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一时语塞。无意点进来看，看完只想长叹，让自己也有些迷茫。

家庭的经济条件决定人的命运，我非常赞同这句话。谁都明白，它带给人的眼界、平台，根本不同，在不同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需要努力的方向也不同，在这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三观，最终便决定各自的命运。

除了经济条件，家里长辈的认知对下一代的命运也至关重要。我觉得这也是经济条件带来的一部分，有了物质，便有了思考人生意义的精神，发现天赋、拥有格局，沉心做事，双基础都有了又能成事，以此循环，这是对“袁晗寒”为代表的阶级理解。她算是中国富裕家庭的代表了吧，我很欣赏她的三观。那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但我却还不够懂，“如果你不想饿死，你是不会被饿死的，如果你真那么想死的话，就算你再富有，你还是会饿死的。”她有那种淡然，不畏惧的感觉，或者不在乎试错的成本。她的家庭氛围也那样好，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受到母亲的怪罪，想做便能做。后来的她我更加欣赏，她说想去不同的地方，真是说到了我心里，我也是这么想的！漂泊的人生，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梦想，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儿啊！她说“看看大家都干什么 怎么玩的 然后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虽然暂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有心观察，有心发现，真让人欣赏，她的“出路”还有无限可能。

反之，没有物质，环境有限，缺少知识，最后说出“靠女婿着 就这么个出路 再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的话的长辈，他们的后辈又能有怎么样的“出路”呢？这样的想法，真叫人寒心啊！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最后的出路就是找个人嫁了，曾经说要“考上北京的大学”原来也，无奈于太多太多的问题。她带着那样纯真的笑容，看见车水马龙的世界，却发现都与自己无关，我无法体会她当时的感受，可能是无助，还存在着尴尬，甚至“羞”。唉，我只觉悲哀，那份治愈的笑容不在了，她的一辈子，都能看到底了。没有格局的长辈，孩子的书都没来得及读完，我相信只要让她念完初中，也许真的会不一样，很可惜…这样带着“女娃是别人家的”想法，那后辈的结局依然如此，结果又是一种循环、延续，唉。

而徐佳，我认为他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的模样，家庭条件一般，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他的母亲虽然常常“悲观”“埋怨”，但却依然坚持让他复读，考上好大学，他自己也是那么坚定，从十几岁开始努力，一路坚持，接受现实，他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 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 但是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 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即使很努力的他，却依然处于社会工薪阶层。这到底为什么？这让我想起最近的流行梗“小镇做题家”，有些人努力很多年，和别人平起平坐，而别人却轻而易举就在这个位置。可是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天生于高原。

原来，难道，我们的命运，真的出生时就决定了吗？阶级固化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我只觉得这种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也意识到在这个社会，处于这个时代，跨阶级是一个多么难的事情。

迷茫，说的是我自己。也许我的出生条件好过大部分人，但我又比不上袁，可我也不是徐。我是处于他们中间的尴尬层，见过上下两种人，下不去，上不去。其实现在拥有的，本来就拥有了，你就不会再考虑，所以你总是追求更高的东西。长辈跟我说，看看那些吃不起饭的人，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比，就像“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我看完反而更抑郁，能这么比么，是这样比较的吗？别人过的不好，所以我对我的现状感到宽慰，让我学着接受现在，而不去想上追求。至少现在我还不这么认为我应该这么理解。我多么想和袁一样，多去不同的地方感受，我很感谢我的家庭，我父母的还比较开明的态度。

也许以后会被现实生活压到抬不起头，但脚踏实地时，也一定不能忘记仰望星空，无论何时，告诉自己，在这里写下，以此勉励。

影片简介：一个是来自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喂猪、做饭、背谷子，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念书；一个是来自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天未亮就起床从出租屋赶往学校，在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上紧绷着脸备战他的第三次高考；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高中退学后的她画画、写诗，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6年的时间里，他们长大成人，寻找各自的出路。（来自网络）

先谈谈三位主人公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甘肃农村女孩马百娟念课文时的发音和笑容；湖北小镇青年徐佳的那句“我知道命运是不公平的，我接受它，但尽力改变它”；北京城市女孩袁晗寒语气里的随意与豁达，言辞中的浪漫和想象。

马百娟是三人中最底层的存在。

十二岁的她在只有五个学生的学校里读二年级，不加修饰的外表下是看起来永远洗不干净的脸蛋和头发，身上穿的是脏出硬块的不知从谁身上淘汰下来的不合称衣服。很明显，她没有让人一眼看到就想她的捏脸蛋、想拥抱她的吸引力。但是，当我听到她用带着陇地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顿的将课文念出来时，我的心止不住地跟着颤抖，我的手臂不自觉地起鸡皮疙瘩，我的眼里一瞬间积满了未落的泪。

一眼望去没有人烟的黄土高坡上，蜿蜒陡峭的小路，留下的是马百娟兴高采烈地去小店买数学本的身影，是一家四口顶着厚重的秸秆被压驼的背，环绕的是她语气中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想象：上大学，出去打工，每个月赚1000块钱，买面，因为家里面不够吃。两座黄土垒成的小平房里，黑板上端正的板书写的是“我的家乡真好”，老师教仅有的两个学生看图说话：过去我的家乡，农民叔叔爷爷套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现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足球场外边楼房林立，鳞次栉比……镜头扫过飞扬着黄沙的土操场、没有一座楼房的大土坡，耳边传来的是老师念错的lín cì jié bǐ……

徐佳是复读过三次高三的勇者。

为了完成爸爸的遗愿，也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更好地活着，他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克服恐惧，最终考上湖北工业大学。看似通过了高中老师们口口声声念叨的“人生最重要的关卡”，可是生活并没有停止它不断给人磨难的步伐——就业。

徐佳知道自己的家庭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继续深造，于是奔波于各种宣讲会、面试，行走的背景是满宣传窗的考研考公大海报，还有那扎眼的“没有不可能”红色大标语。徐佳在毕业前与一家电力公司签约，影片中他回学校的路上，旁白里说，签约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把自己给卖了。那背影，可见的是强烈的不安与落寞。

当无数高三学子坚信高考完迎接自己的是晴空一片，人生最大的坎已经被抛掷身后时，没有人告诉他们“一件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件事的开始”同样适用于高考。早点看清这点的人大概会有规划地安排自己的大学时光，而迷茫堕落的灵魂从踏入大学门口的那一刻开始，便为将来埋下悔恨交织的伏笔。但是前者一定比后者幸福吗？一定更容易取得世俗定义的成功吗？如果你无比清楚地知道这世界和命运总不是公平对待众生，如果你参透出苦难是生命的永恒主题之一，你一定不会轻易作答。

袁晗寒有着令人羡慕的命运。

出生于皇城北京，从来不必过于担忧来自现实世界的种种刁难：没有耳提面命着她好好学习的父母，没有无法满足温饱的生存窘境，也没有非要遵循着过才能安身的轨道。所以她可以将自己眼中的世界用五彩颜料描绘出来，可以没有顾忌和扭捏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所想，敢于将不稳定的漂泊与寻找视为常态。

2012年，袁晗寒退学后，租了一小间店面，面对一年两万的房租，她语气平淡地说“觉得还行，我承担得起”。她亲手布置小店，彩绘、购置、打理，店里传出的流行音乐与整个街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又或者说独具个性。三年后袁晗寒已经在德国留学，那家小店的生意怎么样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别让自己闲出病来。苹果电脑被她像案板一样使用，不在意钢片是否会刮花显示屏背后的磨砂面；钱包丢了她有点烦，但不恼，和妈妈说起这事儿时，袁妈妈也云淡风轻，话题转而询问女儿是否知道英国特牛的音乐人埃尔顿·约翰。相比之下的是徐佳买到2600块钱的iphone4时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和有面儿，是马百娟年迈保守的父亲得知纪录片不是政府拍摄之后索要两万元“继续拍摄费”的决绝。

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这个时代，环境和经历决定了你的视域，你对人生的想象决定你人生的轨迹，所以不得不束手投降。……所以马百娟们才被放弃了10%的收获可能，16岁被嫁给表哥，过早地关闭生命突围的大门；所以徐佳们总在重复大人的期望，重复着附加的责任；所以袁晗寒们过早察觉生命的无聊。（来自点映群里分享的截图，因为没有名字，所以无法备注这段话的主人）

我们不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环境对人发展的重要影响，只是当三个如此典型的例子被放置在同一部影片中进行对比时，我们才发现人生百态如此不同的背后隐藏着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原生家庭对人在教育观念上的影响。马百娟的父亲认为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读太多书也没有用，还不如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才是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所以不顾老师的多次劝说，让马百娟辍学、16岁便嫁为人妻；徐佳的妈妈坚持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只有上了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将来才能买车买房子结婚生子，所以当徐佳一步步完成她的期望时，脸上是藏不住的欣慰；袁晗寒的妈妈相信女儿有艺术天赋，支持女儿张扬天性，不以传统的眼光局限孩子的未来，所以她可以笑着和袁晗寒说“袁晗寒你又被退学了，我去接你回家”，任由袁晗寒满世界找生活的意义。

其次是生活条件对人在理想目标上的影响。对于生活在穷乡僻壤的马百娟来说，上大学只是为了打工赚每个月1000元的钱买面吃，填饱肚子生存下去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如果能够餐餐吃上肉，那就是美好的生活；对于徐佳来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有五险一金和发展前景好的公司上班，而后结婚、生子、买房、孝顺母亲是有模板可拓的人生之路，如果能够多赚点钱，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那就是可期望的未来；对于袁晗寒来说，只要饿不死就行，学历高低与工作好坏并不一定成正比，想做什么就该去尝试，反正只要失败的代价是自己能够承受的就好，如果能够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找到一个需要自己的位置，那就把自己填进去，发现自己不适合之后，大不了跳出来再去寻找。

再者是学识水平对人在自我实现上的影响。马百娟连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都没读出头，连延绵的黄土坡外花花绿绿的世界都没见过，就嫁人了，她的一生开始向父母的轨迹靠拢，迟早有一天会重合在一起，她不会知道马斯洛，更不会知道“需求理论”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徐佳沿着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晋身之路”踽踽前行，他知道世界很大，诗意和远方的田野不是无法实现的白日梦，只是目前还要忍耐，即便他的一生无法到达自己梦想的境地，那他也一定要将这美好的愿景实现在孩子身上；袁晗寒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只不过是做了各自的选择，无关对错，她不看重物质，而是渴望找到能够寄托自己精神的点，所以她不愿意留在德国做“被国家码好的小石头”，而将自己放置在变化的需求之中。

三位主人公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三方面原因的关系恰好又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出·路》里所呈现出的阶级固化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或许是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是社会忽视甚至遗忘了部分群体的问题。

观众用怜悯的眼光看马百娟的生活，恰巧印证了我们习惯于用“精英眼光”去看待别人的生活，哪怕本身不是精英，也要把自己拔高一个等级去俯视比自己更艰难地活着的人们，然后安慰自己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然而，当观众发现人还可以像袁晗寒那样肆意张扬地活着，但自己又没有勇气和底气承担变化会带来的风险时，便暗暗放任欲望增长，将自己一脚踢进踮踮脚也够不到梦想的循环中，同时抱怨生活艰难。至于徐佳的生活，它太稀疏平常了，这不上不下的处境，这在无知与通透之间左右摇摆的心思，是绝大多数人正拥有着却想逃离的生活模式，我们感同身受徐佳的迷茫、无奈、妥协，也如徐佳一样相信终有一天会将命运不公平的指针往0那里掰一点过来，再掰一点过来。

导演郑琼说“每一种生命都渴望向上的人生”，黄豆豆老师说“出路就是找到自己的信仰并坚持”，有很多观众都表示“突破思维和阶层局限才能找到出路”。

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看完一部影片，即便产生些许思考，也实在无力插手别人的人生，只能依照他们的经历摸索自己的出路。最终发现还是回到了“活着”这一主题。“活着”是首位的，我们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去发现、思考、寻找、安身。所有的思考与追求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这“更好的生活”又是一道完全主观的题目，没有标准答案。我们阅读、旅行、欣赏艺术只是为了在生存的基础上为余生添点光，求个自己心安罢了。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她影主理人小姐姐在世贸天阶带大家一起看了郑琼导演的纪录片电影《出路》。

如果你刚好错过了这次活动，不知道这个片子讲什么，可以在往期的文章里回顾影片内容：六年跟拍三个阶层的孩子，这部纪录片扎了高考一刀|导演分享场报名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导演来到现场和观众们聊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话题，现场交流的氛围非常好，以下是现场交流实录：

主理人小姐姐：

郑琼导演原来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她辞职之后做了一个纪录片的论坛，叫【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那个影展的公众号我已经放到群里面了。就像片子结尾和前面说的，这个纪录片是从09年到15年左右，拍了六年。这也是导演自己的第一次纪录片创作。

我选择这部片子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郑琼导演是一位女性，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这个片子其中的两位拍摄对象是两位非常年轻的少女，她们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议题，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片。

我今天看完这个片子，我想问导演两个问题。我知道您拍了六年，但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片子之前，我看过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包括BBC的《人生七年》，以及国内陈为君导演也拍了《出路》。您觉得相比之前这两部也是聚焦于阶层，聚焦于阶层固化，聚焦于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的片子，您的片子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两个问题，然后问完了以后交流机会就留给大家。

郑琼导演：

实际上这个片子是从13年开始，当时袁晗寒在美院附中，然后她就退学了。我觉得她有很好的机会，她却放弃了，这对我触动挺大的。当时他妈妈其实也很希望我来拍她，但她妈妈希望我拍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故事。我觉得她确实很有天分，但那个不是我关注的点。

我当时很清楚，我就想再找一个湖北的，四川的，然后再有一个甘肃的或是宁夏的小孩，我想做一个三个人的片子。你说的那个英国的seven up，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没看过。09年在武汉拍摄的时候，我和陈为军导演吃过饭，陈为军知道这个片子的，也知道我这片子的名字。其实他也许以为我这片子就不拍了，所以他的那个《Education，Education》就后来用了“出路”这个名字。09年拍完之后，10年在BBC有一个栏目叫《My Country，My Country》，然后放了一个20多分钟的片段，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跑这么远来看这么安静和寂寞的片子。

主理人小姐姐：

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可以举手，我把话筒递给你们。有没有第一位想要发言或者是想讨论的？

观众1：

我想问您当时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因为他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有比较贫瘠的西北地区，然后还有湖北的重工业城市，然后还有北京，您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第二个问题是，您为什么选择六年作为一个跨度来进行拍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片子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拍完之后，您觉得跟开始的初衷还一样吗？谢谢。

郑琼导演：

我先倒着回答吧。我觉得这片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讲就是拍完了，然后我没有预算，没有任何的钱，所以我就09年拍完，当时就想剪，但是因为工作一直挺忙的，就没有剪辑。但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完。12年的时候又拍了。我那时候真的想剪辑，但是我就有别的事情要做，到15年的时候，然后我什么事情不都想干，我就一定要把它剪出来。所以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好了，一方面原因是在国内做纪录片你完全没有那个预算，然后呢即使你有这个计划，你想拍六年也不会有足够的钱。我有一个朋友投了25万，他后来就是要签国内的这个代理，但是他什么也没干，我就跟他吵了一架，然后他就把投资变成借款，这个就是对我生活唯一的改变，就是我还要还他25万。

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三个人，第一个是袁晗寒的妈妈找到我，就是故事找到你，我自己也是一个复读生，所以我又回到以前的高中，又找了一个复读生。我当时去找的时候也很清楚我想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到甘肃，因为距离很远，我没有办法提前去做调研，但是我08年正好跟一个欧洲的导演来做一个环境题材的片子，当时我们就去了甘肃，还有宁夏那些地方，然后我就认识当地的NGO，那我就跟NGO的朋友讲，我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小孩，然后你帮我看一下，其实他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拍照，然后就是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就是我想拍的，然后就确定下来做这个项目。

观众2：

导演你好，我很好奇的就是在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时间也挺长的，那对于被拍摄的三个对象，对他们是否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15年拍摄结束之后，您是否继续关注这三个孩子，他们的现状是怎样的？您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拍摄下去？

郑琼导演：

不会。不会再拍，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我已经在往前走了。现在马百娟就在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陶瓷厂工作，就是她哥哥工作的地方，然后和表哥结婚了。袁晗寒呢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从杜塞尔诺夫艺术学院毕业，她可能回国找工作或者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安排。徐佳现在还在以前的那个公司，然后结婚了，他在武汉买了车，但是没有买房子，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并不是说就希望他们会什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内心有一个这种触动和感动，所以我想去拍这个片子。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期待的，我也没有忽悠他们有什么期待。

观众3：

谢谢郑导，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片子，往后也向你们致敬，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比较贴近我们创作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你也说就是三年又三年的这么拍下来，其实是每次都中断了想去继续拍，但是您当初开始想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心理预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我看到那个马百娟的家里好像是跟您要钱了，还有如果要公映的话有肖像权授权的问题，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郑琼导演：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预设的，要拍什么我是很清楚的，这可能回到我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纪录片在我看来都是主观的，因为假设我来拍，我肯定是选择这三个人物，然后拍的时候肯定要拍我想拍的那些东西，到剪的时候我肯定也是按照我想的那个顺序来剪，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拍片子是要有预设的。但他们的命运并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想象去发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剪辑的原因，所以我就会把他们要钱的那个部分放到前面去，电影公映的话除了我跟每一个人都有同意拍摄的协议之外，其实这个协议还要给到广电局，广电局如果收不到这个东西，我们是拿不到拍摄许可证的。

观众4:

老师您好，我这边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袁晗寒的，您刚才说是接到她母亲的那个请求，想拍一个天才少女，一开始在片子里可能大家都觉得她是特别颓废的一个人，后来自己不管是创业也好，再去念书也好，这样一个整个的流程走下来，对于她这样一个人来说，她走上这样的人生道路，您会有一个怎样的评价？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那甘肃宁夏那个小孩马百娟，她在学校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老师拿着书跟他们说，我们原来是拿驴套车，后来柏油马路，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现在连车都没有，就剩驴了，楼房也是没有的，然后您这个时候正好把镜头是对应在那个青山绿水，但是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那个镜头，一个非常反讽的镜头，不知道您是不是剪辑的时候故意这样去做的，是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感情？

郑琼导演：

我觉得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故意的，在电影里我想要表达的荒诞，不仅是这一处，有很多表现荒诞的东西。我觉得袁晗寒跟其他的两个人，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她也在自己的框架里边去做所有的尝试和探索，但只是她要面对的问题和另外两个人物不一样，她要解决的是一个非物质形态的挑战，就是无聊。但其他两个人他们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寻找各自那个背景下能够找到的出路。

观众5:

导演您好，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这部片子，我主要想提三个问题，就是我怕我记不住，您可以我提一个问题，您就回答一个问题，可以吗？第一个，因为我在在高考前通过一篇微信看到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把您这个话题和高考是否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所以我想问您一开始做的时候，你想在片子里探讨高考和人的命运关系，还是单纯的探讨阶级和人的命运的关系？

郑琼导演：

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媒体的宣传，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我觉得你看了片子之后，你读到的信息或者说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在第一阶段拍他们的时候，徐佳在参加高考，但其他两个人都跟高考没关系。这个片子就我个人而言，它跟高考没什么关系。

观众5：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您是很主观的去拍摄剪辑这样一个纪录片，但是我们会觉得纪录片的本质其实是纪实，您心中被他们所触动到的，您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的东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郑琼导演：

因为我也是复读生，我从一个小地方出来，我其实是很少有这种机会去选择的，但我看到北京孩子有这么多选择，这是最初触动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对纪录片了解多少，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真实其实是新闻要做的事情，但是纪录片它是电影，电影其实是要在情绪上和情感上触动观众，假设你看到这个片子，你的情绪被触动了，OK，那这个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它也不是一个说明文，它不是说要来告诉你很多信息，这个不是电影要做的事情。

观众5：

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电影是三个故事，然后你把它分成三段对比来剪辑，您觉得这和一个一个播放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对比效果呢？

郑琼导演：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那么做，我一开始就没想单独来做。

观众6：

老师您好，我看到这个片子，首先我的自我感受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很真实。我的问题是您这个片名为什么会叫出路？因为我可能真的没有看到太多有出路的内容。

郑琼导演：

我觉得电影里面三个小孩子都在找他们的出路，他们的出路是什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地呐喊出来了。

观众6：

还有就是我想八卦一下，就是您在和主人公沟通的过程的一些经验，比如马百娟他们的家人跟您产生的冲突，您是如何来解决的？谢谢。

郑琼导演：

冲突最主要的是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在BBC放完以后，然后BBC给了我一个观众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加拿大的叫卡格瑞的女士，她想资助马百娟，让她一直上到大学，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好，所以我就开始联系。在第一集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马亚平，他在宁夏，但只有马亚平还能够讲普通话，能和外面沟通，所以我们让马亚平去开那个银行账号，然后就跟他讲了要开中国银行的存折，但是说了这些没用，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工商银行的，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很久。

然后我同时还跟卡格瑞讲，我说其实马百娟家还有个小哥哥，就是马百胜他也在上学，他上四年级，问她愿不愿意来资助马百胜，然后对方也同意，结果这边还没弄完，马百胜就退学了，那我也不能要求人家继续资助。我就和马亚平说我要跟对方讲，说马百胜已经退学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总之后来这个事情没搞成，然后马百娟也退学了。他们家就觉得挺生气的，就说你让我们忙这么久，然后还没有看到钱，我觉得这是他们没有讲出来的一个原因。

我去拍的时候，第一天我去拍他们买那个玻璃，我知道他们其实希望我付钱，那个玻璃是400块，所以我就付了，我觉得那个钱我还是可以付，虽然也有一点肉疼。后来第二天然后再去的时候，他爸爸就骂我，但是我因为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都是大概有十几个志愿者帮我翻译，翻译完了我才知道，OK他在讲什么。我当时租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去帮我讲，然后我的摄影师是云南台的，他就拿他记者证去跟他讲，我也跟他们家里人讲，结果都不行，我又去找马亚平那个工厂的厂长，就厂长中午吃了一个饭，然后让厂长再给他们再讲一讲，但也不行。

我当时其实也挺崩溃的，因为我全部是用自己的钱来拍的，而且我自己很清楚，我不可能再有钱再去拍第二次了。我当时各种办法都想了，就是什么歪招都想了，我还跟我一朋友打电话，他在甘肃，我说你能不能打电话吓唬他们一下，让他同意让我拍，结果我那朋友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要做功课啊，然后呢你要跟他们培养感情啊，但是我也知道我完全没有钱。那怎么办？那就不拍了呗，我不拍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进不去的话，你必须得退了。那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第二天，然后马亚平又打电话问我，今天为什么不去他们家了，我就说你们家那么骂我，我还去干什么，后来其实又说好了，然后再过去拍摄。过去的时候我一开始什么也没干，其实就是问他爸，问他昨天为什么轰我走，今天为什么同意我拍，然后他就和我道歉了。但实际上我在第一次拍摄和第二次拍摄的时候，都会给他们签拍摄协议。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关于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就是要说实话，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品，要拯救他们，我没有这种想法。不忽悠自己，也不忽悠他们，你是什么样子，你能做什么，你就如实的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你比较诚实就好了。

观众7：

导演你好，从头到尾我的朋友都一直在哭。您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出路”，感觉就是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袁晗寒可能就生在罗马，徐佳是知道罗马在哪，我要去，马百娟压根就不知道罗马这个地方。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特别绝望的东西，集中在马百娟身上。这是三个不同的阶层，可能第二层和第三层跟我们更加接近。但最底下那个阶层，特别像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特别像是一个被遗忘在某个黑洞里的一个阶层，我想知道您觉得这个阶层他们有没有机会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郑琼导演：

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去贵州支教，然后去了中央台唱那个歌，就是袁枚的那首诗。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出路》的答案。里面其实有很多反讽，我觉得我们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好的教育应该唤醒生命，唤醒这种生命意识，然后给人一些学习能力，就是我可以辍学，但是我要有一些学习能力，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但比较遗憾，我觉得我们目前教育并没有实现这个功能，所以马百娟学的那些东西，都是跟社会脱节的。徐佳其实整个是被洗脑的，他的想法都是别人的想法，都是社会的想法。对于这两个人来讲，他们的自我和自我意识没有及时醒过来，我们的教育其实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对于很多人来讲，阶层都是从这种经济意义或者这种成功学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但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个幸存者。因为我中间采访过袁晗寒的妈妈，我问她假设袁晗寒出生在一个小地方的话，她会怎么办？她说如果她女儿出生在二三线城市的话，她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传达的是更深层的信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这样子的，不是用这些东西去定义每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我更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每个人你要找到你自己，意识到你的生命是珍贵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把使命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冤枉在这个世上走一趟。我觉得那一对基督徒做的事情其实是这个《出路》的答案。他们在贵州支教的时候，教那些小孩音乐，教他们文学，我觉得把很多山区孩子的生命唤醒了，鼓励他们会自己去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个片子不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但大家依然来看了。谢谢。

因为时间原因，分享交流就到此结束了。电影将在7月20号上映，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诚如导演所说，无论我们是马百娟，是徐佳，或是袁晗寒，我们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寻找着各自的出路。

整理：她影实习生小妹

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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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后浪》很火。

这部片，看后对后浪有感而发。

导演郑琼说，从2008年动念准备、2009年开始拍摄、到2015年底完成后期、到2018年6月上映，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因为是独立制作，前期拍摄经费全部用的是她的个人积蓄，过程非常波折。

整部片子，基本是哭着拍完的。片子记录了6年里（2009-2015年），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

片中的三个小孩，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经济背景。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一、2009年，三个不同的孩子

马百娟，12岁，山沟沟里的小姑娘（甘肃会宁）

马百娟是个山沟里的小姑娘，她的小学全称叫“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

她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马百娟是里面最大的孩子，已经12岁了，才上二

他们家一直住着窑洞，全家的开销一年（2008年）不超过50元。

每天早上起来，就用水壶倒一碗水，然后把馍馍（一种当地的饼）在水里一泡，就这样吃了。

放学回家，马百娟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干很多农活，还要收糜谷。路途中他们要下一个非常大的陡坡然后再爬上公路。

全家吃的也很简单，就是顿白面鱼鱼（类似疙瘩汤但是没有菜）配着一小碟咸菜。

农村的孩子，都有一个憧憬——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校外，就是光秃秃的那片山。马百娟和同学的绘画课就是在山头上进行的。她把大山画在纸上，里面有她对世界的憧憬，也有对北京的向往。

马百娟很爱学习，也很喜欢上学。她每天都要大声朗读课文。

她朗读的声音很像一种独特的歌声。

她有很多憧憬，也很想去尝试。她一直说自己上完小学后，要上初中。

在山头上，她带着浓重的口音读着自己写的作文：“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井、因为我们没水吃…”

徐佳，19岁，城镇小青年、高考复读生（湖北咸宁）

徐佳属于农民工的一代，爸爸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在城里打工受了很多屈辱。就算爬在地上也要让孩子上学。

在经历了两次高考后，徐佳的成绩依然是497分，又一次的失败，让徐佳觉得老天爷是不是在耍他。

他甚至有过想要轻生的念头。

但是这一次，徐佳又一次选择了回家复读，他要上更好的大学。

8月25日回到咸宁，27日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高三学习生涯。

徐佳说，复读本身让人觉得有羞耻感、有压力、有恐惧。而自己有段时间，整个人都会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

徐佳的母亲在一家纺机厂做工，她觉得儿子以后找工作，外面都要有文凭、会做事的。而且城里的孩子有选择，但自己没有选择。反正徐佳已经这样了，也不差那一年了，就再赌一年。

能上大学，在他们村子里很少很少。徐佳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村里要是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

徐佳的压力很大，他很在意考试结果。但是，他还是会调整心态安慰自己。他的父亲去世了，但他心里一直在想，也父亲的坟头前发过誓：“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把录取通知书拿给爸爸看。”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

但命运还算是善待徐佳的，他最终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还算是不错的学校。

对于小地方的孩子，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

徐佳说，他现在考上大学，妈妈心里真的很高兴，每天也在尽最后一点力，帮自己完成学业。

袁晗寒，17岁，美院附中辍学生（北京）

袁晗寒是一个17岁就退学的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和前两个孩子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是北京人。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高中在美院附中。与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空间。

袁晗寒抱怨自己的老师，说她总是以跟自己较劲为乐趣。还模仿老师的口气：“袁晗寒，你告诉我，你今天留级了，你有几个16岁？告诉我，说！你有几个16岁？”

有一天她接到妈妈电话：“袁晗寒，咱们卷铺盖回家吧。”她很诧异，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自己新买的小被褥睡的不到两天就要放弃了。但是妈妈已经办好了休学。

她退学后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去处理大把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的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大四合院里，她觉得自己在家呆的很烦，每天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每天在家幻想，自己要做各种东西，然后就开始看书，不然就是看电影。每天，她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看电影。

身在福中的袁晗寒也很恐慌。但她恐慌的并不是没事干，而是担心自己会不会一直这样没事干。她认为如果这个状态只是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还好，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几年，足以把自己逼疯了。

她说，自己的妈妈说总想开一家咖啡馆。她觉得有戏，价格也能承受。但后来咖啡馆没有开。

她还想做一些装置、想排话剧。后来开了一个酒吧，甚至还去过性用品商店卖东西。

袁晗寒说：自己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被饿死，就不会死的。如果真的想死，即使再富有，最终还是会被饿死。

二、三年后（2012年），三个孩子的变化

马百娟：

当导演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她家里已经从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有玻璃窗的砖房。但是，马百娟已经准备退学了，准备和她的表哥结婚。那时候她15岁。

马百娟的父亲说：国家给了低保，他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再加上让孩子打工填补，自己就买了个新地方。新家生活条件好多了，起码烧水不愁，自己种的加上别人送的，现在也能吃饱。不像在老家，老家真是把自己苦怕了，自己一点也不想念那个地方。

马百娟退学，连正式手续都没有办。表哥去学校找老师咨询，她就在大门外等着。

办公室里，表哥跟老师交流马的学习情况。表哥觉得她脑筋反应太慢了，但老师一直说马百娟作业都能写的聊，学习还是有动力的。只是不念书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如果可以，还是希望她能继续念书。能不能考上大学不说，但起码小学初中要念完。

在马百娟表哥今年21岁，16岁就出去打工了。现在一家宁夏的陶瓷厂干活。他父母年纪很大，整个家基本就靠他一人。

他搬到宁夏的前一年，得了牛皮癣，一直没有钱治疗。在他打工的厂子里，工人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但有的也很低，那样的话就养不了家。不发工资或者拖欠工资的事也很常见。

马百娟搬到宁夏后，想去酒店打工，做服务员，但是年龄不够，也没有工作经验。人事经理问她年龄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了？她只腼腆一笑，没有说话。

她还想再争取些机会，哪怕在酒店帮忙扫地，但大堂经理告诉她：“一个是你年龄不够，再一个现在都是铺地毯，都没有地可以扫；就算在前台，也需要会操作电脑。”

马百娟带着遗憾辗转在街头小巷，那个背影看着很失落。

回去后，她坐在田间，她走在空地。看着有点迷茫。

村里，马百娟和邻居街坊几个和她同龄的年轻妈妈聊着天，看着她们比谁的孕肚更大。

再后来，导演再想拍的时候，马的父亲已经不同意继续拍她了。如果不拿出2万元的费用，就不让再拍。

15年剪片的时候，马百娟已经不再接导演电话了。

徐佳：

2012年，邻近毕业，徐佳求职四处碰壁。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和一家江苏的电力公司签了合同。

徐佳说：“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的是，我的家庭状况不允许我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但现实是残酷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在网上海投的简历，很少能有接到面试通知的。”

这和他理想中的差别很大。

虽然签约了新的公司，徐佳还是心理不踏实，有点忐忑，很落空的感觉。有种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前途是否光明。

徐佳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几年后，徐佳结婚了。他从大学开始谈的恋爱，到现在也觉得应该要给对方一个归宿。

徐佳说：“通常说成家立业，先成家，再去谈事业。家里这个环境，尽量早一点成家，让妈妈也少一点辛苦少一点分担。

对妈妈来说，儿子结婚了，对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结婚后，她就不用再那么操心了。现在就由我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袁晗寒：

袁晗寒最后还是去了德国，养了一只兔子陪伴自己，并准备报考自己心仪的学校。

她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过去上学一会儿非常失落，一会儿又特别高兴。

在德国的时候，她丢过一次钱包。但钱包里没有钱，只有卡和学生证。卡要是挂失，她连房租都交不了。

袁晗寒说，自己有时候受不了呆在画室，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会胃疼。

她看上去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每天就是和远在北京的母亲聊生活、聊日常；或者找朋友玩。朋友开玩笑，说她是个“失足少女”。

袁晗寒假期回国也会到国内（上海）来实习，觉得找点事情也比傻玩要好一些。但是，她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能满世界瞎转悠，一会到这里一会到那里，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最好。因为她不想呆在德国，德国对她来说太“无聊”。

当朋友问她以后什么打算时,她说：“其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打算，就是看看。先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玩的，然后再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再后来，她自己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三、后记

导演郑琼说：

对于马百娟，他爸爸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反正大了以后要靠老公。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给她灌输那些读书没用，女娃要生孩子靠老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好像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对于徐佳，她对徐佳的生活环境批判比较多一点。觉得他们现在才二十多岁，可能要等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可能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要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对于袁晗寒，她不像徐佳那样，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她一直在对付“无聊”这个敌人。

所以，这个片子，她没有一点赞美，但也没有任何愤怒。

整部片，我是带着孩子一起看的。虽然我敢肯定片子里的大部分内容他都看不明白。但我依旧这样做了。

看完后，我问孩子，你觉得马百娟有出路吗？他摇摇脑袋。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懂为什么和他年龄相差10岁的女孩会辍学。他也问过我为什么这个女孩不想办法继续上学。我没有回答。

但我也有问他，你觉得这三个孩子哪个最有出路？他说最后一个。

整部片我没有办法过度解读。因为片源问题，只有马百娟那集我找到了中文字幕，所以后面的没有放太多动图。

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能说什么。因为它记录的实在太现实了。

我在片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了曾经的小伙伴，还看到了一群曾和我一样迷茫过奋斗过的年轻人，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丝丝父亲的影子。

同为后浪，出路却很不一样。

最后，我想借助导演的话：

“在中国，不同人群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交流和交集。但是，当你了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导演：郑琼

中国当代青少年有着怎样的未来？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导演用六年时间跟踪拍摄三个人的青少年生活。这三个主人公正是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出生的人的生存状态。

一.六年的生活轨迹

马百娟在贫困地区上学，梦想能去北京读大学，后辍学，因为没有基本能力找不到工作，在16岁时嫁人。

徐佳多次复读后考上大学，找工作屡屡碰壁后供职于一家公司，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

袁晗寒辍学后出国读艺术学校，假期去上海实习，后在北京注册自己的公司。

二.个体反映的社会现象

读书时的马百娟有着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还有一点走出去的梦想。经历了辍学找不到工作的她，梦想破灭了，最终她的命运和当地的那些女人一样，早早结婚，被束缚在了她长久生活的贫苦的土地上。

徐佳把考大学作为唯一出路，经历了多次高考才考上大学，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或许还因为和他人教育资源的差距。普通学校毕业，没有社会背景的支持，难以找到想要的工作。他认识到世界的不公平是无法改变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去改变一点点现状，最后得到的或许只是稳定不变的工作与平凡的家庭生活，这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袁晗寒在辍学后可以选择考心仪的学校出国念书，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不必要一条路走到底，容错率更高。这大概是世人对金钱执着的原因吧，金钱所可以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更是一种最大限度的自由，一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底气。

三.社会原因

按照社会的规则，有些人一出生就生在了别人到不了的终点。袁晗寒的生活是马百娟和徐佳想都不敢想的。马百娟和徐佳的生活，是一条路走到底的生活，而袁晗寒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因为她有选择的权利。

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教育资源必然不平等，加之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教育有时候可能是巩固阶层最好的手段。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可好的教育资源却是少数群体才能享有的，而往往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可能带给你努力的意识，精神的富养往往需要物质的支撑。

四.一些想法

这部片子记录的仅仅是六年时光，他们三人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谁的人生更值得过，我们找不到答案。况且生活总是冷暖自知的，别人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可能有着我们熬不起的苦。

如愿去读大学的马百娟就一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吗？与他人经济条件的差距可能会使她陷入自卑，因为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想要的更多了，想要却得不到是痛苦的。呆在井底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的青蛙不一定不幸福，而知道、看到过外面世界却依旧深陷井底的青蛙可能才是最痛苦迷茫的，因为从井里出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能看到的世界都是有限的，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是活在井里的井底之蛙，只是有些井口大，有些井口小，有些人知道世界比自己从井口所看到的世界要大得多，有些人不知道罢了。

个体的出生、生长环境、经历等等都完全不一样，世界观、价值观等都不一样，盲目去追求别人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有自己的路。

郑琼，48岁，纪录片导演，她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即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作为新人导演，她的年龄似乎大了一些。就连她的朋友，在十年前就曾翻着白眼打趣道：那么老了，才开始拍片。

但在纪录片界，郑琼并不是个新面孔。她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可以贴在郑琼这段传奇经历上的标签有很多，三次高考失败，只身闯荡北京，为了观鸟从光线辞职……但她自己却只想摘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噱头。与她所热爱的那些纪录片一样，她更加偏爱真实的踏实感。

1.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执着于纪录片

采访郑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需要将准备好的采访大纲洗牌重来。

郑琼是个准备极其充分的被采访者，在采访开始之前，她先扔给了我很多资料，说：“这些应该会解决你大多数问题。”而于我来说，那些材料最大的价值，是避免我问出“蠢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执着于纪录片？

“什么执着于纪录片？”这是个让郑琼反感的问题，因为在她的眼中，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纪录片，说白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执着于某种形式，听上去就很本末倒置。但要说郑琼，不可能将“纪录片”三个字摆开不谈。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句话总是与郑琼创办的iDOCS影展搭配出现。2006年，郑琼第一次参加了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8天的电影节，她在看片室里整整呆了7天。结束那天，看片室只剩她一个人，最后一部影片放映结束，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就坐在黑暗里落泪。落泪是因为绝望：“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绝望，让郑琼本能地萌发了把更多好的纪录片带进国门和更多人分享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一系列与纪录片有关的故事。

2.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

从成立纪录片发行公司，办iDOCS影展，到自己拍片，这看上去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真实情况却没那么顺利。

郑琼的发行公司叫“零频道”，郑琼自嘲到：“又是‘正穷’，又是‘零’的，一听就赚不了钱。”

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人手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在做的事情，明知道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罢了。

但单凭理想是撑不起一个公司的，“零频道”从一开始的6人小团队，后来只剩下3个人，到2012年彻底解散，只留郑琼一个光杆司令和十来个志愿者。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郑琼还将iDOCS影展办了起来，到今年已经是第6届了。

不过，iDOCS的最初创立实属偶然。

2009年，郑琼正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满世界寻求资助，刚好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在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专项基金。那时候，她也正好在为免费放映纪录片的事情东奔西走，所以她同时申请了两项基金。用她自己话说，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捞草打兔子”。

结果兔子打着了，更急需的草却没能捞上一捆。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了，制作基金却没了着落。更吊诡是，接下来几年依旧如此。iDOCS就这样“被”创立了，但巨大工作量几乎耗尽了郑琼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自己的拍片计划只能被搁置在一旁。

郑琼把iDOCS形容成一个饥肠辘辘、永不满足的“狮子”，而自己就是孤独的驯兽师“用性命来抚慰它的撕咬”。办影展这件事情，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郑琼胸口。每一届的成功，就意味着对下一届更高的要求，她还需要面对来自观众的满满期待，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马戏舞台中央，夹在猛兽与观众之间，不断取悦他人，压抑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每一届，她都在死撑，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她总在食言。

2011年连办了三年影展的郑琼终于受不了，她大哭一场：“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于是，她停了两年，回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郑琼的处女作《出·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拍了6年，期间BBC的一档记录节目（My Country My County）联系过她，问她手头有没有好的片源和素材。她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影片不就可以用吗？“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于是她把《出·路》的片段附在最后交了上去，这也成了BBC唯一选中的一部片子。

2014年，iDOCS回归了，在闭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展厅里777个座位上的观众，都在等待郑琼的发言。郑琼拖着近一米的长辫子，裹着旧棉袄，上台鞠了一躬，说了三个“谢谢”，就在观众诧异的表情里下台了。如果不是仪式必要，她连台都不想上，免得画蛇添足。“因为一场影展，片子足够好，就够了。”

在纪录片的面前，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她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搬运纪录片的小蚂蚁。“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不愿意被戴上高帽，贴上标签，被当成什么纪录片的“圣母”或是“拯救者”。在她看来，别人想要给她戴上的这些看似灿烂的光环，其实都是“虚幻的手榴弹”。她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美名绑架。

到今天，离第6届iDOCS开幕还有半年，郑琼仍然斩钉截铁地声明：“今年绝对是最后一届了！”

3.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

郑琼的第一部影片《出·路》，一拍就是6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难产。

零预算，是影片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没钱就只能精打细算，设备全靠借。听起来挺寒酸的，就连拍摄用的摄影机，还得从四个地方分别借裸机、云台、电池、三脚架。

6年的拍摄，郑琼跟6个摄影师合作过，中间没少让她操心，其中一位拍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甘肃山区的小女孩。前期的调研已经做好了，拍摄计划也定下了，但到了要买机票的当口，摄影师突然跳票，死活打不通电话。

而到了拍摄后期，这位甘肃小女孩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非要郑琼拿10万。这样的变故，让郑琼措手不及，跟拍那么多年的素材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正常沟通不行，郑琼只能想点“歪”招。首先是想来个自上而下的施压，她找到女孩哥哥的工作单位，请工厂的领导吃饭，拜托他们帮忙，可动用“权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她又找到这家人的亲戚朋友，想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女孩的父亲松口。亲戚们开着拖拉机进村就开骂，但老头依旧没有动摇。

郑琼被逼急了，因为知道不可能有钱再跑一趟，她甚至想到，要不然找一个朋友，假装黑道大哥打电话威胁一下吧。结果反倒被“大哥”打电话教训一顿：“你不提前花时间跟人慢慢建立情感，怎么能搞这种歪门邪道。”郑琼摸着兜里数得过来的几块硬币，心里委屈得要死，当时就想：老子不拍了!

历经磕磕绊绊，片子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但发行又是个问题。

一开始签了一个法国发行方，用郑琼的话说，那就是个“大忽悠”。一年基本没什么动静，到最后结算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郑琼还倒欠2400欧。回到国内，遇到一个好心的制片人来帮着发行，可是片子交出去了，进展一直不顺利。更令人头疼的是，她自己做了2年调研的新纪录片，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

走投无路的感觉让郑琼压抑到极点，当时就想：真他妈的倒霉，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那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理变得很阴暗，凡是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她全屏蔽了。

电影要能公映，还必须得拿到龙标，但和政府打交道，总让郑琼有点发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影片是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题材：另一方面如果拿不下龙标，就相当于给影片判了死刑。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这个阶段走得最顺。

摄影师、甘肃小姑娘马百娟和郑琼

《出·路》的名字里有个点，这个点也是有说头的。

一开始去申请公映许可证时，“出路”这个名字就没给通过，办事员让郑琼改一个。郑琼联合朋友一起开洞脑筋，想出了“出の路”、“出 a way out 路”等一大堆片名，办事员问她：“那么多名字，你究竟选哪一个？”郑琼很无奈：“我不知道，哪一个能过就选哪一个。”

这样打太极也没打出结果，郑琼只能两眼一抹黑选了个中英夹生“出 a way out 路”。到底合不合格，办事员也没直接说，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把郑琼给问蒙了，后来问他们领导才知道，名字里不能夹英文。郑琼追问，可不可以中间加一个点？对方让她先交上去看看。

“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死人的心情申请，没想到过了。”接下来就是初审，除了交DVD之外，还需要刻录一份磁带。郑琼清晰地记得刻一盘磁带要400块钱。她当时就拿着钱就开始纠结：“要是最终没结果，这钱就花得太冤了！”

后来，《出·路》顺利地拿到龙标，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也顺利被大象点映签下即将和更多观众见面。现在的郑琼，就像一个功成身退又疲惫不堪的老母亲一样常对我们说：片子就交给你们了。

“选择走这条路，我就是弱者，我就是没力量保护自己，我也在我这个行业的底层。干这一行真是这样，经常觉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庆幸当时没死。哈哈。”

在这部处女作里遭的罪，还没来得及消化干净，去年，郑琼又马不停蹄地在准备自己的第二个纪录片了，这一次是关于一位盲人的。

4.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

我问郑琼，你怎么评价《出·路》这部作品？她没有打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

《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出路》海报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艺术生，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公交车上的袁晗寒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三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郑琼将他们公平地放在镜头面前。这样的并列，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但这却不是郑琼想要着力呈现的。让她感到寒冷的，不是可以推给体制的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

无论是马百娟、徐佳还是袁晗寒，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有一大群同类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我们生活在彼此周围，但却如同活在平行时空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活法。生活的考题变成了按阶级分类的AB卷，我们对他人手中的试卷一无所知，拿着自己手中的填空题焦头烂额。

大学宿舍里望着窗外的徐佳

郑琼说，这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郑琼不喜欢宣泄式的电影，她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发泄消极情绪，而是应该提倡什么或者张扬什么。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

“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而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真正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

郑琼不喜欢“拯救世界”这样的大主题，在她眼中拯救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好一点。

郑琼提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快递小哥，她形容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有太强的理解力。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螺丝钉一般的工作，完全没有价值感。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构成城市正常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不仅不渺小，还能称得上伟大。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因此感谢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在这拜物风行的时代，一支口红、一双鞋都能刷爆网络，价格翻上几倍。而最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却反而显得廉价而普通，无人关注。

聊到最后，话题渐渐沉重，郑琼和我也沉默了许久。一开始说好了，只是一次轻松的闲聊，但谁都没能把握住话题最终的方向。就像她的纪录片一样，看似平静地展现一种真实，但这样真实的刺痛，最终是希望引起一份反思。

访问结束后，她发给我了一段最近参加一个豪华小学的感受。她看着眼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称得上顶级配置的学校，很难不联想到去年大批外地人被迫离京的事情。她看到干净的楼道，想到了这里的清洁工阿姨。她不知道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看到阿姨会不会想，这个阿姨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他为什么不能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又或者，在这里读书的孩子，根本看不见清洁工阿姨，更看不见她们的孩子。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郑琼写在最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