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天堂

1942年，欧洲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整个欧洲大陆只剩英国人还在苦苦支撑，法国已经被德军占领，反抗力量只能将战场转移至地下，尽量营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这时的巴黎，一个法国警察局长，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本处在平行时空的三人因为一起犹太人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前途命运。

奥尔加曾是俄国贵族，也许是因为国内政治势力的转变，让她来到了巴黎生活，但是1942年的法国也已经不再安全，盖世太保利用占领区的法国警察大肆搜捕犹太人。在这期间奥尔加救助了两个犹太人小孩，给他们提供了临时住所，然而她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也因此暴露了，被捕后法国警长决定对她亲自审问。朱尔斯是地道的法国人，乡下出身的他做到警察局长的位置十分不易，所以即便作为占领区的警长要受德国人指挥，大多数时候他还是选择忍气吞声。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比他预计的还要持久，面对妻子指责他是德国人的帮凶，朱尔斯只能用自己没有亲手杀人来辩解，虽然他明知这理由过于苍白。

朱尔斯和家人

朱尔斯了解奥尔加的身份，也知道她包庇犹太人的事实，以他胆小谨慎的作风，本应直接上报给盖世太保，但在奥尔加主动引诱之后，他对这个俄国贵妇又产生了犹豫。奥尔加本寄往于出卖身体可以帮自己逃过一劫，但千算万算没想到反抗组织早已盯上了朱尔斯，偏偏选在同一天暗杀了他，没了警长可能的庇护，奥尔加的下场只能是集中营。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存在，那么集中营一定是最远离它的地方。赫尔穆特上尉是帝国最优秀的党卫军人之一，拥有显赫的贵族家庭和纯正的日耳曼血统，他象征着纳粹眼中完美的未来，受到最高统帅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接见，希姆莱转达了元首对他的期望以及纳粹德国的宏图愿景，并交给他一项任务，解决集中营军官贪污敛财的问题，于是赫尔穆特来到了同一座集中营，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奥尔加。

赫尔穆特

1933年的意大利，二战的硝烟还远未见踪影，赫尔穆特认识了同样来此度假的奥尔加并深深爱上了她，他印象里的奥尔加是举手投足都透露出雍容气息的贵妇，然而意料之外的再度相见却是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赫尔穆特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奥尔加安排在自己身边，但这并不能让她完全脱离苦海，赫尔穆特为此准备了假身份让朋友将她送往瑞士。奥尔加本有机会远走高飞，但最后关头她却选择替难友进入毒气室，而让难友带着自己曾搭救过的两个孩子离开。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奥尔加奋力攀着墙壁，最后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她微笑着在墙上刻下“天堂”这个词，继而随着囚犯们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暗尽头。

战争中最残酷的部分往往发生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没有炮火轰鸣的集中营里充斥着的是寂静的恐怖，无论在何时看来，集中营的历史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噩梦。不管被关押的囚犯之前是什么身份地位，惨无人道的生活都会让他们失去基本的人性，为了争夺仅有的生存资源，人类也会变得如同野狗一般。电影中有一幕令人难以忘记，冰天雪地里一位年老的囚犯突然栽倒在地，正在吃饭的手无力地滑落，盛汤的小碗跌落在地上，她就这样死去了。而周围的人似乎已经对死亡见怪不怪，像食腐的乌鸦一样迅速围拢上来，在死者身上寻找有用的东西。奥尔加在争抢中得到了一双靴子，之前自己的那双被人偷走，她只能光脚在雪地里干活。而来晚的人看没什么可以搜寻的，就端起了死者的饭碗，面无表情地喝着残存的剩汤，所有人的眼中都看不到一丝光亮，他们就好像只剩下一具具躯壳，失去了人的意识在苟活着。

这场景实在是太令人感到难过了，如果不是因为集中营的摧残，他们也曾是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人。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德国军人的虐待、发霉又稀少的食物、渺茫的获救希望以及随时可能轮到自己的死亡，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囚犯们的心理，最终令他们扭曲到只剩下生存这一个念头，而身为人的种种道德伦理早已被抛到脑后。历史上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需要花费数年乃至余生所有时间重新学会如何做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能活下来已是他们的幸运。

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都在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然而自己确信的正义就一定正确吗。朱尔斯或许并不愿为德国人卖命，但身为警长他只能在权限内保护得了家人，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成为民族英雄。反抗组织杀掉警长时也许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正义，可是他们也在无意中断送了另一个人的生路，而死去的只不过是又一个同胞。

赫尔穆特的家族和尼采有过渊源，他本人亦热爱哲学和艺术，但是元首的演讲告诉他真正的德国人不该只满足于此，优秀的日耳曼人理应领导其他民族，他必须变得强大起来。赫尔穆特也曾拯救过犹太人，他并不完全认同犹太人劣等的理论，但又坚信元首代表着正义，当他得知契科夫的未婚妻死在了毒气室里，内心意识形态的矛盾才终于激化。曾几何时，他和朋友在大学里彻夜讨论契科夫的哲学理论，然而此时哲学却不能阻止他们按下毒气的开关。

朋友说，那些死去的囚犯的灵魂没有离开，他们就像团团迷雾围绕在你身边，“而我们自己也变成了鬼魂，是时候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一切了。如果你的契科夫知道世界是这副模样，你猜他会说什么。”“他什么都不会说。”赫尔穆特最终意识到，拥有人的信念比纳粹给予的所有荣耀都更加宝贵，是奥尔加让他重新变回了人。

来到天堂的三人向上帝述说他们的一生，最终只有奥尔加被允许进入天堂。无疑她是牺牲最多的那个，以自己为代价换取三个人的性命，是因为她们更有活下去的理由。在集中营这种地方，没有信念的人是难以坚持的，赫尔穆特给过她希望，但除此之外，奥尔加找不到其他理由。也许她已经对这个世界太过失望了，集中营让她见识到了人类最黑暗的一面，这里是好战者的天堂，却是人性的地狱。所以奥尔加选择去往真正的天堂，而她为捍卫人性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她这样的资格。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2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战争天堂》，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审判者冷静残忍的矛盾评价了！

汤达人：

对二战的人进行死后审判，算是非常新意的战争题材，最喜欢的部分是大学同学，他们曾经一起讨论契诃夫，一个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面对的矛盾心理。

薛Tony：

二战题材的电影，依旧是对战争中人性的展现。通过伪纪录片，打破第四面墙的方式对镜头讲话，穿插警察局长、因藏匿犹太儿童而被捕的俄国女贵族和德国军官的遭遇，冷静且残忍。

日烦夜烦：

结构上的独树搭配精致摄影带来一曲极简而从容的挽歌，强大的镜头感，直白，刻意又克制。

淡水河边：

形式是有意思的，在故事不新奇情况下有别样的体验，导演执行力拍摄效果呈现的出来特别是集中营的效果很好，冷峻沉稳，天堂里的自白对于剖析情感塑造角色倒是很有作用，就是有点说不上来的还差一口气。

fire_storm ：

死后审判的形式很得我心，三个人物的戏份轻重有些失调。女主进集中营后的情节太牛，能在这个被拍了千百遍的题材下依旧出彩。德国小哥的纳粹式狂热不得不说震撼人心而又令人发毛。结尾的最后陈词力能扛鼎。

Her Majesty：

可以说是双线叙事，角色们都坐着说自己的故事、感伤、命运和可笑的梦想，也就打破了第四面墙。时刻怀疑战争电影要不要这么冷静，要不要这么多的思考。人性之光在片尾两个犹太孩童的笑脸里闪耀。

法罗岛岛主：

二战题材真的已经看到厌烦疲倦，除了技法上的创新外，内容上便再也拍不出花样了，尤其是刷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中那一堆二战水片后，真实的感慨二战电影经久不衰的“魅力”。

可是这世上并不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人类浩劫，西方文艺界可以把视线转移一下下了，英国人沉痛纪念一下爱尔兰大饥荒啊，美国人时不时反思一下印第安人大屠杀啊，法国人深刻检讨一下火烧圆明园啊。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无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尽快把那些还没受到历史制裁的、靠血腥手段发家的“战胜国”们安排的明明白白，才会让西方的“反战”艺术成为真正的反战而不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政治正确，前者令人信服与尊重，后者，虚伪做作令人发笑。

如果法西斯主义者坚信纳粹为世界建立了一个天堂，那么某些“战胜国”者们依然在为世界延续这个“天堂”，天堂之上，有无论何等帅气的面庞都掩盖不住的狰狞笑容。

电影是好电影，视听上有亮点，但感情表达并不特别深入人心。

我略知她一二：

生而不能，死而不得。从王妃到囚犯到动物，从军人到罪人到死人，从学生到军人到长官，这些鲜活的个体为我们描绘了平淡而恐怖的二战生涯。生而为人，愿能死得其所，但每个人都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尽头没有救赎，只有血淋淋的行尸走肉与残羹剩饭。我把自己埋葬起来，为了不能不朽，我躲进无边的黑暗深处，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地狱，更没有天堂。“不过是谎言，全都是谎言。”一个残忍而伟大的时代，将不可避免地来到我的星球。

晓风与你残月：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冷静的镜头能让观众更接近那个时代本身。战争终了之前，会有很多人活着，但大多已经失去了理由，为什么，因为“契柯夫的未婚妻去了毒气室”。

血腥爱情故事：

影片形式奇巧，通过采访的三个主要人物，在三位主角的自述中叙述故事内容，初次看时以为这是他们入狱的审讯。影片即将结束时才察觉，这是将死之人的临终之言。 在形式新颖的同时，导演也将内容做的精彩，镜头的各种运用加上剧作的出色也让本片充满了让人看下去的欲望。

斯诺-纳什维尔：

出色的摄影以及演员们强劲的表演都救不了这部片子，天啊，我都看了一些什么。无论是里面的感情戏还是对集中营大屠杀的描绘，都难以让观众对角色、对故事动情

了却烟硝：

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反应二战的影片简直多的数不过来，怎样才能让这样早就被拍烂的话题爆发出新的光芒呢？这部《战争天堂》从一个另类的角度切入，创造了一种别样的风格。

标题中的“天堂”是有含义的，不仅是指电影中德国纳粹提到构建的“天堂”，更是暗指电影的几个主要人物其实都已死亡，我们所看到的类似于牢房访问的形式我们都可以看做是天堂的对话。这样的形式无疑增加了影片的独特性，再加上俄罗斯大导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细腻的黑白画面的支撑，整部电影走出了一种另类的风格。

可惜影片的内容还是过于无趣了一些，三位人物的关系呈现的效果让人觉得有着过于明显的设计性，穿插性的叙事结构使得整部电影的执行力显得火候不足，很难让人提起兴趣。即使女主角贡献出了极佳的表演，也无法使这部电影获得更多的关注度——整部电影仿佛一场导演设计的大秀，意义不大。

#FIFF6#DAY2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战争天堂 (2016)

7.8

2016 / 俄罗斯 德国 / 剧情 战争 /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 朱莉娅·维斯托斯卡亚 彼得·库尔特

仍旧是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的深刻发问：一个每天听管弦乐队两小时演奏的德国军官如何做到同时每天把一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为了“德国天堂”，建造完美的天堂需要做出必要的牺牲，凡是自诩为超人的人，从来无惧牺牲他人，需要的时候，丝毫也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往往抱持这一执念的人，恰恰是那些对哲学和艺术有着深刻领悟与非凡把握的人。

对此，斯坦纳倡导“阅读是行为方式”，鼓励理想主义的顽抗，正如片中奥尔加所认为的：“邪恶的生长无需任何人帮忙，但善良则总是需要最后使劲推一把，带出邪恶后面的希望，就出现了奇迹。”

1、 尋找天堂的三個人（Рай，2016）是美妙的電影，最後醍醐灌頂。可惜台灣的譯名破壞了觀眾探索的趣味。

2、電影前段困惑思緒，讓人分不清審判台上的時間究竟是戰爭中還是戰爭後，直到結束前五分之一，男女主角糾葛之中，答案揭曉之前，讓人突然頓悟。

3、法國警察隊長的故事讓人想到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2003）中成為積極忠貞共產黨要員的母親。但是由於他的好色，證明了他單純的一面，他不是貫徹理念的蓋世太保。他的角色形象背負著雙重性：反應法國對於二戰的態度，以及反應他個人的生存策略。

4、俄羅斯的女人拿到護照，可以遠走高飛，這一幕伏筆和悄悄告訴她（Hable con ella，2002）男護士計畫越獄如出一轍。這個女人最終從物質世界中走入精神的解放。

5、德國軍官表現出自我迷戀的心理觀點。自戀的人有兩種防衛自我的方式，一是加強自戀程度，以避免失敗或外界的批評造成傷害；二是改造現實，讓世界符合他的自戀形象。佛洛姆，人的心，第四章、個人和社會的自我迷戀：

我們可以在那些擁有特權的人那裡找到自戀的特例，這一例子也揭示了健全的人和精神病患者之間的區別。埃及的法老、羅馬的凱撒，波吉亞、希特勒、史達林、特魯希略——他們都體現了某些共同的特徵。他們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們的言詞就是對一切事物，包括生與死的最高判斷；似乎不存在任何局限性可以限制他們為所欲為的能力。他們是上帝，僅僅受到疾病、年齡和死亡的限制。他們試圖通過超越人類生存的局限性這一令人絕望的方式來解決人類生存的問題，並自以為自己擁有無限制的欲望和權力，因而可以同無數個婦女一起睡覺，可以殺害無數人，到處建造別墅；他們想「得到月亮」，「想做一切不可能辦到的事情。」這是一種瘋狂的行為，儘管這是想通過自以為別人都不是人的方式來解決生存問題所作出的一種嘗試。這種瘋狂的行為在受害人的一生中不斷出現，他越想成為上帝，也就使自己越來越脫離人類；孤獨使他感到恐懼，每個人似乎都成了他的敵人，因此，為了忍受這種恐懼的結局，他開始增強自己的權力、野蠻行為和自戀。這種凱撒式的瘋狂行為不是別的，正是痛苦的精神病，如果不是出於這個原因的話，即凱撒想利用自己的權力使現實服從其本人自戀的幻想。他迫使每個人都同意，他就是上帝，是最有力量、最聰明的人——因此他那權迷心竅的自大狂似乎是一種合理的感情。而另一方面，許多人都仇恨他，並試圖推翻和殺死他——因此，他那病態的疑慮得到了一系列事實的支持。結果，他不再感到脫離現實——於是，儘管自己處在危險的狀態中，他仍然保持著一點健全的心智。

6、三個角色向你告白，你怎麼說？觀眾不僅是陪審團，觀眾更是上帝，對人物進行縝密的檢視。偉大攝影的基礎：人物，從世界抽離（圖1）一節：

這幅白背景的作品完全割除了環境……，一點線索都不留，導致觀看者對於畫面中角色們的處境毫無頭緒。……樸素的背景會使拍攝對象從世界抽離並凸顯出來，讓觀看者得以對他們進行仔細檢視。……白色背景下，這些人物的美並非來自於精心打扮及社會地位，而是生活。

這幅白背景的作品完全割除了環境……，一點線索都不留，導致觀看者對於畫面中角色們的處境毫無頭緒。（圖1）

在影片最后，当女主角奥尔加即将被赶进毒气室前，她挣扎着在通道的墙壁上刻下了一个词——“Рай”。自此，电影的标题在一个残酷且讽刺的时刻得到了呼应。中文译者把它译作了“天堂”，但其实它更准确的意思是“乐园”。在俄语里，“рай”对应的是paradise而非heaven——后者是上帝的居所，而前者是一处上帝用来安放未曾堕落之人的永恒的乐土。在基督宗教里，人类的先祖曾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乐园，这一事件便被称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标志着人类的堕落和原罪；但相应地，经过“末日审判”（Last Judgement），适格的人又将重回那永生永乐之地，这一过程便是“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

《战争天堂》便是一个关于“末日审判”以及“复乐园”的故事。这一“末日”的情境被放置在了二战时的法国和德国。故事里，三个“灵魂”——俄国女贵族奥尔加、法国警察局长朱尔斯、德国贵族青年赫尔穆特——在审判者面前自述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审判者借此“判定”他们是否值得拯救。至于这位审判者是谁，影片没有明说，只在宣判奥尔加的一刻出现了一名男性的声音；至于三人谁最终得救并复归乐园，影片也没有留下悬念。“救一人便救了全部”——代替狱友慨然赴死的奥尔加已然诠释了影片全部的道德力量。

不过，《战争天堂》的震撼之处并非只在于呼唤人性的道德说教，它的思想主题和宗教性背后有着对人性更为复杂的审视。“谁值得被最终拯救？”——这个问题并非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尽管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这是因为电影超越了一般善恶对立的视角，始终强调着一个整体戴罪的下沉世界，一个被施加了集体原罪的“文明”世界：在这个“兽性狂欢的年代”里，雾中弥漫着幽灵，风中徘徊着哀嚎，党卫军敲骨吸髓，集中营里也相互倾轧，契诃夫的妻子死在了契诃夫崇拜者的手里；没有真正的无辜者，所有人都背负原罪，所有人都马不停蹄地奔向那个命运终结的时刻。

另一方面，接受“审判”的三个人物又各有复杂的内核，你很难说他们中谁代表了绝对的恶和善：朱尔斯是一个卖国贼和不称职的丈夫，却也是一位还算慈爱的父亲、一个憧憬爱情的男人；赫尔穆特虽然狂热地追随纳粹，但仍保有身为旧贵族的自尊和浪漫气质，这使得他和党卫军格格不入；而奥尔加虽然最终荣归“乐园”，但她在集中营里为了活命也做了不少龌蹉之事。电影并未先在地预设价值判断——它首先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旁观的空间，此刻善恶的天平被藏匿于镜头背后，代之以冷静、中正的视角去审视三人的言行；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审判”的困难。

作为抵抗组织成员的奥尔加简直就是一个从契诃夫书中走出的人物（甚至她的名字都可能来自《三姐妹》）——被时代的洪流驱赶着背井离乡，在仓皇落魄中勉力维持着一丝旧日的体面，饱含无用的尊严和怯懦的善良。她在面对朱尔斯咄咄逼人的审问时，所能想到的便是用肉体换来同伴的释放，以及一块香皂和一九一九年的罗曼尼康帝葡萄酒。这番交易——不免让人想起罗巴辛从柳鲍芙手里买下樱桃园的情景——随着朱尔斯被抵抗组织暗杀而告吹，奥尔加也锒铛入狱；事后来看，这可能也是奥尔加整个命运的转折点。间接地被同志的“义举”所害，恰似契诃夫剧作中那种常见的、突然闯进生活的“至暗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朱尔斯作为一个相对游离于主要剧情之外的角色，虽然早早退场，却仍被置身于审判桌前，获得了与另外两个主角几乎同等的视觉分量。稍作对比我们也不难理解这中缘由：朱尔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形而下”人物，贪恋物欲、野心勃勃、粗鄙不堪，确如罗巴辛那般代表着一个无孔不入的资产阶级官僚形象，理性而实用，在事业和家庭中都极具掌控感，唯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人物，在末日审判里也没什么特殊；虽然他可能是文明痂皮之下急欲生替的新肤，但终究并未超然于“失乐园”的意义结构。他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这个时代下“成功”的一般标准，但仍然是堕落的，是蛾摩拉和索多玛的。

进到集中营后，奥尔加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种种盘剥，同时她又盘剥更弱者，偷盗死者的物品去换取片刻安逸。对此我们无法指摘什么，正如前文所说，这是一个整体沉沦的世界，所有人都以扭曲的方式存在着。也因此当她与昔日恋人赫尔穆特相遇时，求生的欲望和二人身份的落差进一步把这种扭曲推向极致，以至于我们在这段重燃的恋火中看不到任何倾心的温存，只有瑟瑟发抖的皈依者狂热。在影片的一个关键段落里，赫尔穆特为奥尔加搞来了逃出集中营的证件，奥尔加随即癫狂地感激赫尔穆特，言辞极尽谄媚，令赫尔穆特无所适从。

相比之下，赫尔穆特在三人之中无疑最有层次感也最耐人寻味。他极致优雅，热爱艺术，谙熟俄国文学，因而为契诃夫式的奥尔加深深吸引。他甚至在道德上也无可指摘，既不堕落，廉洁奉公，也不加害人，还救了自己佣人的亲戚。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却是以非常令人不安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一方面，在这位贵族青年身上，处处都显露着那种20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追忆着往日荣光，笃信着德意志民族的超凡使命，坚信自己目前事业的无比正确性，憧憬着一切政治问题如诗一般的解决，对粗暴的事件赋予一种崇高的解释。另一方面，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纳粹的狂热分子，毋宁说他是一个偶像信仰的狂热分子。从他坚毅的眼神中我们看不出审判来临之际的自省和动摇，反而是被他挑衅一般的叙事所迷惑，进而感到一种敌基督式的叛逆诱惑。末世的预言在他身上与宏大叙事的感召发生了重叠；他宣告自己已成为超人，他那完美的事业仍将后继有人。对此我们虽难认可，却无从反驳（想想今天新的偶像狂热是如何滋长的）。

一个维希政府里的罗巴辛，一个契诃夫式的女贵族，一个查拉图斯特拉式的纳粹党徒，对他们的灵魂审判注定不可能像一般的法庭那样参考人世的道德法条（换句话说，奴隶道德于他们是无用的）。然而怪异的是，影片并未悬置这一点，它明明白白地给出了答案，同时这一答案也并非出人意料。拯救了狱友和两名犹太儿童的奥尔加在忏悔之中被重新纳入乐土，至于另外两个灵魂，我们则不知去向。这是电影向人性世界妥协的一刻，是它温柔的一刻，但也是虚弱的一刻。因为自此它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抛了出来：究竟谁来审判，以及这个“谁”有无资格审判。

显然，演员直视镜头的处理以及频频出现的跳切，无不暗示着导演以及观众作为“观看-审判”者的二重性。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权力结构并不对等。导演内在的价值判决虽能借由外在的影像凝视实现，但这一判决的有效性十分可疑：他纵使全知，却未必全善，更不全能；再往外说，即便观众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够感受到三个人物无穷的复杂性，我们被他们具体的生命本色所打动，却并不能判定善恶的彼岸在何处划界。最后这只能导致一个后果，那便是最终审判被无限推迟。

自然，我们不希望末世来临，可它总会来临；因为我们并不完美，却总是向往完美。

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让我得以一睹期待已久的《战争天堂（2016）》。

在导演Andrey Konchalovskiy（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掌控下，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一种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好色法国警官朱尔斯、一个迷茫而无畏的俄国王妃奥尔加，和一个自我纠结的纳粹高级将领赫尔穆特，三人的自我剖白与回忆中的现实相互交缠。

在这个发生于1940年代的二战故事里，它的一帧帧画面，尤其是这对错位鸳鸯在意大利度假的那些往昔回忆，让我想起了生于圣彼得堡、在1920、1930年代的欧美大放异彩的时尚摄影大师George Hoyningen-Huené（乔治·霍伊宁根-许纳）的作品。可见本片的摄影师Alexander Simonov（亚历山大·西蒙诺夫）对那个时代上层生活的拿捏之精准。对了，Hoyningen-Huené恰巧是一名俄国流亡男爵，也曾在法国生活。

但很明显，导演Konchalovskiy似乎有意削弱奥尔加身上的俄国色彩，除了“嫁给了一个不爱的王子”、“职业是《Vogue》杂志编辑”以及“会和纳粹情人谈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外，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信息非常丰富。

在我的知识架构里，唯二有深刻印象的大规模俄国或前苏联流亡式迁徙，一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大批贵族远逃欧洲；二则与前苏联“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时期和著名的河滨公寓（The House on the Embankment）有关，被遣送至世界另一端的社会精英人数巨大（总体而言，他们仍属于幸运的那一小部分人）。基于这个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会出现在这个故事情境里。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最不缺的就是俄国流亡公主／王妃”。她们没有了城堡和庄园，在维持奢靡生活的路上也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为了生存，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法语的贵族女子愿意为各种时装屋或杂志负担模特的工作；更有甚者，还当起了设计师。因此，奥尔加选择了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之处——当时的时尚界已然需要名流效应，而落难贵族也需要新的经济来源。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女性，在社会现实面前，必须学会审时度势。拿奥尔加来举例，为了脱罪，向盖世太保的同伙性贿赂？可以。想要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与纳粹将领保持关系？也可以。听起来貌似有些堕落而自我，但Konchalovskiy还是爱这些“飘零燕”般的女子的，因为他给奥尔加的献身加上了手足共情与家国大义的前提。

台湾地区给这部电影的译名，是“寻找天堂的三个人”。判定这三个人是否抵达了理想彼岸的权力，Konchalovskiy交给了“第四堵墙”这边的人们。那么，奥尔加找到了吗？

和其余两个主角一样，在自白片段里，奥尔加往往流露出懊悔的表情。这令我想起曾在一个展览上，看到的“大恐怖”期间被滥杀的“罪犯”们在临刑前被照片定格的那一刻，他们大多神色麻木。但幸运的特权阶层还有空间回顾一生，流泪、崩溃，恼怒自己棋差一着；而那些不幸的人，万般不安也只能化为无力反抗的接受，生死不由人。

人造的天堂，不论是纳粹的雅利安狂想，还是亚细亚的理想主义，在真实的死亡面前，都现了原形。而奥尔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天堂”。或许，她有自己的新天堂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