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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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大他一岁的表姐爱玛结婚。达尔文此前曾对是否要结婚犹豫不决，在笔记本中写下结婚的好处与坏处加以比较。排在结婚好处第一条的是“孩子”。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此后一直到爱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10个子女。其中有3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3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2岁时死于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后来有人把达尔文子女的夭折归咎于近亲结婚。这是没有道理的。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 岁。即使是10～15岁的儿童，死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是现在的25倍。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至于肺结核，在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近亲结婚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67～93岁）。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有成。只有2岁夭折的小儿子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记录以及从照片判断，当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种遗传病——唐氏综合征（先天愚）患者，但这显然是由于爱玛是个超高龄的孕妇导致的：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收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在他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医学也许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爱玛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但她也不能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物，放在一个书箱中。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爱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但是他还和爱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礼拜仪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写着“发烧”。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实际上，当时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钟。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爱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为它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事实上当时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26年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在读了科赫的论文后，达尔文评论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二、三十年前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够证明传染病的起源，那将会是科学的最大胜利；而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了这一胜利。”5年后，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 1921年据此出现了能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一直到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我们应该庆幸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出现这种痛苦的可能性，这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它确实算得上是科学最大的胜利之一。

2007.11.18.

（《中国青年报》2007.11.21）

(XYS20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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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所以说被达尔文放在嘴里含着的样子奇特的甲虫也是从上帝那双神秘而万能的大手里蹦下来的。但是达尔文又把这甲虫捡起来，用一本巨著告诸世人：世界并非神创。
        这部电影展示了在这部石破天惊的著作问世前，其作者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这是一部将达尔文拉下神坛又将其去符号化的电影作品，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在宗教神学包围中单打独斗的科学怪人形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爱家人，会哭泣的男人。
        我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讨这部电影中反映出来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和我的感想。
                               一、达尔文的学术研究
        影片中多次出现达尔文院子里的木质鸽舍，这是达尔文请人在他伦敦郊外的达温宅造的，并有人专门看着这些鸽子，为达尔文不时提出来的要求对鸽子进行解剖等操作，或者有选择地让鸽子进行交配，观察其后代的变异，这是为了比较不同的鸽子在形态学上的差异，这对研究动物起源和动物分类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知道十九世纪的英国有过一股鸽子热，有时女王也派鸽子参加信鸽大赛。达尔文的鸽舍最鼎盛时有上百只鸽子，他还很自豪地写信给朋友，邀请他们来自己家里看“全英国最好的鸽子”。出版商给在收到达尔文《物种起源》后给他回信，提到《物种起源》的书稿难懂而又缺乏证据，建议达尔文将其改成一本有关鸽子的通俗读物。 如果达尔文当时听从了编辑的意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一本《鸽子起源》了。不过也可见这些鸽子对达尔文的在学术研究和休闲生活有多大的影响，。
        达尔文的女儿安妮最喜欢听爸爸讲珍妮的故事，珍妮是伦敦动物园的一只大猩猩，达尔文观察它的表情，并发现这与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在襁褓里的一举一动尤其是面部表情都有着惊人地相似，我想这也是激发达尔文“人的起源是猩猩”的想法来由之一吧，在电影中，我看到珍妮穿着干净的衣服在达尔文的怀抱里像是他的女儿，达尔文和它握手，玩耍，丝毫不像现在的研究者们隔着玻璃窗远观动物就能发表一些看法，我认为只有达尔文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电影中有一幕很和谐很美好的片段就是达尔文全家去海滩玩，他带着几个孩子看岩石，跟他们讲述沉淀在这里的沙粒是几百万年前这里发生过强烈暴风雨的迹象。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有举例说到“沿着由不很坚硬岩石所形成的海岸走走，并且注意看看它的陵削过程是有好处的”[ 达尔文：《物种起源》]，这些记录无不展现着达尔文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观察各种迹象并习惯记录，这些记录不但使他的学术著述更加丰富具有说服力，也成为了后人研究他的重要资料。也可见达尔文在科学研究方面涉猎之广。
                            二、达尔文对宗教和信仰的态度
        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先说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宗教气氛。哥伦布的航行和马丁· 路德宗教改革都意味着必须推翻有关创世、生命、宇宙和所有事物的来源和目的的整个框架，并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头脑思想的变化，教会也没有可能实行独裁统治，因此科学家们不会重蹈布鲁诺的惨剧。
        在多重因素影响作用下，我简单地把达尔文对宗教的态度按照人生经历划分为以下几个时间段：
1、小时候的达尔文受传统思想教育，信奉圣经，还在剑桥大学修读神学成为牧师。
2、22岁的时候，他开始了“贝格尔号”科学考察旅行，此间，达尔文收集了大量的一手生物、地质资料，并都记录下来。这次考察对达尔文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开始怀疑物种不变论。这种怀疑态度在达尔文成家生子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他在很多方面流露出他对宗教的怀疑与不合作态度。电影中亦所表达：家人在饭前祷告，感谢上帝时，达尔文只是尴尬地坐在桌子一端拿着刀叉等待祷告结束；一家人去教堂做礼拜，所有人都在唱着赞美诗，只有达尔文一个人闭着嘴巴。
在爱女安妮生病（无确切记载，但据考证推测应该是肺结核，在当时属于无法医治的疾病）阶段，达尔文又对宗教展现了一些信仰，这主要表现在他向圣母祈祷，向上帝许诺，只要安妮能好起来便余生相信上帝。这一时段非常短暂，使我不得不怀疑此时的达尔文是否真的寄托了希望于上帝，还是受吓于水疗师告诉他的：除非你有信仰，否则世上的水都治不好你。
1851年，安妮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这对达尔文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他开始倾向怀疑主义。我们不能说达尔文从此没有了信仰，因为达尔文只是失去了宗教信仰，他还有别的精神寄托；也不能说达尔文就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一点他本人也是否认过的，但我觉得不可知论是对他的心思更为准确的描述。
        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达尔文的认识加深，也出现了很多对达尔文的信仰假设。比如说把进化论看做是一种基要主义的神学，或者是一种维护科学正统的工具，这些简化的符号化标题背后都有不同的推论和证据，我认为随着人文科学研究的玄学化，自然科学也无法避免这一趋势，但达尔文与《物种起源》带给我们的精神、物质财富是无可比拟的。
                                    三、达尔文与家人
        达尔文的妻子艾玛是比他年长一岁的表姐，有过10个孩子，其中3个夭折。有很多人把三个孩子夭折的惨剧归结到达尔文与艾玛的近亲婚姻。电影中的达尔文也想艾玛说过：“也许我们不应该结婚，因为我们的血缘太近了”。大女儿安妮10岁时死于肺结核，可是主治细菌感染的青霉素在大半个世纪后才被发现投入使用，当时的流行药品中都是汞、砷等重金属。另外电影中提到的一个治病方法就是水疗。据我研究发现水疗的几个基本作用就是促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降低疼痛感、消除水肿，这些对安妮的病症丝毫没有帮助作用。二女儿玛丽活了三个星期后死亡，当时的医学可以说是极度不发达，新生儿死亡可以说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小儿子查尔斯在两岁的时候死于猩红热，猩红热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致命传染病，他的好友赫胥黎也有一个孩子死于猩红热。并且，达尔文的其他孩子都非常有作为，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看一个结论就把达尔文的婚姻称为败笔。在电影中最感动我的镜头就是达尔文将写好的《物种起源》书稿交给妻子艾玛处置，这位纯正的基督徒最后却让达尔文将书稿寄给出版社出版。那一句“愿上帝原谅我们”彻底让我感受到艾玛这个女人的伟大。这一句话不是对达尔文反对神创世界的讽刺，而恰恰让我们看到了教会一直宣扬着的神创论的松动和艾玛对达尔文的支持。
        电影中反映最多的我想应该是达尔文与女儿安妮之间的感情。从片头开始就是达尔文不顾摄影师的责备给正在拍照的女儿讲故事；安妮因为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恐龙的存在被罚跪至膝盖青紫时达尔文怒气冲冲地要去找老师理论。然而安妮死后，达尔文对安妮的思念充满了他的世界：还有爬到安妮照片里的蝎子，在福尔马林水里呐喊着爸爸的安妮的声音，将培养瓶击碎逃出来的小蝙蝠们……安妮粉红色的连衣裙在雾霾的巷子尽头消失，达尔文却始终找不到她。幻听和幻觉充斥着达尔文的生活，他痛苦不堪，又开始进行水疗，但是收效甚微。
        最后改变了达尔文这种困境的还是妻子艾玛，他们大吵一架，矛盾冲突关于现实，关于安妮，关于忏悔。但是时间总回不到过去，艾玛选择：即使是明天，我还是会嫁给你。达尔文终于振作起来，他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开始不久就有两个年轻人跑来达尔文家催促他写书，这两个人就是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的虎克和赫胥黎。我觉得这两个演员很好的表现出了他们对达尔文和进化论的期待，和真人有着神韵上的相通，这部电影在演员上还是很有严谨的精神的，演员们的出色演技也令人佩服。毕竟是电影作品，其科学严谨性还有待考察，我试着找出一些电影中关于时间安排和科学理论上册纰漏，只有几条线索，但还没有足够时间继续考察下去，不在此赘述。
        电影在达尔文寄走书稿之后戛然而止，最终一幕是他带着女儿回家的背影，画面平静而安详，与那部书稿引起的革命相比照，展现达尔文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博学家的全面形象。
        我想，创世纪可以这么改：神说：要有人，世界开始了进化。
        
        

john带给我们穿越式的叙事方式，不过重点是他能够有条不紊的让我们随时能从一朵花中看到一个世界。不得不说，我爱死了他执迷於细节却能强势控制全局的风格，他是一个太好的story teller。

当然最初你得耐着性子，听他缓慢的陈述一些类似于“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都会懂这个道理，当你想听一些好故事时，这些铺垫连同某些突然出现的细枝末节都是必要的。

然后，你的情绪就等着被几个主角精湛的演技左右吧，想走神都没门。另外，英国的田原风光，让人为之尖叫的口音，确实让我忘记了手中美味的爆米花～

其实啊综上所述的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同我们甚至可以忽略《星空》的色彩与内容，却无法忽略梵高先生浓烈的情感；如同我们最爱的某本小说，能捕获人心的必是一些形而上的美好。

震撼我心的自然是美学的极致，那些属于理智的，坚强的，忠诚的，内省的，挚爱的，宽容的，宁静的，执着相信的，倾力成就的，抚慰人心的...所有不易的，高贵的品格。唯独一种无以伦比的力量带我们去到那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存在。信仰，无视神，却站在神的高度，等待我们探索有关于他的答案。

过去在看传记题材电影的时候，很少想过演员和实际历史人物长得像不像的问题。但是在《Creation》里，Paul Bettany的气质跟那张著名的水彩画上的年轻达尔文无疑是非常像的，那是一张苍白，贫弱但又固执的面孔，饱满光亮的额头，细密的金色鬓须，眼神执着，但目光并非咄咄逼人。电影里，达尔文的大女儿Annie这个角色，演员和真人也有着一种很灵动的联系，当然，照片上的小姑娘表情是严肃的。那个时代有着一种今天无法理解的严肃感。相比之下，Jennifer Connelly的长相跟画像中的Emma不怎么像，但是她的气质，那种迷人的坚强、稳重又明智的形象，足够让人觉得她就是那个最终做出了正确决定和勇敢牺牲的Emma。

其实，如果继续注意一下电影里另外的两个龙套角色，就能发现影片在重现历史的方式上有那么一种可敬的严肃态度。Joseph Dalton Hooker和Thomas Henry Huxley，就是电影开始不久跑来催促达尔文写书的那两个人，演员和真人也都有一点神韵上的相通。这种后人和前人的神貌相似自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即使他们不像，这个小插曲也一样吸引人。胡克和赫胥黎都是生物/博物学界的重要人物，尤其是赫胥黎，成就和名气跟达尔文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吧。匆匆来访，三言两语，咄咄逼人的质问，一筹莫展的踯躅，平静的乡间小径，竟这样参与了影响历史的宇宙进程。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多么奇妙！

首先，走向成功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
这是我最想表述的一点，也是在电影或者书籍中，最难表述的一点。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数据统计工作本身是枯燥乏味的。比如这部电影，达尔文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研究了各种动植物的细节，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而引人注目的成果只是水到渠成的结论。可是，犹豫人们过度的重视结果，结果往往忽略了走向成功的漫长、曲折的道路。想“走捷径”，又谈何容易。类似的，李开复在《世界因你而不同》一书中，也是类似的情况，描述了大量的开心、振奋人心的结果，但是对于期间过程的漫长、曲折，往往只能用简单的例如“漫长而痛苦的三个月”之类的简单描述来体现。其实，这才是真正最困难的地方。再看袁隆平，多少年的努力才达到想要的结果。因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其次，走向成功，挑战权威的代价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宗教权威在那个时代对于社会的控制已经到了非比寻常的地步，挑战宗教、挑战权威，要付出足够的代价。多少算是足够？没有人知道。不断被烧死的“异教徒”，只是这些代价中的一部分而已。片中的那些更小的事情，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足够的代价是必须的。

另外，家和万事兴。
达尔文要挑战宗教权威，压力可想而知。但是最感动的，确实他的妻子对于他的不断支持。虽然持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一直到孩子过世，丈夫精神已经混乱，都不离不弃的支持他，支持着这个家庭，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达尔文也很难坚持到最后，取得如此的成就。

这是一部比较平淡的电影，讲述了达尔文《物种起源》成书的艰辛历程。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