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女人

这是一部接近伟大的电影，虽然结尾有些拖沓。另外电影可以剪辑到3个小时，但这部电影无论如何不能剪到3个小时以下。

女主人公被富人陷害，在监狱里关了20年，被宣布无罪释放之后，她回家把地卖了，卖地的钱用来施行复仇，这本身就说明她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算太低。在反复踩点观察下手时机的过程中，她接触到菲律宾社会最底层的小百姓，生活对他们来说每天都是地狱。女主人公因此放弃复仇计划，回城市去找她失散的儿子。

电影中Hollanda 为了报答女主人公善良，趁女主人公喝醉之际，偷了她的枪去杀她的仇人。电影里Hollanda 刺杀成功。但我觉得应该拍成刺杀不成功，反而被富人的保镖打死。这样的结局更自然，也更显悲剧。

导演Lav Diaz 对菲律宾社会的底层小人物充满了同情，他早年做新闻记者的经历对他拍摄电影有很大的帮助。

奥拉西奥要出狱了。她的案子的真正犯人自首了。奥拉西奥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三十年。

影片开场所呈现了监狱生活，是颇平和的，并没有表现出压抑和痛苦。三十年了，奥拉西奥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是个坚强的女人，是个好人，除了日常的劳作，她还帮小孩上课，为狱友讲故事。


但这终究是监狱，与社会与真正的生活隔绝，处之泰然也是因为无可奈何的绝望。奥拉西奥所经历的，旁人如何去想象，连同情都是痛。诬陷她的真犯人，当初受人指使与她并无瓜葛，但在认识她之后也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不仅自首最后还自杀了。监狱的看守向她说对不起，虽然看守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女儿也向她说对不起，虽然她本身也是个受害者。

三十年时间，奥拉西奥失去的太多了。

三十年前，她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如今家已经没有了。丈夫死了，儿子失踪了，女儿从7岁变成了37岁。

三十年后，她终于离开了监狱，但她依然没有“自由”。过去压在她身上，她要复仇。

造成这一切的是一个嫉妒的前男友特立尼达，因奥拉西奥嫁给别人而报复她。他出身富裕权势之家，如今住在一栋戒备森严的别墅里。

别墅的周围是一片贫民窟。这样的一景，也正是菲律宾社会的一个写照。菲律宾面临经济危机，贫富差距严重，而问题也似乎不止如此。一墙之隔，两个世界。资源丰富者贪婪麻木，为富不仁；为生计者铤而走险也不顾一切，针对富有阶层的绑架勒索案成倍增长，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群的分裂极化以及两极之间的对立冲突愈演愈烈。

奥拉西奥混在贫民窟，伺机而动。即便她是带着强烈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而来，面对贫民窟里的人事也无法无动于衷。她遇到了一个卖鸭蛋养家的驼子，一个疯癫的流浪女，一个被欺负的把自己当作女人的异装男子，一个有一群小孩要养的拾荒妇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辛苦人、边缘人。有的还在挣扎，但活得异常脆弱；有的已经绝望，飘飘荡荡。奥拉西奥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她就像一个天使。



奥拉西奥就是一个“复仇天使”，苦难与悲痛以及由此而来的仇恨并没有磨灭掉她的天使心。面对弱者、面对不幸者，她的善良与爱展露出来，同时她的付出也收到了有益的反馈，毕竟爱是恨的良药。在影片中，她已不仅仅是一个有爱的个体，而成为一个社会良心的象征。

在影片中，广播报道不时传递着重要的信息。除了政经局势、绑架新闻外，还有一条特别的讣告：印度的特蕾莎修女去世了。特蕾莎修女的事迹传遍全世界，未曾谋面者也为之感动。现在，“偶像”倒下了，世界将作何反应？还是说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爱的使者的作用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奥拉西奥跟特蕾莎修女有点像。但她无辜受害被关了三十年。奥拉西奥的不幸遭遇其实正是社会矛盾的体现，是由有钱的为所欲为者和没钱的无所不为者联手造成的。所以面对根本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她势单力薄，她可以为弱者带来一点温暖和安慰，但其实也无力引导他们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而面对恶者，除了自己动手也成为凶手之外，奥拉西奥也别无他法。


受伤的荷兰达的出现，意外地阻止了奥拉西奥的复仇行动。奥拉西奥避免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罪犯，但另一面仇怨不了她也无法再前进了，被困在那里，依然痛苦。荷兰达替她杀了人，完成了复仇。荷兰达是要报恩，也是为了自己。被这世界所抛弃也几乎被自己所放弃，荷兰达因为奥拉西奥的爱才找回一点自我。审讯的时候，荷兰达卸下伪装但又擦上口红，真实的自我，也是最后的尊严。


影片这一段情节的设置，不仅安置了人物，也是对更深一层主题（难以消除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并不是单纯的完成故事的戏剧性表述。

影片中，富人与穷人唯一的连接点就是宗教。富人自知其罪恶，穷人忍受着苦难，他们都投向宗教寻求庇护。特立尼达问神父为什么他不能当个好人，为什么他被仇恨所占据并以伤害他人为乐。神父无法给他答案，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上帝。穷人心中有上帝，但仅仅是一点安慰而已，“守己”似乎也并不能改变什么。



特立尼达被杀了，别墅周围的贫民窟也被拆除了。历史的推土机滚滚向前。但是，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暂时被掩埋而已。

影片用黑白影像来呈现奥拉西奥的离开与归来，如同一幅历史画卷般缓缓展开。全片没有一个运动镜头，全是静止镜头，或长或短，一个接一个，连接成一个整体。

在表现监狱集体生活的时候，为在较短的时间内交代日常的各个方面，每个镜头都不算太长。镜头就在身旁，人物充盈于画面，而且声音不绝。广播，对话，读书，讲课，祈祷……拥挤、规范的生活。

奥拉西奥出狱后，用了一些远景和单纯的物景（没有人物）来表现。行人，马路，空旷的码头，孤竖的房子，坟墓，窗前。回归社会的奥拉西奥感到陌生又孤独，甚至有时“举步维艰”。




之后的贫民窟是影片重点表现的对象。摄影机摆在低位，静静观察着这被遗忘的角落里被抛弃之人的自生自灭。一街，一景，一灯之下，一个人的孤曲。这些人，在夜晚，才出没于各自的舞台，为生存与失落挣扎，是不同于白天、不同于正常社会的另一个世界。奥拉西奥的出现，带来了表现他们故事的切口。她既是个参与者，也是个观察者。这时候，镜头开始变长，尽管依然是静止的，但追随着他们的交谈和行为，记录着一个个点滴片段，不仅表现内容，需要的时候也通过形式上的构图与光影等呈现更强烈的戏剧性张力。

观察也好，记录也好，静止镜头虽“静”，但也“饱含”情绪，并在叙事上运动着。

奥拉西奥最后讲完了《黑塔》的故事，而她自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她出发去寻找儿子。影片结尾时的旁白（自述）和在监狱时母亲和儿子有关天堂的对话，是奥拉西奥为自己写的故事。苦难，孤独，复仇，都无法摧毁心中的希望，但希望却也可能只存于梦中。她和儿子也许只能天堂相见了。




（首发于影评公号“星期三噪音”noiwed，欢迎关注！）

（原载威尼斯电影节期间的腾讯娱乐报道）
坐了30年冤狱后，Horacia回到了三宝颜（后来听说不是那儿），棉兰老岛那座喧嚣混乱肮脏的大城市。隐姓埋名的她，成了一位不需要睡眠的女人。白天，她披戴着头巾、踩着高跟鞋，来往于公寓、教堂和流浪女Mameng的安乐窝，俨然一位不求回报的圣母；晚上，她裹上运动装棒球帽、套上球鞋，出现在零食小商贩身边和异装癖Hollanda的时间中，像一只炯炯有神的猫头鹰，等待着对猎物突袭的机会。

30年前，小学教师Horacia因下嫁他人并生儿育女，导致有权有势的前男友Rodrigo记恨，从而让一起莫须有的杀人罪冠到她名下，含冤入狱，直至以前最好的朋友招供，才换来迟到太久的清白。因为有着一些金钱储备，加上劳教所里主动锻炼出的矫健身手和聪明头脑，Horacia迅速适应了外面的世界，再说，30年间菲律宾再怎么经济迅猛增长，社会还是那样的慌乱并危机四伏，底层生活还是一样卑微苦闷，又有什么需要费劲去适应的呢？丈夫的离世，在大哭一场后也能释怀。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儿子远走，妹妹多年来通过各种媒介刊载寻人启事，也得不到一丝回音。

拉夫•达兹这部新片《离开的女人》，通过一开头田间地头劳作时的新闻广播，将故事背景置于绑架和撕票案件高发的1997年。在播报完香港回归中国的第一要闻后，播音员开始详述和分析最新的绑架事件，并专门提醒，因为拥有财富较多，菲律宾100万人口的华人成为绑匪最主要的目标。事实上，截止电影故事里的20世纪末，这个国家也有了30年的绑架犯罪史，从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开始，到1997年拉莫斯执政末期达到一个高潮，且作案主体就是腐败军警。翻篇新世纪后，直至现今，形势也没得到任何好转，劫匪主体从军警变成了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也都是一个——求财，方式也一直简单粗暴——不给就撕票。

然而，电影与绑架浪潮并无剧情上的关联，只是通过不断的媒体（广播、电视和报纸）声音和底层群众议论，而将其中人物置于一个人人自危的不安处境——即便穷人实在没什么可敲诈勒索的。

《离开的女人》故事灵感来源于托尔斯泰一部不出名的短篇小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书中的主人公坐了26年冤狱，等真凶自首时，却已经病故。而在当代的菲律宾故事里，冤狱只是开头，随后时间里，健健康康出来的Horacia，面对着自身复仇的欲望和周围可怜人的处境。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让拉夫•达兹感到生命的不可知，而这种命运的随机性，才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根本真相。

为体现这种触不到的真相，导演又用其标志性的漫长时间去酝酿剧情和发酵情绪，让接受这种“时间压迫感”的观众去耐心等待冲突。当然，226分钟的片长，在拉夫•达兹的作品史上，也实在算不得“超长”。他的每一场戏，都像是让人期待发生点什么的监控镜头，却最终归为什么都没发生的沉默力量。他明暗转场的剪辑经常很突兀且刺眼，却又能神奇的让观者原谅这种“独特美学”，而耐心等候着一个已知但又期待被表演出来的结果。

这位让观众期许会去报仇的Horacia，由菲律宾最大广播电视集团ABSCBN的前总裁沙罗.桑托斯扮演。这位女强人自1976年以来，其实已出演过不下30部的票房电影，熄影多年后，才又回到镜头前，为拉夫•达兹这部显然不会有什么票房的艺术电影奉献。在由女强人扮演的女侠客世界里，让人从压抑到发泄的复仇时刻最终没有来临，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极其温暖的段落。在街头被打成重伤的异装癖Hollanda，在夫人住处疗伤时，在房间里自顾自唱起《屋顶上的提琴手》主题曲《Sunrise, Sunset》，Horacia跟了进来高声应和。外面依然是昏暗的街道、肮脏的沟渠和频发的绑架，而这一刻房间里的两人，却犹如一对在百老汇舞台聚光灯下深情对唱的好姐妹。

这样给人予希望的一幕，还出现在片尾的首都马尼拉街头。归来的Horacia在复仇之外，另一桩想要了却的心愿，是寻找到失踪多年的孩子，为此她印刷了不知多少张传单。天色微亮，这座2100万人口的巨无霸都市正在醒来，教堂前、市场上、河道边，寻人启事被微风吹成一条条宛如通道的白色通道，或许，孩子真能沿着这条路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