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

上半年快过去了，这半年中国电影产业圈比较大的一个新闻恐怕便是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卖了十三多个亿，以及随之引发的退票风波。最近十多年，中国影坛演员转型导演的案列有很多，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女演员。从票房意义来判断，赵薇、刘若英算是最成功的，蒋雯丽、俞飞鸿、张瑜算是失败的。于2003年公映的《我和爸爸》是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在那个中国电影产业陷入绝境的年代，女演员转身当导演，徐静蕾算是一个很罕见的孤例。除此之外，大概只有执导了《天浴》的陈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徐静蕾被媒体一直给予“才女”的称号，她不断的有导演作品问世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低成本小制作的《我和爸爸》，票房反响并不好，也没在什么国际电影节获奖。现在一提到徐静蕾的导演代表作，很多观众可能第一反应都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杜拉拉升职记》。这几年，中国电影产业大爆发，徐静蕾的导演风格也转变巨大，《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绑架者》这些电影的票房诉求都非常明确。不过，在我看来，所有中国女演员转型导演后拍的片子，最佳作品我还是会选《我和爸爸》。这是一部非常朴素、真挚、内敛同时充满了细腻女性视点的亲情电影，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一个罕见的父亲形象。

在影片公映的年月，已经有不少媒体注意到，徐静蕾之所以能完成这部电影处女作，是因为有不少大腕好友的帮忙，叶大鹰、姜文、张元、苏小明、张亚东、张一白都出演了电影。犹记得当年的新闻还报道过，说徐静蕾担心片子拍完剪不出来，叶大鹰劝她说，天底下没有任何一部电影是剪不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些大腕对电影的帮助，还真的就是演员方面的援助，真正对这部电影实质性内核的表达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毫无疑问是王朔。

虽然影片的演职人员表没有提到王朔，但所有读过王朔《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的读者，肯定能轻易地判断出来，《我和爸爸》中叶大鹰扮演的父亲老渔，活脱脱就是这两本书中的王朔本人形象。作为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反建制人物、文化英雄，王朔在这两本书中向读者展示出了内心最脆弱最柔情的一面。面对女儿，王朔可以有无限的宽容，无限的爱意，无限的悲鸣。正是在这基础上，王朔再度质疑甚至于抨击了传统中国家庭结构的专制与恶劣。王朔认为养儿防老式的养育观根本是功利自私的，“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赚钱机器，这就叫成功，表面是为孩子好，其实是想自己将来有个靠山，无情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这是一种颠倒，颠倒的人性，这不是爱孩子，所以就会出现那样奇怪的逻辑，就是我为你好我可以打你，我爱你我打你。”从根上王朔是反对儒家伦理的，“我有了女儿后首先痛感儒家伦理有悖生活切实感受，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在王朔看来，“爱是不能交换的，无条件付出，不要回报，想都不想，起这念已是罪恶……”《我和爸爸》中的老渔，屡屡向女儿小渔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为什么要工作啊？我可以养你一辈子”。反差在于，整天剃了个光头的老渔外在的形象是彪悍、粗犷、玩世不恭，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在家庭结构中，他始终扮演着缺席者的形象。但是老渔对女儿的爱，并非简单是为了弥补自己失责的过错，他对女儿的爱是天真无私，绝对无条件无前提的。更特别的是，老渔拒绝扮演父亲，父亲与女儿的关系便不再是纵向压迫式的，而是平行的、平等的、滑动的，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亲人。这种形象的反差带来的绝对的爱，塑造出来的便是非常令人意外又极端真挚动人的父亲形象与父女关系。这是《我和爸爸》迥然于所有中国家庭电影（甚至于东亚家庭电影）的根本特质。

如此有悖于中国社会俗世伦理的形象设计，肯定不是徐静蕾的原发构思，她在采访中也谈到自己父亲的形象与影片中老渔的形象差之万里，“和我爸没有一点像的地方”，不过原发构思的“归属权”是否属于徐静蕾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重点是徐静蕾将这原发构思细腻的表达了出来。这依然是一部属于徐静蕾的作品。对于整部电影的影像调度，徐静蕾明显有着自己的考量与判断，核心思想不是靠演员的嘴巴说出来的，而是依靠影像细腻地闪烁喷发出来。

叶大鹰超一流的发挥当然是父亲形象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整部电影中的举手投足都极为自然洒脱，尤其是与女儿说话的语音语调，欢快、委屈、讨好、沮丧兼而有之却从来不曾表达哪怕一丝的威严感，实在是非常有层次感地表达出角色对女儿难以言表的无限爱意，令观者无限感慨动容。但在其中其实也隐含了徐静蕾细腻的调度。整部电影的视角是回溯性的，开场与结尾都是墓地，首尾的呼应完成父亲形象的封闭化塑造，但封闭在这里是主角主观化的表达，父亲的形象被内嵌于主角的心中，换句话说这是主角内心情感的蕴藉而发。在影片的前半部分，父亲的影像有着强烈的被观察、被审视甚至被凝视的意味（很多画面都是中远景），带有强烈的小渔个人情感投射的色彩。

并且为了显出追忆的主观效果，影片有大量跟踪拍摄人物行走的场景，这也是比较细腻的视觉强化手法。

墓地这场戏的构图也显出徐静蕾细腻的感触，父亲的形象处于画面边缘被挤压的位置，意味着小姨对父亲有强烈的排斥感。

而当父亲与小渔关系减缓之时，影片的色彩也悄悄发生变化。二人在房间内所穿衣服的色彩开始趋同。取景与构图也趋向平稳对称的效果，家庭的意味更为浓烈。到了影片后半部分，小渔有了孩子之后，镜头逐渐趋近于人物拍摄，父亲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审视的对象，而是融于家庭的一部分。

再回到前文所述，影片的特别之处主要表现于父亲形象的塑造，这其中一些意外的场景着实令人感佩。父亲在家中醉酒倒地，醒来发现大肚便便的女儿，表现出来的居然是极度惊喜的状态，由此可见父亲对于女儿的无私之爱。这种无私还表现在女儿婚前与父亲吃饭那场戏，即便女儿的行为父亲极端不理解，但父亲依然不责怪女儿，与此同时却对女儿未来的丈夫视若无睹，无论他如何言语加责，父亲都不予回应。最令人觉得意外的一场戏，是父亲打麻将倒地不起。悲剧性的场景，却被处理得很荒诞。这原来是张元假扮警察的恶作剧，受此惊吓的父亲却因此一病不起。滑稽却又带有宿命感，仿佛是其一生荒诞命运的提喻。惟其如此，更显悲凉与沉重。

我们把《我和爸爸》算作与《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冤家父子》一样的王朔系作品可能对徐静蕾有点不公平，但这部作品确实嵌入了强烈的王朔式表达，那种对世间所谓天经地义的真理给予实质性的质疑，没有王朔的存在，很难想象会有《我和爸爸》这样一部如此独特的中国电影。但徐静蕾女性独有的敏感触觉，为整部电影的影像与视点选择提供了非常细腻的质地，这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由女演员转行为女导演的作品中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