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号大街

我在看片，也在看自己。

为什么琴会跟着老苏呢？我不是琴，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是，老苏是琴所见范围内最合适的对象，即便没有名分。琴受到一些家暴（导演见面会上说的）离过婚，即使走南闯北住棚屋也跟着老苏吃苦，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另外，琴是崇拜这个男人的。相关部门要求老苏在10天内拆除刚刚搭好的棚屋，这可是老苏在工地辛苦挣来的4000块钱材料费，一纸命令后老苏想重新开起小饮食店的兴奋性瞬间180度转变得极为急躁，怨天尤人，感慨天地之大毫无容身之处。过了几天，老苏将这个还未拆的棚子以6000块租给另外的农民工，然后离开了这座城市。虽然这是这个男人有狡黠的一面，但无疑是生存之道。面对不可抗力：）只能将风险转移。呵，男人，你行！

老苏的小餐饮店（给农民工吃饭的棚屋餐厅）营业没有许可证，被相关部门拆除，老苏认为自己天经地义，怎么就违法了呢？我觉得，世上有很多东西，的确是会超过自己的心智/知识范围，面对“圆”之外的心智/知识人就是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并且，强行认为自己有理，殊不知“理”只是“圆”中的理，“圆”外也有理。

老苏回老家为什么赶不走（离婚）原配芬，带琴进门呢？芬为什么能容忍老苏？用情感是解释不来的，用经济学的思维应该能说的通。芬和老苏有两女一子，儿女是芬抚养长大的，苏只给过很少的抚养费。芬在这个家庭中的角色是养儿育女。琴呢？她陪伴老苏在外闯荡，是老苏事业上的帮手。因此，老苏的妻子是应该有养儿育女和事业帮手这两个身份的。芬和琴都只占了一半。因为老苏享受了这两个角色带给他的收益，他就应该回报这两个人，而不是情感决定我想离婚娶琴。芬虽然很没面子很气恼很无奈，但是她完成了这个角色，她就应该咽这口气。

这个片子没有戏剧性，一切都是理。因为社会秩序就是这样，阶级、伦理是这样。

我和老苏的生活环境很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这样的秩序中，老苏是我，我是老苏，我是琴，我是芬。

by-三岛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描述男性：“年轻的小伙子，无论他是有抱负的，还是无所用心的和胆怯的，都会面向开放的未来。他会当一名海员和工程师，他会留在庄园或跑到城市，他会周游世界和变成富翁；他会感到在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时，自己是自由的。” 紧接着，她又这样阐释女性：“女孩子如此接受她的被动角色，也就同意不加反抗地服从从外部强加于她的命运。”

《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也正好是影片中苏与琴的真实写照。苏二十岁左右便远离故乡，在外流浪。那时的他，想必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期待着创建一番大事业，但或许命运使然，结果不尽人意。他面对着未知的未来，“梦想仗剑走天涯”，却囿于父母对其包办婚姻的限制，其选择了逃离，选择了自由。而琴在影片中则扮演了一个十分完美的被动角色，在面对苏的无尽的指责时，她的回应是低头、沉默；在跟随苏回到贵州老家时，她同样是在等待着苏的一个询唤，这种不加反抗地服从从外部强加于自身命运的态度，也是那个年代大部分妇女的选择。与其说这是女性的悲哀，不如说是时代的局限。

而影片同时也呈现出与之对立的“新妇女”形象，也就是苏的妻女。在没有丈夫的三十年里，妻独自养育着三个孩子，可以说，她是一名伟大的母亲，更是一名了不起的独立女性。当消失三十年的丈夫重返故土时，她以一种主动的姿态拒绝接纳这位名义上的丈夫。同样，大女儿也明确表示拒绝接纳这位父亲，或许是因为童年父亲的缺席，她心中的某种“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已彻底转化为一种仇恨。而身为孩子中的老大，她或许又过早的进入到一种母亲的角色中。但这种人生状态仍没能逃离出传统女性的命运——她会像母亲那样理家，像小时候自己受照顾那样去照顾她的孩子——她的故事已在天国里写好了。她用不着虚构，每天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故事。也许是从小生活环境的局限牢牢地禁锢住了她的脚步，无论是封闭的村庄，还是封闭的男权体系，都在对这样一个女性个体进行现代化的“思想缠足”。

很难想象，影片中发生的故事不是剧本的再现，而是真实生活的记录。当我们纷纷把目光聚焦到影片主人公老苏这一个体生命在现代城镇化浪潮中的变迁时，我们又是否忽略了那一个个立体生动的女性形象。影片在这一角度并没有进行过多深入的探询，但我想，既然当代社会仍存在着这般复杂的问题，那么就需要更多的人去揭露，去聚焦，去关心，去质询。

学校哪个楼里在放，公众号提前推送，我就去了。那条推送里说，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纪录片。

我没有料想到，是那么小的小人物。不是契诃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公务员，不是偏远山村的赤脚医生，不是惨淡经营的小店店主，是实打实的无产漂泊者。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老苏，和琴。杭州二十四号街区曾有他们一席之地，在2010年，在棚户区被改造之前。他们在棚户区住了一年多，对他们来说，高楼大厦是后起之秀，是不尊重原住民的愣头青，不挑地方长不给打招呼的歹笋，被迫搬离的暴起前奏。

老苏年轻时候走南闯北，很有见识，也颇自得，不管周围环境如何，那个似乎象征着体面的红澡盆总也带着；他泡在澡盆里看太阳，像仰面躺在马尔代夫的海滩，旁边喷水的消防栓像白色的奔涌海浪。他拿帽子舀水洗头，旁边人拿水浆硬得能站起来的拖把。一团和气。

镜头一转，我们看到了老苏身处何地；拔地而起簇新的售楼处一角，穿着笔挺的销售人员穿着锃亮的皮鞋“哒哒”走过；再去看只剩一条裤衩的老苏，好像也带了一丝窘迫。

城市的发展需要整体规划，需要干净卫生，需要整改棚户区；风吹日晒的讨生活不受法律保护，防风挡雨的石棉瓦和PVC板子挡不住一纸督促搬离的通知，工地旁自发集聚形成的棚户区，城市里的漂泊失意者，卖日用品的小摊，卖炒菜的窝棚……几只土鸡，两条黄狗，一片刚出苗的芽菜；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会被重型机械砸得像显微镜上的载玻片一样平整：雨天漏水的顶棚，浓缩记忆的照片，几十年的日子过去，人竟然只剩下老年可以点燃。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到，好像我回家的那条路上，也有住在路边的人。之前也不是没见过，但那是支个木床挂个蚊帐在夏夜的乡间小路旁，有满满登登的瓜田，有明晃晃的月光，有高歌的蛐蛐儿青蛙，提着灯笼的萤火虫。不是在人来人往的路边，不是绿化带里，不是工地竖起的隔离板外。

短暂聚集在这里的人们风流云散，各找另一块地。像游戏《红色警戒》里的基地车，车开到哪，就在哪安家。或许考虑了很多，最终老苏和琴决定开荒，他们铲除杂草，平整土地，拼接床板，搭上哪扯来的广告布，轻车熟路。我看着他们干活儿，像看到先民刀耕火种。

说来也奇怪，一片杂草的时候市政不管，老苏和琴在寒风苦雨中搭起小窝棚后，城市管理人员却态度和气地要他们二十天后搬走。

四千块，搭棚子再收拾到小饭店能开业花了四千块，老苏兴高采烈地规划着小饭店的“正门、小门、神堂”，拜着小潘帮他请来的财神，在无人登门的时候焦灼却自我安慰地强笑着，说“第一天我不指望它生意好”。一场大梦花了四千块。广告布上“梦想即刻跃动”的词儿在风中猎猎作响，琴的目光悠远而空洞。

小潘（画外音）问，为什么不回家呢 ？年纪也这么大了（大意，没记清）

琴不做声。

后来，他们在明知道这个窝棚会在20天后拆除的情况下，仍然把其中一间窝棚以6000块的价格租（或卖？）给了一对想必也是走投无路但对此一无所知的夫妻，合同表面圆融，甚至“好心”的替那对夫妻考虑到了单独拆一间后的赔偿问题；在小潘问到，“你们知道这里要拆……”在这一刻，一直以淳朴、刚强形象示人的老苏和琴，露出了奸猾的另一面：计谋得逞钱到手后他们笑得诡异而开怀，冲镜头摆手说“我们不知道”。

这里小潘用了上帝视角，他没有去干预，也没有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只是展示：他们走投无路，他们让别人走投无路，像班伯格兄妹在股票暴跌的前六周把连锁店转让给梅西。

影片的后半程调子明显低了，他们都知道人会老，会过不下去这样颠沛流离的日子；也考虑回去。百般纠结踌躇，终于回去了。这个时候观众才知道，这对外人眼中的“恩爱夫妻苦守寒窑”背后，是两个家庭的破碎和苦痛。老苏家里还有个坚持不离婚的妻子芬，含辛茹苦拉扯四个孩子；琴也曾有丈夫和孩子，离了婚不顾一切跟老苏跑了。

回去面对指责，老迈的岳父替女儿琴不值，琴的姐姐和弟弟也为琴打抱不平；昔日幼小的女儿为了保护自己的母芬亲挺身而出，与血缘关系上的父亲唇枪舌剑……房子也买不起，拆迁的事儿好像近在眼前，又好像遥遥无期。

两人又走了。纪录片中用一个镜头，一句话带过：此后二人辗转多地。

很短也很苦的一句话，像出海远洋的船长一无所获，沮丧万分地再次拔锚启航。

2017年，琴中风瘫痪病倒，镜头前的老苏悉心照顾她，还为她洗头。病房住着，两人能存下多少钱呢？之前大概是在琴的弟弟家里吧，琴终于朗声自如地诉说，也大着胆子指责，“你对我确实是好，可你也一分钱都没给我攒下。”对比《老后破产》里精打细算花存款的老人，苏和琴的晚年是不可想象的。

影片中的处处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苏在马路上的自如和他在地铁站里的无所适从，周围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老苏数年没变的手机；他气势汹汹的打电话给市委给某总，却并没有收到什么让他挺直腰杆的回应；他贬低自己的女人，在外人面前称她为“害群之马”，说她“歪曲事实”，叫嚣着让她明天就拎包走人，而琴只是低头，不说话。

很多次的场景是这样的：老苏扛着大包小包在前面走，琴在后面沉默地跟着。

谁知道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呢？17年还没有疫情，19年年末疫情开始蔓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又怎么过日子呢？

//看到另一篇影评说，为什么影片主人公是苏、老苏，小饭馆的名字却是“舒家”，我想可能是取化名，或者老苏和琴学问不大，方言腔重，打印社听音辨字，弄错了。因为在领赔偿款的时候，老苏向小潘（即本纪录片导演）反复确认，“赔款的‘赔’是这样写吧？”

1.《24号街道》依然是关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小人物的生存现状的问题，尤其是流连和循环的命题。老苏和他的女人流连在工地的土地上，在简易的棚户区中做小餐馆的买卖。每当项目确定，他就来到这里，种菜，搭棚，做生意。每当项目推进到一定程度，棚子就要拆掉，老苏被迫流连。在片子中，这种搭和拆的循环进行了两次，到片子的最后，老苏回到工地重新开始了搭的过程.而结果是什么，不言而喻。

2.在这个搭和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老苏的完整的人物形象。首先，他是个饱经沧桑履历丰富的人，新疆，云南，四川，吉林，辽宁，浙江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其次，他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对环境有着极强的适应力。大暴雨，他就封顶。种菜没肥料，自己盖了个厕所施肥。餐馆没场地，自己搭棚，自己修葺。再次，他是个矛盾的人。身为普通大众的一员，与生存环境的彻底和解是极困难的。除非你不知道世界之大或者坦然接受阶层以内的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他有抱负，想做生意挣大钱，生活却总是让他在贫困中周转。这样一来，他只能迁怒于政府的强权，而全然不知有一句话：人的愤怒源于自己的无能。在工厂的场地流转，却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取得更稳定客观的收入点，而只能通过违法“卖地”耍小聪明，赚后手的钱实在不算是多么正大光明。最后，他的感情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婚内出轨，甚至想要有大太太，二太太的想法，这也是知识欠缺法理不通的笑话。

3.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周浩的《市长》中就有想到。在《市长》中，有个有文化的妇女，因为自己的小产权的房子没有给补贴装修费，内心不平一直上访想讨个公道，而政府自然是以产权不足，不合法律拒绝。我认为这个案例中，确实是存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问题。一把手交替时，更多是行政职权的交替。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就成了烂账，死账。这个妇女恰好就处于这个过程中。政府当初在规定时，除了规定大产权的房子享有的权益时，也应该对应写出小产权的房子不能够享有的权益。如此一来，妇女在装修的时候也早就会有借鉴参照，或者起码日后有对账。如果行政工作落实得不够彻底，自然会出现这种问题。而《24号街道》中，老苏的问题显然不是法律的问题，最多只能算是国家经济发展积淀还不够，未能让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比较理想的水平。经济不够发达，社会保障就不会深厚，落实到一个个个体，特别是底层群众上就是生存的困窘。《市长》中，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更多的赔偿金或者安土重迁的观念而不配合市政工作，这就是思想或者利益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性和经济水平的双重问题了，则显得比较复杂了。

4.阶级问题。我看到这样的片子，最深的感觉是阶级的感觉。底层的人因为知识欠缺，技能不足而只能停留于薪水较少，易被取代，缺乏保障的岗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他们大谈法理，虽然客观，却未必是公正的。全民文化素质教育的提高，仍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过程。惟其如此，才能让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人有了一条晋升的通道。哪怕只是从乡村到城市，无产阶级内部跳跃，这样的跳跃已经是一个近乎完全不同的世界，更遑论到中产甚至富人阶层。在场观众有个是复旦的公共卫生硕士，提到她感觉到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因为这样艰苦的条件，却能坚持待下来，令他觉得身为知识分子应该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觉得这话对，也不对。珍惜当下是没错，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安慰感与喜剧的原理类似，也未尝不可。但其实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是确乎存在的，并且难以界定情理对错，说是积极向上，其实也有些牵强了。

5.关于纪录片拍摄对象的选取。看了周浩的《市长》《书记》《龙哥》，我一直好奇周浩从哪儿找来了这么些人。同样的，我也好奇《24街道》中老苏这个人物是从哪里找到的。他漂泊一生，面对镜头甚至有着不小的表演欲。更荒诞是，他企图带著出轨对象与妻子和解归乡。这样的剧情简直比戏剧都更荒诞。带著这个问题，我继续看纪录片。我的逻辑告诉我一个想法，是导演想要拍这种大时代小人物的故事，导演又是浙传副教授，临近杭州地势便利，所以知道24号大街，进而可以去寻找人物，最终找到老苏，导演在回答问题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思路，跟我想的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个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以后的拍片当中，定主题，定思路，定范围，定对象，开拍。

6．与对象选择同样关键的，是如何与对象交流，让其信任拍摄。这个问题上，崔永元老师提到了一个降敏感度的问题。没有接触过镜头的人，对镜头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我的理解是，这种恐惧源于对自己潜意识的不了解不自信，和对摄影剪辑操守的不信任。如何打消这种敏感，导演提到就是跟他相处，交流，如同普通朋友一般。这个过程，就像日常生活与一个人的接触一样，循序渐进。提到这个，我不禁感叹，导演纪录片这个工作，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人情世故的学问啊。

7.解构主义的滑稽感。创作者创作出的文本，是本人思想的产物，并不完全等同于他自己的思想。创作者有权解读自己的作品，而读者也可以进行解读。这二者的差异可能会有风马牛不及的效果。在导演见面会中，有一位观众提到整部片子都是平视，最后一个镜头却采用了仰拍，是表现对底层人民的尊重吗。导演回答却是，他只有一个人一部机器，所以条件有限。其实意思就是，老苏上了架子，他一个人只能在下面拍。这种思想的差距令人莞尔。不过更重要的，我认为这反映是学生有很重的创作泥沼，被理论和镜头语言束缚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好像《大话西游》被解构中很多宿命和爱情的道理，可能已经远远超越文本本身的思想，将对象复杂化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此外片子还有这样的情节，老苏带他的情人回家，造成了与家人特别是妻子和女儿之间的冲突。看起来这样的情节似乎有很强的戏剧性不够真实，但这又是作者无意间纪录下来的，耳濡目染经常看到的。这也启发我，生活有时就是最好的素材。有时候，看起来刻意的冲突，反而是最不刻意最真实的。

8．纪录片是否客观的问题。这是崔永元教授提出的观点，我认为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崔永元老师说，纪录片是否应该像监控器一样，不带有自己的主观立场。导演回复说，其实很难不带主观色彩，一定是有一定的倾向性，只是自己跟着老苏拍已经不自知了。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无论纪录片或者电影都一定是有主观性的。所谓监控器这样的比喻，看起来对，其实也并不正确。监控器目的是监控，而且一定是一定视角的，在另一个侧面则是盲区。纪录片也是如此，你选择拍什么题材，拍什么人，就已经是主观选择的。至于之后，是选择煽动情绪，引导舆论还是摆事实，尽量让真相讲话，才应该是纪录片应该考虑的问题所在了。

9.意外碰到崔永元老师。我是冲着这部纪录片来的，完全没想到崔老师会在现场。更没想到，他中途来的，还坐在我座位的正后方。套用《大话西游》或者王家卫的一段话。离他最近的时候，我离这个男人只有0.01cm。一分钟后，我爱上了这个男人。哈哈，爱是玩笑话，崔老师的幽默口才履历都是相当了得的，这次阴阳合同的事也做了不少贡献。我虽不算粉丝，但也对这份偶遇颇感惊喜。

10．关于剪辑如何选取素材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主观审美和客观技术的问题，你选什么样的素材讲什么主题反映什么立场，和你镜头的组接剪辑是不是动人，能不能在单位时间讲好故事是两码事，也是专业素养的一种考验。崔老师提到南加大的例子就挺好，300分钟素材让学生剪到10分钟，看学生的水平颁奖。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11.口述历史博物馆小剧场是个好地方，纪录片，电影都颇好，值得一去。附上一些现场照片。

没钱，就是不能肆意妄为！

今年金马奖颁奖礼上的滔天巨浪，大家已经都略知一二了。

那位导演的得奖感言，在国内掀起了一场论战。

很多人引用了伏尔泰的那剧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关于这句话，又是一场论战。

当然，这篇文章并不是讨论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

我说的是同样入围了今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另一部作品--

《24号大街》

《24号大街》入围过去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

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算得上中国纪录片的福地。

范立新讲述留守儿童的《归途列车》曾在此获得过伊文思奖。

范俭那部关于余秀华的作品《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过评委会大奖。

这个电影节是纪录片领域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

《24号大街》在今年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获得了IDFA优秀纪录长片。

导演潘志琪是浙江传媒学院的老师。

他花了7年的时候，辗转于杭州、苏州、贵州三地进行跟踪拍摄。

展现了一出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中国民工流浪记。

本片曾在去年NHK电视台播放过。

它的副标题就是《中国流浪民工的故事》。

恩，就是那个制作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的NHK。

人家霓虹国还真关心这些发生在中国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根据2018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调查的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74亿人，同比去年增长了1.1%；月均收入达到3736元，同比增长了7.3%。

从数字上看，劳动力与月均收入达到了双增长，收入高了，是不是境遇也跟着好了呢？

看了老苏的故事，你们自己判断。

本片的主人公苏永禾（以下简称为老苏），就是上述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

01

“混”在异乡为异客

老苏，60岁，来自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

和女朋友生活在杭州市下沙区的24号大街。

说是24号大街，当时，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建筑工地。

杭州的城市建设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揣着各自的梦想参与到城建里。

24号大街生活条件是很差的。

要就医，只能就近去路边的便民诊所。

要理发，有街边的老师傅，几块钱就能解决。

衣食住行，在这个24号大街的棚户区都能解决。

旁边新建起的小区，与他们有关，又与他们无关。

就像纪录片中的这个场景，一切都看起来如此的魔幻。

这些楼盘都是掺着他们的汗水拔地而起，而他们只能辗转一个又一个建筑工地。

老苏在24号大街经营着一个小食堂，光顾的自然是工地里的民工。

说是食堂，其实就是自己搭起来的棚子而已。

支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上几排菜，每样菜都用保鲜膜包着，点哪样菜就做哪样。

这样的棚子，自然不能要求过高的条件。

风沙、蚊虫避免不了。

刮风下雨的时候，棚子还有漏水、倒塌的危险。

条件虽然艰苦了些，老苏过得倒也自在。

用他自己的话说。

人在世界上生存要想开一点，能吃点就吃点，能喝点就喝点。有机会，就去全国各地周游一周。等老了，再去回顾一下走过的地方，这就够了。

老朱的人生阅历很丰富，大江南北都曾闯荡过，“钞票大大入进我的兜里”这是老朱的理想。

夏天不忙的时候，拿着小菜、啤酒，去附近的大桥下面避暑。

想洗澡的时候，他就拖着一个红色的塑料大盆，到旁边的楼盘，随便拧开一个消防栓泡澡。

他说这个盆，走到那儿带到哪儿，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必须泡个澡。

他身边的陈琴妹是“第二任妻子”，跟了他十几年。

其实第二任妻子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他跟前妻并没有离婚。

他跟第一任妻子结婚是因为老家包办婚姻，并没有感情。

由于重婚超生被单位开除之后，陈琴妹就陪着他一起闯荡各地。

一辆电动三轮车，就是他跟陈琴妹唯一的“家用电器”。

他俩就坐着这台电动三轮车四处辗转。

工地旁边棚户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24号大街的棚户区也一样。

2011年7月4日就是24号大街棚户区搬家的最后期限，这里据说是要建五星级酒店。

“能干一天是一天”，老朱徒然地坚持着。

就在搬家的前一天，他喝着酒，无奈说着“这到底是执法还是违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又不是难民。”

没过多久，曾经热闹的棚户区就变成了一片空地。

棚户区的命运就是这样，既然小区已经落成，他们就会变成无关痛痒碍眼的存在。

他们在城市里只是无人关心的异乡人。

在老朱眼里，他经营着小饭馆，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为了24号大街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拆迁办的人眼里，只不过是违章建筑。

老朱只能跟着妻子另寻活路。

他又选了一个建筑工地，准备东山再起。

自己开荒，自己种地，自己搭棚子。

盘算着工地开工，这处荒地可以变成另一个24号大街，甚至更热闹。

就这样，他等着大批工人光顾着他的小店。

小店刚开张，没人光顾，一天只卖了11块5毛。

老朱并不着急，他乐观地说道，做生意需要时间。

靠着工地吃饭，就躲不过“拆”的命运。

就在他乐观得计划着自己小日子的时候，城建执法大队来了。

年底之内必须搬走，他们又被下了最后通牒。

老朱使劲嘬着嘴里的烟，对于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却又无能为力。

当年因为三峡大坝工程，他亏了一百多万，才落到了这般田地。

不过想有碗饭吃，有片瓦遮雨。

“中国这么大，却没有我立足之地”。他很不甘。

与地产商理论，对方只赔了1000块，气得老朱给市委书记黄坤明打电话。

家中的老母亲已经癌症晚期，他愧疚得无地自容。

他决定跟陈琴妹回到自己的老家——贵州。

02

有时，家并不是温暖的港湾

至少对于老朱不是。

想回家和好？谈何容易。

他当年抛妻弃子，多年没有向家里寄过生活费。

要带着陈琴妹回贵州老家，原配怎么可能答应呢。

他想回家试一次。

其实这次回家，老朱是打着小算盘的。

他的老房子就在高铁的旁边，高铁开工的话，他的老子就要拆迁。

他看上了老家的发展潜力，有潜力，就代表着有商机。

只要能跟原配和好，他就能在老家扎根，甚至想在老家买套房子。

一切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就不必再四处漂泊，他感到疲惫了。

在外面，没人当他是人，回了家，至少被当人看。

真实情况是会如他所愿么？至少在影片里，他的小算盘全都打空了。

回了家，同样压力山大。

陈琴妹跟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名分。

他说要给陈琴妹的父亲下跪道歉。

被问到存了多少钱，他无言以对。

因为混了这么多年，他还是一无所有。

回到家里，原配妻子对他冷面相对。

他与原配之间的裂隙已经不可能弥补，也不存在被原谅的可能。

这个结果，到底该怨谁？

家里面吃饭，他只能无言地坐在外面抽烟。

他对不起原配妻子，也没有资格发脾气。

片子前半段乐观的老朱不见了，后半段的他，眉头紧锁、沉思无言，在老家度日如年。

妻子不接受他，儿女也不接受他。

大女儿骂他是个骗子，这个家里没有他的位置。

在家里人眼里，他只是一个罪人，世界上最大的罪人。

苦闷的老朱，在村子里闲逛。

墙上贴的标语，仿佛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村子，也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这样，从农村闯到城市，又从城市落跑农村，最后他又回到了城市。

熟悉的24号大街。

7年后的24号大街，早已变了样子。

他来这里探望打工的儿子，这个他曾经无比熟悉的24号大街，好像从未如此陌生。

03

后记

现在的老朱，在无锡的一家工厂打工，生活也相对稳定了。

老朱，就是现在中国农民工群体里的一个例子，可能这个例子要特别一些。

就像周浩的《棉花》里，那对在南方制衣工厂里打工的夫妇一样。

虽然他们的收入可能并不高，但他们是这个社会不能缺少的部分。

只能说他们是被高速发展的社会利用完，又被随手抛弃。

最近坐地铁，在站台上看到一个“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公益广告。

去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小组早在2013年就成立了。

5年过去了，不管统计数据上的数字，中国的农民工现在的处境如何呢？

希望，他们不是统计报告上那一串串抽象冰冷的数字。

- FIN -

公众号：小鲜电影（xiaoxianmov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