢d心病来嘅，你可唔可以惗d开心d嘅嘢啊？我求你正常d，好唔好？（你不要总是胡思乱想可以吗？这是心病，你可不可以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一点，好不好？）” 而我如鲠在喉，只是流泪。 阿东和前女友Jenny重聚，他为Jenny精心准备了满满一桌的西餐晚宴，可是Jenny一脸凝重地说了近况突然脸色转变，说：“我最近得到了好多力量。”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意识到，她信教了。因为在我受抑郁症折磨的时候，我的母亲也信了基督。那时我妈妈也和Jenny一样，每天都被这种虚无甚至盲目的“神的力量”膨胀着大脑，就像影片中Jenny参与的教会一样，每个人都像被洗脑了似的。Jenny的发言里口口声声说她因为受到主的启发可以宽恕一切，但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她分明是在控诉，她分明还有仇恨和愤怒，发生过的事都是抹不去的。所以阿东和Jenny的关系只能告终了。 当阿东打算打起精神出去社会找工作，却屡屡碰壁，被面试官质疑他履历中消失的整整一年。其实我也一样，每次去面试，我都会刻意规避关于我休学的问题。当你崩溃时，社会允许你休养，但当你拥有健康的精神状态准备重新投入社会时，社会却不认同你，使你得不偿失。在这样物欲横流的世界，谁愿意雇用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呢？ 我曾经和阿东一样向别人坦白自己的病，其实只是希望可以得到相同方式的尊重（包括对隐私的尊重）。大学开课不久，我告诉辅导员我有抑郁症，第二天在国际贸易课上，老师带着疑惑的表情说：“听说这一届来了个有抑郁症的学生，唔，世界这么美好怎么会有抑郁症呢？” 没有人知道听到这句话的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后来，学校直接给我爸妈发了一份《关于加强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的紧急通知》，并在下面这句话下划线：“对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躁狂症、性变态等精神障碍的高危对象要及早离校接受正规治疗。” 是的，我从未做也从来没有意图做过任何伤害其他人的行为，但是不久后院长决定劝我休学，并让我签下合同书，从此我中断了我的大学生涯。休学必须是至少一年，并且复学要重修所有的课程，也就是说我最快可以复学的时候，原本和我同届的人都上大三了。我所失去的，不仅仅是学业。

后来事态失控，黄先生陪着阿东再去看心理科，心理医生甚至看都没有看过阿东一眼，只是盯着电脑显示屏淡漠地问几个问题，“心情如何”“睡得着吗”“有吃药吗”“有没有想自杀，想自杀就要回精神病院了......” 没法想象完全一模一样的情景我竟然也经历过。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时，在电脑上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答卷和一个脑部测试，医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际遇和想法，甚至如果要求专业的心理辅导还要额外预约，按钟收费。每次我去复诊的时候，医生就是机械化地问我那几个问题，然后开药，仿佛心理医生存在的意义就只是开个处方。

现在的社会，像我这样经济一般的小市民，如果得了精神疾病基本上在医疗机构中就只能得到这种模式的治疗了。为什么？这个社会畸形了吗？连原本应该对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影响最直接最有效最基本的“精神科”，都是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疾病患者的，他们活着在世上，还有什么希望吗？其实对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最有意义的治疗就是深度的心理辅导，药物和理疗必要时作为辅助即可。真正对他们有效的，是被关怀，被理解，被开导，绝不是像机器人一样的对话。而且长期服用精神疾病类药物，其副作用对身体的影响很深，甚至可能造成与治疗相悖的反作用。（我当时服用抗抑郁药物大半年，服药期间及其后的一两年我都有容易头晕和四肢乏力的副作用症状，而且我当时擅自停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无法忍受药物带来的生理上的不适。） 《一念无明》真实地影射了大多数人对情绪病患者的看法。尤其是在中国，从古至今都缺乏心理学常识的民族，对情绪病患者更有极其严重的偏见。影片中很多人对阿东议论纷纷，说他“痴线”“痴线佬”“癫嘅”（都是神经病、疯子的意思）。大多数人对情绪病可能有些误解，其实情绪障碍症也就是情绪病（即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等）并不是精神病（精神分裂、多重人格等）。情绪病和精神病同属于精神疾病，但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好比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都是植物，但小草无法长成大树（此概念非原创）。我想说的是，就算是有精神病的人，都不应该受到这种不平等的对待。没有人会真正想要成为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这是不可控的。 情绪病人只是希望：当他们表现得像个正常人时，也可以得到和正常人一般的对待；当他们情绪失控，如果你不能伸出援手，也请莫落井下石。除此以外他们对他人再不敢有什么寄望了。 大一休学之后，我收拾自己，投入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爱情，一年后我结婚了。是我的丈夫，把我从地狱里拯救出来，是他驱赶了我心中的魔鬼，是他让我对人生有了期望，每一天都变得有意义。现在我的情绪愈来愈稳定，感谢这段日子以来，包容过鼓励过支持过我的所有人。也感谢《一念无明》对情绪病患者等弱势群体如此深切的关怀。

PS：《一念无明》让我想起阿伦·雷乃的一部电影《我的美国舅舅》，其中有一段小白鼠实验及其对于人类行为心理研究意义的解说，我把它记下来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在另一种情况下，笼子里的门被关上了，小鼠逃不了了，它必须接受惩罚了，惩罚会激起抑制行为。它发现所有行为都不再有任何意义，它无法逃避或抗争，它放弃了抵抗。对于人类而言，抑制行为伴随着烦恼和痛苦，并会造成严重生物失调。严重到只要有病菌存在他便会被感染，无论这种病菌在平时是否对他微不足道。平时他能杀灭的癌变细胞，现在就会发展成癌症。他的生物失调还会导致他罹患所谓的文明病和精神疾病，胃溃疡，高血压，失眠，亚健康，甚至大病一场。 第三种情况下，小鼠依然无法逃避，它又要接受相同的惩罚，但这次它会遇到另一只小鼠，作为它的对手。它们会打起来，这场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是接受了惩罚。但它至少能作出抗争行为，神经系统为行为而存在，这只小鼠不会得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病，它状态良好，即使它已受到了惩罚。

但是对于人类却不同，社会的法则会禁止这些防御性的暴力。职员和领导整日在一起，他尽管恨他的领导，但他不能一拳打在领导的脸上，这样他会进监狱。他也不能一走了之，这样他就失业了。所以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他都处于抑制状态。人有很多方式去抗争这种抑制状态，比如说侵略行为（比如摔花瓶、摔门、掌掴别人脸等等），从来都不会是没有理由的，它常常是由抑制状态导致的，爆发的侵略行为经常得不偿失，但在神经系统里却很容易地解释。正像我们说的，此人正处于抑制状态，时间一久，就会影响他的健康，随之出现的生物失调不仅会引发传染病，还会导致我们所说的精神疾病。当一个人无法把怒气发到别人身上，就会对自己产生影响，生理上会产生反应，攻击到胃就会产生胃溃疡，攻击到心脏或者动脉就会有高血压，甚至导致急性损伤，导致严重的心脏疾病，心脏病发作，中风，麻疹，哮喘。还有另一种攻击自己的方式，就是自杀。”

去看了《一念无明》，一个人包场，在电影院快哭傻了。这个电影差不多集中了抑郁症所能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来自家人的不理解，以及社会的排斥，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苦了，电影里的每个人都苦，余文乐自己，他的父母、弟弟、女友、邻居、朋友，他们互为深渊，生活像环环相扣的死结。关键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余文乐仅仅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有个疯妈才抑郁吗？不是的，他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都在压死他，挣脱出来的意志有多强大，向下拉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可怕，一朝崩塌，重建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像黄耀明那首歌唱的，“他们住在高楼，我们淌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只为吻你而低头”，剧中的邻居小孩反复念叨的一句话“要读书，才能上流”，这种深入骨髓的“向上”意念已经成为扎进他们头顶的一根针，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有一种傀儡，被针封住百会穴，因此爆发出强大力量，但抽去这根针以后，他们就失去心智，几乎连一个人都不是了。 关于余文乐为什么得了躁郁症，以及得病之后的遭遇，电影里的种种冲突都很典型，金燕玲演的妈妈，有点类似《教父》的女儿，那种小时候娇生惯养，缺乏生活智慧，后半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女人，她本身是从台湾去香港混娱乐圈的，也演过像《踏血寻梅》里那种大陆来到香港的妈妈，对这条道路的苦楚之处颇能体会，心气高，对生活颇难如意，她成了她老公及儿子的想要逃避的深渊，后来她儿子又成为身边人的深渊，每个人都逃不开，以至于各自要找互助团体寻求内心安宁，只有那个远在美国的小儿子，不无冷酷地要爸爸把哥哥重新送进精神病院，他似乎离得远了一点，但美国的生活自有另一种不易，他也只是无暇他顾吧。 余文乐从小生活在偏心、母亲情绪失常和父亲的缺席中，好不容易长大了，谋得一份好工作，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跟女友供一套小小的房子，结果一夜之间，肥皂泡破灭，余文乐不堪压力失手杀死了妈妈，被抓后女友愕然发现他还背负着不小的债务，后来她在教会哭诉“我恨他”也成为他再度崩溃的契机，与此同时，曾经的好友不堪压力跳楼自杀，就像他妈妈曾痛骂他拖住自己离开的脚步令自己折堕，此时，这种无边的痛苦与自责又涌上来包住了他，令他无力动弹，除了在床上流泪什么都做不了。 邻居的小孩，暂时还保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还能说《小王子》给他听，但是旁观者大概可以不无心惊地猜测到，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爸爸不知道在哪里，妈妈一个人辛苦抚养，教他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要做“钱生钱的工作”，对普通香港居民来说，他们信奉“有楼万事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全不重要，香港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竞争氛围里，听朋友说，一个补习老师的转会费能达到8000万港元。香港的补习老师都像明星一样，楼体悬挂着他们的大幅海报，同样有曾志伟出演的《人间·小团圆》里，他的小舅子古天乐就是一个“补习天王”，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女儿长得不漂亮也能成为他痛苦的来源，因为不漂亮的话，将来的竞争之路至少要艰难一倍。我看得有点咋舌，不漂亮就不配过得好了吗？但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这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一定要样样领先，否则就等于白活。 这种风气国内也逐渐照搬过来了，到处都是生怕孩子落后的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焦虑万分，计划周详，还有相当大一群一心想让子女上藤校的“推妈”，因为藤校注重体育技能，所以她们花巨资让孩子学习花滑以及冰球，这条路一旦顶上去是几无止境的，因为人人都在跑，你无法说服自己慢下来。 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呆久了，一个人能挺住不崩溃，香港的抑郁症比例据说已经达到1/20，就是说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抑郁。大陆也好不到哪去，一边是有人在声嘶力竭地鼓励买房，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借遍亲友、认识不认识的人也要买，一边是在各种新政、女性就业压力、经济形势变化下欲哭无泪的普通人们。记得有一阵子香港老有报道说临街的楼上有人洒硫酸，这洒下来的硫酸，大概是无法向任何人宣泄的压抑和愤怒吧。（这种行为是错的，错的，错的！） 曾志伟饰演的爸爸，是个儿子眼中的“混蛋”，早早离家，只付出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但他也不得已，老婆看不起，自己只会开车，之前也风光过一阵，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老境凄凉，住着不到十平米的劏房，没有文化，不知道拿躁郁症的儿子怎么办，只会徒劳地说“你不要想了，能不能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点”，但有什么用呢？他或许是在赎罪，但他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受害者，崩溃的时候，把手里的烟盒摔在地上，又捡起来慢慢回家。 《红鳉鱼》里立川谈志说，落语（相当于日本的相声）就是讲逃兵的故事，面对大敌当前的生活，也许人们有选择当逃兵的权利。导演黄进本人的生活大概可以看作是逃兵的一种，并没有去做那些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而是一直拍独立电影，把镜头对准小人物，一辈子租房住的许鞍华也是如此。廖伟棠就写过香港那些“仙活着“的青年，他们住在很便宜的地方，生活需求极低，但各自折腾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拍片子、策展、写小说，在香港这片土壤上，他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周围人的不理解还要多一些，但一辈子能有几部作品傍身，不一定比有一所房子要过得差，我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