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讽刺喜剧的创作在反右运动后逐渐回退，当然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准确说法是，（对阶级敌人）的讽刺仍然继续存在于此后的影片乃至革命样板戏中，而喜剧成了问题。喜剧的问题最终也是笑的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歌颂性喜剧”，代表作就是《今天我休息》，在我的印象里，这也是十七年中招致批评最少的一部作品了。当然这个印象并不一定对，不过即便抛却这个前提也可以看出电影的症候所在。《今天我休息》呈现了三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这部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样的“新人”？笑是从哪出发的？笑之后残余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是关于新人的文艺，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是新人呢？这样的新人不能具有个人主义思想，他也不能对不该抨击的对象加以抨击，他应该做的是无论于公于私都展现出洋溢的劳动热情。这种要求其实同样也是对于观众的要求，因此说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是用新人来规训新人也没错，更极端地说，观众应当在所有的行动之前就辨别出行动的界限与正误。从这点来看，《今天我休息》对于银幕新人的展示确实可以称作准确，马天民是一个无私奉献的正面人物，他是出生在旧社会的孤儿，在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家人般的同志关怀，同时也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1957年入了党，现在正28岁，拥有为大跃进建设而奉献的一片赤诚。

可是从类型定位上来说，这部电影是喜剧，也就是指观众要能发出笑声。电影的喜剧来源也很简单，就是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一种温和又轻微的“不一致性”，比如他应当休息却工作，导致出了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洋相。在电影的许多情节中他的这种洋相都旋即被他的正直而驱赶开。留下的只是观众瞬时的有些尴尬的笑。这便是十七年期间反复出现的“应不应该笑正面人物”的问题，按照朱羽的说法，笑的发生是一种“分心”状态，它打开了一个裂隙，在这样的裂隙里，一切都是不可控的，电影作为教导工具的力度被削减了（《社会主义与“自然”》）。有评论者指出这部电影并没能在情节中揭示人物的发展，因此观众在观看后就将马天民的形象抛诸脑后（《喜剧电影讨论集》171页）。问题是，如果马天民本来就是完美的人物，他的存在是为了让大家对他进行学习，这时候再用传统的戏剧理论来要求这部作品，只能说明这位评论者并没有把握住“时代精神”。但是其实这部电影有着更为扭结的创作背景，一方面喜剧的选择是为了更加接近大众，另一方面正如编剧李天济所说这个故事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而“生活充满欢喜”。因此比起人物的不协调性导致的笑，对于大跃进建设的由心底里生发出的喜悦才是更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今天我休息》没有招致过多批评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第一种笑有着一定的危险性（最为极端的例子反而是建国初所拍摄的《关连长》），那第二种喜悦（或者假装喜悦）则是几乎健康的、没有问题的，可是笑的残余部分仍然有可能导致批评，因此在《抓壮丁》之后的数十年里，不仅成问题的讽刺消失了，有可能引发问题的喜剧创作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更能引发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无处可寻。

这大概是新中国最早的城市电影，注意，城市电影不等于“发生在城市里的电影”，甚至都不等于“以城市为拍摄对象的电影”。

关键在于，电影是否能抓住那份独属于城市的逻辑，并让这种逻辑成为电影自己的叙事动力。

城市开始显得鲜活、多变、充满意外感、被各种巧合所填充，却又终归温情脉脉、觉悟不断提高。

要知道，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叙事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往往意味着某种危险的诱惑和潜在的邪恶，是对道德和革命意志的一场考验，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

交通违章、乡下人迷路、社区食堂与卫生清洁运动、看电影、公交车、旅社，都是很典型的城市场景，包括“赶时间”这种体验，也基本只属于城市生活。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作为时代背景，搁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总归有些龃龉与违和，不过从一些细节上——女士们的波浪卷和布拉吉外套——还是能看出革命美学与城市美学在那个具体的历史节点上，达成的某种妥协。

顺带手，还消解了上海作为城市巅峰的独一无二性：老爷子明明有城市里的子女，却住在乡下公社；老罗援助甘肃，竟然把名字都改成了“爱兰”。

约会线和做好事线，后者不断构成前者的延宕与破坏，却在最终玉成了前者。做好事会造成小麻烦、带来小误会，但一定会让你拥有大圆满。很工整的歌颂型喜剧结构。

编剧李天济竟然写过《小城之春》（没错，就是费穆那版）。

以及，上官云珠那气质，真的无可比拟。

1959年，一个特殊的年份，抛却其历史缺陷不谈，在这个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段里，全中国都洋溢着一股昂扬向上的积极氛围。随着“双百方针”的逐渐应用成熟，中国文艺界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态，红色、高质的主流电影，如《青春之歌》、《聂耳》等曾出不穷。《今天我休息》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今天我休息》是由鲁韧导演，李天济编剧的一部歌颂喜剧电影。在1960年元旦献礼上映之后，获得了文艺界、政治界以及老百姓的一致好评，众多评论认为其和《五朵金花》一起，开辟了社会主义喜剧电影的新天地，扩展了中国喜剧电影的表现形式，从生活中寻找喜剧新元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成功试验，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喜剧新奇葩。 跳出“舒适圈”，在“生活本身充满欢喜”中发掘喜剧性。 田汉在《今天我休息》电影座谈会中指出，“我们提倡写喜剧，提倡要笑，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就不断在笑。作家如何更好地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那种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是今天作家、艺术家们光荣的责任。”在此之前，电影多通过讽刺、荒诞、露骨等方式来达到其喜剧目的，但这种发笑，多是一种短暂的、无谓的，以悲剧为内核的效果，哈哈笑过之后，留给观众的只有一时的快感和无尽的空虚，这也许可以给疲劳人带来一时的宽慰，但与当时那个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年代却是格格不入。 编剧李天济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思考，在《今天我休息》的剧本创作中，一反“戏剧用于讥讽”的常规，大胆的尝试“用戏剧来歌颂人的新生活”，通过对人物塑造以及情节安排的巧妙构思，突破了单纯从美与丑，好与恶的矛盾冲突中寻找喜剧的框框，在美好的事物与美好的事物之间探索戏剧性，力求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令人激动兴奋的事物和情感，在“生活本身充满欢喜”中发掘喜剧性。从而达到了让人们笑得开怀，笑的幸福的艺术效果，这极大地丰富了喜剧电影的表现形式，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要求，既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新中国新面貌下的必然产物。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用浪漫主义的方式讲述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不再被视为特殊的文化产品，而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宣传的左膀右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成为了后序电影创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但用什么讲好社会主义也成为了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影片《今天我休息》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典范式的回答。 一方面，《今天我休息》通过塑造光辉模范人物的形象，来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向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树立道德典范，鼓舞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之中。 电影中的由仲星火饰演的男主角马天民，是以原闸北公安分局民警马人俊为原型塑造的，而“马天民”的名字就是“人民警察天天为人民”的意思，编剧李天济在创作过程中，将人民警察的真实事迹加以艺术加工，使其更具感染力与感召力。在选角时，导演鲁韧也坚持以工农兵形象为标准，仲星火曾在采访中笑称导演就是看准了自己“傻、大、黑、麻、粗”的农兵形象才选他做男主的。 另一方面，《今天我休息》中有加入了爱情的元素，将劳动奉献的主题与美好的爱情相结合，给影片附上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当然，浪漫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的，片中人们一起劳作、吃大锅饭、包饺子以及墙上的宣传标语等场景无一不真实还原了大跃进时期社会的真实风貌，可以说这部影片真正做到了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艺术性和思想性水乳交融，风格形式趋于成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中，计划经济体制与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政治观念的主导与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切实反映了文艺创作者内心真实的矛盾。 但值得称赞的是，影片《今天我休息》很好的平衡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既有高涨的社会主义情怀、淳朴的模范工农兵马天民、饱含奉献意识的大众群像，又有轻松幽默的喜剧色彩、曲折抓人的情节构架、浪漫美好的纯洁爱情，真正做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水乳交融，正如马少波所言，“一个作品要逗人笑是很容易的 ,但今天观众要求从笑中受到启发 、得到营养......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很好的，让人笑得舒服痛快，而且从中得到营养。”

无论是《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还是《今天我休息》，其关于爱情的讲述都是以男女主角必然结合的明朗结局作为叙述的铺陈的。这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喜剧表达的一种方法，但不应仅限于电影作品本身，应该说这一叙事策略的选择实际上是和时代背景紧紧相关。而当众多评论把十七年电影指认为一种单纯的乌托邦的构想，甚至多次强调时代不同造就的观感偏差，从而在字里行间透露着社会转型后所谓自由开放气息的优越，实在是让人犯恶心。只记得欣欣向荣的火红时代是一个“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的所谓「时代背景」（就这还算好的），忘记了那些年造成所谓“乌托邦”现实的国际国内生产关系生产力原因，而当厚重的家国历史现实压在你心头的时候，你就该明白影片中被你评价为仅仅的“幻想与愿望”的喜剧表达有着多么沉重的底色。为什么会有理解与情感上的隔阂，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而忘记历史注定会导致前路迷茫，当社会转型终有一天再次降临的时候，你们也会心向往之，就像接受那个时代的表面退场一样欣然接受吗？还是在那时才能真正的意识到，你其实并不能舍得现在怀抱着的这一套看似客观自由的思维，原来客观自由竟然也成了你们最讨厌的“意识形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