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战车1981

    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字李爱锐（1902—1945）。其父为詹姆士•丹露帕•利迪尔牧师，母亲名为玛莉•雷登，是一名护士，父母均为苏格兰人，是英国伦敦会差派中国的传教士。

    1898年利迪尔牧师进入中国，在上海传扬福音，次年和雷登小姐完婚。后因受当时义和团运动影响，利迪尔牧师和妻子离开上海北上。1902年1月16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埃里克•利迪尔出生在天津有名的马大夫医院。 1907年，利迪尔5岁时，随父母休假回国。次年，利迪尔牧师即返回中国参入教会服侍，这位牧师因宣教生涯饱受家庭分离之苦，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利迪尔留在英国。

    及龄后，利迪尔就读于苏格兰史达灵郡伦敦中学，此校内学生几乎皆有相同背景：宣教士的孩子，都在侍奉上帝极其虔诚的家庭成长，都因其父母忙于教会侍奉和福音差传，无暇照料自己。利迪尔在学校时，他在运动方面即显突出实力。并且，该校对体育运动也予以重视，阿尔门德校长曾在讲章内写道：“为什么在运动员和基督徒之间就无法有神圣的关连，事实上，这种神圣的关连可对抗二者共同的敌人，可抵御一些不良的品德，诸如：不节制、怠惰、游手好闲、柔弱、放纵肉欲、尖刻的嘲讽主义，以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违逆自然及不道德的因素”。

    中学毕业后，利迪尔进入著名的爱丁堡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学位。并且，利迪尔也加入爱丁堡大学橄榄球队，并成为队内头号队员。后听取英国知名教练汤姆•麦格查的建议，专攻田径，利迪尔后来的表现证明这位教练的慧眼独具。利迪尔在大学生活中，除了橄榄球、田径及学业外，他也有在教会参入布道的侍奉，为主做见证；在平时，他就一直按时参加每个星期的查经班；他也曾在学校的以斯灵敦医药福音机构工作。他的信仰坚定敬虔，在他的信仰中，谨守第七日为安息日，也因为他决心守主日，逐很快的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1924年夏，第八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有44个国家和地区参赛，利迪尔代表英国参加田径比赛。巴黎奥运会上，由于他原来报名的100米比赛安排在7月6日礼拜日举行，而礼拜日利迪尔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所以他决定放弃比赛。而利迪尔是英国赢取奥运百米金牌呼声最高的人选，此时，英国王室成员出面劝说未果，国人也多有声音指责他为叛国者。而利迪尔在赛程表一排出来就做了决定，“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当时和他一起参赛的运动员尼尔•坎帕贝尔说：“利迪尔最不喜欢喧嚷这种事了，他只说：‘我不在星期日出赛’”。

    在事态发展陷入僵局之际，另一位英国运动员林赛爵士将自己的7月11日400米参赛资格转让给利迪尔。利迪尔在最短时间内刻苦锻炼，这个“会飞翔的苏格兰人”虽不习惯长距离比赛，但为了信仰——上帝的荣耀，他奋力拼搏。而在此赛事中，利迪尔不仅夺得400米赛冠军，并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此时，他仅有22岁，他的此项纪录也保持了35年，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后英国人以此为剧本拍摄了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火战车》。

    在勇夺第八届奥运会400米金牌后，利迪尔在英国如日中天。这时他也拿到了爱丁堡大学的化学学位，成为英国不少企业争相聘用的对象。然而，已经成为国际著名运动员和体育明星的利迪尔，告别了英国以及他在英国可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婉拒了所有邀请，怀着对中国的眷恋，于1925年夏，回到了出生地天津，在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以期服务于中国、服侍于上帝。他说这是神给他的梦想之地，他爱这个国家。此时，他也仅有23岁，而他在田径运动上正处于巅峰状态。

    利迪尔在新学中学执教期间，对中国学生充满关爱，对教学认真负责。他担任学校的理科及体育教师，每次讲课后，利迪尔从不率先离开教室，而是礼貌地让学生们先走。走下讲台后，如果还有学生在教室里，他便坐到学生中间，与他们交谈。利迪尔负责而仔细，即便仅有一个学生听不懂他讲的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重讲一遍。一次，一个学生因上学时自行车坏了，迟到了几分钟，利迪尔问明情况后，将几分钟前讲过的内容又为那名学生重讲一遍。

    1928年，利迪尔接到邀请，参加在大连举行的一场国际运动会。在这次角逐中，利迪尔获得200米和400米跑的金牌。赛后，利迪尔为不影响学校课程，急欲返津，到达码头时，轮船刚刚起锚，离岸已有很远的距离。于是，他急速跑到离船最近的岸边，先全力将行李抛上船，随后，倒退几步，再全力起跑，飞身跳上轮船的尾部，全船乘客瞠目结舌。此时，利迪尔还穿着运动服。此被传为佳话，而利迪尔对中国教育事业和上帝事工的尽忠之心也可见一斑。

    在1929年，天津民园田径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受主办方之邀，利迪尔主持跑道的设计与施工，其修筑水平，在当时亚洲堪称一流。在此次赛事中，利迪尔击败了500米的世界记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奥托•费尔萨，夺得了平生的最后一块金牌。62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的6月，由他的三个女儿把这块金牌赠送给了父亲曾经任教过的学校新学中学——今日的天津17中学，作为永久的纪念。

    利迪尔虽对教会的服侍和学校的工作勤奋有加，但其个人问题却无暇顾及。直到32岁时，才和一位名叫佛罗伦丝•麦肯齐的加拿大小姐结为伉俪，后夫妇二人相续生下两个女孩。数年后，埃里克•利迪尔受差会的派遣到河北肖张县传道。此前，利迪尔的哥哥罗伯特已经作为一名传教士在肖张县做福音工作。而此时，也正是中国抗战时期，肖张县饱受日军侵略之苦。1941年5月，利迪尔把妻女送回加拿大，此时其妻又有身孕。9月，三女在加拿大出生。不想，此行利迪尔竟与妻女成诀别。也是在此时，利迪尔被日本人关押，被送往位于山东潍坊的日军集中营——即潍县乐道院。

    潍县乐道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北长老会在中国建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传教基地。最早于1883年，由传教士狄乐播（狄考文的四弟）和其妻丁珍珠夫妇创建，最初包括教堂、学堂、诊所三部分。1942年3月，日本宪兵占领乐道院，将其改建为关押华北各地西方侨民的集中营。其中包括不乏知名人士：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博士，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振远、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恒安石，其中就有利迪尔。

    集中营生活极端艰苦，但是利迪尔还是帮助数十位青年人学习化学，因无教材，利迪尔就凭自己的记忆编写化学教材。大卫•米曹博士曾在集中营里生活过，也当过利迪尔的学生，他至今保存着利迪尔编写的化学教材。利迪尔永远是一个深受大家欢迎的人，即便是在集中营里。孩子们觉得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亲切地称他“埃里克叔叔”。年纪大的，则将他视为一位可靠的朋友、绝对可以信赖的人。

    1945年2月初，利迪尔有一周的时间没有给他的学生们上课，事后大家才知道他病了。2月20日，也就是利迪尔临终的前一天，他还和同学们在棒球场上交谈，谁也看不出他身上隐藏着巨大的病痛。第二天的上午，利迪尔脑里的肿瘤便夺去了他盛年的生命。狱友们在利迪尔的坟墓前竖起一支简单的十字架，由于找不到油漆，他们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利迪尔的名字，此时，利迪尔正值43岁。

    多年后，1995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一位日本教授发现了一件已经沉睡半个世纪、但保存完好的埃里克•利迪尔在山东潍坊日本集中营的死亡证明。这份死亡证明书共有3页，记载了利迪尔死亡时的年龄为43周岁零一个月，死亡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傍晚9点20分，大夫签字日期是2月22日。如今，这份死亡证书保存在设在香港的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

    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利迪尔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由产自他的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镌刻有中英文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背后则记载了利迪尔辉煌而短暂的一生。1990年，为了纪念利迪尔，一位出生于苏格兰、后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

    就笔者个人而言，对于利迪尔的所知，首先，是在2005年时听我们班主任王牧师说起过。当时，王牧师亦曾向我们推荐影片《火战车》，并且就利迪尔的生平给我们做了简单介绍，给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忠心爱主的神的仆人。另一次，是我们2007年集体访问潍坊教会时，由潍坊教会的石牧师接待我们参观乐道院，我们在乐道院里看见纪念利迪尔的花岗石纪念碑，对这位神的仆人更直观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热爱和为中国生命的付出。

    今日，在北京奥运会之际，我们重新缅怀这位昔日的奥运冠军利迪尔。他以一颗善良伟大的心灵，在自己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饱受战乱之苦、妻女离别之痛。他为中国而生，生而恋慕不离不弃这片土地；他为中国而死，死后却连尸骨埋藏之地亦不可知。无神论的朋友们可以臆断为利迪尔超然的生命魅力，而信仰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这位主内的弟兄也足以让我们自豪感恩弥足珍贵，愿如《圣经》所记：“他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一直随着他”。最后，以利迪尔自己的话作为结束：
 
      从出生到死亡，
      虽然每个人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
      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
      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

                                            

总是觉得自己能够徜徉在康河的柔波里，冥冥中和一部电影脱不了干系。

剑桥大学，一直存在于我遥远的梦境之中。那种遥远不只在于空间，更在于时间，中间隔了几个世纪的路程。宗教王权的阴云，学术思潮的厚重，都裹着历史的尘埃，渺小如我被隔绝在外，唯一的通路是书架上的那卷徐志摩，还有他热烈而又隐忍的爱情。这种隔绝使剑桥成为一道灵光，在我梦想中偶尔闪现。她成为我梦想中的梦想。

也许扯得太远了，该说到那部电影了。那天晚上我一无所知，只是照常去上戴维的电影选修课。戴维是我的大学外教，因共同热爱电影而成为好友。他义务每周开一堂电影选修课，放一部他认为值得一看的片子。那天放的电影名为《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据他介绍，是讲述两位年轻人为不同的信仰奔跑的故事。

黑暗中，故事开始。我的心剧烈地颤动了起来，那其中一位青年竟然是剑桥大学的新生！银幕上，他乘坐的老式出租车缓缓行驶过1919年剑桥古旧的街道。那是我第一次窥见剑桥的容貌。当时我并不知道，位于远景的那个尖顶建筑物就是国王学院标志性的礼拜堂。我更不知道，在那街道深处、木门背后，隐藏的是剑桥怎样的风神秀骨。我只是被吓住了，看着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身着白领结礼服（White Tie），外披黑色长袍（Gown），面色凝重，端坐在烛光摇曳的厅堂里，聆听院长关于荣誉、忠诚、尊严和传统的宣讲。

我的肋下开始隐隐作痛，那里怀揣的正是一份剑桥大学申请人的推荐表格。电影里的剑桥距离我的世界那么遥远，每一张大理石般的面孔上都镶嵌着一个杰出的名字，而我，却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难道我真地也能够坐在他们坐过的长桌旁？这可能吗？

我以前从不相信，一部运动题材的电影竟可以拍得如此耐看，这是我这个缺乏运动细胞的人唯一钟爱的体育影片。苏格兰传教士埃里克•利迪尔，犹太青年哈罗德•亚伯拉罕，他们一个为了对上帝的爱，一个为了对世人歧视犹太民族的恨，都在拼命地奔跑着。然而当时在我脑海里翻腾的只是故事的其中一半——哈罗德身在的剑桥。看电影的两个小时里面，我都在斗争，要不要把推荐表交给戴维。那真是煎熬啊，我多么怕在他眼中看到一丝暗示我自不量力的嘲笑。当我终于还是红着脸把那张纸递了上去，抬起头来，看到的是戴维明亮而善意的眼睛。

“刚才哈罗德不是说了吗？有梦想就要有胆量去实现。”就是这句话，这个理解的目光，让我坚持去实现这个似乎遥不可及的梦想。临去英国前，戴维送给我的礼物，恰恰是这部《烈火战车》。

每天我都骑车经过剑桥那条古旧的街道，它和八十多年前相比几乎毫无差别，还是圣玛丽教堂，还是照在国王学院哥特式礼拜堂上的斜阳，还是街角那间叫Ryder & Amies、专卖长袍院徽的小店。只是学生们不必每天披着黑袍子满街走，学院也不再只是男生的天下，或艳丽或清秀的各色女学生在几十年间成了剑桥不可或缺的景致。

哈罗德和他的好友奥布里是在剑桥火车站结识的，两人因同是卡文基斯学院的学生而一起搭乘出租车。而前年的九月末，我和男友拖着两口沉重的箱子从伦敦搭长途汽车前来，舍不得花钱雇车，在Drammer大街上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搞清楚应该坐哪辆公共汽车可以到我的学院。那一天的狼狈辛苦完全遮盖了我去感受剑桥的心绪。而接踵而至的各等杂事更令人心烦意乱，我在最应该实现理想主义的象牙塔做着最现实的努力和挣扎，为了那一本本沉甸甸的原文著作，为了听懂老师和同学南腔北调的英语，为了买到更便宜的蔬菜和鸡蛋，为了在各种尝试中辨识自己应该沿着哪条路走下去。

从我的圣埃德蒙学院到系里，每天往复都要经过剑桥最著名的一串学院，圣约翰学院、圣三一学院、卡文基斯学院、国王学院、圣凯瑟琳学院，彼得学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心思琢磨街边的风景，只是在抱怨路怎么这样长，在祈祷千万不要下雨，在盘算不要忘记导师的约会、课后的功课。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经过这些学院，微风轻扬，我仰头望着学院大门上沉默不语的雕像，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何其幸福，每天都和这些古老的灵魂们擦肩而过。

圣三一学院是直到春天才去的。秋天里忙着适应生活，凄风苦雨的冬天又不忍心去，怕误解了她的本来面目。于是一直到日子一天天长起来，等一个有阳光的午后，终于悄悄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走进圣三一学院的回廊。84年前，哈罗德曾在这儿向七百年来无人成功的“三一短跑”提出挑战。按规定，挑战选手必须在正午12时钟响24下之前，绕庭奔跑一周，也就是要在43秒内跑完380码全程。他的这一举动引来观众无数，连院长都偷偷揭窗眺望。在一声高一声低的钟声中，哈罗德和他的朋友安德鲁•林赛爵士一道发足狂奔，竟然在钟响24下前率先冲过终点。全场沸腾了，欢呼、雀跃、香槟，人们把哈罗德像凯旋的英雄般高高举起。84年后，当我伫立在回廊的一角，在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乍现，宁静平和，我侧头细听，却也听不到钟声和欢呼，只有遥想，几十年前的热情。

夏天的时候，我到苏格兰毕业旅行。被我忽略的这部电影的另一半，终于缓缓向我打开其神秘高远的面纱。漫步在大不列颠岛国的最北端、苏格兰广袤的高地上，天压得很低，几乎与大地相连，绿色高原旷寞无人，冰冷沉静的北海就在脚下波涛暗涌。我忽然间懂得了《烈火战车》中的埃里克。只有这样的土地才能孕育出埃里克这样深沉宁静的大爱啊。

埃里克是苏格兰的短跑英雄，被誉为“苏格兰飞人”。他和哈罗德的奔跑拥有迥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哈罗德的目标是击败所有对手，是为了雪耻和荣誉。因此他赛跑时面目严肃得近乎狰狞，两道粗壮的眉毛扭结在一起，令人畏惧。而埃里克则是怀着对上帝无限的崇敬与爱在奔跑。他为的是超越自我的极限。所以他的眼中没有对手，只有上帝创造的天与地。他在赛跑时总是面露微笑，脸上笼罩着神圣的光芒，仿佛他所迸发出来的力量不是源于自身、而是来自上帝的恩泽。他人在高地上飞奔，洁白无瑕的灵魂则在空中飞升，而我的心也跟着变得澄清洁净。

即使是在与法国的对抗赛上被对手恶意撞出跑道，埃里克也没有丧失勇气。在观众的一片叹息声中，这位短跑飞人竟然一跃而起，乘风追赶，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他有如神助的爆发力震撼了银幕前的我，震撼了银幕上的观众，也震撼了观众席上的哈罗德。两位男主人公颇有些棋逢对手、英雄相惜的味道，但埃里克似乎站立在更高的位置，哈罗德不得不仰视关注。在两人唯一的一次较量中，从来不败的哈罗德竟然输给了埃里克。哈罗德执著的毕竟还是人力之争，而埃里克眼睛里闪耀的是上帝投下的光辉。

埃里克和哈罗德同时入围1924年巴黎奥运会，这是两位青年灵魂斗争的最高潮。哈罗德面对的是同自身的斗争。他不顾一切，付出全部，把速度提至极限，就是为了追求这至高无上的荣誉。当荣誉已近在咫尺，他深深恐惧如果这努力仍然不够，自己将再无力缩短哪怕一秒钟，那么面临的将是最可羞耻的失败。而埃里克则为了维护上帝的尊严而战。他参加的百米短跑被安排在安息日举行，这是和《圣经》教义两相冲突的。经过痛苦的挣扎，他坚决拒绝在周日参赛。国家的利益、个人的荣耀，全都不能动摇他对上帝的忠诚。最终，还是他们的朋友安德鲁慷慨让出自己在400米赛跑决赛中的位置，由埃里克顶替。

导演用了重墨渲染100米短跑比赛前的紧张气氛。哈罗德和其他参赛选手默默更衣，神情肃穆。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短跑运动员，然而每个人脸上都泄露了内心的恐惧和怀疑。我想，当我把申请剑桥的推荐表交给戴维时，一定也是这样的神情。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有一样东西你太想得到，但是否有勇气、有胆识去摘取，便要看是否能够战胜这内心的恐惧。教练萨姆放在行囊里的一封信拯救了哈罗德。他戴上萨姆送他的项链，目光变得坚定如炬，像一只大鸟那样张开双臂，胸膛第一个顶过终点线。

如果说，哈罗德的比赛是一场心灵的较量，那么埃里克的最后一战则是一幕庄严的仪式。400米并非埃里克的专长，但对于一个为上帝而跑的人来说，他没有疑虑和恐惧，平和地同每位参赛队员握手。全场散发着柔和的欢乐，不论是观众还是我，没有人怀疑埃里克最后的胜利。冲刺的时候，埃里克竟然扬起头颅，仰望苍穹蓝天，露出虔诚而灿烂的笑容，默念着赞美上帝的诗句，仿佛正沐浴着上帝之光，享受着人世最高的恩赐。这是最美的镜头，那一刻我热泪满盈。

最终哈罗德获得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冠军，埃里克则打破了男子400米跑的世界记录。跑步原来可以是这样美，哈罗德神色威严，古希腊雕塑般的面孔犹如天神，埃里克笑容沁人心脾，恬淡光洁的脸庞仿若天使。

有评论说这部影片表现了竞争精神和体育信念，我却觉得并不止于此。哈罗德和埃里克最动人心弦的魅力在于信仰。哈罗德相信自己生而与众生平等，埃里克相信上帝赐予仁爱与力量。只有心怀坚定的信仰，才能够无惧无畏，才会有力量与胆识，成为伟大的勇士。

那么我的信仰呢？我相信超越知识、学术和时间的永恒之美，这使我终于抵达了剑桥的彼岸。

每当我感到迷茫、需要汲取力量的时候，就会重温一篇这部电影。

注：看图见 http://eastmas.blog.com/1502226/

在《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1981)》出现巴黎的街和运动员宿舍到处贴的这张画，我第一眼觉得，1981年的剧本和配乐，一准是盯着当年海报创出来的。反正都得了奥斯卡。

那叫读图时代，招贴当道，报纸为王。想看视频新闻，得上电影院老实坐着。

1924年巴黎第8届现代奥运会，大致是这个规模：

⋯⋯原来就很紧张的法国财政，更是捉襟见肘。法国上层人士甚至提出，放弃主办权，让洛杉矶接替。担是筹委会顶住了压力，克服重重困难，筹集了400万法郎，修建了能容6万多人的"科龙市"运动场，不过场内的煤渣跑道长度为500米，不如上届标准。为了安排运动员住宿，筹委会在运动场旁盖了一排简易的房屋，它就是以后奥运会村的雏形。运动会于5月4日至7月27日举行。会期与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相比较，要短得多。大会正式开幕是 7月5日。开幕式前和闭幕式后，都安排有比赛活动⋯⋯

电影里有一段，苏格兰神勇的eric，为上帝而跑，遵从十诫，拒绝上礼拜天的比赛。王储都来厚着脸皮哄他，说这不正是为国牺牲表现机会嘛。然而 eric坚持上帝大过皇帝。我奇怪赛程为啥那么难改，最后他是跟队友换了项目，赢了。片尾点出旁白，奥运也是大于任何一国一家的。拔的挺好，没落入为国争光的俗套。


查IMDB，范吉利斯(Vangelis)在火战车之前作的配乐大多是TV，说火战车一举成名不为过吧。4岁就会作曲——不识谱就会作曲——38岁作火战车，39岁银翼杀手，49岁征服伊甸园，61 岁亚历山大帝⋯⋯我喜欢把年谱翻读成年龄，看都谁是少年英雄和大器晚成。范吉利斯的名言：天籁自喧嚣走来，我做的是那路。

"I function as a channel through which music emerges from the chaos of noise." - September, 1988


-大胖 7-2-3

故事

哈罗德•亚伯拉罕，一个犹太金融家的儿子，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天才的短跑选手。在20年代的英国，这个内心温柔而敏感的年轻人用他外表的孤傲和强硬对抗周围的歧视与不公，用他如风的双脚把剑桥乃至英伦三岛的短跑纪录一遍遍甩在身后，立志去征服一个又一个充满偏见的冷漠心灵——直到他遇见埃里克•林德尔。
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的埃里克，是全苏格兰最好的橄榄球手，他从内心里感到上帝给了他善跑的双腿，就是为了用它们为上帝赢得荣耀。他放弃了橄榄球，专心练习跑步，他的目标是在奥运赛场上为上帝争得光荣。
看过埃里克的比赛之后，一向把跑步视为战斗的哈罗德竟然心生恐惧，他从没看见过这样的人，完全凭着本能和不可思议的意志力跑步并赢得胜利。果然，在他们的交手中他败了，可重新振作起来，刻苦训练，决心在奥运会上战胜这个温柔的苏格兰人。
1924年，巴黎奥运会。因为百米预赛被安排在星期天，埃里克坚决不愿在主的安息日跑步，遂与队员调换了项目，参加400米比赛。结果，亚伯拉罕战胜了强大的美国人，终于在世界面前证明了自己；而埃里克更是不可思议地在400米中夺得了冠军，为英国人获得了一枚意料之外的金牌。

电影

拍摄于1981年的英国电影《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系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奥斯卡奖，一直被认为是体育励志电影的经典。影片用倒叙的手法，由1978年哈罗德的葬礼开始，回溯了英国历史上这两个伟大的短跑选手那振奋人心的跑步。与其说这是一部描写个人奋斗的励志片，不如说它展示了一个人内心坚持和信仰的勇气。
哈罗德有张与亚伯拉罕•林肯一般瘦削冷峻的脸，他的强硬高傲源于他的敏感自尊，跑步是他赢得尊重的方式。他要克服歧视不公，克服内心对于不可知的力量的恐惧，克服来自世俗社会的压力。当校方因为他聘请专业教练而给予他警告时，他冷静而坚决地对抗着代表世俗观念和体育精神的学校当局，因为，他追求决不仅仅是体育之内的事情，而事关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埃里克面对的有家人对于他远离事奉的责难，他想方设法让家人明白，主需要他的胜利，主给了他善跑的双腿绝不是没有理由的——但为了信仰，在最后的时刻，他却拒绝在安息日比赛。这时候，他要对抗的是世俗的王权，整个英国，甚至为此要背上叛国者的名声。但他没有后退，在必须要选择的时刻，人只可能听从一个召唤。
哈罗德代表世俗，埃里克代表神性。但是电影没有简单地厚此薄彼，他们都值得人们尊重。内心的偏见、歧视、不公必须被克服，身体的障碍、肉体的沉重亦必须被超越。我记得哈罗德等候发令枪响时的万籁俱寂，一个异类而孤单的身影即将向既定世界的规则发起挑战。我更记得埃里克跑步时那种奇特的姿势，高昂头颅，满脸欢欣，眼睛甚至不看跑道，“我跑步的时候感觉到主的高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主会领着我双脚跑向终点。而这两个伟大的年轻人，也从此成为了终身的朋友。

埃里克•里德尔

埃里克•里德尔1902年出生于中国的天津，他的父亲于19世纪末从苏格兰来到中国传教，包括他的母亲、哥哥、姐姐，他们全家都是勤奋虔敬的传教士。他8岁回到祖国读书，期间逐渐成长为一名用自己的见证来传播福音的神职人员。
奥运会后，1925年，埃里克毅然重返中国，在天津开始他的教书生涯。最初他在天津的教会学校教授化学和体育，但他很快就失去了内心的平静。他认为，神召他到中国，绝不是为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更不是为了在外国人和富贵人中间转圈子。不久，他辞去教职，深入冀鲁豫(河北、山西及河南省)边区，尤其是在河北省境内的农村传播福音。
珍珠港事件后，埃里克在中国的活动开始受到监视。很快，他就被关进了设在山东潍坊的日本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埃里克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他的身体开始一天天消瘦下来。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里，埃里克，永远的烈火战车，依然保持坚强的信念，乐观并充满慈善地关怀集中营里的每一个同伴，并在这里开展各种活动，让营里的人都能坚强地面对暂时的磨难。一位名叫兰格登•古凯的美国人，在他所写的《山东集中营内》一书中，对埃里克作了如下描述：“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埃里克•里德尔俯身在棋盘或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趣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而不惜努力地在营区里倾尽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他已经四十几岁，但身体仍然轻巧、柔软，步履灵活自如，不过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刻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1945年2月21日，埃里克因为脑瘤病逝于集中营。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这是完全的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