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
剧情介绍
结识小明（杨静怡）前，小四（张震）是典型的乖仔，是父母的希望和兄妹的骄傲（一家人指望他考上名牌大学将来提升全家的社会地位），他有一个喜欢摇滚乐的自称“小猫王（王启赞）”的好友，两人虽会去树林看人幽会，但过的是与周围诸多在“小公园”混的少年人完全两样的生活。 喜欢上小明后，小四便像跌进一个无底深渊，开始被外界的各种力量牵着鼻子走。新识仰慕对象honey（林鸿铭）猝死，一向敬重的父亲的自尊与精神因为某次事件严重受损，加上将一次次“欺骗玩弄”他感情的小明“看透”，血气方刚又有很强道德感的小四终于走上犯罪的道路，期望用自己的刀结束事件的根源。但小四不知的是，他眼中的根源只是这条食物链中微不足道的一环。©豆瓣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洛杉矶的夜晚天鹅套索死刑宣判之后炮灰2015地狱管教所007：无暇赴死国语人民公敌3重明卫：大明机密狎鸥亭报告保姆杰茜第二季今年圣诞很挪威我的1919（独家修复版）一条狗的使命（原声版）爱吃拉面的小泉同学二代目同心草杰里·宋飞：23 小时找乐子谍网娇娃远方牧场美国派4：美国重逢虚名你就是那一个天下无敌2023侠僧探案传奇之白马镖局一定要喜欢社团才行吗？鉴你所见：动作组训练与拍摄青铜匕首爱在长征诅咒2005
长篇影评
1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锋利如“刀” 杨德昌导演的巅峰之作
杨德昌的整个导演生涯，如果不算未完成的动画片《追风》的话，剩余的七又四分之一长片电影，无一例外的聚焦在台北市。前三部长片也就是“台北三部曲”北京是80年代的台湾，后三部则是“新台北三部曲”背景是90年代。
唯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精准的定位在1959年，而且这部电影是杨德昌彻底脱离了之前的中影公司，由自己创立的杨德昌电影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从杨德昌的生前好友也是工作伙伴小野的访谈里，可以知道《牯岭街》是杨德昌一直跃跃欲试想要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承载了杨德昌导演非常大的野心。
虽然从豆瓣的信息来看《一一》不论从评价人数还是分数都高过《牯岭街》。
但是我们认为在杨德昌导演的作品里《牯岭街》才是最巅峰的那一部，如果说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是台湾社会的“手术刀”，那么《牯岭街》一定是其中最冷酷最锋利的那一把。
而且从杨德昌导演的七部长片整理比较的话，前三部《海滩上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视听手法和电影结构相对复杂，很多技法在华语电影里非常的先锋，使用的也相当纯熟。
而后三部《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文本上或者更直接一点的说，在台词安排上非常密集，对电影主题的讨论更深入。就是中间的这一部《牯岭街》是在电影文本和视听语言手法上，可以说是结合的最平衡最完美的。
说回《牯岭街》本身，有很多观众质疑说《牯岭街》一个少年因情仇杀的故事，为什么说它有史诗感呢？还有的豆瓣评论看不上电影里的一些角色，尤其认为导演通过电影表达的三观不正。
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华语电影第一梯队的经典作品，更应该从导演的角度来体会《牯岭街》，跳脱出青年男女恋爱情杀的思维，来欣赏它的史诗感和电影展现的美学魅力。
电影讲的并不是杀人事件这一个点，或者杀人事件中的一对男女主角的两条线，而是围绕主人公的家庭、学校、朋友甚至上升到社会和时代，展开了一个社会剖面上的人物关系网，讲述了这样多个层面的作用下，是如何促成小四个体悲剧的整个过程。
剧情梳理
电影除了庞杂的故事线之外，出场有名有姓有台词的演员也特别多。首先咱们就围绕男主角小四，梳理下电影中众多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小四的同班同学小猫王、飞机、滑头、篮球队的小虎和中途转学来的马司令的儿子小马。
又因为小猫王的关系，引出了经常在小公园冰室活动的小公园帮派，而小公园帮派又分两派，一派是帮派的老大Honey和他的弟弟二条和小公园乐队，另一派则以滑头为首想要争夺老大位置。
跟小公园帮对立的是经营台球厅的217帮，以山东为首的眷村子弟，经营者一家台球厅。另外还有Honey在台南通过土狗认识的，以师爷和马车为首的万华市场本省人帮派。
小四的家人包括公务员父亲、当老师的母亲、学业很好的大姐、北一女（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信教的二姐、建中的老二（二哥）和小妹，还有小四父母学生时代的好友汪狗。
小四的邻居有杂货店的老板胖叔和他太太还有女儿，另外还有卖包子馒头的赵班长。
而女主角小明的家里父亲去世，母亲患有哮喘、住在眷村的退伍老兵舅舅，还有小明母亲最开始工作的方太太，另外就是校医院的小医生。
有很多观众看过《牯岭街》之后代入感很强，特别讨厌小明这个角色，用今天的说法她就是个绿茶婊嘛。产生这种观感，明显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视角更聚焦在了小四的爱情线上，也就是青春片的这一面。
但是如果单单对角色这样理解就太片面了，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对主角小四的故事进行梳理的话，还确实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先看下小明在电影中的男朋友或者暧昧的对象都有谁，影片开始之前就有小公园帮的老大Honey还有217帮的前老大红毛，Honey也是因为小明和红毛决斗，杀了人逃到了台南，在电影的中段才回来。
接着就是影片开头和小明在217地盘约会的滑头，还有和她打篮球的小虎，后来还有校医院的小医生，最后就是小四的好友小马，如果再算上一个开玩笑说要追求她的光头的话，小四的情敌一共7个人，那也难怪说有人说她是绿茶婊了。
小四的遭遇首先和小四发生冲突的是滑头，因为不给抄试卷被打，同样因为抄袭的问题被学校记过。
后来小四和小明在靶场的时候，又和217帮的光头一伙起冲突，进而导致在后来217帮替滑头堵小虎的时候，被光头揪出来报复。
后来在篮球场因为小猫王听不惯小虎贬低Honey起了冲突，放学以后被篮球队的堵。
影片的后半段，又因为在医务室被小医生教育早恋问题，对小医生和护士骂脏话被再次记过，最终因为累计记过被退学。
退学之后因为滑头透露的消息，得知小明跟小马好上了，找小马谈话彻底决裂后，拿刀去堵小马不成最后捅死了小明。
这样一梳理就可以发现了，小四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倒霉事，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情敌”带来的。
而众多情敌之中唯一的例外就是Honey，他不但是小明口中跟小四特别像的人，而且在电影中段回到小公园的时候，虽然目睹了小四和小明关系的亲密，但是却没找小四的麻烦，反而帮他解围。
而且在准备大闹演出的策划会之后，还留下小四和他谈心。讲出了Honey自己对他们混江湖人的理解，还介绍了万华市场帮的马车给小四认识。
而后来Honey的单刀赴会和神秘死亡，再加上为Honey报仇时候小四目睹的血腥场面，都对小四性格逐渐走向极端，产生了重要作用。
所以小四把Honey当成灯塔，在和二姐深夜谈心的时候想到Honey，甚至在最后说出我就是Honey的话，也不难理解了。
小明这个角色甚至在我看来，某种角度来讲根本就不重要。
小明和小四之间的互动，在接近4小时的电影里可以说不算多，而小明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变过。就像小明自己说，她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变的。
小四对小明态度的变化，都是因为他逐渐看清了小明，同时也逐渐看清了小明代表的世界。
整个影片看下来，你会发现虽然电影里角色众多，但是真正有角色转变也就是所谓人物弧线的，除了小四就是他的父亲。
如果说小明和随小明而来的各种三角关系，表现的是学校和帮派对小明的影响，让小四逐渐认清了世界。那么父子之间的故事，则是将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借由父亲，在家庭这个层面上传递给了小四，和Honey同样重要的决定了小四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这就要说到小四两次被记过，父亲两次和训导主任谈话，以及两次回家路上父子的谈话。
第一次小四父亲和主任激烈争吵，关键词“这不公平”“要讨个公道”。父子之间的谈话里，父亲也一直教育小四，做人要真诚不能为自己没犯过的错误道歉。小四回说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亲则说读书就是要坚持做人的道理，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事后小四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还坚持说做人要光明正大，他一辈子坚持原则依然风平浪静。
但是以上的这些表现的，都是小四父亲经历审查之前的精神状态。
说到审查的段落就不得不提汪狗这个角色了。他的名字在影片第一幕，小四父亲去教育部请求复核小四语文成绩的时候，教育部的人就提到过。
之后在汪狗安排的聚餐之后，还跟小四父亲说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升迁，而且还明示小四父亲将来升官互相行方便。
后来小四父亲的官升了，但是汪狗随之而来的更换课桌椅项目的审批请求，却被小四的父亲拒绝了。最后小四父亲和汪狗在家里的会面，也就不欢而散了。
而小四父亲被带走审查的段落，和小四目睹217被屠杀是同一晚。父子同时迎来精神层面的重要拐点，这样的安排也在体现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经历过审查风波之后，还有一场半夜起床抓贼的戏，可见对父亲造成的阴影。
而且我们认为父亲在这个时间点被带去审查，包括后来岗位调离，肯定是因为汪狗和背后牵扯的利益造成的。虽然小四父亲嘴上不承认，还和母亲争吵，但是你看后来在屋外父亲的台词说现在只有靠自己了，汪狗这个朋友再也靠不住了。
到了第二次小四被记过，父亲跟主任谈话的时候，要是和上一次谈话对比会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的镜头中，主任和小四父亲各占据了画面的一半，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父亲也是据理力争。
这一次却变成了正反打镜头，结合父亲几乎低头认罪一样的姿态，完全是在呼应父亲受审问的段落。体现了小四父亲在原有的处事原则崩塌以后，面对体制的无力感。
回家的路上父亲也是一言不发，反倒是小四在重复父亲对他的教育，而这段对话也从理想回归到现实，以父亲决定戒烟省钱给小四配眼镜结尾，父亲再也没有信心和动力向小四传授处事的哲学了。
当老二被误认为偷了母亲的手表，父亲对他打骂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打骂那个向现实妥协，向体制的不公正低头的自己。
然而父亲的遭遇反而让小四对现实更悲观了，想法也更极端了。
毕竟小四不像父亲有家庭的责任，他更像的是Honey，他是影片开头小猫王说的那个“会玩真的”的人，也注定像Honey单刀赴会时候说的那样，“要玩真的，就玩到底”的人。
他在行凶的时候反复重复着的，也是和父亲打骂时候一样的台词。
极其缜密的剧情安排
剧情梳理到这里还得插一嘴杨德昌理工科的背景，杨德昌留美读硕士毕业以后还从事过7年软件设计的工作。这也似乎也可以解释他在剧本创作上特别注重故事的逻辑性，杨德昌所有长片电影都是多线叙事，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都是相对复杂的，并且每部电影看下来都不会有杂乱感。
举例来说整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小明因为语文成绩不及格，门门90几分唯独语文不及格，被分到了建中夜间部，父亲请求教育部分帮忙重新查阅考卷。这里除了构建了小四现在的同学朋友圈以外。
还通过后来小四父母的聊天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小四换到夜间部读书，视力不如以前了，这点就是整个电影剧情的第一推动力。
小四因为视力不好，顺手拿了电影厂的手电筒，因为手电筒所以跟着小猫一去帮滑头解围，也是在滑头被围的学校里开关灯测试自己的视力，偶然间错看到了跟滑头约会的女生。
小四父母因为经济不充裕，让小四去学校打针补充营养治疗假性近视，所以才在医务室跟小明相识。
电影中这种反复利用小细节，勾连上人物关系导致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主角小四之外的各个角色几乎都有类似的细节铺垫，非常缜密同时又很隐蔽，让剧情的推进非常合理非常生活化。
拿小妹这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色来说，剧情上非常容易注意到的就是电影高潮的部分，她向老妈告密老二偷了的手表。为了铺垫这次告密，不但安排了一个母亲答应她买泡泡糖但是忘记了，小妹心情不好。
之前还安排了一个小妹向父亲告密，小四和小猫王搞坏收音机的情节，算是为了这场高潮戏做了一个铺垫。
而且本地帮派屠杀217帮之前，有一段收音机播报台风天气的戏，为了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收音机上，安排了小妹抽走漫画书的桥段。
而小妹抽走漫画呢，在之前老二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安排了小妹抢走他的漫画书的段落。
而小妹衣服扣子总是掉，一方面应该是体现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换不成新衣服。
另外在小四父亲结束审查，因为没有钥匙在杂货店跟母亲相遇的这场戏，正是因为小妹的扣子掉了，母亲准备买别针才发生的。
再比如二哥这个角色，因为台球打的好跟叶子去217帮的台球厅赌球。这个情节的发生就有两处小铺垫，第一次小四因为拿飞机的球棒被没收，结果老二就用赌球的钱给了小四。一家和汪狗的聚会上，老二捡起了白球远台中黑球，也在铺垫老二球技很好。
再看滑头出卖小公园帮的段落，除了他本身人品差之外，他缺钱也有两次铺垫。一次是去飞机的修车店要钱，一次是退学以后在中山堂想要偷抽屉里的钱。
217帮被屠杀那场戏室内停电的桥段，在之前也是有过多次的铺垫。
不论多小的剧情设计，又都再次设计了一个更小的铺垫，缜密到不管多巧合的多偶然的剧情，都安排的非常自然让你感觉不出刻意。
这样剧情安排的工整程度，如果你再二刷的时候，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推理的快感！
时代背景
而跟角色同样重要的还有电影里展现的当时的环境，大量的环境信息都隐藏在情节里，微妙的反应当时台湾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势。
首先就是台湾仍然留存这日本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对台湾的强势的影响。
小四一家住的就是日式的建筑，在晚饭的时候还能听到水果摊放的日本歌曲。而美国的流行音乐，更是在收到当时年轻人欢迎。
屠杀217帮的时候本地帮派用的也都是日本武士刀，小猫王在阁楼发现的短刀最后也成了小四杀人的凶器。
这里插一句说，那张和短刀一起的日本女人的照片。小四对照片的迷恋，是因为他深信小猫王说的，日本女人殉情的故事。
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在小四心中不断暗示。最后小明也和这个日本女人的命运逐渐重合，体现了一种宿命感。
这些都是电影展现的物质、文化环境，另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环境。电影里的那个时期现在总结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独裁时期，在当时的官方说法叫动员戡乱时期。
动员就是全岛动员企图反攻大陆，在影片里反映出的就是经常出现的坦克车和部队还有军事训练。而且还可以发现，剧中的角色对这种状况都表现的习以为常。
所谓戡乱本质就是迫害政治异见人士，小四父亲的审查风波就是在表现这一部分。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表现片头字幕说的那句话，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而电影中的出现的各地口音和地理符号，也构成一种乡愁的环境氛围。但同时这种表达又非常含蓄，每个外省人都怀有乡愁但没有人直说。
或者像学校教官一样，聊到什么都能联想到大陆的城市，或者像小四父亲一样一着急就飙出方言。最直白的也许就是夏老师的夫人看到手表以后的忆当年，但是没等她开口导演就把镜头马上切走了。
这种乡愁又不能返乡的情况下，也催生了一种逃离心态，像大姐一样去美国留学似乎成了最好的出路。
而电影最后小猫王收到猫王的回信里说，台湾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就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唱出的感觉。这个就是杨德昌导演，对那个年代的台湾最简要的概括了吧。
道具与符号
首先就是只要看过电影都不会忘记小四的手电筒，后来在金马奖致敬杨德昌的海报上，也用到了电影中的这一幕。
它首先是一个连接剧情的重要道具，小四从片场偷出来以后，才有小猫王借手电去帮滑头解围，才让小四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整个影片非常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性感的，用的几乎都是有源光自然光，所以手电又成了电影中的重要的光源。
最后又借由手电的照明让小四看到了一具具现场的尸体。而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手电又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表现小四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和观察。
小四在发现世界的黑暗和不公平之后，在片场写下遗书的同时也放下了手电，仿佛也在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已经得出了结论。
道具、光源、符号象征三位一体，简直太精妙了！
在剧情里收音机播放过一点新闻评论，点评里唱衰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正在跟尼克松竞选的肯尼迪，后来也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而台湾对美国政治的关心，也符合当时冷战背景的大环境。
并且这台收音机是从上海带过来了，所以它还代表了小四父亲身上的，那种旧的精神和处事原则。
而父亲的老旧收音机，正是因为年轻人想听美国唱片修机器的时候拆坏掉的，如果理解成一种政治隐喻，也是很有趣很巧妙的。
山东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桌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在山东让叶子帮他和滑头牵线会面那场戏更明显。
这样的场景设计，和《无间道》里曾志伟吃盒饭的经典场景类似，都是在用食物这个符号来表现人物内心的贪婪。
小马的父亲马司令虽然从没有出现，但是军官阶级在军政府独裁下的阶级优越性，通过小马和他母亲全都体现出来了。
不但物质生活丰富，在江湖上也是人人都让三分。
最后小马因为武士刀被调查的时候，小马母亲吆五喝六的状态，也和小四家人无能为力的沉默产生了强烈对比。
而小马和小四在后院放枪的段落，更出现了最经典枪的符号。这与《罗马》里面一群人在向树林开枪的场面如出一辙，都毫无疑问的在彰显人物和所属阶级，在当下社会环境“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角色，也就是作为宗教符号出现的二姐。
好多观众替小四惋惜，以为如果他可以听二姐开导，后面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段包含宗教元素的剧情，恰恰是在强调小四走向悲剧的必然，以及宗教在整个悲剧事件中的失效。
二姐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几乎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不但每天先于其他家人早早出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看经。
但同时她又是对小四最关心的，小四也能感受到，最后的遗书也是写给二姐的，小四被抓之后二姐也是反应最激烈的。
但是在导演的眼中二姐就像宗教一样，始终无法融入中华文化以家庭宗族为根基的体系当中。
同样在《一一》中NJ的老婆在老人卧床以后，决定去山上的寺庙修行，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也同样是缺席状态。而她修行回来之后，发现其实跟山下的生活并无二致。
导演在《一一》中对佛教的态度，一如《牯岭街》里对基督教的态度，它们对于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来讲统统都是无用的。
视听语言
《牯岭街》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视听语言上包含了长镜头、远景镜头、自然打光，那一批作品里共同的特点。
小公园的那场戏，用Honey的走位把滑头威胁小四，Honey和小四单独对谈，Honey和滑头的对峙，还有最后Honey训斥二条，这多重人物关系发生的对话，都用一个长镜头串联起来了非常紧凑。
另外像小马帮小四解围的那场戏，先是一伙人在路灯下围住小四，小马上前交涉后镜头右摇，217的人穿过树丛走到了大路上。
随后跟着镜头的移动小猫王和飞机上前几个人交谈，仍然可以看到远处217的人，环境交代的清楚画面也有纵深感。
除了精彩长镜头的调度之外，区别与其他同期导演，杨德昌在画面上秉持这个人的美学特色。那就是画中框的构图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也是贯穿他所有电影的。
在《牯岭街》里的应用也非常多，例如小四在壁橱里的主观视点镜头，小四在学校的走廊和校医院的场景。
这样的构图除了纯粹的几何美感之外，同时也是在不断强调角色所处环境的重要性。
而电影第一幕中的画中框构图，墙面对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遮挡，也是在主题上表达了体制和权威的压迫感。
同样的手法在小四父亲结束审讯的时候再度使用，放走他的审查员始终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电影的最后小猫王送录音带的时候，少管所的接待员也始终没有露脸，只有身影在镜头前走过。多次同样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电影中导演对这层表意的明确性。
电影中的另一打特点就是音画分离，这也同样是杨德昌导演惯用的手法。《恐怖分子》中就多次利用音画分离，对观众产生间离效果。
而《牯岭街》中导演对音画分离的运用，更加丰富多样。小明在校医院看伤的段落，更多的是在表现校医院空间，小明和小四此时一墙之隔。
小明试戏的段落，是从小明母亲因病住院的段落直接切换过的，让观众产生短暂的错觉，用小明连贯的情绪制造一种间离效果。
而当小明再次去校医院复诊的时候，只有教官和护士搭讪的对话，隐藏了她和小医生对话的具体信息的，已经在暗示两人的暧昧模糊的关系。
随后小明从医院出来和小四交谈的时候，镜头摇到却转到门上，用油漆照映出的隐约的倒影，同样在说明两人之间暧昧模糊的关系。
两个夏天
《牯岭街》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两个电影可以列举的相似场景也有很多，比如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主角旷课、小团体打架，主角对着镜子模仿等等。
这边是“田单复国，毋忘在莒”，那边是“五洲震荡和为贵”，两边引用的对比也非常有趣。但是这种相似的原因，可能更应该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而且电影中又都是政治高压年代，所以有这种趋同的感觉。
其实两个电影在表面的相似之下，两者之间内核的区别反倒更加明显。
同样在表现残酷青春的这个层面，《牯岭街》采用的是所谓的“外聚焦”，多利用长镜头、远景镜头，达到客观呈现的效果。而《阳灿》则更多的是“内聚焦”，多用中景、近景、主观镜头，甚至还有姜文贯穿整部电影的旁白，呈现主观叙述的效果。
时代背景在两部电影中的作用也不同，《牯岭街》是在分析和反思整个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阳灿》则是通过个体的视角，多次表现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牯岭街》的A brighter summer day可以说是一种讽刺，或者乐观一点说是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真诚的“阳光灿烂”，是导演对青春年华美好的追忆。尤其影片解围当时间回到了现代，姜文直接抹去了画面的色彩，更凸显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电影女主角，也就是男主角“女神”形象的区别。
小明的特点单眼皮（内双？）、皮肤白净、说话轻柔，偏向古典美的感觉。米兰却是肤色健康，大眼睛双眼皮身材丰腴，就像姜文的电影一样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对比看来更像是台湾当时崇尚的，所谓资产阶级审美偏好，和大陆当时主导的工农阶级审美偏好的差别。
另外《牯岭街》里小四准备暗算胖叔，却意外救人一名的段落，跟《出租车司机》男主角结尾的命运颇类似。而救人的事件也没让小四得到救赎，救人事件再一次强调小四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而小公园和217帮斗争的故事线，和《教父》虽然团伙的规模无法相比，但是故事核心也有相似之处。都表现了金钱代表的资本，对旧观念和旧秩序巨大的冲击，西西里的家庭观念之于《教父》，江湖兄弟义气之于《牯岭街》。
一点八卦
《牯岭街》中的Honey，其实是由杨德昌本人配音完成的。而且这也不是杨德昌第一次声音出演，虽然没有注明，但是《麻将》里红鱼的父亲（张国柱饰演）也是他亲自配音。
以此来判断Honey的台词，表达了导演的个人心声也不无道理。但其实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可以人人都是他的发声筒。从杨德昌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出来，他对哪个角色有特别的偏爱。
也可能他工科的背景和留学的经历，让杨德昌在审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时候，不但清晰严谨而且捎带距离感，理性冷静甚至冷酷。
和杨德昌合作过的编剧和演员，常提到杨德昌有的时候用英文表达想法，比中文来的容易流畅。这种英文逻辑的思考，中西方杂糅的视角，也是华语导演中不多见的品质。
杨德昌曾经自述过当年在美国，做软件设计的时候研究过的一个项目。
就是想办法用代码让只有英文字母的键盘，敲打并且显示出中文。最后这个项目他没有完成，不过也许后来杨德昌用同样的思维在胶片上做着同样的事吧。
我们下一场电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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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理想的破灭和小人物的挽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果可以请让我死在这237分钟里【8000字长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例改编，但从片名和这句根据XX事件改编的介绍来看，几乎所有第一次接触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部挖掘青少年犯罪的电影，涉及成长，家庭教育，青少年之间的感情之类的青春片，这样的话《牯岭街少年》还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至少如果拍的好可以像《心灵捕手》《三傻大闹宝莱坞》这类励志教育片一样，但如果只有这些，《牯岭街》最多算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片，它还远达不到伟大的地步，如果只有这些，那杨德昌也不叫杨德昌了。
而且他也没用必要用237分钟的篇幅，更不会被称为史诗，让包括著名电影学者赛人在内的诸多业内专家和普通影迷高呼：“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死在这237分钟里”，赛人更是在自己的书中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称赞甚至膜拜，不惜把这部电影碰到华语影史第一的高度。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挖，这是一部讲述青少年杀人的电影，男主小四杀死了自己追了很久追不到的女神，由爱生恨的戏码在新闻中我们早就屡见不鲜，那怎么把它挖掘出深度呢？如果你没看过电影，你可以联系药家鑫和马加爵，如果我们给这两位拍电影我们怎么拍的深刻呢？估计很多人都看过药家鑫和马加爵的相关深入报道，他们这些冲动的魔鬼事后的表现让我们唏嘘落泪，让我们感叹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些挖掘马加爵和药家鑫的报道的深刻之处在于记者们挖掘出了这些已经被舆论定性为“变态”，“恶魔”的人的另一面，从这一面中我们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和本性，再加上极强的情境带入感和我们自身的 恻隐之心，在愤恨他们的行为的同时，我们也为他们的可怜可悲而落泪，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无奈。关于这一点与兴趣的可以看看柴静女士关于药家鑫父母的专访，可以作为延伸阅读，这个专访足以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按照刚才的分析，如果这样拍，那《牯岭街》已经足以算得上一部深刻的犯罪电影了，而且如果今天有人拍出来也绝对是轰动级现象级的作品，但这依然不是《牯岭街》应有的水平。《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着更大的格局。
以上我分析的内容《牯岭街》都有，但他只是这部鸿篇巨著或者说盛大交响乐中的一种和声，这种和声可能是主旋律，但绝不是唯一的声音。
《牯岭街少年》是一部盛大的史诗，只不过他有一个太过低调的名字，低手拍电影喜欢故作深沉，高手却总喜欢假装肤浅，大隐隐于市。它虽然叫“XXX杀人事件”，也是以此为主线，但它的内容却庞大得多得多，《牯岭街少年》聚焦的是一个时代，是多个群体多个阶级的交织与冲突，柴静的专访反映出了药家鑫背后的故事，这足以引发我们的共鸣并开始反思自己；杨德昌反映的却是药家鑫这类人背后整个时代的病态，是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之下，在黑暗的政治戒严之下，在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之下小人物共同的无奈，只要你是个小人物无论你怎么反抗怎么挣扎都不会对这个森严壁垒的社会构造造成任何影响，弱者的反抗只能伤害更弱的弱者，最后一同毁掉自己。所以片尾小四的一刀被豆瓣影评人精辟的总结为“弱者给弱者的 一刀”，这一刀是小四对女神的背叛和对彼此爱情的彻底绝望，也是弱者在被社会压迫后的一个自戕式的愤击，这一刀毁掉了两个青年和他们背后的家庭，这一刀既是由爱生恨的情杀更是弱者在绝望中的一声沉闷的嘶吟。
电影可以看作一部青春片，一部关于初恋与性意识萌发的荷尔蒙片，但这只是故事的主轴，围绕在故事周围的是杨德昌用显微镜版的视角为我们全景展示的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政治，教育，民生通过杨德昌各种考究的细节被暗示出来，在这部电影里我们能感受到青春的迷茫与洋溢着的荷尔蒙，但这种荷尔蒙是一种被压抑着的战栗着的荷尔蒙，影片令人窒息的压抑无处不在，令人如鲠在喉的细节比比皆是，这都是那个大陆与台湾政治戒严期间台湾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主人公小四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几个普通代表。
电影开篇背景介绍：
“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阻止帮派来壮大自己的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侠客——哈尼（Honey）
对于刚刚建立起观影逼格的人来说，保持理想主义，蜻蜓点水的宣扬点鸡汤的电影就是顶级好电影了，豆瓣250上至少有一半是这种电影，而这些电影是注定与经典无缘的，即使它现在有一个不错的评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终将被人淡忘。一流的电影不会虚假的鼓吹理想主义，把鸡汤当哲学的说教式的灌输给你，三流电影教人如何成功，一流电影教你认清世故，是超越是非超越成败的。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理想，不相信希望，正是因为相信，在面对生活现实时，才会有出入感，这种出入带来的落差成就了这些祭奠我们逝去美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原因还是对美好对理想的眷恋。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生活没有小时代，全是碾压小人物的大时代，生活永远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只存在文艺作品和我们那毁人不倦的教育中，呜呼哀哉，这正是生活的可悲之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拍出了这种可悲。
而拍出可悲的原因正是由于不舍美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哈尼正是这种逝去美好的完美代表，他的出现无疑是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而他的失败也正说明了导演对台湾社会现实的绝望。
之所以把这个配角放在主角前面讲，是因为他出场虽少，但却画龙点睛的表现出了全片的灵魂。哈尼是一个没落的古惑仔领袖，一个拥有君王般高贵灵魂和诗人般情怀的青年老炮儿，而且人物外形俊朗飘逸，做派大气而绅士，让人觉得这个小混混头头身上有着教父一般的品味和气场，又有着侠客一般的精神和老炮儿一般的倔强与坚韧。哈尼就是一个老炮儿，一个帅气文艺的老炮儿，一个如西方文学中贵族一般脱俗的老炮儿，他比老炮儿更动人，比老炮儿更悲惨，他的形象脱胎自《战争与和平》，无疑是片中导演给予戏份最少但却赋予最多内涵的角色，完全可以视为导演心中理想主义的化身。
哈尼因为犯事而被迫逃亡南方，等回到北方后发现江湖已经变了，时无英雄小人得志，连山东这种猥琐的人都可以霸占一方了，但他，一个曾经的领袖现在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心中却残存着逝去的规矩和理想。他刚刚回到北方，看到自己的女友和主角小四在一起，导演高明的没有拍哈尼的反应，而是拍小四被打，当时他们同处同一空间，小明看到自己男朋友回来，立马跑了过去，我们远远看到一个身穿海军军服的帅气小伙站在门口，这是哈尼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怒自威的大气初见端倪。（哈尼与小明）
然而接下来镜头只给了另一边的小四，这个敢泡带头大哥马子的吃瓜学霸。众人为了奉承哈尼，便抓起小四要打：靠敢泡老大的miss。
小四被整的低声下气。这时我们不知道画外即哈尼和小明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小明哭着从那边跑了过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具体知道了什么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一点只有看过的才知道。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这就是杨德昌。（小明跑开）
这时画外的哈尼过来了，喝住众人，这一次哈尼的形象更强大了，他老大的气质开始显露，哈尼淡淡的和小四说了一句：我看你不是混的，这没你的事，赶快走吧。遂解小四围。（哈尼与小四）
这一个简单的行为让哈尼的形象更进一步确立，观众对其的感情进一步加深，而这种古惑仔套路的戏份杨德昌更是把它拍的霸气干脆，令人暗暗称绝。
下午哈尼训斥小弟们后，与小四谈心，这段谈心更将哈尼这个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这段台词也成了文艺青年们顶礼膜拜的一段台词，成为了可以单独赏析的独立经典：
我在台南的时候，无聊的要死，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就是老包这样的人，后来他一个人去和眷村帮对峙，被眷村帮的老大暗算，死的相当憋屈。哈尼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哈尼的死正如历史文学里的项羽的死一样，是理想主义的破灭，世无英雄遂使小人成名，也正是因为小人太多，才使英雄没有活路。
哈尼出场极少，很快就被暗算害死了，但这个人却是电影中拥有粉丝最多的人，因为它代表了大家心中残存的希望，他的死引人共鸣，而害死他的山东，则是哈尼的反面，吊儿郎当，颓废猥琐，长相粗俗，行为也上不了台面，完全是一个地痞小贼，哈尼的死引起了道上的复仇，后来山东也被杀，但当山东的女人叶子抱着山东的遗体大哭时，相信我们和在场的吃瓜小四一样矛盾，既觉得死有余辜恨不得自己亲手给他两刀又觉得这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反派都让人动容，这就是杨德昌的功力。就像金庸笔下的众多恶人一样总让人又恨又在恨中包含着同情，李莫愁和阿紫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切都是创作者对人性的精准把握。
哈尼这个人物以及两个帮派的冲突与恩怨，是故事的背景之一，但和杨德昌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信息被处理的相当闷骚，这种闷骚以前在《一一》的影评里分析过。对于第一次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人来说，可能会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杨德昌没有交代，因为杨和他的编剧们不想交代。
这更符合我们生活中的认知情况，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环境中的人和事以及其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我们也不知道，但随后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有所了解了。杨德昌的叙事正和这种生活经验类似，即在故事中塑造人物，而不是先把人物建立起来然后在讲人物身上的故事，杨德昌以及很多老司机叙事时都是这样，上来就说故事，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你自会对细节对各种人物关系，他们的性格，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故事逐步了解。
父与子：张震和张震他爸
哈尼的死是理想之死，影片中小四的父亲是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这个理想主义者也是用来被消灭的，只不过这次不是杀人，而是诛心。小四父亲的转变比哈尼更写实，更深刻，因为哈尼的处理太过浪漫，而父亲的屈服则让人洞悉了一个时代的险恶，就像《孩子王》中，老师第一天上课让学生发言，班里鸦雀无声，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学生蹦出的居然是：“你会整我吗”这一句天真的反问振聋发聩，让没有经历过那种险恶的人在今天听来都不禁心头一凉。
在片中小四有演员张震扮演，名字还叫张震，更有意思的是小四的父亲也由张震父亲张国柱扮演，名字也没换。父子演父子。小四和父亲的关系如战友如同志，像一个带有传统宗法权威又如同朋友一般的忘年交。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展示父子关系，儿子门门功课90多，唯独语文没考好，父亲到学校办公室询问缘由，回来的路上二人一路无话。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全都通过人物所处的空间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达了出来。两个人默默地骑着车子不说话，到了饭店吃冰淇淋也是无话，这种关系很严肃很微妙只有看过才知道。而第二次父子一块儿从学校回家，杨德昌的处理不同了，这一转变出自剧情需要，是神来之镜。
第二次去学校办公室，是儿子犯了错，这是杨德昌对台湾渗透着政治的教育的批判，父亲看不惯道貌岸然打着官腔的老师，与老师理论，质问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错误担责，要求学校取消记过处分。结果学校恼羞成怒给张震记了大过。二人回家路上推着自行车走。第一次是骑着自行车，第二次父子回家是推着自行车，因为他们这次有话说。这是符合生活的设计，骑着车子两个人没法很好的交流，而且，从视觉节奏上来说，骑车子运动过于强，不符合营造沉重气氛的原则，所以拍两个人低着头推着车子缓缓的走，这样一举多得，既有了情绪又符合生活常理，高，实在是高。这一段被编剧史航大加称赞，并多次在讲座中提到。
这次对话，父亲和在办公室里一样，继续展示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让人感叹这真是一个好父亲，能这样为儿子撑腰，老张教育儿子：记过就记过了，如果一个人还要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小四接道：可是，我好像觉得这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一段戏是一个伏笔，本来是父亲教育儿子，没想到成了儿子教育父亲。
在后来，父亲被政治审查搞得尊严尽失，在精神崩溃中连夜写下所谓的“认罪书”为自己捏造自己从不曾犯下的罪过，从那以后父亲屈服了，父亲被诛心了。
这时被打倒的不止有父亲，一块被打倒的还有观众，在前半段被塑造的充满理想的父亲，后面便的胆小软弱，在第三次进入学校办公室后，以前敢和老师据理力争的父亲变得唯唯诺诺，在那一刻，所有的观众都感觉自己在被生活强奸。这种震撼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不小心看到了自己父亲在偷偷流泪。父亲在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当父亲这个神倒下之后，我们的 心灵冲击可想而知。
小明——我们的初恋：是女神还是绿茶？
小明按照现在的审美观点看可能是万人唾骂的绿茶。影评人赛人说她是十足的蛇蝎美人，绿茶婊。这和很多人观点类似。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小明是我们懵懂少年初恋的化身，而且小明是一个可怜的人。这一点要先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本片的真实案例，我们不知道杨德昌塑造小明这个类似《美国往事》中黛博拉这种女神的初衷，就只有这样推测。据牯岭街真实案件的当事人，电影中“滑头”的原型文章回忆，受害者刘敏（小明原型）是女神，但却是十足的绿茶婊，这和当时乌烟瘴气的政治背景和礼崩乐坏的生存环境也有关系，走到背后也是人们议论的谈资，谈论的内容自也好不到哪去。这是原型人物
到了电影中，也许是艺术是美好的，小明代表了作者心中初恋的美好形象，小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漂白了，这主要感谢她的人物设定，家里穷困不堪，母亲重病，自己过早的承担起生活重担，无钱付房租而寄人篱下，这些设定为其有了一个合理的托辞，也许当时杨德昌塑造时按照当时的观念并无不可，是女神还是绿茶还是由大家评说吧，我心中初恋的最神圣代表是黛博拉。
而小四居然为了这样一个女孩儿由爱生恨甚至最后不惜杀掉对方，所以这就告诉告诉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维特的行为，小四的行为不足学啊，生命有更多重要的东西需要珍惜不该被这样处理的轻于鸿毛，难怪萧伯纳讽刺道：初恋就是一点点浪漫加上许许多多的愚蠢。 影片的最后是无尽的绝望和悲凉，电影有《罪与罚》一般的设定和同样的对弱者的关注，但却比后者更加绝望，当小四因为小明出轨自己的朋友小马而杀死女友后，我们再没见过小四，他被抓了。小四的朋友小马在公安局里抱头痛哭，因为小四是他最好的朋友。
随后我们看到的是冰冷而愚蠢的警察和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这些人被杨德昌用最生活化最真实的镜头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处理的真实，因此那种悲凉也显得更真实。影片结尾有两个让人心碎的细节，警察搜到了一封信，骂道什么玩意啊连名字都不写，画了个鬼脸，说完将信扔到了桌子上，我们看到了那张所谓的“鬼脸”其实就是小四的名字。
而另一个类似的更悲凉的细节在最后，为了不破坏大家的观影体验我就不剧透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细节反复，人物众多，动人的地方太多，又不能说，因为电影的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一道好菜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都不如你亲自尝一尝来的直接。所以为了不坏大家和《牯岭街》的“初夜权”，我就不无底线的剧透了，杨德昌的好，只有静下心来与他对话的人才会感受得到。《一一》里面说：电影诞生了以后，人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经历了比自己生命丰富三倍还多的人生，而从杨德昌的这两部作品里我们经历的经验岂止三倍。如果有可能我不一定会选择死在这237分钟里，但我会选择多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几次。
一部电影太长总让人望而却步，但经验告诉我们，在没看一部好电影之前我们总抱怨电影太长，看完之后我们又觉得它太短。237分钟如果静下心来看是不可怕的，而且电影可以和电视剧一样一段一段的看，如果你觉得闷，十分钟总静得下来吧，每次看十分钟，一个月还能看不完吗？等到你看完后，以后第二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门槛儿低得多了。而那些第一次看觉得没劲的童鞋，可以尝试着静下心来在刷一遍，因为你已经看过一遍，对他的沉闷和枯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再看时枯燥也许就变成味道了。我看《教父》就是这样，第一次看没感觉，觉得无聊透顶，第二次看就觉得牛逼了，第三次看就觉得酷炸了，很多人看《公民凯恩》更是这样，好电影都是后劲十足的。让人第一次看的爽的电影，未必是好电影，它还有可能是快餐，吃多了就腻了。
和《美国往事》，《教父》等电影一样，谁要是说这电影无聊，我诅咒你再看8遍。
3 ) 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电影
如果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有之一，我一定会选杨德昌，他的作品一共八部半，我看过其中的七部，每一部我都喜欢，而且去年他离世了，杜绝了以后老眼昏花鬼迷心窍导出烂片的可能（这种可能已经在陈凯歌张艺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因此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此固定，永远第一。
电影演完时，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字幕，许多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名字，但在那时，他们和杨德昌一样，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而已，甚至蔡琴也出演了一个龙套角色---汪狗的太太，整部戏里她没有对白，只有一个旗袍的侧影，跟随丈夫汪狗拜访张家时，在门口换鞋。张震、张国柱父子出演父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换，赖声川的女儿赖梵耘演小妹，剧中的名字是张芸，台湾版《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的萧艾演冰店老板娘，那时她还很年轻漂亮。
这次看又整理了一次情节，理解也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叹服。
杨德昌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剧情完成了对青春的回眸和致敬，细针密线的解析了少年对逐渐对世界幻灭的过程。
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无可挑剔，因为它足够丰富，又不觉得冗长，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闷，后来知道了更多台湾那个时期的历史感触就更深一些，我的老板的老板，每次去K歌，他都选一些很老的美国歌来K，推算他的年纪，在六十年代他和小猫王差不多大小，想必也经历了那个可怕又沉闷的时期吧。
一方面，杨德昌立足那个时期，取材真实案件，拍的足够真实可信，这一点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做到了；另一方面，杨德昌透过这个故事穿越时代，赋予这一群小孩宿命式的鲜明性格以及由性格而决定的命运，通过对不同的人命运的探讨，折射出一丝夏日亮眼的阳光---那是人性之光的理想光芒。
Honey和小四加上后来的小马，这三个人性格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式的秉持，Honey从台南回来后十分黯然又气愤的说：到南部了半年，回来大家都忙着搞钱啦，他和小四讲起他看了无数的武侠小说，都不记得名字了，只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说这段话时，作为一个小混混头目，他眼里是对现状的无奈和一丝革命式的激情，他可以做老大，因为即便在小孩中间，真理和正义仍然是基本的底线，他回来时混混已经在忙着搞钱了，像滑头这样软欺硬怕的烂货居然也一呼百应的有人追随，虽然还很年轻，但Honey已经隐约感到他的时代过去了。他跑到纪念堂去找山东谈，两人走在黑暗的柏油路上，一辆辆的军车呼啸而过，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哪一种吧。山东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看准时机把Honey推向了疾驰而来的汽车。
时代真的变了，小四的性格没变。
第一次记过，滑头抄了他的试卷，他也要跟着受罚时，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
虽然，父亲强硬的性格，以及无条件的秉持内心的正义原则导致小四记大过，但他很开心，在路上，这一对沉默的父子罕有的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
父亲甚至高兴的说起了广东话（在剧中他是从广东赴上海读大学然后从上海跑到台湾）『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o既』。
回到家他仍然信心满满的对太太解释：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每次看这一段，我都热血沸腾，言传身教啊！做父母的。
而后来，同样的情形下，父亲却锐气尽失，低声下气的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小四终于忍不住抄起身边的棒球棍击碎了点灯。全办公室的老师惊呆了。
同样的一段路，同样沉默的父子，父亲却再也没有往日的豪情和雄风，小四却越来越懂事了。
至死，他都终于自己的内心，秉持自己的原则，他捅向小明时说的是：你不可以这样被人瞧不起！
小马虽说占老爸的势力，但除了对待女人之外他秉持的做人原则和Honey和小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在警局嚎啕大哭说：我只有小四这一个好朋友。
这三个将世界理想化的少年，收获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一个被小人暗算，一个斗不过这世界，走向自毁，另一个则将面对永恒的愧疚。
另外那些头脸模糊的庸俗之辈则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所谓能屈能伸。
除了三个少年之外，最丰富的一个角色就是小明，这也是我愿意一看再看的原因，小明的塑造最为成功，她一个接一个的依靠不同的带头大哥，终于了解了社会的全貌，她是最早熟的少女，以至于她对小医生说出：『你不要娶她，她不适合你的』这样的话，也不突兀。她喜欢Honey，喜欢小四，她爱的是她们身上有别于其它小孩的理想主义光芒，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爱的权利，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同样是选择这样的方式（频繁换男友），小翠就不同，小翠很开心，因为她谁都不爱，她只是寻开心而已。小四不了解小明，就像他对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完整的了解一样，他只看到了表面，小明如此的换男友，在他看来，会被人瞧不起，下贱等等。
他无法改变，父亲形象倒塌后，他没有听姐姐的话去听牧师的解劝，跟着是爱情和友情的幻灭----父亲、朋友、女孩儿，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生命的支柱，男人先是相信自己可以判断世界改变世界，接着就相信自己可以判断女人改变女人
如今一一的崩溃了，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变女人，他无法预见未来，更缺乏将日子捱下去的耐心和毅力，只能自毁，或者像狗一样的活在人间----现在你该明白大话西游的结尾，为何会有一句：他好像条狗诶。
整部影片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传达出的精神水乳交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共性。
影片里的南腔北调，学校里那些老师，教官，卖红豆冰的本地女孩,在『少年杀人事件』发生的舞台上，大人和小孩儿一样历经着社会震荡带来的苦痛和挣扎，白色恐怖的社会背景若隐若现。
4 ) 从牯岭街少年到儒者杨德昌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
5 ) 哈尼之死
小马说过，当年honey的名字往上报一报，什么人不给面子。虽然这次眷村和滑头勾搭在一起搞他，对付这些人，他不屑一顾。小公园和眷村这帮人虽然是地头蛇，但honey背后有东门三环和土狗的人（台南帮）罩，这些个也充其量是地痞流氓，“免废话了，谈什么谈，杀啦。东门三环的人不管，我来管。干你娘的。”台南的就是屌，似乎从来就不把外省的黑帮势力摆在眼里。后来听人讲，台南多台湾本土人，受以前日据影响比较大，从他们的装束，木屐，斗篷和军刀就可以看出，是群狼嗜血的，“要么不玩，要玩就玩真的，来真的就玩到底。”
为此特地查询了资料：二战过后，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而当时外省子弟多数居住在眷村里，为了生存与利益，以及为对抗本地势力的兄弟，这些外省子弟渐渐联合眷村与其他外省子弟形成一个团体，来与本地势力相互抗衡，而这些外省势力的兄弟便被统称为外省挂，相反的，本地势力的兄弟则被称为本省挂。当时外省挂兄弟，大多都是承袭古老帮会的制度，发展为具有组织架构的帮派。
而早期台湾本土兄弟有着严谨的伦理道德观，大多数不经营毒品生意。多采取的是一种角头的组织形式。角头势力是没有组织架构的黑社会团体，团体里只有简单的伦理辈份，兄与弟。
仔细分析一下，有严密组织架构的帮派往往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只要有利，再有悖人伦的残忍事情也干的出。只要有利，再低三下四，肮脏龌龊的事情也可以容忍。就像一部邪恶的机器，不断的制造噩梦。
角头势力的区分则是以该势力活动的区域名，或者该势力角头大哥的名号，来作为势力区分。一个大哥的名号能威震四方，才能服众，才能罩的住自己地盘。所以，做大哥的做事不但雷厉风行，而且义字摆在前，我的兄弟你不能碰，谁敢做我兄弟，就是和我过不去。
也难怪honey对外省人的行径越加鄙视，“怎么去了一趟南部，你们这些台北的开始流行搞钱了。日子真的那么难过？那个时候滑头想跟我跑，天天像孙子一样来求我。要不是你，天天给他说好话，说他老爸可以帮你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我是屌不甩这种不要脸的贱货。现在二一七给他撑，就原形毕露了吧。还不是为了赚钱，现在小公园的老大已经是他了。”
honey有足够的实力，也对形势有清晰的认识，那他为什么非要坚持独自前往小公园要回自己的地盘呢？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如果说杀人事件是一部残酷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那么honey就是这部电影里最浪漫的一笔。只身前往，只是因为他坚信一种正义，在他眼中，滑头和山东做的事情都是龌龊不堪的，他对兄弟够意思，他不贪财，也不怕死，他相信只要按照他的原则，会改变牯岭街，会改变这个世界。
他死的很惨，人家从背后轻轻的推一下，他就死了。
导演最后给出了答案：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是的这个世界是不可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自己，把残存的关于理想和正义的泡沫都捅破，你就会觉得是你改变了这个世界。虽然其实是世界改变了你，但你仍然会觉得一样儿，一样儿的。
我想起了两个人，崔明亮和马克。
崔在改革开放那会儿觉得自己是走在改革前沿的弄潮儿，于是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做一些和社会不入格的事，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听邓丽君，下海。到头来发现那只是一种臆想，他所在的地方，改革的春风远远没有吹过来。而他自己却不断的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心理底线，到最后发现面目全非，一无所有。他放弃了青春，回家生了孩子。
马克：“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可恶的大彩电，选择洗衣机、汽车、雷射碟机，选择健康、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套装、便服和行李，选择分期付款和三件套西装，选择收看无聊的游戏节目，边看边吃零食......选择你的未来，选择生命……太多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 马克不再猜火车，他的生活越来越确定。他现在要活着，或许已经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回想他迷惘的青春，或许会感到很好笑。
honey在天堂嘲笑他们？孬种。
还是会在感叹，原来如此。
当然杨导想说的是，这是一种宿命，人永远无法摆脱社会大环境的束缚。
6 ) 如此压抑背后的时代背景
小四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代课教师，属于低下公薪阶层；国文教师、小明舅父，汪狗，他们多是卑微的市井老百姓；而只有马司令才这些人当中最大利益者。
电影记录当时青少年的生活样态，升学压力，对外资讯、交通还封闭的60年代初期，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剥夺了成人意见表达的自由，校园军训规制着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空气里似乎永远弥漫着某种郁闷压抑的气息。
求知和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没有远大理想，孤独地成长，苦闷地在西门町电影院约会，泡冰果室，打弹子。就是个人是在混乱的状态，只有看到不同地域、省籍的多文化冲突。在成人方面，基本上把那种愤怒、无奈的父亲角色，及认命、无奈的母亲角色呈现得非常清楚
影片中用别人的话来叙述他人的出场，烘托任务，使用长镜头和广角镜头，体现当时更多的整体社会环境。60年代的初期正好是一大部分人从外来地转入到台湾地区，这种人流的涌入带来的文化冲突和干扰在那个时代带来的深远影响。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