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路微尘

对我来说他不只是一部反映疫情时代的电影，更是一部讲述世道再坏，人心再炎凉，我们依然可以保有善意的电影。 片中窄哥一次次的包庇、原谅了 Candy，旁人看来或许为他不值，但是电影也带我们从另外的角度看到生活的不易，和 Candy 企图变好的可能。 窄哥的妈妈想用电饭锅蒸口罩重复使用，路上的一对爸妈见孩子口罩掉地上脏了随即扔掉换新的，片中不时提到有人能出国移民，而窄哥和 Candy 却只能坐困愁城，两相对比之下讽刺的意味呼之欲出，同时也开启了窄哥对 Candy 的恻隐之心。

复返工作的Candy，不只积极勤快，连先前偷窃的恶习也暂且断掉，然而女儿贪玩最终酿成窄哥公司倒闭，是她始料未及之事。 电影选择在窄哥欲向Candy告白之际，插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不只让两人错愕，观众也稍嫌错愕。 错愕的并非导演赫然打断了可能浪漫的场景（姑且不论 Candy 的答案是 Yes 或 No），而将剧情往消沉的方向去，而是之后 Candy 可以解释，却选择仅以对不起表达歉意。

犹记Candy 因偷客人口罩被窄哥质问时，她尚且理直气壮地说：

「难道不用养小孩，不用过生活啊？」

但这次用了假的清洁剂导致窄哥要上法院，她自知理亏，当然无理再替自己做任何辩驳，她不想已经在往好的方向（捡到金表本想藏起后又归还给业主）去的自己，又有其他污点，导致窄哥失望看轻自己，是故她不再做任何澄清，也不要窄哥因为同情或是爱，再给自己第二次机会。

要到窄哥无意碰到带着细朱在网咖上班的 Candy，终于寻得当时的真相，误会冰释了，两人也终于能再向前行了！ 此时窄哥对 Candy 说的台词，无疑相当有力道而打动人心：

「我们都是一粒微尘，或许上帝看不见，不过没关系，我们看得见彼此就好了！」

用微尘来比喻两人无疑是贴切的，失去母亲的窄哥，和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的 Candy，努力的在城市的一隅安家，奋力地挣钱却终究被现实消磨了斗志，但由于双方的互相看见，或是窄哥理解 Candy 的生活之难和有心向上，或是 Candy 安慰了窄哥的丧母之痛，那种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的情感，已超越了单纯的男女之情，更呼应了另外一部电影《幸运是我》的台词：

「做人不就是你帮帮我，我帮帮你吗？ ！」

两人互相帮忙的过程，电影以不说教的口吻，不煽情的叙事娓娓到来，将这个大疫情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说的层次分明，打动人心。 都是初次入围金马奖的男女主角张继聪、袁澧林，确实展现了绝佳的默契和扎实的表演功力，入围实至名归。 初始被导演认为不够自信，有些紧张的袁澧林，导演尝试将她的紧张性格放入电影，加上袁对角色本身思考的透彻，反而逐步看到她的进步和投入。 片中我们看到她的表演犹如倒吃甘蔗，悍中带柔，能收能放，入围金马影后已是最好的肯定。

男主角张继聪过往多以甘草人物的喜剧演出为大家所熟知，但《窄路微尘》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张继聪， 人家常说一个好演员一生总要碰到一个好角色，片中的窄哥无疑就是让张继聪发光发热的角色！ 他不仅要演得非常收，喜怒要收，哀伤要收，更要演绎出表面平静无波底下的暗潮汹涌，张继聪透过自身的演技修为，让我们对角色从同情、同理衍生成尊重和敬佩，无论从演员自身的突破、与角色的贴合度和引领对手入戏这一方面，他都值得一座金马影帝宝座！

“香港正在死去。”从修例风波到新法颁布再到瘟疫笼罩，这一句本显悲观的宣言似乎也确实道出了几年来这座城市的处境。

结合社会现实谈及近年底层人文关怀视角的港产片，可大致勾勒出一条表达演化的脉络:《麦路人》有着扎实的现实事件背景做支撑，却因受制于商业化的诉求和明星加盟后在人物塑造上的巨大限制而成为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置身时代漩涡中心的《浊水漂流》则在极大的勾连历史隐痛和世代伤痕的群像野心中走向了一条充满愤怒和绝望且高度符号化的叙事道路，有意地切合了彼时港人的真实情绪；而这部《窄路微尘》更像是在写一场风暴过后，断壁残垣中别无选择的凡人们平庸而困苦地继续生活。它有着可贵的质朴，也因质朴而令人动容。毕竟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一样别无选择。

电影中将张继聪饰演的男主角“窄哥”的职业设定为一家小型保洁行的老板，这在传统的底层人设中显得十分常规，但对于创作者构筑的“尘埃”叙事却很有价值。以清洁除尘谋生的人，在日益狭窄的社会处境里正逐渐沦为尘埃本身——面临不断下落，直至被彻底清除的命运。这一过程是缓慢的，如钝刀割肉般残忍。片中以一场主角二人清扫“孤独死”老人房屋的戏，将命若尘土的悲怆感举重若轻地托出，又在台词中直指“我们就是两粒灰尘”。

许多评论指出，后半段由女主间接造成的，导致男主角命运又一次恶化的那个转折在整个剧作里略显突兀，与整体的写实基调不搭。但事实上电影并未将描述现实的核心放在这一转折上，而是强化在疫情背景下，底层社会生活的容错空间被极端压缩，生存环境的恶化变得更加轻易。对比同为讲述疫情中阶层跌落的《瀑布》，本片在这方面的表达更加真实和残酷。

与这种以“微尘”的被清扫隐喻阶层跌落现状相对的，是片中对于“窄”这一概念的出色化用。无论是被防护塑料布严谨区隔的清洁区域，还是车内的拥挤空间，亦或者是男主同母亲栖居的方寸公寓、无窗廉租房的狭窄走廊、女主角和女儿暂时定居的宾馆房间，乃至人物直接行走的街道，电影用大量的暖光基调的摄影和封闭构图，剑走偏锋地拍出了故事发生的一切城市空间的逼仄感，林立的高低楼宇，将苦难中的人们牢牢困住，仅有一场戏里采用了相对开阔的视野，即两位主角在露台上张望夜色中繁华的香港。这样的处理一方面凸显了环境对人的逼迫，也使得压抑环境中体现出人际之间相勾连、相扶持的微弱暖意显得更加动人。

谈到人物关系方面，本片虽然采用了常见的“临时家庭”式的人物设置，却并未落入煽情的窠臼。无论是男女主之间似有若无的挂念与羁绊、还是两对母子（女）亲情关系的刻画，都隐而不发，恰如其分地渗在艰难日常的缝隙里。

如今的香港正在经历又一场移民离港的浪潮，巨浪之下被留在原地的，是那些怀着故土情结、不愿离开的老人们和生活拮据而不能离开的底层人们。片中借女儿阿朱之口讲“是取了英文名就能去外国生活吗”，将这难言的苦涩溶解在稚嫩童言里。而在如此灰色的故事基调（也是城市的真实氛围）下，它仍以最质朴的语气传递良善与道德，在这一方面甚至因过于朴素而不像这个时代的产物。“個世界閪唔等於要做閪人。”可正是因为时代崩坏，才需要重申那些被讲过一万遍的简单真理。窄路微尘，或许亦有微光。温和地下落，但至少温和。

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2月9日公布提名名单，继早前荣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两大奖项之后，由新晋导演林森执导的《窄路微尘》再获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在内共10项提名。

对于资金和人力并不充裕的《窄路微尘》来说，如此亮眼的成绩正正说明了不少观众、影评人甚或香港电影工业都能从这部以隔离时期清洁工为主的社会议题电影中得到对疫下揾食艰难「感同身受」的强烈共鸣。

《窄路微尘》是林森首部个人长片作品，基层出身的他在短片时期已经拍摄过很多毫不起眼的底层小人物，如纪录保留皇后码头抗争的《人在皇后》；活化工厦政策下少女坚持梦想的《绿洲》；围绕茶餐厅老板、侍应和警察的《仇》。

2017年，林森自香港演艺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参加了首届「mm2新晋导演计划」，如愿得到执导第一部电影的机会。一开始撰写剧本大纲时，林森和合作多年的伙伴编剧钟柱峰已经敲定要说一个关于清洁工的故事，暂名为《窄哥》。

直到2020年因应疫情变化，遂修改为现时《窄路微尘》的剧本。故事围绕独自经营清洁公司的窄哥（张继聪）与单身妈妈Candy （袁澧林）的相知相遇，刻画出小人物如何在疫症爆发、社会萧条的时代困境挣扎求存。

《窄路微尘》拥有一种与「侦探电影」相近的特质，当然电影並沒有任何悬疑、凶杀暴力、奇情等刺激性剧情，而是指主人公都对需要与各类物件打交道的「工作」有种异乎寻常的专注，这在香港电影近几年反映社会底层人文关怀的影视作品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男主角窄哥在疫情期间经营一家小型清洁公司，专门为公众场所和私人物业提供消毒打扫服务。影片一开场，只见全副装备的窄哥独自一人在深夜已关门的餐厅里喷洒消毒药水、擦拭门窗和桌椅，昏黄的灯光、烟雾弥漫的慢镜头，搭配悠扬的音乐，只在电影里呈现和感受的浪漫感油然而生。

与一般人对疫情之下做清洁很吃香的看法截然不同，窄哥虽然工作量增加，但实际利润不高，公司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生活艰难，窄哥对清洁工作仍然抱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有时甚至超越了纯粹赚钱维持生计的程度。

疫情肆虐久未消散，香港过去自由流动的人际关系因为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政策和措施而变得疏远与僵化。人们被迫佩戴口罩交流，保持一定社交距离，出门常备酒精搓手液，借助电脑、平板和手机等通讯设备的线上工作与学习取代了有着传播病毒风险的面对面交谈。大量无生命的物件占据了人与人之间这段因疫症被迫延长的「距离／鸿沟」。

如果说侦探在触摸、端详证物的过程中反复推理（或被之误导干扰），追查案件的真相，那么窄哥则是透过专注于清洁工作，透过仔细使用、反覆擦拭、整理手上及眼前的不同物件，在严重缺乏人际交流的情况下，逐渐建立起对百业萧条的疫下香港的认知和感受，并在其中探寻和调整属于自己人生的路向。

因此，工作实则是人物为了回应荒凉惨淡的世道与生离死别，以及对疫情不知何时结束的恐惧而必须采取的「行动」（之一）。电影中有一场戏是镜头从清洁车内呈现昔日人山人海，但在隔离期间相当冷清的街道，许多店铺入不敷出，最后无奈倒闭。

而与市面一片停滞、无事可做的社会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人物们为谋生计四处奔波，不停找工作、坐车往返不同地点开工，经由持续不断的行动一步步积累建构起来的，川流不息的生命能量。

性格活泼的单亲妈妈Candy有着与基层身份不搭调的闪亮日系打扮，独力抚养七岁的女儿细朱（董安娜），经济拮据，应征当窄哥公司的兼职清洁工，难得获得工作机会，虽然她很勤奋，却因为一次手脚不干净被窄哥斥责「世界很糟糕，也不等于要做坏人」（個世界閪，唔等於要做閪人）。

尽管如此，导演林森并没有搬出最严厉的道德规范批判或否定Candy的偷窃习惯，因为不同于老实巴交的窄哥通过勤劳工作摸索克服逆境的方向，灵活变通的Candy自有她应对困难的一套独特方法，行动不应分好坏。于是我们能看到Candy以各种投机取巧的方式赚取生活费，例如在网上兜售假的有味内裤。

林森尝试引起我们思考的是，Candy为什么会这样做，正如他接受专访时表示，「是谁令她走到这一步的，她是否真的有选择呢？」戏中Candy家里口罩紧缺，但又买不起炒价口罩，为了女儿的健康着想，迫于无奈才在客人堆积如山的存货里偷了两盒。

窄哥看见路上的一对爸妈见孩子口罩掉地上脏了随即扔掉换新的，这才理解Candy迫不得已的行为：对比别人家不愁吃穿的物质富裕，手头拮据的Candy却仍要为两盒口罩绞尽脑汁（导演用另一个镜头告诉我们，窄哥的母亲同样因为贫穷只能使用被反复晾晒和蒸过的口罩），偷窃／欺骗是她在杯水车薪的清洁工作之外，想在经济不景气的疫下香港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行动）。

《窄路微尘》对清洁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描绘，林森团队事前做了不少资料搜集，从清洁工的技术、器材、术语，到实际工作时的步骤细则等生存状态都有深入了解。他们发现很多小型清洁公司都会因应工作规模再请兼职，不少清洁用品也会（像戏中那样）放在办公室。

在年龄方面，与印象中只有老年人才会干清洁不同，很多身壮力健的年轻人也不怕辛苦肯入行。其间他们发现了一间清洁公司的老板「是四五十岁的男人，请了一位女士合伙，女士又会在办公室煮饭给男士，女士又会自发接order外出工作。」林森和编剧觉得挺有趣，便成为戏中窄哥和Candy的雏形。

正因为事先进行了详尽周密的资料搜集，导演和编剧对戏中角色的塑造才能如此准确和贴地。窄哥和Candy一丝不苟地做着消毒清洁，通过对工作、对行动的全身心投入，抵抗疫情时代的停顿与虚无状态。

人物置于画面显眼处的「动能」，与环境／世界的「静态」之间深藏不露的影像张力，贯通了人物与环境、与世界的联系，形式上不再受制于单一封闭的情境，令电影拥有相对丰富的层次感。

而在窄哥和Candy清理离世独居老人房间一幕里，电影将疫下普通人挣扎求存的复杂情绪和心理浓缩为一张残留着尸体腐臭的床单：不断的工作／行动不单单是让人物在陷入全面停滞的疫下确立存在之意义，更是在对抗随时来袭的死亡焦虑。

此外，窄哥面对母亲的骤然离世，纵使遗憾与她相处的时间不够多，但正如窄哥的做人原则「弄脏了便需要清洁」，勤勤恳恳地工作是他平复悲伤的最佳途径。

林森在戏中以不故作煽情、温柔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社会底层的灰色地带、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也相信世间有童话、好人好事。他创作了一个疫境下小人物相互扶持的感人故事。

尽管窄哥多次被Candy拖累，最后一次更是因为Candy背地里使用不合规格的清洁剂，间接令窄哥公司倒闭和惹上官非，但窄哥仍然选择原谅她。林森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窄哥的角色设定是小时候喜欢看日漫，是有着童真世界观的好人。

窄哥的「圣人」性格也被不少观众质疑不够真实，林森则承认不想将主角描绘得太惨，让丑恶的事留在现实，「起码有一些欢乐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顾，或者纯粹互相扶大家一把，起码在风急浪高的时间下，都有嘢可以依靠」。

戏中人物遭遇的困境与挫折相信是基于现实，而以不那么悲惨，甚或带点乐观的方式描写他们在疫情下艰苦的生活，相互关心支持，无疑属于导演个人的选择。

林森不像肯洛奇那样为控诉社会制度的荒谬，毫不留情地刻画小人物的贫穷和绝路，亦不似李骏硕在《浊水漂流》里表达出对社会不公义的熊熊怒火。导演的善良让他镜头里的人物在面对困境时始终抱着「生活再怎么不堪，也得怀着积极正面的心境坚持下去」的信念，本来无可厚非。

但当公司因负债累累而倒闭，窄哥只能忍痛放弃坚持许久的清洁工作，从持续的运动状态停顿下来（与周遭环境同频率）的人物们却仿佛集体患上了道德洁癖。

电影前半段在对社会阴暗一面、道德困境的如实呈现，与逆境中流露的人性微光之间努力维持的微妙平衡，却在后半部分被导演想要为人物行为「纠错」的意图给破坏了。

虽然可以理解林森坚持人心向善的创作理念，但当窄哥在网吧重遇正在打工的Candy，却差点因为客人的龌蹉举动而大打出手，窄哥本意善良的行为难道就不会连累Candy丢掉工作吗？

而且，由于导演为窄哥安排的人设是绝世好男人，是往昔粤语长片里吴楚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于现代语境的重新演绎，几乎没有任何道德污点；为生活不惜偷窃取巧的Candy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不洁之人，是亟需被窄哥的言传身教所「救赎」（教化）的被动角色。

故此，我们在戏中最常听到的就是Candy不断向窄哥说「对不起」，窄哥总是以宽容的心态一次次原谅Candy犯下的过错。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前半段仍能透过人物对工作／行动的专注予以消解与抑制，然而在失去了清洁工作代表的「动能」之后，导演给闲下来的窄哥安排的任务就是纠正Candy和她女儿的错误。两人的误会到最后终归是要解开的，需要承担责任的从头到尾都只是Candy一方。

过分「干净」的画面，以及为了让男女主角冰释前嫌、表达中心思想（成为能看见彼此的微尘）而稍显生硬，不够自然的剧情和台词设置极大影响了我对电影后半部分的观感。

幸好最后一镜，虽然已经离开清洁行业，成为走走停停的休闲保安，但窄哥仍然「路见不平」，独自一人做着不属于工作范围的事情：拿着拖把清理地上污迹，重新燃起对清洁工作／行动的热情与专注，藉由与物件的接触，再次去认识、探索这个世界，与电影开场构成巧妙呼应。

诚然，经历疫情肆虐、移民潮等阵痛过后的新香港或许再也不需要兢兢业业的清洁工去清理这几年甚至更长时期残留的尸骸与污迹，这些人在新香港「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下只需要做负责维持秩序的商场保安，或者是跟客人说谢谢的奶茶妹。

与此同时，又总是有些像窄哥那样的人，多年如一日秉持着「专业主义」的人生信条，哪里脏了就该去清理。

林森导演以窄哥微尘般的善意、窄哥和Candy的相知相伴（却没有流于庸俗爱情），不紧不慢地述说着残酷肮脏的现实生活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或早就被人遗忘、抛弃的「善良」与「真诚」，在如今普遍心态烦躁，容易愤怒的香港社会尤为难得，令人肃然起敬。

本文首发于「虹膜」

整部戏好舒服主打的其实一直系一种善良。世界很坏但不代表你要做一个坏人，好喜欢这部戏细节噶处理，尤其系窄哥对善良的彻底失望到拾回的处理，在窄哥与女主分裂前的崩溃，我们可以看到讨论区窄哥有一张同一个男人的合照，到特写办公桌上同样有一张同样的合照，由此其实我们可以理解窄哥应该已经被朋友背叛过一次，亦解释到前面情节为什么窄哥宁愿没了生意也不愿意骗人

后续窄哥摧毁了整个办公室，到后续宝贝车又再坏掉，这辆车从验车师傅口中的车况也了解到其实窄哥一直有好好维护不舍得卖掉，但这一刻的男主觉得即使你多么努力去善意维护信任理解一样东西到头来她甚至只会带给你麻烦，同时特写贴纸也寓意男主彻底放弃了善良和女主

后续的重遇后，开始了一场追逐场面，最终男女主角停在桥上，桥其实是两个地方之间联系的工具，也正正代表男女主角重新达成了沟通解开误会，后续法官的宣判男主不需要坐牢以及车换来的金钱足够给清罚款，导演其实在告诉大家其实保持善意老天并不会将你赶绝，最终男主将当初贩卖善良获得的金钱重新再给回女主，也正正寓意着男主重新找回了善良和信任，另外好想分享呢套戏美术指导对于女主造型的解释，好多影迷会觉得女主明明家庭困难为什么还能一直做不同造型，美术指导的解释系，首先她想摆脱戏剧里大家对底层的看法一定就是穿着朴素黑压压的没精神面貌的，但实际并不一定真实的底层也会装扮也会有精神的，而且香港有一个地方叫美姿里面很多的古着低至10元一件的都有，美姿本身也是很多戏剧美术指导造型师会逛的地方因为便宜好看，只要有品位是能配搭出造型的，所以女主作为一个年轻女生会装扮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女主其实有好多化妆品是偷窃的，所以在剧情上还是合理的，而且美指也希望女主的色彩，给男主的灰色世界带来彩色

转载自：虹膜

原创作者：Landy，2023-02-17 20:42 发表于吉林

过去的一年中，香港电影最大的黑马，就是它了——

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2月9日公布提名名单，继早前荣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两大奖项之后，由新晋导演林森执导的《窄路微尘》，再获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在内共10项提名。

《窄路微尘》

对于资金和人力并不充裕的《窄路微尘》来说，如此亮眼的成绩正正说明了不少观众、影评人甚或香港电影工业都能从这部以隔离时期清洁工为主的社会议题电影中得到对疫下揾食艰难「感同身受」的强烈共鸣。

《窄路微尘》是林森首部个人长片作品，基层出身的他在短片时期已经拍摄过很多毫不起眼的底层小人物，如纪录保留皇后码头抗争的《人在皇后》；活化工厦政策下少女坚持梦想的《绿洲》；围绕茶餐厅老板、侍应和警察的《仇》。

2017年，林森自香港演艺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参加了首届「mm2新晋导演计划」，如愿得到执导第一部电影的机会。一开始撰写剧本大纲时，林森和合作多年的伙伴编剧钟柱峰已经敲定要说一个关于清洁工的故事，暂名为《窄哥》。

直到2020年因应疫情变化，遂修改为现时《窄路微尘》的剧本。故事围绕独自经营清洁公司的窄哥（张继聪）与单身妈妈Candy （袁澧林）的相知相遇，刻画出小人物如何在疫症爆发、社会萧条的时代困境挣扎求存。

《窄路微尘》拥有一种与「侦探电影」相近的特质，当然电影並沒有任何悬疑、凶杀暴力、奇情等刺激性剧情，而是指主人公都对需要与各类物件打交道的「工作」有种异乎寻常的专注，这在香港电影近几年反映社会底层人文关怀的影视作品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男主角窄哥在疫情期间经营一家小型清洁公司，专门为公众场所和私人物业提供消毒打扫服务。影片一开场，只见全副装备的窄哥独自一人在深夜已关门的餐厅里喷洒消毒药水、擦拭门窗和桌椅，昏黄的灯光、烟雾弥漫的慢镜头，搭配悠扬的音乐，只在电影里呈现和感受的浪漫感油然而生。

与一般人对疫情之下做清洁很吃香的看法截然不同，窄哥虽然工作量增加，但实际利润不高，公司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生活艰难，窄哥对清洁工作仍然抱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有时甚至超越了纯粹赚钱维持生计的程度。

疫情肆虐久未消散，香港过去自由流动的人际关系因为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政策和措施而变得疏远与僵化。人们被迫佩戴口罩交流，保持一定社交距离，出门常备酒精搓手液，借助电脑、平板和手机等通讯设备的线上工作与学习取代了有着传播病毒风险的面对面交谈。大量无生命的物件占据了人与人之间这段因疫症被迫延长的「距离／鸿沟」。

如果说侦探在触摸、端详证物的过程中反复推理（或被之误导干扰），追查案件的真相，那么窄哥则是透过专注于清洁工作，透过仔细使用、反覆擦拭、整理手上及眼前的不同物件，在严重缺乏人际交流的情况下，逐渐建立起对百业萧条的疫下香港的认知和感受，并在其中探寻和调整属于自己人生的路向。

因此，工作实则是人物为了回应荒凉惨淡的世道与生离死别，以及对疫情不知何时结束的恐惧而必须采取的「行动」（之一）。电影中有一场戏是镜头从清洁车内呈现昔日人山人海，但在隔离期间相当冷清的街道，许多店铺入不敷出，最后无奈倒闭。

而与市面一片停滞、无事可做的社会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人物们为谋生计四处奔波，不停找工作、坐车往返不同地点开工，经由持续不断的行动一步步积累建构起来的，川流不息的生命能量。

性格活泼的单亲妈妈Candy有着与基层身份不搭调的闪亮日系打扮，独力抚养七岁的女儿细朱（董安娜），经济拮据，应征当窄哥公司的兼职清洁工，难得获得工作机会，虽然她很勤奋，却因为一次手脚不干净被窄哥斥责「世界很糟糕，也不等于要做坏人」（個世界閪，唔等於要做閪人）。

尽管如此，导演林森并没有搬出最严厉的道德规范批判或否定Candy的偷窃习惯，因为不同于老实巴交的窄哥通过勤劳工作摸索克服逆境的方向，灵活变通的Candy自有她应对困难的一套独特方法，行动不应分好坏。于是我们能看到Candy以各种投机取巧的方式赚取生活费，例如在网上兜售假的有味内裤。

林森尝试引起我们思考的是，Candy为什么会这样做，正如他接受专访时表示，「是谁令她走到这一步的，她是否真的有选择呢？」戏中Candy家里口罩紧缺，但又买不起炒价口罩，为了女儿的健康着想，迫于无奈才在客人堆积如山的存货里偷了两盒。

窄哥看见路上的一对爸妈见孩子口罩掉地上脏了随即扔掉换新的，这才理解Candy迫不得已的行为：对比别人家不愁吃穿的物质富裕，手头拮据的Candy却仍要为两盒口罩绞尽脑汁（导演用另一个镜头告诉我们，窄哥的母亲同样因为贫穷只能使用被反复晾晒和蒸过的口罩），偷窃／欺骗是她在杯水车薪的清洁工作之外，想在经济不景气的疫下香港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行动）。

《窄路微尘》对清洁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描绘，林森团队事前做了不少资料搜集，从清洁工的技术、器材、术语，到实际工作时的步骤细则等生存状态都有深入了解。他们发现很多小型清洁公司都会因应工作规模再请兼职，不少清洁用品也会（像戏中那样）放在办公室。

在年龄方面，与印象中只有老年人才会干清洁不同，很多身壮力健的年轻人也不怕辛苦肯入行。其间他们发现了一间清洁公司的老板「是四五十岁的男人，请了一位女士合伙，女士又会在办公室煮饭给男士，女士又会自发接order外出工作。」林森和编剧觉得挺有趣，便成为戏中窄哥和Candy的雏形。

正因为事先进行了详尽周密的资料搜集，导演和编剧对戏中角色的塑造才能如此准确和贴地。窄哥和Candy一丝不苟地做着消毒清洁，通过对工作、对行动的全身心投入，抵抗疫情时代的停顿与虚无状态。

人物置于画面显眼处的「动能」，与环境／世界的「静态」之间深藏不露的影像张力，贯通了人物与环境、与世界的联系，形式上不再受制于单一封闭的情境，令电影拥有相对丰富的层次感。

而在窄哥和Candy清理离世独居老人房间一幕里，电影将疫下普通人挣扎求存的复杂情绪和心理浓缩为一张残留着尸体腐臭的床单：不断的工作／行动不单单是让人物在陷入全面停滞的疫下确立存在之意义，更是在对抗随时来袭的死亡焦虑。

此外，窄哥面对母亲的骤然离世，纵使遗憾与她相处的时间不够多，但正如窄哥的做人原则「弄脏了便需要清洁」，勤勤恳恳地工作是他平复悲伤的最佳途径。

林森在戏中以不故作煽情、温柔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社会底层的灰色地带、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也相信世间有童话、好人好事。他创作了一个疫境下小人物相互扶持的感人故事。

尽管窄哥多次被Candy拖累，最后一次更是因为Candy背地里使用不合规格的清洁剂，间接令窄哥公司倒闭和惹上官非，但窄哥仍然选择原谅她。林森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窄哥的角色设定是小时候喜欢看日漫，是有着童真世界观的好人。

窄哥的「圣人」性格也被不少观众质疑不够真实，林森则承认不想将主角描绘得太惨，让丑恶的事留在现实，「起码有一些欢乐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顾，或者纯粹互相扶大家一把，起码在风急浪高的时间下，都有嘢可以依靠」。

戏中人物遭遇的困境与挫折相信是基于现实，而以不那么悲惨，甚或带点乐观的方式描写他们在疫情下艰苦的生活，相互关心支持，无疑属于导演个人的选择。

林森不像肯洛奇那样为控诉社会制度的荒谬，毫不留情地刻画小人物的贫穷和绝路，亦不似李骏硕在《浊水漂流》里表达出对社会不公义的熊熊怒火。导演的善良让他镜头里的人物在面对困境时始终抱着「生活再怎么不堪，也得怀着积极正面的心境坚持下去」的信念，本来无可厚非。

但当公司因负债累累而倒闭，窄哥只能忍痛放弃坚持许久的清洁工作，从持续的运动状态停顿下来（与周遭环境同频率）的人物们却仿佛集体患上了道德洁癖。

电影前半段在对社会阴暗一面、道德困境的如实呈现，与逆境中流露的人性微光之间努力维持的微妙平衡，却在后半部分被导演想要为人物行为「纠错」的意图给破坏了。

虽然可以理解林森坚持人心向善的创作理念，但当窄哥在网吧重遇正在打工的Candy，却差点因为客人的龌蹉举动而大打出手，窄哥本意善良的行为难道就不会连累Candy丢掉工作吗？

而且，由于导演为窄哥安排的人设是绝世好男人，是往昔粤语长片里吴楚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于现代语境的重新演绎，几乎没有任何道德污点；为生活不惜偷窃取巧的Candy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不洁之人，是亟需被窄哥的言传身教所「救赎」（教化）的被动角色。

故此，我们在戏中最常听到的就是Candy不断向窄哥说「对不起」，窄哥总是以宽容的心态一次次原谅Candy犯下的过错。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前半段仍能透过人物对工作／行动的专注予以消解与抑制，然而在失去了清洁工作代表的「动能」之后，导演给闲下来的窄哥安排的任务就是纠正Candy和她女儿的错误。两人的误会到最后终归是要解开的，需要承担责任的从头到尾都只是Candy一方。

过分「干净」的画面，以及为了让男女主角冰释前嫌、表达中心思想（成为能看见彼此的微尘）而稍显生硬，不够自然的剧情和台词设置极大影响了我对电影后半部分的观感。

幸好最后一镜，虽然已经离开清洁行业，成为走走停停的休闲保安，但窄哥仍然「路见不平」，独自一人做着不属于工作范围的事情：拿着拖把清理地上污迹，重新燃起对清洁工作／行动的热情与专注，藉由与物件的接触，再次去认识、探索这个世界，与电影开场构成巧妙呼应。

诚然，经历疫情肆虐、移民潮等阵痛过后的新香港或许再也不需要兢兢业业的清洁工去清理这几年甚至更长时期残留的尸骸与污迹，这些人在新香港「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下只需要做负责维持秩序的商场保安，或者是跟客人说谢谢的奶茶妹。

与此同时，又总是有些像窄哥那样的人，多年如一日秉持着「专业主义」的人生信条，哪里脏了就该去清理。

林森导演以窄哥微尘般的善意、窄哥和Candy的相知相伴（却没有流于庸俗爱情），不紧不慢地述说着残酷肮脏的现实生活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或早就被人遗忘、抛弃的「善良」与「真诚」，在如今普遍心态烦躁，容易愤怒的香港社会尤为难得，令人肃然起敬。

（转载自：虹膜。原创作者：Landy，2023-02-17 20:42 发表于吉林）

张继聪和袁澧林饰演的男女主都是在底层生活的小市民，感觉都不如一个正常上班的打工仔。 张继聪这个角色太“好”了，第一次对袁澧林失望后因为看到一家三口那幕而选择原谅，第二次失望后因为细朱而原谅，他一直在原谅和付出。 袁澧林这个角色太“坏”了，从第一次的口罩，到手表，到消毒剂，她每次都在看似悔改的档口做错事，作为一名单亲妈妈来说，她为了生存为了女儿愿意去干一些苦活累活，但是又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直到最后，看到细朱学她，才终于良心发现。 整部电影前半段不错，两个孤独的尘埃互相靠近，相识相知，好好发展，大团圆多好呀，非要搞成这样，何必那。 两个角色的性格可以说是正反面，在几件事的处理上也是天差地别，我感觉这也是本片的一个主旨，在这个社会上，像主角这样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市民，在一些事情上到底该如何去做？是见得人拜得神还是抱怨？ 本片整体画风还蛮喜欢的，两个主角也都是喜欢的演员，乐坛叛徒越来越有魅力了那，袁澧林演技也不错，演出了一个自己都没活明白的单亲妈妈的感觉，就像刘德华在金像奖颁奖时说的，你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