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这些我都是承认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一、

Marco：“你为什么这么反感浪潮？”
Karo：“Marco，睁开你的双眼吧。浪潮正在扭曲的壮大起来。”
……
Marco：“浪潮对我意义深远。”
Karo：“什么意义？
Marco：“归属感。……你也清楚，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我没有。”


二、

我去了广州听一个后摇乐队的演出。以前从没一个人在异地特意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进去前手臂上盖了印章，连随身携带的袋子也贴上同样的骷髅纸贴。清一色的年轻人和青年人。
一开始很拘束。人们都是三三两两的去，而我只得一人。
我甚至连打个手势叫waiter来点饮料都觉得尴尬。
胃本来就不大好，不打算喝酒。结果waiter来了，问我：“喝什么？”菜单上没几样饮品，于是我点了喜力，他说没有；我又点了百威，他说卖光了。郁闷之时，他指了指旁边，说：“喝虎牌吧，在这里，大家都喝这个。”我茫然然就点头了。
演出开始后，气氛开始热闹起来。
随着演出顺利的进展，一个高潮接一个的迭起，人群开始波浪式的涌动。旁边不相识的人凑过来搭话，我拘谨的回了几句。他人随手就过来借了打火机，一切都很自然。隔壁桌的人开始旋烟，而我也很顺手的将自己的白万礼尚往来。我们随着鼓乐摇摆身体，随着吉他的旋律晃动脑袋。原本稀疏的几个小团体，突然熟烙起来。话越说越多，甚至一起在后摇氛围下拉着手踏起了小碎步。
我之前一直焦虑的等着我友人小布来，因为我很怕在一个群体里显得自己形单影只。
但到即将散场时，他来了，我却早已浑然跟旁人犹如多年好友一样打趣了。


三、

狂热群体的根源在于没有自我认知价值感。
人群需要同质化。
正如人民需要信仰一样。
[ 埃里克•霍弗指出，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是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这本质上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
我记得前几天不知从哪本书里看到，它阐述的大概意思是，人类是一种需要同质化的生物群体。
当一个人并没有或者无能力去发掘出自己内在真正的自我价值的时候，他就开始趋同于其他主流人群或者非主流人群。他需要一种归依感，尽管这种归依感是虚无的，但只要他觉得自己是混在人群中的人，他并没有被人群抛弃，那么他就得到了满足。而那些怪异行为的狂热者，尽管看来和主流人群格格不入，却相反的，更是证明了他们是一群被“同质化”的人。
人类需要同质化。需要集体归宿感。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人，在一个协调统一的团体里，会感到十分无助，而为了使自己融入这个团体里，来证明自己也是人群中的一员，他会加入这个团体，拥戴这个团体，甚至将一直誓死效忠下去。
有时我们会因为旁人的喜恶来决定自己的喜恶，有时我们会去贬低那些我们心底本来喜欢但别人不屑的东西，有时我们明明是赞同别人的观点，却为了突出自己的不同而进行强烈反驳，这恰恰就是“同质化”的可悲之处。


四、

整齐划一的衬衫、整齐划一的手势、整齐划一的口号、整齐划一的目标、整齐划一的人。
这些会让你记起什么？我记起了高考。
高考的浪潮席卷了一代又一代人，尽管结果不一定代表了什么。但至少，我在高考后，惶然了很久很久。一直处于茫点中。
类似浪潮的运动，你又会想起什么？
你以为法西斯都很荒谬？你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很滑稽？你以为……？
事实上，当你处于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里，你也许会连自己是谁，究竟为什么要干这事都摸不清楚，而你高呼这些口号，就如它是你所崇尚的自由或生命一样贵重。
勒庞的群体精神统一性心理学规律指出：“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五、

[ 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 ]
想一想，独裁主义，是否存在就是合理？而我们在从众和寻找自我的路上，又走了多远？

关于《浪潮》
 
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电影《浪潮》有一个神奇的结尾：教师文格尔用了五天时间，把一群在自由世界长大的学生变成了自己的狂热信徒，甚至有人因为信念崩塌而开枪自尽——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文格尔先生还并没有向学生们灌输什么成体系的理论！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大概会骂一句“一丘之貉”，给电影评个两星，然后关掉豆瓣，不想再提起它。——尽管我事先知道，但面对电影结局我仍然半信半疑：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浪潮》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故事发生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当时一位学生向老师朗•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如何回答。于是他决定在课堂上做一个实验去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机制。他要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法西斯政府，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在这项试验中，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后来，琼斯还是控制住了局面，并没有发生影片中的悲剧性惨案，在最后的课上，琼斯给学生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绝对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最初那个学生的提问得到了回答。”
    也就是说，在真实事件里，没有人绝望到开枪自杀，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批斗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真实事件也已经足够让人震惊。然而，观众们似乎很少提及这一差别，大家都直奔“极权主义”而去，顺带为电影给出四星或五星的评价。毫无疑问，一群中国人，借助一部德国电影，来反思“极权主义”，没有比这更理直气壮的了。我承认，这种反思是必要的，而且从这些文章里面，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关于“极权主义”的常识。可如果一部电影的价值仅止于此，那么导演为什么不去拍一部纪录片呢？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虚构，只需要重现当年克柏莱高中发生的一切，挖掘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他甚至可以仅仅写一篇文章，以介绍“克柏莱事件”起头，再对“集体无意识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结论。用后两种方法他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观众一定会乐于知道，在那件事情之后，朗•琼斯老师是如何地自鸣得意，而参与他试验的部分学生又是如何地感到自己被利用，尊严受到了侮辱。
    我的问题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拍成电影的必要性在哪里？反言之，用电影来处理这个题材，可以为主题附加上什么样的价值，让观众获得什么样的、别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认知？我想答案应该是，导演可以利用细腻的电影语言去描述和捕捉事件的全过程，用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去打动和说服观众。遗憾的是，这正是整部电影做得最不够的地方。导演并未创造出一种合情合理的叙事方式来带领观众进入思考，进而发现、获得“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认知。恰恰相反，导演将已有的政治哲学知识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进而达成电影与政治学知识的同构。可是，政治学常识并不包含日常生活细节，这就造成了虚构部分的空洞。如果以我中学时学习的文体来划分，《浪潮》大概属于一篇合格的记叙文。它在交代事情经过时笔墨分配合理，简洁明快，可是这样的节奏并不适合观众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浪潮》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和《安阳婴儿》获得一些外国观众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我的粗浅认识，“自由主义”就像是行为指南，却缺乏对人的精神关照，它并非全能，所以才需要虚构出某些比现实更加尖锐的敌人，来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和“极权主义”如出一辙？这样的虚构其实是怯懦的。一个中国观众说出这样的话，他可能错了，他只是在极权中日益麻木；可他也有可能对了，因为《浪潮》也许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隐秘焦虑与神经质梦魇。

几天前看《奥运档案》讲开幕式击缶排练背后的故事，有朋友问我对于此间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何感想，因为是短信来往，并没有深谈。作为我来讲，自己素来是表现得更个人主义一些的，但我对集体主义也并不那么排斥。

然后突然发现了这部《浪潮》，一看简介我就窃喜，它不正是揭露了所谓极权的、集权的、集体的七七八八的主义的邪恶面么？既然来源于真实事件，那么事实胜于雄辩，让我那朋友也看看这片子，比和我磨嘴皮子不有效果得多？

等到自己把它看完，心想，这下没戏了。这电影讲故事的手法连我都说服不了，还拿去给我那位倾向认同集体主义（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专制）且有着相当理论基础的朋友看，简直是苍白无力了。

从头至尾存在于我的脑子里的仨字就是：“不至于”呀。这部电影不仅没看出“独裁”之下怎么的消磨个性怎么的泯灭人性，相反，片子里头几位主角儿（尤其是那位自杀男和那位传单女）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个性使然吗？真正的独裁社会能让你随便持枪？真正的独裁社会能让你想退课就退课？

说个较真的话儿，如果真的要做这么个实验，那就得严格保证实验环境的各种条件（而电影里在课堂之外存在很多自由的环境），以及被试人员的随机性（而最初选课的同学本身就是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不然，得出来的实验结论经不起推敲，更难被检验了。

我也粗略去了解了一下发生在美国的那个实验事件，并没有这么的戏剧性。可以说，导演在刻意追求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忽略了太多的严肃的考量。即便抛却意识形态或者心理学的视角，单从艺术本身来评价这部电影，它仍然不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一部没有说服力更缺乏张力的剧情片。

由此我想说到本片在豆瓣受到的礼遇，打分是很高的，评价基本是一边倒的。我没有更多地进行统计和观察，但一个基本印象是，在豆瓣但凡和意识形态挂钩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受到了如此礼遇。对于真的好电影我无话可说，可问题是有那么多好电影吗？我想，每一个没有观看过这部电影的用户不需要别人来灌输、暗示和诱导，更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他们的大脑思考。

其实当我们如此而讨论起意识形态的问题时，我们对于极权主义或集权主义、独裁和自由、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等等一些词汇的概念并没有学理上的明晰分辨，对于历史本身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却能哗啦啦说出一堆看法来。

比方说很多人说起看到此片想到自己小时候上课如何如何，进而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结论。我个人的建议是，是不是可以在分别考察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课堂教育之后再下结论呢？这个国家，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极权专制，并不是凭空在十年八年里产生的，都有着它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流变的呀。

我们都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从小耳濡目染了各种痕迹。当我们渐渐长大，意识到自己曾经受到的压制、蒙蔽甚至欺骗的时候，当我们欣喜地开始拥抱那个由真善美构成的精神世界，恨不得把曾经的自己踩在脚下的时候，请不要忘了，你接受启蒙的那个阶段所受到的那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可能已经深入到了你的骨子里，还是先认识自己吧。

最后我还是回到电影里来，其实片子里唯一打动我的地方，是开头课堂上自由的讨论（特别是那句“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的诘问），可以窥见德国的公民教育，他们对于过往历史的反思和对于当下社会的关注，尽管还只是高中生，也依然秉承着德国人一贯的深刻和冷峻。我对这样的民族表示敬意。

国家体制周里文革尔老师说的独裁主义，而他们脑海里的独裁主义便心照不宣地指向了希特勒，然而整个实验活动隐喻地却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左翼激进运动。电影强调“文革尔老师被学生的崇拜冲昏了头脑”，同时用“一个极端狂热分子的荒唐举动”和文革尔老师的被逮捕来结束电影，呼应了自由主义对左翼运动的批评——要改良不要革命，要英国式的革命而不要法国式的。要人们回归自己，而不是集体献身于某种集体意识。

纳粹党是左翼激进运动的党派，它依靠打击官僚资本主义的口号，吸引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让每个家庭都有一辆汽车”这样的口号便是希特勒提出，胡佛总统提出“让每个家庭揭开锅盖都有一只鸡”，但它他没有成功，相反，希特勒建立了大众汽车。同时它的诸多民族主义主张迎合了德国人一战结束后的失落心态。

希特勒是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理，而当纳粹党开始“全面夺权”的时候，首相兴登堡问希特勒，这是叛乱吗？希特勒回答他，不，这是革命。于是每一个普通德国人，从钳工到厨师，到农夫，还有许多企业家，都真诚地相信希特勒是德国的救星，像几十年前的俾斯麦一样运行严肃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执行强硬的对外政策，复兴德国的荣光。而更宝贵的是，他们都愿意用切身行动来推进这一历程。当时工厂的工人和前线的士兵一样有编制，有荣誉，有纪律。

这一切合理吗？如果说它压抑了个人的意志，甚至于把人们的热情导向了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这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如果这一切是以德国的复兴为名义呢？希特勒不过是在强调“德国的复兴正在召唤你们每一个人”这相当于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是考虑已经发生的历史，纳粹运动最终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战争，德国人也慢慢觉得希特勒在把德国引向灾难，但这和自由主义无关，德国人只是发现他们无法赢得这场胜利。换言之，这并不是良知。

所以战后德国人对于他们的难堪过去的反思就遇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反思的，在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里，他们体会着难以置信的充实和幸福，甚至那些志愿充当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的德国平民，他们也觉得是在做正义的事情。而在德国露出失败痕迹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为那种幸福而感到羞耻，而这是不必要的。

我们在说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那么追随希特勒的人是否遵从了自己的意志呢？我不知道。如果自由主义真的那么美好，那么为什么德国人放弃了散漫而遵守纪律，甚至当时都愿意将毕生奉献给纳粹运动？有人说这是因为人需要归属感，这是有道理的。

于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展现了人们如何自然地遵从了集体意志而成为运动的一份子。这部电影的缺憾之处在于，它无法正视这个现实，必须以过激行为来夸大左翼运动的危害，因为它背负着“自由主义”的道德重任。它必须潜在地批判希特勒的专制，苏联的专制，甚至中国的专制，一切和纪律有关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泯灭个性，是极端的罪恶。这就是现在的意识形态，我无法说它是正确还是错误。人们反思法国大革命，雨果做的很好，他弘扬了人性，但他也明白法国革命的确是有着不可置辩的重要性。21世纪的年轻人是反思的一代，他们反思专制，反思文革，反思苏联的文化禁锢，他们看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要大呼过瘾，因为那是知识分子的受难，仿佛他们自己像人类文明的基督一样被钉在专制的十字架上。但我觉得有必要对这种反思进行反思，而这其中可能就包括对当今横扫世界的自由主义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