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

　　罗杰·伊伯特于1942年6月18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1967年他放弃了芝加哥大学的英语博士学位，入行写影评，并于1975年获得普利策评论奖。他在电视节目中开创的“拇指向上”的评定方式，成为影迷心目中影片的质量保障，《盗梦空间》的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就曾在2002年因为他的《失眠症》获得伊伯特“拇指向上”的肯定而激动万分。

2000年，罗杰·伊伯特（右）与伍迪·艾伦在芝加哥大学聊电影。

影评人Dana Stevens收藏的伊伯特回复她的信函。
　　早报记者 沈祎
　　当地时间4月4日下午，美国著名影评家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因癌症在芝加哥去世，享年70岁。2002年，伊伯特被诊断得了甲状腺恶性肿瘤，2003年，癌细胞转移到唾液腺。在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博客中写到，自己因为癌症复发，正在接受化疗。罗杰·伊伯特的妻子Chaz Ebert周四向媒体表示，伊伯特在最后一刻很平静，“他看着我们微笑，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他走得平静而有尊严”。
　　“回头电影院见”是他
　　留给影迷的最后一句话
　　伊伯特在博客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A leave of presence》里说：“过去一年是我职业生涯里最高产的一年，我写了306篇影评，每周写一到两篇博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章。我必须放慢速度了，把剩余的部分交给我欣赏的有才华的影评人，而我现在要有选择地写影评，只写那些我真正想要评论的电影。这也是我这辈子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乐意把这一状态称之为‘虽然离去，心将犹在’（a leave of presence）。”在这篇博客里，伊伯特仍然乐观地对未来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规划，他表示将全身心投入和妻子、朋友一起创立的“数字Ebert”网络媒体，并即将在4月9日推出全新升级版的网站RogerEbert.com。届时，网站将建立更丰富的影评资料库，不仅有伊伯特从1967年开始写的1万多篇影评，同时也会为其他影评人制作特别专题，包括对纪录片和经典电影的回顾。同时，他也提到了每年在他的母校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举办的“EbertFest”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即将迈入第十五周年。未来几周，他将要筹备一个活动，把电子游戏做成电影版。“一旦我做成了，欢迎你们来和我辩论，这到底是不是艺术。” 同时伊伯特还提到，由Martin Scorsese、Steve Zaillian和Steve James共同筹拍的关于他本人的传记纪录片也正在进行中。“我觉得受宠若惊，但也深表感激。”伊伯特如是说。
　　在最后给影迷们的文字里，伊伯特毫不讳言他的“隐退”多少也出于健康因素。去年12月，他遭遇了一场尾骨粉碎性骨折，而近期的癌症复发使他行走和讲话都很困难。尽管去电影院越来越困难了，他仍然通过片方寄来的拷贝坚持观影。伊伯特在去世前两天似乎并没有停止笔耕的意思，他说：“真的很糟糕，癌症复发使我在医院呆了太多日子。所以在未来的‘坏日子’里，我会写一些疾病带来的脆弱和困扰，而在‘好日子’，我会写一部令人狂喜的电影是如何帮我摆脱痛楚的。”
　　“回头电影院见。”是他留给影迷的最后一句话。
　　奥巴马：“对于一代美国人来说，他就是电影”
　　从1967年为芝加哥太阳报写影评开始，46年来，伊伯特笔耕不辍，在整个西方影评界，甚至无数中国影迷的心里，伊伯特无疑是一个教父级人物。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对于一代美国人，尤其是芝加哥人来说，他就是电影。2005年，伊伯特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足迹的影评人，同时，他也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评论奖的影评人（1975年）。伊伯特并不是一个停留在平面媒体上的影评人，除了报纸之外，伊伯特品牌在电视、互联网上都有广大的影响力。在获得普利策奖的同年，伊伯特和搭档Gene Siskel在芝加哥地方电视台开始了长达二十几年的电视影评节目“Siskel&Ebert”。在半个多小时的节目里，两人会依次点评四五部电影，并且给出“拇指向上”或者“拇指向下”的评定。如果两人意见相左，便会展开一番论战。由于谈话风格即兴幽默，使得他们成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影评人，而“拇指向上”也变成了极具个人标志同时又声名远播的电影评判标准。甚至对很多中国的影迷来说，初次认识伊伯特这个名字，可能就是从早期在盗版碟封套上的Thumb Up这样的推荐语开始的。在全世界的影迷心目中，似乎倘若伊伯特跷起了大拇指，那么一部电影的品质多少就有了保障。
　　1999年，老搭档Siskel去世之后，节目由伊伯特在太阳报的同事Richard Roeper接手，变成了“Ebert&Roeper”。早高峰时期，伊伯特的电视节目收视人数在800万到1100万之间。导演斯皮尔伯格这样评价：“伊伯特以极大的热情和真正的电影知识来写影评，帮助无数的电影找到了它们的观众，并使得电视影评在历史上找到一席之地。”2011年初，已经与甲状腺癌抗争多年的伊伯特又推出了全新的电视节目，彼时他因为手术失去了一部分下巴而且已经无法正常讲话，但节目仍用画外音朗读他的影评。
　　伊伯特的电视影评在走红之后也引来了同行的争议，例如有电视营销，助长观众的惰性，带来影评文化快餐化的不良趋势等。对此，伊伯特反驳道，自己的电视影评从来不收片场的费用，所谓的“影评末日论”只是危言耸听，影评人的影响力则是更该被关注的。确实，“影评人”一直是伊伯特放在第一位的身份，而且作为一个有着极大工作量的日报影评人，他在1991年《给我自己和其他某些影评人的备忘录》里写道：“每天为报纸写影评，那是一种在底线和更高追求之间寻求平衡的行为，是一种在两个问题的答案间寻求平稳的行为：1.这部电影值得掏钱看么？2.这部电影会否增加或者否定我关于人性的认识？”
　　不论如何，对于伊伯特“快餐影评”的指责多少是不成立的。曾亲身经历电影黄金时代的伊伯特显然对电影艺术在票房时代的没落而痛心：“再也不会有狂热影迷在普通电影院的门口排队等待观看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和戈达尔《周末》了。”他说，“对于许多电影爱好者乃至最狂热的爱好者而言，早期经典电影仍然是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作为一家日报的影评人，我不想一辈子只把眼光放在当代影坛。”于是，伊伯特在芝加哥太阳报开始了“伟大的电影”专栏写作，向影迷推介、分析影史上一百部电影佳作。《伟大的电影》被三次结集成书，就在伊伯特去世前不久，他在博客中表示该书将会第四次编辑出版。
　　“好的电影让我们变成
　　更好的人”
　　伊伯特于1942年6月18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父亲是一名电工。从15岁起，他就开始为当地报纸写高校的体育报道，同时也在一些杂志上自编自写科幻小说。成为职业影评人，似乎并不是他计划中的事情。据他回忆，马克思兄弟的《赛马场的一天》是他看的第一部电影。1964年，伊伯特大学毕业后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获得了一年的奖学金，之后在芝加哥大学开始攻读英语博士学位，第二年他放弃了学位，在影评写作的“黄金一年”(1967年)入行。在当时业内仍然是以波斯利·克罗瑟这样的“保守派”影评人为首的局面下，伊伯特准确地把握住了青年电影具有反叛、抗议的时代特点，在围绕《雌雄大盗/邦妮与克莱德》(1967)、《2001太空漫游》(1968)、《逍遥骑士》(1969)展开的几次大规模影评论战中都站在了正确的一方，对同龄的“新好莱坞”导演不吝慷慨的赞美。不少资深影迷表示，因为阅读伊伯特的文章而改变了对罗伯特·奥特曼的看法，而另外一位好莱坞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现今为伊伯特拍摄纪录片，多少也带有一些私人的感情因素（为了感激当年他对自己的保驾护航）。毫无疑问，在书写“新好莱坞”的历史时，伊伯特的评论可以说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章。
　　伊伯特与导演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是电影界的佳话。他去世后，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第一时间接受了西方媒体访问，他说：“我一直敬爱他是一位伟大的电影战士，而且是一位多年来伤痕累累的战士。他一直坚守在最前线的哨岗上，即便那块战地已经被多数人遗忘。在过去的20多年，关于电影的知识分子式的沉思正在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明星的花边新闻。罗杰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仍然感受到他的目光，我会因此坚守这一阵地。”
　　执导《黑暗骑士》的克里斯多夫·诺兰在伊伯特去世后也回忆了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1998年在多伦多的电影节上，诺兰将要放映他的第一部作品《The Following》，当他正焦急地等待观众进场时，他看到了伊伯特的身影。不过戏剧性的是，诺兰刚和同伴击掌庆祝，伊伯特却跑出来对他说：“啊，对不起，我走错了戏院。”尽管如此，诺兰仍然表示，自己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对“Siskel &Ebert”的电视影评节目印象深刻：“这是我了解电影评论的启蒙。”诺兰回忆：“多年后，在2002年，当我的《失眠症》获得了‘Thumb up’时，我都难抑激动……当你认识像伊伯特这样的影评人之后，你才会对电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会明白一部电影应该带给观众什么。”
　　除了作为媒体的影评家外，伊伯特自1969年起就在芝加哥大学艺术学院教电影。1999年，他在母校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EbertFest电影节，关注被忽略或冷落的好电影。伊伯特去世后，不少后辈影评人提到了伊伯特早年对他们的慷慨鼓励。女性影评人Dana Stevens甚至找到了自己少年时给伊伯特去信后收到的回复。她说：“他很快就回复了我，用打字机一字一句地打在芝加哥太阳报的信纸上，他鼓励我尽力去看所有的好电影，并且要坚持写作！”
　　去年，两本伊伯特的影评集中文版《伟大的电影》和《在黑暗中醒来》在内地出版，使中国的读者得以更系统全面地了解这位影评教父在电影评论方面做出的伟大成绩。大卫·波德维尔在《在黑暗中醒来》的序言里写道：他将惊人的能量、敏锐的判断、广博的知识、探索的眼光和敏锐的幽默感融入了他关于电影的评论文章中，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洞察力的影评文字。
　　作为一个伟大的影评人，伊伯特生前写过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他对所有影迷的共勉：“我们生活在一个时空的盒子里，电影则是墙上的窗子。它们让我们得以进入他人的思想，并不只是简单了解他人的角色（尽管那也很重要），而且能够通过他人之眼看世界。特吕弗说过，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最鼓舞人心的场面莫过于你走到剧院里，回头看到观众在银幕灯光下的面孔。如果电影有任何的美好，便是那些面孔上所反映的体验。在某一个时刻，观众体验了不属于他们生命的人生。而在所有的艺术形式里，电影无疑是最有力量和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好的电影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