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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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不能想，爱也不能爱”。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想爱却不能爱，想忘却忘不了!《叔·叔》是我等的最久的一部片子了。刚看完影片，很沉重，尤其是对国内的那些中老年同志，影片更是真实贴切。经常会想：当我老了，我会过着一种怎么样的生活？片子给我了一个回答。

1.歧视压力无处不在

海爸在50分钟时，接送老超仔回家，背影是两个邻居家八婆对他们指指点点。进入房门后，海爸打开窗，外边是长满霉菌的高层贫民窟。老超仔因为参加骄傲行而暴露了身份，从此失去了贫民窟里的平静生活。

在海和柏两个人关系逐渐深入后，波澜开始出现。柏司机邀海爸去参加孩子的婚礼。婚礼上，海需要面对柏在社会中的合法家庭成员，肯定是对这对老基友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是不合法的婚外情。海一见到柏司机的老婆，海就突然第非常不自在，失去了往日自然的笑容。告别时，两个人的几句默契地寒暄，却被柏敏感多疑的老婆看穿。

不解为何海爸的儿子那么自私，对一个人把他带大的父亲没有任何的感激，反而是到处的挑剔和厌烦。海爸特别担心儿子发现自己是同志，生活中处处忍让儿子对他的不尊重。因为儿子的厌烦，海哥丢掉了去台北旅行碰到的人给他的照片和蓝手帕。

柏决定按孩子的意思带着妻子去旅行。柏司机无法两全和海的关系，坚决地选择了留守家庭，把代表信物的十字架还给了海哥，中断了两个人关系。

香港同志一直在积极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有些老同志也勇敢第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失意的海哥，单行的柏司机，虽然彼此思念，却不可能再聚。

2.深柜配深柜终归无果

柏是典型的最深柜。靠在公厕或公园打野食，是他在同志世界的生存之道。这让我想起自己写的对于茶室文的解析文章中提到的世俗正义铠甲掩盖下的冷冰冰的人性（//www.douban.com/note/668325558/）。所以他是希望快抢解决性需要。柏从来没考虑过处长久的男友，所以他在碰到认真的海第一次后，转身离开了。第二次，还没有碰到他人，他才阴差阳错地暂时接受了海。但柏在内心中没有海的位置，他一切都以家庭为重，他不希望同志走入他的生活。邀请海来参加女儿婚礼，是他最错误的决定，这让海对两个人的关系充满了希望。但婚礼上，海勉为其难地应酬着常人的社会关系场，尤其是在面对着柏妻子的灵魂面试后，海已经无力招架了。之后，柏想继续浑水摸鱼肤浅地继续和海的关系，他勉强地接受了海送给他的定情信物：十字架。之后，在女婿为了感谢他的帮助给了他夫妻一笔钱出去旅游后，柏决定要陪妻子旅游，认定他不能继续和海的关系，坚决地把十字架还给了海。海受到了巨大打击。

海是离婚后，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把儿子带大。虽然是单身，但海还是不能为自己的生活做出突破性的选择。很难想象为何海的儿子对他如此苛刻和不敬。海也许是因为离婚，而对儿子带有歉意？但这种让步，换来的是他虽单身却无法过上自由生活，他不敢对儿子出柜，变成了心灵上的囚徒，处于另一种深柜的状态。他放弃了去找那些单身的老基，本能地想找个已婚人做男友。他不敢向其他同志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凡事都想做和事佬，结果却是处处退让，让到自己无路可走。信教也是为了讨好儿子。他希望带着柏一起参加教会活动，以让两个人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但柏却以怕信教了后被家里知道的理由拒绝了海的权宜之计，并最终在妻子和他之间选择留守家庭。海，自此从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和善的老头变成了伤心落魄的老人。

电影最后一幕，柏自己路过一家教会，怀念着海，去感受了一下气氛，却不希望在现实中有任何的改变。影片在抑郁的气氛中结束，带给人的是一种暗沉沉的伤感和无助。故事虽然简单，朴实无华，但却足够沉重。影片反映的就是中国同志目前真实的状态。把故事发生地放在香港，还能看到一些权益争取的场景；而在内地就更加地一潭死水，这些人就任凭自己老去，放弃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和人生，死于悄无声息。

有人会问：为何有些老头基会选择坚持和女人死守到老？因为封建思想的枷锁深入大脑，被观念洗脑或思维控制，自己是无法认识到也难于摆脱的；家庭是从金钱和亲情关系上同时进行对人的控制的，剥夺你的金钱和房子；儿女再以我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必须“孝顺”我的观念来控制父母，此时封建的父母为大的观念又被子女利益为先的当代宠溺儿女的观念取代了。

五六十年代人，过的是最糊涂的，被封建和当代两个阶段的不同观念搞的不知所以。别看六十年代的人长的多像长者，他们的思维却会让后一代无法理解。上一代的人过着最苦的生活，付出的最多，却被80后及之后最看不起。已婚同志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看着柏和海在公厕和浴池里找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志群体中这种灰暗的艰难，对老年人来说是如何结束痛苦生活的煎熬；而就国内并不明朗的生存环境来说，对年轻同志是如何开始并度过艰难的一生：从自我认同，到是否结婚，到何时出柜，每一步都是战战兢兢又十分沉重的。希望独生子女一代可以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勇气和智慧，而不要重复老一代同志的悲剧。

3.没有合法的权益就过不上人的生活

很多人认为同志不需要合法的权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没有意义，两个人能偷偷摸摸第在一起就可以了，要求那么多干啥，甚至是很多同志也是这么认为的。前年看完《普通女人》一片，变性人因为老头男友死前没有给她合法的权益，造成了她在爱人死后受尽了爱人前妻和儿子的欺辱。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对于任何一个人（而不是说他是否是同志），有合法的生存和生活权力有多么的重要。而一段感情关系，想要长久，没有现实的经济基础，没有法律的保护，是几乎没法维系的。

那种民不举官不究，你们忙您们的，不影响他人生活和社会就好的态度，是非常害人的。当事人以自己原有家庭的利益为重，自己却过着偷鸡摸狗的生活。没法有合法的权益，更是被扣上了有违良俗的帽子。被迫地适应或变形，委屈地探求生存方式，对每个人都是非常艰难的。而被迫适应僵化的婚姻模式，造成了很多人凄惨的一生，这不光是对同志的虐待，也同时把纠葛和矛盾带给了是对同志家庭其他成员。社会对同志的忽视或歧视，造成了家庭问题和悲剧，不是用一句你们的存在无所谓就敷衍过去了的。

中国的《婚姻法》刚刚修改，但支文条款，各种权益里都没有同性恋等性小众人群的份。发言人只提到了民众中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声。但基本上是20年一大修的《婚姻法》，只能让目前的中老年同志，带着非法身份走完人生了。没有被自己的祖国认可自己的合法身份，是所有同志终身的遗憾。

4. 仅二座金像奖太少了

男主角是如何定义的呢？太保的表演无懈可击。但袁富华的表演也很到位啊。袁富华的表演更有跌宕起伏感。我也是更喜欢袁。袁作为第二男主，就没有竞争男主的机会了吗？都没被提名呢？要是像《七月与安生》那样有双主角奖就好了。毕竟，那些贫民窟里，两位老头古铜色的皮肤，映衬出来的光泽感，都太具有浑厚的穿透力了。

影片在为同志，尤其是在为老同志说话，为这些人在争取大众的理解和同情，这份关爱让人感动。影片仅在金像奖中得到最佳男主和最佳女配，没有获得更多的奖项，这让我太感遗憾了。

2020.2.28 柏林

影片结束之后导演和主创和观众见了面。在回答主持人关于这次拍摄老年同志的爱情和之前青年同有什么不同时，导演说，这一次他不想在电影里设计 'drama '， 而想呈现给观众老年同志最朴实的甜蜜与无奈。就好像片子中贯穿始终的"细雨微风"里唱的，愿我是风你是雨，微风尽在细雨里。

一部没有drama的爱情电影，缓缓地展示了香港老年同志的生活。两位男主角的生活被包含在社会，家庭和自我三个交错而又矛盾的维度里。电影展示了公园crusing，发展场等一系列同志亚文化，而同志作为亚文化群体的一员，在生活中也不得不躲躲藏藏。而且在中国这种对于老年人的道德品质有极高要求的社会，老年同志受到更多的非议。电影有一幕Hoi在搀扶另一位上了年纪生病的老姐妹回家时，被邻居看到，他们只好迅速钻进屋里。电影虚化了在他们背后窃窃私语的邻居，就好像在平日歧视别人的人并不一定会光明正大地走到你面前，而是更喜欢在暗处指指点点。

Pak 和 Hoi 都各自有家庭和后代。电影本身并没讲Pak的太太是不是被他骗的同妻。 我个人倾向不是。细雨微风不是单单唱给Pak 和 Hoi 的，也有Pak和 太太相濡以沫的生活。就好像曾经热恋的情侣，在婚后几十年的时光里，慢慢退去激情，变成亲人之后，你很难再在他们身上找到恋爱的感觉。毕竟和 Hoi 相比 ， Pak 最终选择的归属还是家庭。这个选择没有好坏之分，也不是同性恋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是每一对情侣在选择婚姻之后都要面对的问题，激情与生活，很难兼得。老年同志代际之间的沟通也在电影里有很多展示。比起和其他人出柜，和自己的孩子坦诚相待或许更难。东亚文化里严格规定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父母是孩子的表率，父母什么样孩子什么样，父亲更是庄重威严的代表。在这种文化下，让一个作为文化边缘人的父亲向自己的孩子承认自己喜欢男人，是很难想象的。导演最后让 Hoi 在不经意间向儿子透露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儿子没有挑明的做法似乎是给这种几乎打成死结的关系松了松绑。

我很喜欢导演对于同性恋自我认同的处理。电影里边所有的老年同志都是处于一种妥协的认同。在义工的帮助下，大家聚在一起商议建立同志老年养老院的事，但在推选发言代表的时候，除了比较open的Dior，大家都是推推搡搡。但是从一些细节，比如家里挂的彩虹旗，又可以看到对同志身份的认同和骄傲。如果导演把老年同志刻画成非常激进的同志运动家，或者非常保守的深柜，似乎都不符合老年同志对于生活的领悟和智慧。

电影中把老年同志生活的日常拼接起来的是几个重要的 "通过仪式 "（rite of passage）。 人类学里，通过仪式是指人从一个人生阶段进入到另一个人生阶段中间的，处于交界处的不稳定状态，比如成人礼，婚礼。Pak 在给女儿办婚礼的时候邀请了 Hoi，而当时正处于Pak 和 Hoi 的热恋期，一场红火的婚礼有两对相爱的人。婚礼也是把Pak 和 Hoi 的爱情带入高潮的仪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是Pak决定退休把出租车给女婿的时候。 当他把擦得崭新的车送到女婿手里，挽着怀孕着的女儿的手慢慢走去吃早点的时候，似乎就为Pak 的最终选择埋下伏笔。最后Pak 走进之前一直抗拒的教堂，算是为他们之间的爱情画上句号，也是为了来时能够找到彼此祈祷吧，毕竟Hoi 一直跟他说，主会告诉你，当你爱的人走后，你能在哪里找到他。

叔.叔会角逐泰迪熊奖，希望会有好成绩。相信这部电影的意义能超过电影本身，让人们更多关注老年人（不仅仅是同志）的爱情和性。

人总是会陷入对未来的焦虑，对自己想要拥有的，或者迟早会降临的，很难淡然处之，笑面「花开花落自有时」。这不，似乎我还没安然度过「中年焦虑」，对老去的恐惧就先来预演。香港电影《叔叔》如期而至，让我管窥一下老年同志的人生。

我喜欢看「真实」的文本，没有宏大叙事的真实的人和他们的故事。所以这部电影所讲述的主角是两个结过婚的「同志」，因为电影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叙事讲的比较清晰，所以就很难用非黑即白的道德框架来评价是非对错。因为真实，所以不管是丑陋的或者残忍的部分，都变得温柔起来。抛开道德框架，每个鲜活的具体的人，都是人生海海里面卑微的人罢了。

一代人，老年人

和以往总将镜头对向年轻同志的困惑不同，《叔叔》所叙述的主角是两个退休后的老年男同。对于情欲的部分，和活色生香的鲜肉表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那些已经速朽的身体并不丑陋，那是我们每个人终将到达的肉身存在状态。导演并不避讳呈现老年人身体情欲的部分——老年人也有权利去享受情欲。而和所有同志题材的电影一样，情欲部分亦是两人的感情重大转折的象征。

太保饰演的阿柏从家中走出来，除了丈夫、父亲、爷爷、司机的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老年同志。他走到公厕，毫不避讳的对他的「猎物」进行「凝视」。这是具有一代人特征的描摹：在他年轻的时代，是不存在交友软件的，而在电影里所呈现的同性恋世界和我们日常在社交媒体看到的也截然不同，除了家庭场景会出现子女这样的年轻人之外，电影所呈现的同性恋世界几乎都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还不熟悉互联网时代的同志交友法则，他们仍旧流连于公厕、公园、据点以及浴池，与年轻人的世界像是平行世界一般。

阿柏期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寻欢。当第一次在公园遇到阿海，阿海希望能做个朋友先，而不是立马就「进去里面」，阿柏转身就走。第二次又在公园偶遇，是什么让阿柏愿意「交个朋友」的，我想并不是缘分，而是阿海也在等孙女放学：他也有个孙女。两个结过婚、生活的具体处境是「家庭」的两个老年同志，终于建立起了连结。

阿柏看起来更加的孤独，不似阿海平和。在第一次「欢愉」之后，他们开始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在阿海家「平常夫夫的一天的柴米油盐之后」，他们像是未成年做错事、在父母不在的房子里偷情一般，他们深情的望着对方又温柔缱绻，又进一步逐渐将自己更深层的故事讲出来。他们不是和平年代长大的人，生在乱世，阿柏更是从内地「游」到香港的。从搬运米工，到出租车司机，从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到一辆出租车、一套体面的楼房和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他为自己挣来的个人叙事。如此，在老家（内地）人看起来他不再是「失败者」；如此，他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也拥有了体面的、令人羡慕的生活。一次欢愉后，阿柏说阿海的皮肤很光滑，两个老头子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然而事实上，那个看起来更加苍老的阿柏是受了一生的苦，脸上和身上的褶皱都在讲述着他苦难的人生。这些苦难让他看起来如此平和，如此难以亲近，又如此孤独。

阿海不是这样。阿柏的生活方式，除了家庭和职业生活之外，像是一座孤岛。阿海有同志社群的朋友，有可以相处搀扶看病的老基友，熟稔香港同志生活的他应该一直都没有「闲着」。他心情落寞的时候秘密的翻出自己的旧物，那是年轻时候去台湾游玩的照片，照片上分明是两个精神抖擞的年轻男人，他也曾经拥有过自己风华绝代的青春，在他乡「台湾」纵情欢乐——人在老去之后，总是依靠旧物来凭吊自己失去的人生。

阿柏和阿海是有类似经历的，而且都是上进的人，都依靠自己的双手来获得体面的人生。但可以看出来，出租车司机阿柏过得更加富裕，家庭地位更高。他用完全燃烧自己的方式来换取在内地所不可能拥有的机会、财富和尊重。但他们一个是孤岛（阿柏），一个是享受人生的人（阿海），他们的出身又决定了他们青春时代的人生走向。因而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阿柏拒绝了阿海，阿海更加可怜，我却更加同情阿柏：他苦了自己一生，并且打算继续这样苦下去。

父权、子权

电影想要讨论的绝不仅仅是香港老年同志的生活状态。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究竟谁能活得体面、有尊严？阿柏所能调用的哲学理论依据往往源于佛教，他提到观世音、菩萨等，但他说年轻时候一起「游」来香港的时候，那个拼命挂护身符的人死的最早，他只相信自己（并不信仰宗教）。阿海则在儿子的说服下加入了天主教，儿子的理由是，希望进入天国之后能找到父亲，用亲情的方式将父亲绑劳。佛教、儒教与天主教，一东一西，横亘在香港这个国家化大都市、亚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里，东、西都对同性恋唯恐避之而不及，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社会文化处境。

在东方传统的交流方式里，互相深爱对方的家人之间对最敏感最不敢触碰的事情讳莫如深，若非矛盾爆发不得不解决，明明所有人都知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但都静默无声，并希望彼此保持默契继续假装这只大象不存在。阿柏的夫人敏锐的感觉到丈夫的出轨却不追究，只在默默等待丈夫的「回心转意」。但枕边人最懂得彼此。明事理、深沉、忍耐、奉献精神等东方「女德」在这个女性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阿柏也毫不示弱，有了心事在默默的发呆，望向远方，从不曾讲出自己的心事，不管是对枕边人妻子，或是那个爱情里的另一方。

离婚后独自抚养儿子的阿海则活在了儿子的权力之下。他怕什么呢？说白了没什么好怕的，但他就是怕，他怕「儿子知道自己是同志」。但儿子不知道吗？儿子当然知道。但儿子就是要在笃信的框架下希望父亲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父亲。所以在这里我才明白，并非儿子对自己养育之恩的父母出柜难，父亲对自己养了一辈子的儿子出柜也难。这里我们看到「父权的倒置」，所以真正的父权并非父亲所拥有的权力，只要能占据道德制高点，拥有权力的那一方也可以是儿子，在这个家庭里，真正将父权落实了的是「儿权」。豆瓣有人写《甄嬛传》的评论里说的精辟：「在绝对权力面前，所有人都是女人」。在一个同性恋是错、是罪的社会里，儿子才是你爹。

阿海的故事有点不同。在饭桌上，他永远都坐在「主位」，象征着一家之主的绝对「父权」。而这个父权，就像一个骡子一样，一生都在奔忙。儿子成家之后，小夫妻俩没有时间去接小孩放学，他就去；女儿奉子成婚，女婿没钱办酒席，刷卡的是他爹，女婿没工作，他爹还要把自己一生的创业再传给女婿，充分的诠释了「爹」这个词在中华文化里的全部最佳想象：要想做个好爹，就要燃烧自己，甚至杀掉自己，将整个家托起来。这个爹不是攫取的爹或要求子女服从的爹，而是奉献的爹，完美的践行了东方式的「爹德」。

很显然阿柏也是中意阿海的，但为何他又无法回应阿海的爱呢？除了社会层面的问题之外，电影所呈现的又是「子权」。退休后的阿柏还要继续挣钱，儿子以孝敬的方式给他爹零用钱花，让他爹带着母亲旅行，享受晚年人生。这里的「父权」以一种看似绝对政治正确的方式进行了言说，那就是子女的「孝心」，这样的孝心让本来想要进行重新自我身份论述的阿柏有了恻隐之心，「孝心」胁迫他放弃了寻找「自我」的旅程。一种文化里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政治正确，又行使了他的「爹权」。

丢不掉的旧衣服

《叔叔》看第一遍的时候还会感动于两个老人的爱情故事，或者家长里短的生活场景。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每个人都有类似完美家庭的伦理想象，不论是爱情的部分，抑或是亲情的部分都感人至深。但第二遍看的时候就会知道，这部电影是非常残忍的。

举个例子，阿柏的女儿带着女婿回家官宣要结婚前，先去买了半只烧鸭，售价 50 元，掏钱的还是阿柏的女儿阿芳；阿海带着心爱的人到自己家来过「寻常夫夫的一天」，两个人一起买菜，阿海对售价 128 元的石斑鱼也大方出手，只想让爱人常常自己的手艺——子女对父母之刻薄，老年人爱起来却像初恋般澎湃在日常买菜这件事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阿柏却回答，吃个番茄牛腩就很好，两人的关系走向已经给出了回答。在一个同性恋是错、是罪的社会里，所有人按照既定的、规定好的范式去爱才是对的，只要超出这个范式，哪怕再真诚的爱，也是错的。

老婆对阿柏说你的衣服破了，要不要扔掉，阿柏阻止；后来阿柏又翻出那件旧衣服问怎么没扔，老婆说你不是长情吗；阿柏为了女儿婚礼去定做的衣服又被老婆说不要浪费，不要乱花钱。很显然，谁不喜欢穿新衣服呢，但新衣服是西装，穿起来并不那么舒服，舒服的还是那件虽然破，但穿起来舒服的旧衣服。西装是阿海，旧衣服是老婆。在这里导演早就预告了电影的走向。

电影还对「独居老同志」进行了一些描写，他们很显然从经济阶层上（居住的房子）与阿海和阿柏无法比，老了生病还需要同志朋友进行照顾，在医院或者社区还要经受别人的议论，独居老同志实在太惨，当然结婚生子是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但在彼时的香港，社会 movement 常有爆发，而在平权这件事情上努力的人，是年轻人，他们常常带着一种不解的情绪来看这些老人，他们不理解你们为何要这样过人生？当然还能「抛头露面」的却又成了这些独居的老同志，他们没有儿女、在社区被人唾弃，但他们在公共场合讲出来你心里的话，你在半夜偷偷看手机里他们演讲的视频百感交集，终于觉得自己的内心被人说了出来感到了一阵暖意和感动，然而门外还有你的儿子却冰冷的敲门提醒你在家庭的角色只是一个「孙子」，你要调低音量，不要影响隔壁真正的孙子睡觉——百感交集终于变成触目惊心。

我常在想一个人经历什么才能变得内心清明？是生死吗？还是浮浮沉沉的人生跌宕。看起来都不是。像阿柏，经历了生死经历了一生如骡子般的「效命」之后，终于想要尝试为自己而活，我以为，最大的难题在于身体速朽、青春不再，导演给出的图景证明了我的幼稚，当你活过一生，终于想要尝试进行一番关于自己的身份论述，或者更卑微和直白的来说想要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觉得没有白来这人世间一回的时候，你的尝试终将失败。因为从根本的处境上来说，你的存在就是错误的和罪孽的，你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当一个「正常」的「爹」的叙事框架之下，否则，你的儿子才是你的「爹」。

所以导演想要讨论已经不是「同婚」这种议题本身了。同妻可怜吗？当然可怜。但那个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人生论述的同志也很可怜。在「绝对权力」面前，每个人都是女人、是同志、是儿子和孙子。但在具体的处境上，当然已婚有家庭的老年同志又会俯视那些单身独居老同志：你看吧，至少我有儿子，有人跟我送终。当然他也担心自己会被儿女送去老人院，只是他即使被送去老人院也不会去同志老人院，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其实是他的爹，而他连在半夜看自己想看的视频都要看他「爹」脸色。

海的付出是全身心的，扔掉了陪伴大半辈子的初恋记忆，想与柏厮守下去，但柏最后的转身实在决绝。被儿子发现了之后黑暗中躺在床上的场景，让人觉得莫名的孤独。

另，有人说音乐太出戏，我觉得很好。出租车上，微风细雨一响起，我哭了，虽然那是个甜蜜的场景，但歌声中一股淡淡的忧伤，让人明白这甜蜜的短暂。

比较两位男主的演技，我觉得袁老师更胜一筹，初见时的笑、一起做饭时的笑、拿回十字架时的苦笑，都很有感染力。

“我儿子劝我信教时说：‘爸，等我死了，就知道去哪里能找到你。’”

六十五岁的海望向七十岁的柏，平静的重复儿子当年的话。而自称“不信神佛也不信观世音”的柏，伸手接过了十字架挂坠。

这是老年同志爱侣相见恨晚的海誓山盟：克制、直击生死。

柏与海

海早年和妻子离婚，独自抚养儿子成人，如今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育有一女，海和儿子一家三口同住。三代同堂的生活虽然全无长辈威严，倒也还算温馨：和儿子一家人开玩笑，说“请你们送我去养老院”时，儿媳开解：“你儿子这么孝顺，送我去都不会送你去。”

柏年轻时一无所有游泳偷渡来港，和妻子一路相互扶持，如今儿女双全，第二个孙子将要出生。

他们各自保有秘密。和不少五十年代前出生的男同志一般，香港电影《叔·叔》的两位主人公娴熟得将生活劈为两半：忠于自己的“同志”部分，融入社会的“父亲”、“妻子”、“好男人”部分。海每周和儿子一家人去教会，也去社区服务中心和同志老友庆祝生日。柏晚上接孙女放学回家吃饭，白天开出租的间隙在公厕猎艳。两套生活有清晰的空间界限，属于自己的公厕、桑拿和公园，属于社会的居所、工作和街坊。两者井水不犯河水，直到海与柏的相遇。

在晚年遇到想要共度余生的人,是一种罪吗？

第一次相遇，有家室的柏只想寻欢，单身的海更想要稳定的感情“先做朋友看”，柏讪讪说下次吧，两人不欢而散。第二次在公园相遇，话题延展到家庭和人生经历，临别时柏决定送海回家，一边说不收朋友钱，一边却要他坐在后排。

如果说前两次相遇还在试探和犹豫，隔开私人空间与家庭空间的那道墙在其后轰然崩塌：先是时间的融合，再是空间的坍缩。海在晚上传来消息，柏一边埋怨要注意时间，一边心急火燎的下楼打电话。柏和海在同志桑拿约会，鱼水之欢后，海躺在柏的腿上，听他讲米店送货的发家史，倾诉自己曾经因为不会英文找不到工作的苦。

“我们这一代人谁没吃过苦”，柏一下下顺着海的头发，某层界限被轰然打破。

几天后，柏趁儿子一家旅行，邀请海来家里小住。当儿子一家缺席时，海终于拾回一家之主的从容。两人逛菜场，海尽显杀价的本领，在爱人面前表现得像他炫耀成绩的孙女。晚饭有番茄牛肉、清蒸石斑，海给柏盛汤时视线离不开他的脸。饭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两人含情脉脉的对望，情欲一寸寸展开。此刻属于“私人”和“家庭”的割裂空间终于被打破融合，柏和海在本属于自己又不属于本我的空间，仿佛享受着偷情的快感，却又大张旗鼓、名正言顺。他们试图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尽管短暂，尽管仰仗儿子不在家。

柏也礼尚往来，邀请海参加小女儿的婚礼。喜酒高朋满座，柏用老邻居的名义将柏介绍给家人、同事和邻居。觥筹交错，海祝福新人早生贵子，眼里是叮嘱自己的女儿女婿的笑意。曲终人散，一家子人在门口列队和老友们道别，柏握住海的手良久。“谢谢你邀请我”，“是要多谢你赏光”。曲折爱意在大庭广众间说的明目张胆。

家有一GAY

《叔·叔》剧本脱胎自香港大学教授江紹祺的口述历史作品《男男正传》。作者一次谈及采访经历时，提到他惊讶于访谈对象竟然能把故事说得如此流畅通顺。他追问这些受访者是否曾将故事告诉别人，却全是否定的回答。他猜测，这些人或许已经在脑海里排练了几十年，只等待着一个出口。

江紹祺在另一本著作《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中提出，对华人而言“出柜”不一定是和家庭的割裂，也有可能是和解的决心、对家庭的回归；而在“出柜”之前，家是华人男同志逃离的对象、不安的来源。

柏和海在老年试图整合一生的不同身份时，融合的空间带来做自己的畅快淋漓；但当海与柏试图允许空间的交织、寻找更完全的“自己”时，身份危机下潜藏着的重重矛盾也依次彰显。他们成长于极端强调家庭价值的殖民统治，而在九十年代前，男性同性性行为在殖民法例是刑事罪行。江紹祺引用Ho（2004）的观点，认为“香港殖民政府巧妙的撷取中国孝道和功利主义倾向”，借此建立「家庭生命政治」的统治秩序：在英国殖民统治、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各个阶层的香港家庭都努力工作、力争上游和严守纪律。全社会的范围内，殖民政府借此建立了异性恋家庭规范的意识形态，要求子女，尤其是儿子，去遵从父母期待，结婚生子以延续香火，不能从事任何有损家庭声望的事。对于海和柏一般的性少数群体而言，他们也因此被「规训为温顺的异性恋儿子」。

这一理论解释了海与儿子的复杂权力结构。在母亲长年的缺位下，海没有成为威严、权威的父亲，反而在家中畏手畏脚：因为缺席查经班被儿子指责，在面对孙辈时屈居儿子之下（想要在晚上给孙女甜点，孙女却在儿子的命令下乖乖去洗澡），甚至在讨论到养老院议题时，也要看儿子、儿媳脸色说话。导演在映后谈解释：海一辈子都因为性少数的身份而觉得愧对孩子，责怪自己没能建立完整的家庭，遗憾儿子成长中母爱的缺失。

海面对家庭时的怯懦，还因为同志身份是宗教信仰中的原罪，是不可告人、令全家在教会蒙羞之所在。教会是海一家的固定社交场所、精神支柱、甚至是他儿子与儿媳相遇和定情之处。但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2016年委托港中大发布的报告指出，同志教友一经出柜，可能面临被赶出教会、被逼在礼拜中认罪等等歧视。一些教会散播恐同言论，还会要求同志信徒接受扭转治疗。海尽管单身多年，经济自立，但出柜却可能意味着令儿子丧失长久的友谊和年少时的记忆。

“家庭美满”的柏面临的抉择或许比海更艰难。柏和妻子相依为命多年，吃饭时拆开大闸蟹把蟹黄递给妻子，在婚礼拍大合照时握住忍不住流泪的她的手。他兢兢业业得完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不甘心一辈子在米店送货，于是考了执照，买了的士又供了房，如今儿子事业有成，女儿也找到了心上人。

过往的人生里，他将同性情欲的部分压到最小，没去过桑拿泳池，偶尔在公厕寻欢也速战速决、不容许暗生情愫。第三次相遇，海带他去心爱的茶餐厅，他却因为空间逼仄、和陌生人搭台而浑身不自在。躺在小房间里，他问海“你知道那个知名同志桑拿吗”时，海一副“怎么会没去过”的谈笑风生，衬出柏对香港的同性空间几乎一无所知。

海带领柏走进了属于同性情欲表达的空间。在流动着暧昧暗涌的同志桑拿，他看到相差三四十岁的爱侣，看到阅男无数的阿伯，看到互相扶持的同志好友。当老板以三十块的晚餐友情价创造新的社交空间，请顾客们同台吃饭时，他迷惑了。只有几面之缘的他和海被评价“你们看上去也不只十年了吧”，他尴尬地笑笑，低头扒饭吃，仿佛前半生都被否定。

柏的妻子当然也是受伤的一方。男权社会下，隐忍作为美德被传颂。多年来妻子怎么可能从没质疑过柏的身份？尽管电影不曾着墨，但当柏第一次因为海的讯息借口买东西下楼时，妻子从厨房飘来充满质疑和慌张“买什么？”。只此一句话，婚姻中的不稳定，观众已经心知肚明。婚礼当天，柏握住海的手久久不放，他身旁妻子的眼神写满真相大白的痛苦和惊慌。

当柏正式退休，收到儿子的第一笔家用（给父母的零花钱），他站在阳台一夜未眠；他不知道的是，妻子也在房间里辗转流泪一夜。

被遮蔽的长者经验

《叔·叔》的副线探讨了同志养老问题。

海和另几位老年同志每隔一段时间会在社区中心参与活动，这是属于他们的安全空间和社交场所，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身份此刻可以大胆展现。海的一位老友超仔独居一辈子，老来行动不便，常需要接受针灸治疗。海一次去中医馆接他回家，我们借导演的镜头得以一窥老年独居同志的生活：村屋中墙面开裂、风扇老旧。海去帮他收拾衣服时，转头他已经在沙发上歪头睡着。

超仔因为在同志游行被电视拍到，被邻居种种非议，以至于再也不愿公开发声。海去针灸馆接他，老板兴奋得提起，之前陪他的不总是那个穿漂亮衣服的男人；海扶他回家时，恰巧出门的隔壁邻居便在背后交换眼神。影片描摹了保守社会环境里异性恋对同志的眼光——友善也好，歧视也罢，却总是探听隐私、充满想象而惹人不快。

数年来的香港同志运动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极速扩展。除了传统关注绯闻和噱头、发表恐同言论的八卦小报，一批批描述「比异性恋更浪漫」乃至「和异性恋一样浪漫」的小说、戏剧、电影、歌曲不断涌现，而已和男友在国外结婚的「出柜议员」，关锦鹏、林奕华等等同志明星，也在不断修正公众对于同志社群的认知。

但新自由主义下塑造的「男同志好公民」形象是中产、年轻、气质阳刚的。周游列国、操流利英文、出入高档场所、热衷健身、身着名牌、聪明上进有事业心的男同志形象，借极高的消费权和文化定型一方面反抗异性恋叙事、一方面臣服于对男性气质和资本市场的极端崇拜。新创造出的同志空间，如高档健身房和名牌店，排斥了其他年龄、身材、种族和性别气质的公民，而老年男同志是“最不可见”的群体之一。江紹祺描述他们的生活是“一整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一个繁华背后迅速凋零的人生”。

在香港电影市场，尽管《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爱你，西蒙》、《谁先爱上他的》等关注男同性恋社群的电影获得不俗的票房成绩，而《欲火的少女画像》、《再见，南屏晚钟》等非商业片也获得一定的曝光，但聚焦“边缘中的边缘”的老年同志、女同性恋、跨性别、性别酷儿等电影，依然被认为是“票房毒药”。

《叔·叔》导演楊曜愷前两部作品关注酷儿离散，即海外华人男同志的生活。他自2000年起担任香港同志影展（hklgff）行政总监，二十年后，以获得金马金像多项提名的《叔·叔》展开香港同志影史新的篇章，期待能将公众的视线投向少有涉及的老年同志领域。

维持《男男正传》的口述历史介质，电影琐碎而生活化，导演在映后谈笑称申请港府两笔基金都不成功，“一个觉得不够commercial（商业化），一个觉得不够experimental（先锋）。”写剧本用了一年半，找演员花了将近一年。而为了筹备经费，独爱本片的关锦鹏找了两岸三地的人脉，都不成功，最后靠在同志社群开共读会，争取参与者的投资兴趣——半是身份政治，半是化缘。

电影里，当老友超仔拒绝前往立法会公开咨询、支持兴建同志养老院时，爱出风头、行事夸张的Dior反问他：“你不为自己出声，将来谁为我们出声？” 楊曜愷自己是同志，“因为我本身是同性恋，从头到尾都是少数”，因此“想替一个少数群体发声”，想做那个说话的人。他期待：“我希望有一部分不常看同志电影的观众，看完后会改变对同志、长者的看法。”

酷儿的内在颠覆性

年轻人（年轻gay）的爱情故事轰轰烈烈，老年人（老年gay）的故事却是“到老了，仍然不能做自己”。然而，老年未必意味否定一切；酷儿身份对传统的反叛，一方面带来排斥和痛苦，一方面也蕴含颠覆主流叙事的力量。

“神婆”超仔墙上贴了神佛，也有宣传册和彩虹旗。这是老年人的妥协和坚持，是社区中心里的定期聚会建立的认同和骄傲。

当妻子清为了女儿比男友小十岁、未婚先孕、男友找不到工作而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时，柏不仅调和两代人间的矛盾，也把车子给了女婿，帮他开启婚后生活。或许在压抑情欲半生后，他拒绝社会的规训，决定支持爱情本身。

海心知“爱上有家室的，没结果”，将希望放在下一世，送出十字架是因为“我只是怕死了不知道去哪里找你”。柏最终从黄粱一梦惊醒，他收下儿子的家用，将出租车交给待业的女婿，挽着女儿的手走进早餐店，坐公交接送孙女上学。

在故事的尾声，海在夜里打开公众咨询的视频，看到一身西装的Dior讲：“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柜子里，老了也没法做自己……兴建同志安老院，或许有点引人注目。但没关系，因为不同，所以美丽。”

在门外全程听到视频里发言的儿子敲门说，孙女睡了，声音小点吧。他选择保留了最后一层窗户纸，拉回了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

希望下一代人不必如此，不再需要活在柜子里，不再必须在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里二选一。

故事的结局不算结局。海丢掉了与年轻时男友的照片和纪念物，在台湾的合照背面写着“友谊永驻”。柏若有所思的走进教堂，坐在长椅上望向祭坛。最后的镜头给了祭坛一个特写，上面刻着“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该如何纪念叔叔们？我们该记住什么？

参考资料

[1]孫耀東、黃慧貞、黃怡美、黃妙賢、麥穎思、蔡寶瓊、林靜雯、劉德輝：《有关立法禁止性倾向、性别认同及双性人身份歧视的研究报告》（2016）

[2]江紹祺：《华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3]許莉霞：《專訪〈叔．叔〉導演楊曜愷：為老年同志打開一道門》明周文化 05/05/2020

[4]張書瑋：《專訪〈叔．叔〉導演楊曜愷：電影像戀愛，你會想像下一個情人的模樣》Initium 03/05/2020

2019年的第24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入围了“亚洲电影之窗”单元的同性电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香港独立导演杨曜恺带来的新作《叔·叔》。

影片的题材有点另类，与以往很多同性作品中直面情感的纠结与波折所不同，此片另辟视角聚焦于两位在经历了各自世俗人生之后的老人，在暮年以极其隐忍与平淡的心境选择“出柜”的治愈故事。

看片之余，不禁让人心生好奇，如此角度刁钻并带有人生大智慧的故事，究竟是如何构思并创作出来的。于是，记艺电影也趁导演本人此次也来到影展的机会，对其进行了一次深度且详尽的专访。

杨曜恺在大学本科学的专业是法律，但之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了5年的电影专业。在校期间就尝试当导演，拍摄了真人短片《黄热病》，结果反响极佳，在多个国际同志电影节上获奖。

但毕业后，杨曜恺先选择当一名律师，用他的话说“按照父母的决定去做的”。但试过这份职业后，他还是决定去当一名导演，于是便用得奖短片吸引到的资金拍摄了个人的第一部长片《我爱断背衫》。

杨曜恺从开始创作至今，所有的作品都跟同性题材相关，本人还从2000年起主办了香港同志影展

比起之前的作品，新片《叔·叔》可以说是杨曜恺一次全新的尝试与突破。谈及影片的创作契机，他称是从香港大学某位教授一本对老年同志采访的书中得到的灵感。但采访仅是提供了一个起点，他很想用一部电影来深挖一下这类人的经历以及之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于是，他又开始亲自做调查，对书中采访过的、当时还健在的老人再次进行了采访，获取到对创作有帮助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还实际探访了一个14-16人的老年同志小组。而这个小组也正如片中一样，现实中提议申请建立一个同性恋专属的疗养院。但可惜的是，现实中的申请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进入更深层次的决议环节。

接下去就是选角的问题，杨曜恺坦言这项工作十分不容易。因为两位主人公的年龄设计在60岁到70岁之间，事实上很多老演员，都不愿意出演同性角色，即便有愿意的也不能接受肢体上的接触。

之后有人向他推荐了太保。杨曜恺起初对这位老演员的印象，还停留在早年成龙电影中塑造的反派人物上。但在看过太保主演的几部文艺片后，杨曜恺慢慢找到些角色的感觉，便立马飞去台北拜访了他。在看过剧本后，太保便同意接下这个角色并表示不会介意男男之间的接吻等亲密动作。

而太保在本片中的精湛表演，最终也为他在今天的第39届香港金像奖上夺得了最佳男演员的殊荣。

确定太保之后，找另一个演员来配他又成了一道难题。最终，杨曜恺锁定了港片中的黄金配角袁富华。所幸袁富华之前就已经有过在同性题材《翠丝》中扮演变性人的经验，并还因此拿下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所以也就很乐意地答应出演这一同性角色。

为了让两位主演更好地感受角色，杨曜恺还为他们写了大量的前史文本

不过相比同类型的《翠丝》，这部《叔·叔》少了几分冲突与戾气，多了几分含蓄与隐忍。在导演看来，这真正东方式家庭所特有的气质——甘愿牺牲小我而成全家庭的延续。以及，当所有家庭成员都知道了某种秘密后却又互不捅破，所有人都宁愿活在一个虚假的谎言当中继续维持生活，“家庭的意义比起西方来说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特别难做出追逐自我的行为”。

但杨曜恺也表示，如今社会对于同性恋的看待越来越宽容了，同时也促使同性电影的发展越发多样化。他觉得这类电影不但仅仅关注年轻人“出柜”的本身，对其家庭甚至领养孩童的关注也日渐丰富有趣起来，这本身就是电影的进步。

对于前年金马影展上大热的同性题材《谁先爱上他》，他就觉得非常有创新性。他认为这部电影不只在关心同性恋是怎么样的，同性恋本身也在影响周围的所有人，包括他们（同志）的男友和孩子，反过来当事者就更加无法面对自己的真实。

而问及是否有兴趣来内地拍摄一部有限制的同性题材电影时，杨曜恺表现得异常兴奋：“通常有些限制会启发更多的创意。我想想都觉得会非常有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在内地拍摄一部这样的电影。”

（以下是专访实录）

记艺电影：如何成为一名导演的？

杨曜恺：5年的电影硕士专业，前3年有10个课程，后2年可以自由专注于论文上，但我直接拍摄了真人短片《黄热病》，所以在还没毕业时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导演，且作品比较成功，也顺利拿到了资金来拍摄我的个人第一部长片《我爱断背衫》。

记艺电影：您的大学本科是法律专业？

杨曜恺：法律是我的第一学历，毕业之后我也成为了一名律师，但后来我决定当一名导演。成为一名律师是我父母的决定，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会照着你的说的去做，但是在我试过之后，将会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记艺电影：《叔·叔》剧本的契机是什么？

杨曜恺：是一本香港大学教授的相关（同性方面）采访的书，出发点是人物如果继续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记艺电影：教会中的讨论小组是真实存在的吗？

杨曜恺：当我做调查的时候，去采访了当年被采访人中还健在的几位，去了14-16人的小组，他们在要求老年养老院的基础上能给一个同性恋（权利）。可以说从小组开始才有了电影中真正的故事。

记艺电影：关于同性恋疗养院的提议是否有通过当时的审议？

很不幸，他们当时的申请提议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进入很深层的决议环节。

图为《叔·叔》剧照

记艺电影：如何选角的呢？

杨曜恺：我开始就在寻找60和70岁左右的演员，好多都是武打演员，也不愿意同性恋角色，有些演员愿意接受角色，但不愿意进行肢体上的接触。这时有人推荐太保说他是一名有有趣的演员，太保被大家熟知都是90年代的成龙电影，我看过他的几部作品之后找到了点角色感觉，然后我去台北去拜访了他，当面跟他讲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之后我又把整个剧本发给了他，他在看过之后说不介意进行男男间的接吻等亲密动作。在定了太保之后，找到另一位演员来配他成了更为艰难的事情。我找了40到50名55岁左右的演员之后，锁定到了袁富华身上，恰巧他之前的作品是饰演一位变性人，他也很乐意接受这么一个剧本和人物。

记艺电影：他们现实当中都不是真正的同性恋。

杨曜恺：都不是，袁富华早已结婚，有两个子女，太保也是一位直男，他也有女朋友。

记艺电影：如何执导一位非同性恋演员表演出同性恋角色？

杨曜恺：剧本之外我会写大量的前史文本，好让角色们不仅仅是通过限定着的剧本，更加了解自己的角色和在电影中的应当起到的作用。这些20年甚至30年之前的故事帮助他们融入角色，也能定位到更加准确的只属于他们的情绪。

图为《叔·叔》剧照

记艺电影：如何看待同性恋电影的发展？

杨曜恺：更加开放了，也更多了，更加关注家庭、领养孩童等问题，不只关注在年轻人的出柜问题上，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也让电影变得更加有趣。

记艺电影：是否有看去年金马的同类型电影《谁先爱上他的》？

杨曜恺：非常有趣，他不只在关心同性恋是怎么样的，而是他生活的一个谎言中，其他人同时背负了一个悲剧的命运。像是在说同性恋本身不只在影响着你自己，也在影响着周围的所有人、包括你的男友和孩子，反过来当事者本人就更加无法面对自己的真实。

图为《谁先爱上他的》剧照

记艺电影：如何看待老一辈的同性之恋？

杨曜恺：都只是静静的察觉，静静的接受，亚洲和中国文化当中就有着这种知道某种秘密之后却又互不捅破谎言，所有人宁愿活在这么一个虚假的谎言当中。这也是我想表达的重点之一就是老一辈们究竟在坚持着什么，而这个坚持背后又隐藏着如何的艰辛。

记艺电影：电影中的角色性格是否都太隐忍了呢？甚至可以说是“弱”？

杨曜恺：重点不在于弱，而是在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和他们的牺牲带来的这一切，应当得到尊重，而不是遭遇背叛使之前的一切努力华为乌有。我想表现的是他们“难”，如果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那所有人都会说一定要抛弃家庭，追逐自我。但在电影中，其实并不现实，家庭的意义比起西方来说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特别难做出追逐自我的行为。

记艺电影：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是想表达什么？

杨曜恺：那个环节其实是在讲述，太保的角色在面临同性恋伴侣的选择痛苦之余，还面临了一次同样他所爱的汽车交给了别人，他所爱的女儿交给了一个不怎么靠谱的人，家族的延续，必须放弃自己所爱，这是爱的行为。

图为《叔·叔》剧照

记艺电影：袁富华这个角色的儿子是不是同性恋呢？

杨曜恺：他不是同性恋，他只是一直在生着父亲的闷气，因为很显然他的父亲不开心。

记艺电影：这个故事是否只适用于穷人家庭？

杨曜恺：他们的角色在年轻时肯定是穷的，但到了电影中其实已经可以算作是中等家庭，因为在香港如果拥有一辆出租车，其实也算是件很大的成就了。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部聚焦于穷人的电影，那个年代除了特别辉煌腾达的之外，在香港其实发展轨迹都大相径庭，或许他们没有太多的知识，但他们对文化的理解都一样。

或许他们中会有人出国留学，可能会有更多的处理方式，更加融入西方文化，成为一名开心的同性恋。尽管如此，西方也有大量的跟电影中一样没有出柜且保持家庭的同性恋，甚至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毕业、做着律师这么一个体面的工作的人。

记艺电影：希望电影中的角色如何继续下去？

杨曜恺：我并不想特别明确的表示他们是否在一起了，他们在分手之后，还是经常去教堂，质问自己，自己所做的牺牲是否值得。这是不是他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我给角色、自己，也给大家留下的一个疑问点。

图为《叔·叔》剧照

记艺电影：《叔·叔》的摄影指导是曾负责过《念念》摄影的梁铭佳，与他合作的契机和原因是？

杨曜恺：他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当时就非常棒。开始拍摄前我们彼此间有着大量的沟通，我也给他看了很多样张，而且我早就画好了所有的分镜，他在我的分镜的基础上也添加了很多他个人的表达。

记艺电影：像《陈情令》一样的电视剧在内地也很受欢迎，是否愿意来内地拍摄有限制的同性题材电影？

杨曜恺：通常有些限制会启发更多的创意，像是如何展开这么一个故事，又不那么坦诚的去说，然后又需要怎样的方式去让角色们作出正确的反应，情绪和困难。我觉得都会非常有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在内地拍摄一部这样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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