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这是我第一次写影评，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

相信大多数观众都不喜欢纪录片，尤其是这种叙事叙人结构的电影。但这部电影值得大多数观众去影院仔细观看，细细聆听老奶奶们叙说过去残酷的现实。但内容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沉重，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坦然面对今后的生活。郭柯导演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镜头安静却有力量，提醒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遗忘这些曾遭遇残酷迫害的慰安妇们，这些慈祥的老奶奶们。

看到某些键盘侠，连电影都没看，就直接批评电影质量不高，搏取同情，揭露伤疤。如果中国人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历史，怎不被后人取笑，被世人取笑。何况慰安妇事件，中国人和韩国人是最大受害者，应该唤醒大家的关注，不应该让她们感到孤单和寂寞。因为有我们，今后要让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首先不能遗忘！

尊重电影，走进影院！！

采访|袁贻辰　编辑|丛玉华

这是冰点特稿第1064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26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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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或需要转载请点击

这是我的同事，本文作者写作此篇的感想，经允许转发朋友圈：

专访一年前和郭导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理解这段克制内敛的拍摄日常，我心里会嘀咕，采访拍摄慰安妇，不就是应该记录那段过去，像一段历史橱窗一样保留下来吗？

一年后，片子走完了电影节，经历了众筹，好事多磨终于眼看就要上映，再去聊这段故事，时间拉近了距离，也稀释了隔离感，慰安妇的痕迹越来越淡，亲切的老人形象越来越凸显，大起大落的历史被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所涵盖：活着。

在我们的设想里她们一生都被苦与暗所笼罩，但事实可能是跨越七十余年对甜和光的追寻，用一双有温度的眼睛去看，会被大量琐碎的采访细节感动，会被一部“一点儿也不精彩”的纪录片惹得掉泪

很希望能为这部片子做点什么，下个月十八号上映，一定会再去支持。希望此刻看到文章和这段漫长无比转发词的你们，也能走进影院，去静静凝视那群陌生又熟悉的，奶奶。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三位老人在一起

原文如下（ 全文共8792字，阅读大概需要16分钟）：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镜头里的这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老人。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擅长拍摄“剧情跌宕起伏”的导演，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故事冲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沉默、平静、琐碎的日常被装进了片子。镜头扫过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时光不断流逝。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挂在当时89岁的林爱兰的房间里，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这名慰安妇老人用各式各样的刀隔绝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体报道：林爱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抓进慰安所被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几十年后的今天，林爱兰被仇恨笼罩，她做梦都在“砍日本鬼子”，家里挂满的刀则是准备用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

　　导演郭柯找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她却一个礼拜不换衣服。镜头一点点拉近，再拉近，这个逼仄的小房间里，成群的蚂蚁从床上经过，老鼠屎散落在枕头、盆子、柜子的各个角落。

　　郭柯问老人，为什么要挂那么多刀？

　　“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会颤颤巍巍的林爱兰很认真地回答。

▎林爱兰老人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当镜头转移到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静无聊仍占满了画面。李爱连老人是难得的“话匣子”，她挨个问摄制组成员都是哪儿的人，还和年轻人讨论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猫，村里大大小小的野猫都会在饭点凑到这里，老人边撒猫粮边和儿媳妇讨论，“这猫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妇老人应该有的“特征”，可相处越久，老人越亲切，每天看到自己就问“吃了吗”。镜头里，历史仿佛只停留在她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镜头不断拉远，李爱连靠在炕上安静地看电视，几个小时一晃而过。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这些老人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情吗？”

　　镜头扫到海南的农村，慰安妇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树下乘凉。郭柯透过镜头看过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么平静、苍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妇幸存者。

　　镜头还抵达了湖北孝感的农村，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中国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一旁，重孙们正玩着电子游戏。

　　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经扛不起锄头、背不起麦子了，她对着镜头揪自己的手背和脸颊。老人的皮肤很松很干，“没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个废人了。”

　　片子拍到尾声，几乎全是“无聊”的日常，还有老人的叹息声和笑声，“这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吗？”郭柯很没底。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拍了十几年剧情片的郭柯说服了自己，他决定剔除掉一切来自想象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年轻的导演说，自己认清了一件事，“电影可以设计、可以构思，但生活永远是无法想象的。”

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

　　镜头里，有人让老人毛银梅进屋拿个杯子，她却听成了被子，嘟囔着“拿不动啊”，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会摘下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满室清香。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送来贺卡，可毛银梅拿着贺卡却认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贺卡拿反了。

　　那段“历史”的痕迹只在不经意间流露。来了客人，“欢迎光临”“请进”“请坐”……一个接一个的日语单词从毛银梅嘴里蹦出来。

　　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但她对着镜头说，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战争年代，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母亲在火车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90多岁的老人哭了。

▎毛银梅老人

　　郭柯发现，当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他去寻访这些慰安妇老人时，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几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为何而来，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访时“刀枪不入”的林爱兰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话题一转到亲人，林爱兰就开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紧紧抓着那个粉色塑料椅子，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很快，还未满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越来越慢的镜头里，老人向郭柯展示着自己最难以示人的那段历史。

　　郭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毕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一刻的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听她们讲那些伤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

　　李爱连已经彻底不把摄制组当外人了，老人午睡时会邀请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摄制组炸馒头片。

　　毛银梅院里盛开的栀子花味道清新，摄制组的人也很喜欢。老人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给摄制组的成员，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老人就拍拍对方的身子，让壮汉微微蹲下。毛银梅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边，“嘿嘿”笑。

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火车和汽车，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比如平静、善良和乐观，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

　　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但事实上，当机器出现时，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那些长枪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

　　“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口。”老人说。

　　出发以前，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像复读机一样，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记者想要的料”。

　　“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如果远远地看，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郭柯觉得，“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摄慰安妇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让他发现，老人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

▎郭柯和韦绍兰老人

　　在海南的拍摄过程里，摄制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因为被慰安妇老人的故事所震动，时不时探望老人，为老人购置药品和营养品。

　　曾经有一次，米田麻衣拿着一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老人看，她以为老人会生气，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啊。”

　　米田麻衣对着郭柯的镜头留下了眼泪，“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日本姑娘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甚至可能自杀。”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谈了6个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36岁的时候，他决定看一辈子牛。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龙庆想回去了，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

▎毛银梅老人和摄制组在一起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很气愤，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没有故事”“没有层次”“没有起承转合”。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22位主角轮番登场，没有时间轴，镜头远远的，只来得及“深情地凝视一眼”。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过去了。这期间，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

　　一次，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业内的编剧评价《二十二》：“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情节。”

　　他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发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那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有。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某天，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摄制组当即决定，人员清场，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许久，老人小声问龙庆，门都关好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爱连一边哭，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开始哭泣，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龙老师，可以了，停下吧。”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自己很倔，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

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

　　其实，剪片子时，郭柯也有过挣扎。他那些“导演的臭毛病”时不时冒出来，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节、有节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没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辑师廖庆松，对方问他“你为什么要迁就观众？”

　　“你拍这个片子是为了什么？故事性吗？”

　　“你为什么要剪得有节奏感？她们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吗？”

　　郭柯觉得自己醒了，他决定彻底放弃历史画面和解说词，“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比如，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没有任何节奏可言。按过去，镜头对准5秒钟后，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该切个近景什么的”。

　　可是这次，郭柯突然觉得，“人的心灵没有节奏，就这样放着，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那个说着“眼泪都往心里流了”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真好”。

　　老人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在残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属猴。收到礼物的那天，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笑着说“真好玩”。

　　快走了，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表情“非常平静”。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过年了，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年关将至，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

▎ 韦绍兰老人

　　拍摄林爱兰时，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告诉摄制组，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龙庆匆匆为老人寻奖章。

　　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老人笑了，“就像个少女一样，特别羞涩，特别不好意思”。

　　和奖章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龙庆笑了，她跟老人说，这美元是假的。林爱兰又笑了，脸窝深陷，还躲着镜头。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

　　奖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该做的事，就是让《二十二》走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电影节。他太穷了，总是让电影节主办方把返程票订到下一个电影节举办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儿，片子获得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在电影节现场，郭柯说：“谢谢你们的包容。”

　　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评价《二十二》：“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2016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将组委会“特别推荐奖”颁给了它，可是，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离上映遥遥无期。

　　一年过去，郭柯已经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满打满算有好几十个。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可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他还记得，在一个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他告诉郭柯：“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没有一味指责日本，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郭柯希望，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责备、指责、说教，你让人看啥？”他还是那句话，“老人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了一切。”

　　电影宣传海报，是手绘的女孩形象。郭柯还特意将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绘海报。郭柯说，自己想让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不排斥这个题材，不被痛苦、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能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们的同胞”。

　　郭柯说，影片的所有票房都会捐给研究中国慰安妇的相关研究机构，自己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

▎米田麻衣

　　跑电影节时，他看到，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机壳、相册和帽子上，并进行义卖，收益都捐给老人。韩国的明星纷纷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

　　郭柯曾参与一次韩国慰安妇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发争议时，他从电视里看到，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你在学校里放了这样一栋房子，对学生到底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

　　这部电影的推进，还在继续。

　　去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大半年过去，100余万元被凑齐，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

　　那也许是史上最长的电影片尾，“要放10分多钟”。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钟，漆黑的银幕上，31850个名字开始缓缓滚动。

　　片尾曲轻轻放着，“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

　　《三十二》正式进军一家视频网站，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摄制组赶赴海南，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将老人的遗物收好，寄给上海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她对龙庆说，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我管饭，你们一定要来”。

　　“日本人”罗善学养了只可爱的小猫。冬天生着火，老人默默看着小猫扑腾，龙庆觉得“他不再只一个人躲在墙角了，眼里都是温柔”。

　　但告别，终将是关键词。毛银梅老人走了，床头的栀子花一点点泛黄、消失。

　　李爱连的脚、手、喉咙一个接一个地“失灵”，她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这些远方的年轻人，总让儿媳给郭柯发消息，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能不能来看看我”。

　　儿媳告诉老人，郭导很忙。“他在忙什么呀？”老人还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儿媳眼色和缓。

　　第二天，李爱连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对话，又对着儿媳嘟囔让郭柯来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咙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总有一口痰卡着，说着说着就没了力气，只听得见微弱的气声。

　　龙庆的手机内存早就不够了，她拍了“数都数不清”的照片，可还是总错过和老人的分离。22这个数字自从他们离开那一刻就跳动起来，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9。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

　　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文发表于 2017年07月26日 12 版）

大家好，我是蠹鱼。因为当时考虑不周，我用私人豆瓣账号发布了这篇影评。发影评的时候，这部电影受到的关注还不多，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转告给同事们，他们也感到高兴，觉得豆瓣的读者质量很高。

就我自己而言，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私人豆瓣账号，还希望能保留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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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 | 活路： 被癌症裹挟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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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大家～

关于历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侵略了哪块土地死了多少人经常被人提起，而这些抗战时期丢失尊严的少女却不经常被人记住或者说一带而过。

皱着眉头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五味杂陈，当时的她们都还是花季少女，却被肮脏的东西弄脏了她们的身体，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害，老奶奶说“不说了，说了我难受”。七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从来都没向别人提起过，饱受屈辱的活着，一些人因此不能生育，还有儿女因身份的原因不能结婚。

见证过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不证明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沉重的历史让更多新一代的人知道，勿忘国耻牢记历史。

在纪录电影《二十二》里，最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当日本年轻女孩米田麻衣拿着已经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给一位曾经的「慰安妇」看时，米田麻衣说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以前是有胡子的。」

这和我以为的不一样。想象中老人应该是情绪激动，或者愤怒或者难受，甚至只是看着照片落寞地长久说不出话来。但都没有，老人只是笑了。

——这一点都不艺术。

其实相比于郭柯导演的前作《三十二》，《二十二》也不够艺术。

《三十二》虽然名义上是说的到2012年为止中国大陆仅存的三十二名「慰安妇」，但其实它只选取了其中韦绍兰的故事。韦绍兰曾经被日军抢走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慰安妇」，在逃回家时却怀上了日军的孩子，《三十二》讲述的便是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儿子罗善学的故事。

当罗善学讲述着由于自己的身份带来的一生悲惨事情时，观众们被感染了，在弹幕里他们留下了「你是中国人」、「你是我们的同胞」的话。

可以肯定，《三十二》在拍摄上是下了功夫的，它把韦绍兰和罗善学的故事讲清楚了，打光、配乐、镜头都让整部纪录片弥漫着悲伤的情绪，观众为之愤怒、为之悲怆。

两年后，当郭柯再次记录同一题材时，以上种种都消失了。不妨想一想，如果《三十二》失去了对剧情的叙述、放弃了对镜头的美学要求，那么在这部纪录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絮絮叨叨，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正义凛然，没有了艺术加工。

不够艺术了，那么剩下了什么？剩下了真实。

当你看到了韦绍兰和罗善学的事情后，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呢？无论如何，你所觉得的都只是一种建构，是带着你固有观念进行的建构，但也许真实情况你是想不到的。

韦绍兰拿着很少的低保，观众都会担心她这么多怎么维持生活时，她说的是：「会用就够了。」

当我们以为韦绍兰会绝望、会感慨人生对她不公时，她说的是：「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

以上是《三十二》里面的画面，《二十二》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特点。真实。

我们想要看到的，和这一切真实存在的，究竟是一致的吗？当我们回忆起被迫沦为「慰安妇」的约二十万中国女性时，我们脑海中只剩下了惨、怒、悲，这源于我们的固有印象，于是在我们的想象建构中，她们应该是控诉、应该是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但我们却忘记了，她们自己才是历史的见证人。

于是在《二十二》里，尽管通过琐碎的剪辑我们也许无法记住二十二位老人各有什么特点，哪些话具体是哪个老人说的，但有些话我们一定会记得，因为活到现在的老人们，大都是说着同样的话。

「他们（采访的记者）每次问我的那些问题，我都不跟他们说真话。」

「自从十七岁之后，我就再没有提过这些事了，没有、没有，我想把它们带走。」

「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啊？过去就过去了。」

……

她们生活得并不好，年纪也大了，几乎都在乡村，每次有人来村子里采访、送东西时，村里人都会指指点点，但她们还是活着。我们也不必去赞颂她们在坚强地活着。坚强地活着是因为心里苦却咬咬牙，但她们也许并不需要很坚强才能活下去。

在纪录片里，有一位老人，生活在土坯房里，吃的东西也不好，但她养了好几只野猫。据她女儿说，这些猫本来都是流浪猫，但她看见了就不忍心了，于是有时宁可自己吃不饱也要让猫先吃。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影片里拍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时，没有和她聊有关「慰安妇」的话题，而是看着老人美滋滋地做着午饭，她一会儿搅动着锅，一会儿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当她进入镜头时，不是在陈述也没有任何动作，而是半坐在床上，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的是86版《西游记》，当孙悟空化身蓬莱山神仙骗得了银角大王两个蠢手下的宝贝时，老人开心地笑了。

在纪录片里，还有一位老人，她原先是韩国人，后来逃难来到了中国，在影片里，她温情地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那边的那座山便是白头山吧，冬至腊月也有花儿绽放！」末了忍不住又唱起了《桔梗谣》：「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出一两棵，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艾嗨艾嗨哟，艾嗨艾嗨哟，艾嗨哟，多么美丽哟，多么可爱哟，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产。」

她们在唱歌。

人各有苦，人也各有乐。不要去开上帝视角看别人、要求别人。

在纪录片里还有着这样一个情节，终于老人开始主动说起了自己的事，说着当时的经历、说着逃回家后丈夫的安慰、说着父母的难过。

然而到最后，几乎每个老人都会这么说：「我说完了，不说了，我说得不舒服。」

是啊，谁不知道自己的苦楚呢？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她们比我们更清楚发生了什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会生气都会痛哭，更何况她们？

但是她们并不想让自己生气、想让自己痛哭，也不想让别人这样。

作为一部本该沉痛的纪录电影，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大都是老人们的笑容和笑声。

我愕然，然后我莞尔。

导演也许就没想赚你眼泪。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会天生对这个题材敏感，无论质量如何只要涉及到这个题材，只要看到悲惨的情状，你的泪腺都会遏制不住。但导演不想这么做。

因为对老人们来说，陷入过去并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可以一哭了事然后继续做其它事情，但老人们的生活是她们自己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地在度过的，她们必须找到活下去、并且是开心地活下去的希望。

影片最后，引用的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的一句话。

1982年的秋天，当张双兵带着学生在校外活动时，他看到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在谷地里行走，当他上去帮忙后，老人笑了，然后和张双兵建立起了长久的联系。通过聊天得知，这位老人曾经两度被日军抓去当过慰安妇。当时的张双兵想的是，多记录下这段历史，于是他经常在聊天时把话题引向那段经历。

每次那位老人都是这么说：「不说了，说出来让人笑话。」

直到1992年，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民间对日索赔的报道后，兴奋的他找到老人，希望能帮老人找日本政府索取赔偿。老人想了很久，终于开口，据张双兵回忆，老人讲了很多次，断断续续的，本来开开心心的老人每次讲到这个都是以泪洗面，然后讲不下去。

这之后，第二个、第三个……

然而到了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张双兵后悔了。

在《二十二》电影的最后，引用的就是张双兵后悔时说的一句话：「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她们如果太较真，那么在遭受苦难的第一天就会「死去」。所以真实人生中，她们永远有着温馨、有着希望、有着美好、有着歌声。

较真的不该是她们，我们也不该逼着她们表现出较真。——但较真的应该是我们。

截至今天，中国大陆只剩下了八名「慰安妇」。

（在几日前撰文时，这个数字还是「九」，然而08月12日传来消息，当日21点，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黄有良阿婆含恨去世，终年90岁。）

写得很琐碎，就像纪录片那样琐碎。但我们不必从中去提炼出什么大道理或中心思想，不必愤慨也不必强调说什么要铭记历史，我们只需要去陪着她们，看看她们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们不必从她们身上去提取意义，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

电影《二十二》八月十四上映，谁都清楚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陈歌辛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浩浩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新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诞生背景，你会被感动到的。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同发于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与微博：孔鲤。）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 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意把花起， 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门口大田四四方， 半边罗豆半边秧。 秧儿得插花生得扯， 我常年丢弃哪一厢。 出门人笑我也笑， 回家人笑我忧愁。 人进大门呵呵笑， 我进大门眼泪流。 你讲你难我没信， 我讲我难才是真。 你难你有平屋住， 我难住在苦瓜棚。——九重山

其实会注意到这部电影是源于这首主题曲《九重天》，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泪流满面了，其实那些歌词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炫酷的配乐。可是就是特别招眼泪。

电影我也去看了，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没有高大上的宣发，却十分的动人。其实这个电影并没有刻意的渲染沉重，可是看完电影却不得不心情沉重……

看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历史勿忘，教训勿忘。

微信公众号：movie432 首发于 MOViE木卫

今年夏天的几个中国电影，都是特别不好被评价的那一类。

如果电影是以余味制胜，那么，感动与泪水，应该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达成的一种。譬如起音乐，硬煽情的方法。

我是在影展上看的《二十二》，到这次电影院放映，就不想去看了。因为大银幕与《二十二》之间，无法构成任何一种必要的购票消费冲动和情感驱使，去吸引我，再次走进电影院。

三个月后，三年五年后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再看一遍《二十二》，或者说，认为它有比肩电影史高分纪录片的成就（在豆瓣网评分高达 9 分，克洛德·朗兹曼的《浩劫》，1415人看过，评分 8.9）。

我想说，《二十二》所代表的纪录片类型，能在中国电影院大规模上映，借助口碑效应传播，被更多主流观众所认知，接受并热评，这是一个天大好事。至少，纪录片不再是《爸爸去哪儿》之类的综艺胡来和明星生活花絮。至少，所谓低成本、无明星电影的票房奇迹，不再只有《百鸟朝凤》和《冈仁波齐》。

但这不代表，拥护《二十二》，为一部电影流下眼泪的观众，就有理由去决定别人应该看什么，或者更应该看什么。

尤其是做为电影本身，作为纪录片拍摄的《二十二》，设备到位，画面精致足以在影院上映，其导演手法则是平庸、混乱而失败的。蜻蜓点水的口述采访，罗列开来的记录素材可能是老人确实难以言说，反过来也说明创作者面对这样一个题材发挥无多也无从发挥。我还专门翻了之前做影展评审的打分手记，给本片打分实在不高。

我知道，在这样沉重的题材面前，技法是最次要的，抢救是最重要的。

但，为何一直没有抢救。

深究这个问题，很容易导向老人们作为战争受害者，一直没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赔款道歉。

但，为什么会无门无路。

伤害是战争造成的，全面抗战有八年，人生却可能要八十年还不止。我不想说，老人们的悲剧，始于日本的残暴无情，最后却更多是来自周遭社会的歧视、打压与白眼，但《二十二》没有把情绪引向仇恨，甚至让老人发出中日不要再打仗的苦衷。作为观众，我是全盘接受到了老人的善良好意。

可就像有网友调侃的：中日友好天天讲，中日仇恨代代传。

《二十二》能多大缓和，并唤醒更多人去思考历史，权当后话不提。

同韩国“慰安妇”题材的耻与恨不同，半岛国家对日本的深恶痛绝情绪，是深入骨髓。正如《二十二》里面，还有一位来自朝鲜的老太太。《二十二》传达了一种无力感，面对苦难，除了眼泪，似乎难以多言。

电影是平实地在写人，她们卑微、努力生活着。又如纪录片背后自有一段惨痛的战争历史，但相隔七十年，又有多少受害者的历史是我们尚未知晓的。《二十二》所组合的，是受害老人们的过去与现在。中间人生，给观众制造了巨大的历史迷雾疑团。

作为一部电影的《二十二》是简单的，作为一部在电影院上映的《二十二》，却应该引发更多思考。这是一段希望被更多人知道的可见光历史，也跟顶着“暴露国家和社会阴暗面”的独立纪录片貌似不同。

如果怀有忧患意识，担心类似的人与素材一同消失，那么，看完电影，流了眼泪，一个观众是否应该重新看待这个社会，还有哪些活生生的人与素材是容易被消灭与遗忘的，而不只是停留在感动与同情心。

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猜想战争的残酷一二，相去太远的空白，电影及时在场带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