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被困的四十七天：电影《南汉山城》背后的历史真实 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6264 2017年的韩国电影界似乎格外关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期。上半年上映的《代立军》，讲述的是壬辰战争（1592-1598）期间朝鲜征兵的故事；下半年上映的《南汉山城》，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电影《南汉山城》以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为底本，主要围绕吏曹判书崔鸣吉（1586-1647）﹑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1571-1648）在对清主和还是斥和的态度差异与斗争展开故事。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此书亦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爱书之一，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不夸张地说，韩国普通民众对丙子之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南汉山城》。 笔者以为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电影中出现的清人全程说满语，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但皇太极的满语说得还算是清楚。其二是电影在展现朝鲜群臣们的政治斗争时，并不是将焦点放在主和派（以崔鸣吉为代表）与斥和派（以金尚宪为代表）的路线冲突上，而是仔细描绘了金鎏等一众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姑且可以命名为骑墙投机派——大臣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丑态。虽然在历史书中一般会把山城围困时的朝鲜朝廷的政治斗争描述为主和派与斥和派的矛盾，考虑到人性，事实上一部分朝鲜官僚只是嘴上“斥和”，所以，电影中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大致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再次创作，不少地方还是与历史记载存在出入。当时，与仁祖一同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随行人员中有不少留下了日记，且《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亦对此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是如何记载这个故事的。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作何选择 1623年，朝鲜宗室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即所谓的“仁祖反正”。在明与后金之间玩平衡战略，尽量两不得罪，奉行“两端外交”的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被废，李倧即位，是为仁祖。1627年朝鲜在丁卯之役中战败，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在1636年丙子之役爆发之前，随着明与后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在后金愈发强势的军事压力下，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在明与后金之间的立场缓冲余地也愈来愈小，换句话说，朝鲜只能在明与后金之间二选其一。 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夸示自己是统合满﹑蒙﹑汉的“帝国之君”，皇太极迫切需要得到明朝最忠顺的属国——朝鲜的承认。同时，为了在进攻明朝时免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也需要在对明发动大规模征战之前使朝鲜彻底臣服。然而，在四月皇太极称帝朝贺之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惹怒了皇太极。虽然后来皇太极赦免了他们，让二人带着清朝国书返回朝鲜，但朝鲜无法接受清朝国书中“大清皇帝”等表述，之后朝鲜一再拒绝清使。在清人看来，朝鲜的这些行为违背了丁卯之役后两国订立的盟约，为其进攻朝鲜提供了口实。 1636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丙子之役随即爆发。清军在朝鲜境内势如破竹，十四日已过开城。此日傍晚，仁祖从南大门仓皇出逃，半夜抵达南汉山城，而崔鸣吉则被派往清军阵营探听清人动向。《南汉山城》电影中第一幕就是崔鸣吉在大雪纷飞中单骑前往清营，而清军则将纷飞的箭头射在其马前雪地上，给其一个下马威的场景。而实际上崔鸣吉并非独自前往清营，而是与同知李景稷带着牛与酒一同前往。而后崔鸣吉从清营带回了清人的讲和条件，即“以王弟及大臣为质”。而朝鲜派出绫封守假冒王弟而被清人发觉，则清人曰：“出送世子，然后方可议和”。 来自历史的讲述：被困南汉山城 历史的转折便发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南汉山城中。实际上，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父子关系，加上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即所谓的“再造之恩”让朝鲜极难断绝与明的关系而奉清为正朔。且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一大名分就是光海君背弃明朝而与后金私相往来。面对清人的大军围城，仁祖哭泣道：“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然而面对清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前主战的金鎏也改变了立场，强调“事已急矣，不可不请和。”改变立场的不止金鎏一人，前大司谏尹煌（1571-1639）的事迹也明显地展现出朝鲜朝廷中某种政治气流的变化。随侍仁祖避住南汉山城的司饔院奉事南礏（1592-1671）在日记里写道：“前大谏尹煌，病不出门，每日夕呼其子文举曰：今日和事何如？对曰：彼不肯许云。曰：人将尽死矣。煌本丁卯斥和之人，而所为如此，人莫不笑之。”丁卯之役时奋力弹劾崔鸣吉等主和派官员的尹煌，现在只顾着打听议和怎么还不完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当年高举崇明义理弹劾主和派时，是真的斥和还是嘴上斥和。 电影《南汉山城》中没有提及尹煌，而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金鎏。而考察金鎏一家在南汉被围时的行为，倒也不能说后世的编剧冤枉他。电影中着重描绘了金鎏亲自指挥的北门战斗，这段场面的演绎，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史实。在金鎏的瞎指挥下，朝鲜军队“不得放炮发矢，瞬息之间，皆为所躏，死者几二百人，而胡兵死者只二人矣”。南礏分析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大抵我国将帅，昧于阵法，性且畏怯，皆留在城内，独令军士出战，故行伍杂乱，不成阵形。”而金鎏恰是这样的朝鲜将领中的典型人物。金鎏命令裨将柳瑚斩杀后退的兵士，而他本人却一直待在城楼上，坚决不肯下城。 另外，电影只讲述了丙子之役时南汉山城里的情景，却略过了江华岛的情况。实际上，清军能逼迫仁祖最终投降的一大条件是他们很快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在此避难的仁祖后宫及世子嫔﹑大君﹑宗室百官等众人。而当时被临时安排负责防御的江华检察使，恰是金鎏之子金庆徵。金庆徵到江华岛后，“谓敌兵无飞渡之势,日以沉醉为事”，甚至还编了歌谣自夸：“父为体察使，儿为检察使。为国办事者，非我谁家欤？”而金庆徵为国办事的情况如何呢？“检察使金庆徵，聚江头船只，先济其家属及所切亲友，而不令普济他人。”甚至世子嫔一行也被金庆徵扔在江边，世子嫔甚至疾呼：“金庆徵，金庆徵！汝忍为此耶？”而金庆徵之子金震标则将家族中的女性逼死。“金鎏一家，皆在江都，庆徵走避之后，庆徵子震标谓其祖母夫人及其母夫人曰：贼已迫城，不死将有辱。两夫人及其妻及其门族妇人同在者，皆自缢而死，震标独不死。”看来，金震标所看重的气节只是把女眷们逼死，自己苟活。 在电影中，崔鸣吉与金尚宪在对清路线上虽有矛盾，但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与金鎏之流的斗争上仍有不少默契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考虑到当时主和与斥和严重对立的政治环境，崔﹑金二人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以缓和立场的余地。金尚宪是朝鲜朝廷中有名的对清斥和派，强调崇明义理，其对明朝可以说是心悦诚服。他曾于1626年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在登州时听到明朝军队中击柝的声音而作诗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诗中可见其将明朝兵卒视为同胞一家的心情。而崔鸣吉认为，恰是金尚宪等罔顾朝鲜与清的现实军事实力差距的斥和派的一昧斥和，才给国家招来了战争。加之当时正值隆冬，南汉山城中已是外无援兵﹑内无存粮。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请和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电影中只描绘了金尚宪在仁祖面前高声反对崔鸣吉主和的立场的场面，实际上，金尚宪曾撕裂崔鸣吉撰写的对清请和文书，两人的路线矛盾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1637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已决定向清求和，金尚宪在备边司见到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裂破之，痛哭曰：公等何为此等事耶？”崔鸣吉回答道：“岂以台鉴为不可也？盖出于不得已也”。金尚宪答：“我有一死而已，台鉴何不缚我出给耶？”当时清人向朝鲜索要斥和派大臣，金尚宪讥讽崔鸣吉何不干脆将他送给清人以邀功求赏。崔鸣吉听了金尚宪的话，嘲笑道：“台鉴裂之，吾辈拾之。”便将撕裂的国书再次拾起，重新补缀好。 仁祖无奈接受出城投降﹑奉清为正朔﹑并将明朝所赐的印信等缴给清朝等，在达成十余项和议条件后，仁祖身着蓝衣（蓝衣即表示臣子之身份，即臣服清朝之意），尽去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至此，朝鲜结束了与明朝二百多年的朝贡关系，清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这一幕在电影中有非常生动的演绎，可说是高潮部分了。之后的电影画面中，金尚宪听闻朝鲜与清达成和议，仁祖出城投降，他便在自家院落向北磕头，随后引刀自尽。然而，这一幕并不符合事实。引刀自尽的并非是金尚宪，而是吏曹参判郑蕴（1569-1641）——金尚宪试图上吊自杀，而后被守卫救下，得以不死。郑蕴则是“乃以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满衣衾，而不至于死”。 其实，斥和派大臣并不止金尚宪一人，最出名的当属“斥和三学士”，即平壤庶尹洪翼汉（1624年曾出使明朝）﹑校理尹集与吴达济。他们三人在丙子之役中因斥和而被缚送沈阳，后在沈阳被处斩。金尚宪在丙子之役后仍然坚持“崇明反清”，后来在清人的征明作战中，他坚决反对清人要朝鲜派兵共同攻击明朝的要求。因此，金尚宪亦被缚送沈阳，清入关后他跟随被清释放的昭显世子返回朝鲜。 在丙子之役的和议过程中，朝鲜出身的清译郑命寿发挥了沟通作用，但郑命寿显然是站在清人这边，这一点在电影中亦有展现。如金鎏跟随崔鸣吉去清人阵营探察情况，迎接他们的正是郑命寿。金鎏对郑命寿很不满：“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郑回答：“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金鎏听后默然无语。这一段虽然在史料中无考，但考虑到朝鲜森严的身份制度及郑命寿一贯借清人势力来压迫朝鲜的各种事例，电影中的场景可以说是基于史实的大胆虚构。实际上，在丙子之役前主动投向清朝的朝鲜人绝不止郑命寿一人，如金尚宪在出使明朝时向明朝礼部提交的呈文中就提到投向清朝的韩氏一族：“惟天启四年，小邦逆臣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等亡入奴中，常欲勾引奴兵来犯小邦。”反而是这些投向清人的朝鲜人欺压朝鲜欺压得更厉害。又如郑命寿在丙子之役后仍然负责清廷对朝事务的处理，他以与明朝船只偷偷往来的罪名，将与其有私怨的义州府尹黄一皓向清廷告发，最终清廷将黄一皓处斩。关于金鎏与郑命寿的接触，也有史料记载金鎏在和议完成后，拜托清将龙骨大（清朝史料里作英俄尔岱）与郑命寿帮其找回宠妾所生的女儿，为此愿意付出千金的代价。史料评论道，后来朝鲜被掳人赎回价格变得非常昂贵，亦有金鎏的责任。 电影结束后出现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又名三田渡碑）”的照片，这块碑至今仍存。丙子之役后，朝鲜在清朝的强烈要求下建造了此碑，其碑文中以感恩清朝保存朝鲜宗社的立场记载了整场战争与和议的始末。虽然整部电影未提到明朝，但实际上明朝是知晓丙子之役的爆发，崇祯帝亦指示水师援助朝鲜，但军队尚未到达，仁祖已经出城投降。当时朝鲜人并不知道崇祯帝打算援助朝鲜，直到朝鲜英祖时期，通过燕行使从北京购入的《明史》，朝鲜君臣才知道了所谓的“东援之恩”。英祖感慨道：“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然而这一切已是丙子之役百余年后的1749年的事情。

私利与公义的扭打

之前就发现韩国的历史片有独到之处，尤其像之前的《鸣梁海战》《思悼》等给人印象深刻，而《南汉山城》一出，感觉不仅是韩国历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历史片的新高度。

电影难得之处在于直面历史，我们很多观众一看韩国历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会来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爱新觉罗、钮钴禄一样。这样，在心态上就输了。

简单地说，故事的背景是：17世纪初，围绕着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与明国对立的女真族改国号为清，并要求朝鲜成为其属国。朝鲜秉持民族自尊心和与明国之间的邦交义气奋力抵抗。1636年12月14日，清国大军越过鸭绿江，攻向首都。仁祖和其大臣们南下江华岛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汉山城。当然，朝鲜是经不起清军的攻击，最终朝鲜国王出城投降。也就是说，韩国人这次讲述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其实无论直面恐惧或者直面耻辱，人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作为广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为爱子爱女的私家教材。因为对于国民而言，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炒股买卖，都可以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教训。

因为直面历史，直面耻辱，所以电影展现了很多“患难真理”，相当富有启发性。

朝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降？

很明显，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还有“与明国的邦交义气”。正如日本历史上政客处理“黑船来航”（美国的海军进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开放）一样，先摆出作战的准备再说，如果只是一味见到强大的敌人就投降，那么就会让民众对民族失去信仰，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让国家政府对世界失去信用。所谓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所以，一开始以和谈为名出使清军大营，实际窥探清军强弱虚实的吏曹判书（简称吏判，我理解应与吏部尚书相当，因朝鲜为明朝属国，而降低一级称呼）崔鸣吉，发现没有胜算：清军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十倍于己。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毕竟此时，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仅粮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残旧。而且之前也做过抵抗，不算是不战而败。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对，甚至有人主张要拿他的人头悬挂在墙上，稳定军心民心。

为什么忠臣良将俱在，却无法绝境反生？

处于优势，只需要谨慎，大致不会有岔子；但是处于败局，弱势，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断下跌，指数也在下跌。心里慌张，精神紧张，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似乎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指向毁灭或者生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对的”！的确，人类本身并无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判定谁输谁赢。

朝鲜君臣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个“奸臣”（回头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反思、检验中国历史），每个人都是殚精竭力，忠君爱国；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片中，主和派崔鸣吉的思路是对的，百姓有生机，国家有生机才重要。主战派的思路也是对的，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蛮夷的脚下。而且，主战派的战略和决策其实也没有“错”：一、虽然敌我悬殊，但是山城易守难攻，敌人也受苦寒影响；二、发现敌人虚弱的位置，准备突袭，向勤王军队表决心；三、发布檄文给勤王军队，里应外合，突破重围。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关键是“大势已去”？不是，历史上并不缺乏绝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胜强，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胜利。关键其实是“私利与公义的扭打”。比如说，朝鲜国王，他的利益难道就和国家捆绑？不是的，即使是一国之君。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袭”，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儿子去做人质换取和谈。至于大臣，领相（对应首相，宰相）也是忠心爱国，身先士卒。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坚持贵族的待遇，坚持贵族的尊严，更坚持传统的礼节，所以不愿意捐献出衣物给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袭也要鸣鼓而出兵。在国王宣布投降之后，礼判金尚宪最后以死表诚，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节。即便是从头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鸣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万古逆贼”，是他草拟的投降书（本来该有礼判金尚宪写，但是金拒绝），是他坚持的和谈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鸿章之于中国历史一样，难逃“卖国贼”之名。连名节都放弃，只有像司马迁那种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我们看不到他的“私利”，那毕竟也是放在现在来看，是他保留了朝鲜的生机血脉。放在历史上来看，真实的他，也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妻儿老小，自己的富贵荣华。更不要说那些勤王的军队，掌握救援大军的都元帅，竟然畏惧敌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现君王抗战决心，命令出击的文书），居然想出“杀了送信使者，当做没有收到檄文就好”的办法。与国家同命运的国家统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见，即便在危难关头，个人的存亡兴衰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始终是不一致的。追根到底，私利与公义在扭打，终究两败俱伤。

而所谓的“不一致”，关键是统治集团与百姓的利益本来就不一致。一开始，金尚宪要追上国王，靠一个老人带着过冰路。他问老人：清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为何没有随御驾一起走。带路的老人回答：虽然他们生性野蛮，但总不至于和糟老头一般见识吧。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金又问：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金转身就把老人杀了，没错，他很理性，很识大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后来，金让铁匠徐利铁替君王送檄文给勤王军，一开始就许诺：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地赏赐。徐却冷静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更不要说，领相出使清军大营，指责那个为清军翻译的朝鲜人：郑大人，我听说你祖上也是朝鲜人。结果对方反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所以，崔鸣吉和金尚宪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所领悟到的。国家利益捆绑的其实是百姓，但是朝鲜君臣却始终忽略了百姓。如果百姓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绝对不会背叛，因为国家灭亡，他们连磕头作揖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要实现新的路，就得改革。

要放开私利与公义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

究竟崔和金两人领悟出来的道理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最应该被称为历史罪人的，不是崔鸣吉，而是领相。明明守军无法御寒，连武器都拿不起来，身体没有能量如何抗敌杀敌？而他的观点是：收集宗亲和士大夫们的衣服，有损体统，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严，在这寒冷而孤独的城里百姓将失去依靠。没有军队保护，国家就完蛋了，还说这样的昏话，可想而知。作为军事指挥，他更是“不懂装懂，食古不化”。将领提醒他清军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虚实，风大得等待时机。他居然说：今天可是巫婆算出来的必胜吉日。还敲鼓进军。前军中了埋伏，被突袭，毫无生机，他居然还要把剩余的军队全部撒出去送死。过后，还把罪责推到领军将领上，导致他们一人受杖责，一人被砍头。昏庸无能不可怕，关键是食古不化，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相比之下，金尚宪懂得听取铁匠的意见：修改枪筒，提高攻击力；发送草袋，让守城将士保温。甚至最后还对铁匠委以重任，让他突出重围，去给勤王军队发送檄文。因为他听懂了关键，谁更有能耐，谁更聪明。肉食者鄙，统治者总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九死一生总结出来的，能一样吗？相反领相，不懂军事，却不听取军事统领的意见，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尽忠职守，越祸国殃民。

经此一事后，朝鲜君臣是否反生变革，我们不清楚，也无需过问，这毕竟是历史。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题很明确：处于劣势，要图存求生。改革要与民同心同利，发掘新生智慧和力量。这对于我们而言，也应该深有启发。

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学，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无信不立”“名义之辩”（片中被翻译为大义和名分，其实应该直接翻译“名”“义”）。17.11.10

都说今年是韩影小年，可再怎么样也不能如此惨淡吧，群咖大戏无一幸免地扑，一次次期待，一次次失望，砸得我都没脾气了。

来盘下最近两个月的“大戏”：《军舰岛》、《V.I.P.》、《出租车司机》、《杀人者的记忆法》、《牺牲复活者》、《大将金昌洙》…都是我超爱的男神们呐，却没一个能创造出我眼中的经典。一部《我能说》就够挂起来推好几遍的，可想而知今年有多惨淡，应该说是惨烈。

有了这么个背景，对《南汉山城》的期待感远不如之前几部强了，甚至有点不明所以的否定倾向，终于，感谢字幕组的无私贡献，等来了今年最后一根独苗。结果出人意料，很喜欢啊很喜欢！😍

循往例先说导演，黄东赫，知名度不算太高，没有金基德、朴赞郁、李沧东、罗泓轸那样个性化标签化，然而说起他的代表作几乎是无人不知，《熔炉》、《奇怪的她》，无论你是否喜爱韩影，但一定会听说过他的作品，并且为之鼓掌。就是这么一个导演！好吧，我至今想不明白这两部居然会出自同一导演之手，现在又多了部完全不同风格的《南汉山城》，有那么一霎的恍惚，史诗感、厚重感，拍得像林权泽的笔触，细腻微妙情感的掌控又有点儿李濬益的画风。敢于挑战不同类型，且很有想法的导演，实力自然不容置疑！该片将隐忍与克制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强行篡改历史，也没有鸡血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比较客观地还原了历史，正视了与强国之间的实力差异，可谓一股清流。（反例参见《代立军》）

再说演员，又一部男人群戏，讲真，看大咖们飙戏感觉超过瘾，尤其是韩国演艺圈这群让人爱得欲罢不能的大叔们，当之无愧的真男神，岂是区区流量小鲜肉可及。韩国人显然是很喜欢这种不均衡的搭配，近几年的大制作几乎都是男人群戏的版子，但即使再不均衡，也多少会插入一两个女性角色，像这部戏里完全没有旦角，仅靠一个女童就能成型的作品实在少见。看完并没有缺失感，说明大叔们的精湛演技笃定驾驭整部影片。

李秉宪、金允石、朴海日、高修、朴熙顺、赵宇镇，6个男人的大戏，狠狠惊艳了一把！李秉宪经历丑闻风波掉粉无数，可我想说，不管你们说他私生活有多混乱，甚至人品有多低劣，都不影响我喜欢他，因为他面对一切质疑，从来不回应，依然坚挺地演戏，我心目中的实力派就该是这样的，为他点赞，更为他对“演戏”这件事的执着点赞。金允石嘛，不在我的男神范围内，虽说是个正儿八经的影帝，可我总觉得他的表演过于单调，一味耍狠多少让人有些失望。仅个人喜好啦，勿喷！

关于这俩男主，有3场戏必须重点提及。

一是崔鸣吉劝王投诚，并谏王不要舍弃金尚宪这个忠臣时，王说：“爱卿也是寡人的忠臣”，此时注意李秉宪的表情！是痛心，是惋惜，又是无可奈何的抑郁，把撕心裂肺的疼痛强压在眼眶里，宁可忍受千古骂名也要保全王的性命，这一份坚贞，这一份忠义，这一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凛然，尽在这10秒之间，完全演技炸裂！

二是朝堂辩论，这场戏也是全片的高潮了。两位影帝表现相当出色，这并不是高谈阔论某个政见那么简单，而是把人物性格与信念融入到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里。在王面前表达的不是该怎么做，而是整个朝鲜王朝该何去何从。是和？是战？是跪着活？还是站着死？帽檐或许遮得住面部表情，却怎么也遮不住影帝们挥舞演技，情感总是最藏不住的。

三是金尚宪于炮火中救下小女孩，随后又向铁匠托孤时，金允石演得是很好的。一改往常狠厉的形象，也无之前朝堂辩论那场戏里的强硬执拗，转而化作源于内心深处的恻隐。我觉得这就是人物形象丰满之所在，哪怕他曾经毫不手软地杀了她爷爷，于她，他还是会怜悯。再恶的人也总会有善的一面。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恶之分。这场戏我觉得比最后金尚宪自尽更有看头。

这片最成功的地方是打破“非黑即白”的陈朽观念。何谓忠奸？主和派未必就是汉奸逆贼，斥合派也不见得就有多可歌可泣，两方甚至都是忠臣，只是政见不同理念不同而已。按现在的眼光去看，崔鸣吉的决策无疑是睿智的，当时的情形要是不投诚，整个朝鲜王朝分分钟被灭不是梦，天下再无“朝鲜”二字。可若投诚，大明与满人之间的混战尚不明朗，站错队也是会引发团灭的。另外，哪怕是个从属小国，可毕竟也是个王啊，让他给满人行三叩九拜之礼，王之颜面何在，国之威仪何在？这也是最矛盾纠结的地方，难抉择，难取舍，犹豫着，挣扎着。朴海日演的特别好，左右为难的困顿，他难掩悲怆与凄凉，一国之君被逼逃困入南汉山城，妻儿老小被扣押在江华岛做人质，面对齐刷刷跪在堂下的臣子，他想活，可他却不敢说出想活的话来，他是王，朝鲜需要他，百姓也需要他，该他死的时候又岂能独活？哎，看来任何位置都不是轻松的，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王位。

最可恨的是绝大多数臣子并不如崔鸣吉与金尚宪那般态度分明，说难听点就是墙头草，一会儿说支持把世子送出去给满人当人质，一会儿又说要砍下崔鸣吉的人头彰显崇明拥明之心，最后看情况不对马上甩锅说让王自己看着办，我勒个去，这些人才最该被砍头！也难怪王会感慨崔金二人才是忠臣！

话说该片今年入围青龙N个重量级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俩），最佳剧本，另外包括摄影、美术、配乐、照明等技术类奖项，咱们一起大胆预测下花落谁家吧。

另外，关于被困47天那段历史详情，可参考首篇长评，涨姿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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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一段关于影片中讲述的全然不同的关于李氏朝鲜在倭乱和胡乱中毫无抵抗能力的分析，颇有见地，在此分享下(￣∇￣)

“当时的朝鲜，也不是我们想象里的奉明正朔五百年的小中华儒教国家。其实，朝鲜是一个贵族合议制国家，朝鲜政府是以血统的高低贵贱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儒家文化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有其名而无其实，血统不够高贵，没有资格参与读书科举，出身不够特别高贵，没有资格去考高级官员。而没有出身的贱民，就如影片里的清军翻译郑命寿，对朝鲜大臣指责其祖上是朝鲜人的回应。郑翻译回答的是：“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其实这才是朝鲜真正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朝鲜作为一个由大小土地贵族把持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国内有近一半人口属于奴隶，国家有专门负责维护政府机构的国营奴隶。随着小土地持有者下层良人阶层的逐渐解体，在17世纪初，朝鲜这个国家有八成以上的人属于贱籍，即满洲军队翻译官的朝鲜出身。

在朝鲜“人”眼里，郑翻译这种人，被特意制定了从母法，该项法规制定的也不是父母是奴隶，子女就是奴隶，而是母亲一方是奴隶，子女才是奴隶，其理由很简单也很直白——知母不知父，禽兽之道也。人之所以比畜生高贵，是因为知道自己爹妈是谁，朝鲜的“人”在法律上规定了朝鲜贱民与牛马鸡犬等同。所以说影片里郑大人事实上不应该知道谁是自己的便宜爹。当满洲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郑大人这样的人形牲畜，占了朝鲜总人口的80%以上。

而身为蛮夷出现的满洲军队，在当时因与明军长期拉锯作战中损耗极大，在人力物力上严重匮乏，因此在人力使用上有才便用，不看民族也不看出身，并没有朝鲜人这种根深蒂固的血脉观念。朝鲜君臣眼里的人形牲畜郑命寿，在投奔满洲，作为郑大人回国后，在地位上反而比朝鲜的所谓高等贵族要高其一等。

战乱爆发之时，朝鲜“人”并未真心抵抗过——“今者两班千百，而为兵者一二；民丁数十，而为兵者仅一二”，朝鲜的贵种们并不愿意当兵，自然也不会拿下层贱民的畜生命去当人命来看，这才是朝鲜倭乱、胡乱之中迅速败亡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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