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

        如果我看到的是武汉话版本，我也许会打三星，可惜我没有……（我只看到国语可笑配音的版本）
        本来以为宝莉与男人会纠缠整个电影过程，但是男人半路就死翘之后，我知道重头戏转到宝莉身上来了，只是：始终看不清宝莉的转换脉络，一个在电梯里都不给婆婆哪怕做戏似好脸色的恶媳妇，如何在男人死后的十年里与婆婆相处无事、甚至关系大为改善？
        有人会说，那宝莉本质是善良的、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只是影片的整个铺垫，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来，我们上半段看到的只是一个斤斤计较、无理取闹的小市民妇女的形象，有个有钱的闺蜜（同样是小市民菜贩子阶层出身的闺蜜，在新房里对宝莉与男人关系的分析句句在理，戳心戳肺，一副帮理不帮亲、几欲撕破脸状，很不像同阶层女性的同声同气），在汉正街又是一副仗义疏财、帮穷不献媚的凌然之态，但奇怪的是她同为社会底层的搬家人员的不宽容与刻薄，这就很是矛盾与奇怪了……
        男人毕竟不是死在与宝莉的某一次大吵之后，而是在听到下岗通知之后，年幼的儿子又怎知是老妈害死的老爸，而需要在殡仪馆就当场发作？作为独子，老爸既已死去，老妈是最亲的人（奶奶显然不是从小带大孙子的人，孙子会很亲得过亲妈吗？影片也没有展示给观众说此老母有很恶劣的虐待儿子行为，也没有很重彩地展示父子情深到何种程度？）死鬼男人也是明知婆媳水火不容，还在遗书中把难题丢给了老太婆？——让老太婆照顾孙子？
        我要问的是有什么样的仇恨让血缘亲子的儿子十年都不能原谅母亲，（而且这个母亲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有骨气的儿子应该不花这个“臭女人”的钱、不吃这个“臭女人”的饭才对啊），除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婆婆极恨儿子被媳妇'逼害"，而在十年间，不断地灌输给孙子无尽的恨、恨、恨，才有可能将天然存在的母子情全然摧毁……，但影片演进的却是婆婆渐渐走出怨恨，婆媳慢慢接近，而母子始终坚冰一块，既然坚冰一块，儿子又何以在所谓奶奶生病之时去找母亲？（话说也不知他用何方法找到母亲与“姘头”所住之处的，而之后的打斗更为莫名，跳江的男人显然不是因为妻子在外与人有染而死的，而且事隔这么多年后的一段情，儿子既然视母亲为同一屋檐下的杀父仇人、死了不相干的陌路人，何以在意现在这个女人找了阿猫还是阿狗？（难道仅仅为了房子这么俗气？）
          作为高考状元的儿子，竟然可以八卦到打听到死鬼老爸的老情人处，听老情人“讲那过去的事”，理论上作为儿子是可以恨这当初的“第三者”吧，后者对家庭的分崩离析是直接的当事人之一的，而且而且，跳江男人的绝望大约还来自于那天甘愿迟到也要与之“过早”的早餐中的情感对话吧，如若情人说句希冀（其实早餐中大约是拒绝）的话，男人在随后的下岗消息所谓最后稻草的压力下还不至于万念俱灰……话说，宝莉被厂长带至派出所，面对两名警察与老公的工作证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宝莉未免也太粗线条了吧？
          这里顺带吐槽一下，汉口民主路的“桃源宾馆”，先不说是不是导演帮你在做广告的话，做宾馆旅店业的行内人都不会不知道规矩：一男一女去开了“钟点房”进房之后的不久，再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黄脸婆来问刚才的男女开了几号房，而你又傻傻地说出的话，你这家店还有谁敢去住吗？
           另，演健健的人也太水了，不见匪气、不见山气（十年山上是白猫的？）、不见大哥气，宝莉何以身被动而心再动？
          一个在汉正街里帮人批零袜子小商品的曾近下过岗的女人，嫌拿的工资少，而要辞职单干的勇气从何而来先不去说它，只是她若要单干的第一选择应该是“作熟不做生”——既然懂袜子的门路，单干也是另起炉灶还干袜子啊，即使本钱少也不怕，不是还有个有钱的闺蜜吗？再不济的，不干袜子，也可以重做菜贩子，宝莉是菜贩子的女儿，这门生意经自然也不在话下，（而且，各位有身份证的人都知道，菜贩子的利润还真不差的）但是，也许原小说为了戏剧冲突与悲情的需要，失惊无神地一下子让宝莉选择了做女”扁担“，这未免也跨度太大了。
          或许，戏这样演进更合情理一些：婆媳隔阂始终是住不到一块，儿子一时记恨也不愿与母同住，于是婆婆为照顾孙子他处租房，而宝莉是四处打工赚的钱大部分都寄给婆婆代为照顾儿子，而儿子不知；一晃十年过去了，儿子考进了大学，而过久的分离使儿子对母亲的感情彻底疏离……这么路演着，我发现这情节似曾相识，似乎要陷入另一类的俗套之中了！……
           
          

看完片子，第一时间翻看影评。基本上大致是：女主是道德制高点，坚韧不拔，勇斗困难，不离不弃，圣母玛利。

虽然，我确实觉得，虽然女主嘴毒，但确实心软。而孩子确实幼稚。

但是，抛开这些，我还想说点别的。说点细节。

我小时候伴随着各种搬家。住的最长时间的房子，一进门处是一面大玻璃。走廊的拱门是月亮门。从这所房子搬走后老妈没少叨叨。玻璃是风水大忌，月亮门是破财之位。确实，住在房子里的那些年家里不是非常顺利。父母经常吵架，自己睡觉也不是很安生。

但是母亲很贤慧。父亲做了再多的错事，母亲也未曾责备。在老爸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老妈到了事业的巅峰。但是，没有唠叨，没有批评，看到相关的新闻或者消息选择视而不见。有的只是陪伴。老妈当时肩负着养家的重任，但是却没有把压力发泄到家人身上。

大概在我6、7岁的时候，有一次饭桌上，我问老爸为啥其他小朋友的爸爸都把工资卡交给妈妈，你却不交。当时老爸羞赧一笑，挠挠头说，那是因为老爸挣得太少不好意思上交。老妈当时也是莞尔一笑，毫不为意。那时候老妈应酬多，各种活动也多，但是她为了家基本上能推就推，用她的话说，不能让老爸感到落差。但是嘴上，从来没说过，只是每天按时回家做饭。虽然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但是老妈也不以为意。最近老了，也开始碎碎念起来，说起当年风光无限的景色一脸得意。

我在看电影时候，女主对搬家工人横眉冷目让我颇有感触。家里装空调的时候，来了几个工人，老妈又是倒水，又是取烟。新房子装修好，老妈对品质一向严格要求，铺了相当豪华的地板砖，搬家第一天，一个工人扛柜子没顶住，把客厅中间的新砖磕个粉碎。工人非常紧张，老妈倒是笑笑，说这么大年纪还出来打工不容易，到时候我在这儿放个花盆就好了。我觉得当时搬家老伯都快哭了。

电影中女主确实可怜，人也确实善良。但是你能说她老公自杀跟她没关系么。你能说她儿子童年缺失她没有责任么。女人，可以坚毅，可以坚强，但是作为女人本身的质感不能没有。

我是赞成女人小心眼的。但是捉奸在床大吵大闹是一回事，报警抓人是另一回事。内部矛盾上升到阶级矛盾。这不是对付阶级敌人，这是对付自己的老公，自己孩子的爸爸。

想留住，可以选择宽容，想放手，可以选择离婚。没要求你做忍者大房，但是至少做人要厚道。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情节，这片子也就沦为二流言情电视剧浓缩版。

关于孩子，我特别想知道，哪里是母子反目的转折点。实际上，我并没有找到很明显的冲突。父亲死的时候，也并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夫妻间深仇大恨的种子。所以，这关系破裂的很突然。

这个片子，很容易让人反思自己在婚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你给对方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你自导自演了一通，实际上跟镜子里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你以为你是伟大的母亲，但实际上却让孩子觉得是森林里的巫婆。你以为你是孝顺的儿媳，却让婆婆觉得你是不怀好意的掘金者。你以为你是百年一遇的好老婆，却让老公觉得你是母夜叉再世。就如同这片子想让我觉得女主勇敢有担当，勤劳又善良，但是却让我觉得女主愚蠢又泼辣，恶毒又悲哀。

  只要进入到《万箭穿心》这部电影的世界中，就几乎不可能不被颜丙燕那朴实而锐利的表演刺伤，以至于大银幕那个神情恍惚的女扁担每一回头，就好像有根长箭把人钉回座位。所以她的好，无法多说。

 

    武汉乃是以水陆码头而起的繁华，"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身处华中地区交汇处，于是似乎天然兼备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某些特性。加上热，加上闹，加上拥挤，天真与狡黠，粗暴与脆弱，刀子嘴和豆腐心同时出现在坊间女性身上似乎是最正常不过。不能说李宝莉代表了谁，但她随时溢出的那股“狠”和“糙”，确实是让本地人十分熟悉的劲儿。

 

    非常凑巧，内地影院同时在上映着的奥斯卡获奖外语片《一次别离》，有着跟《万箭穿心》如出一辙的开场戏。主角搬家，搬家工人扯各种理企图临时多要钱，这是我们很常见的生活一幕。《一》里的中产女性西敏在努力辩驳之后选择了妥协，而《万》里的李宝莉采取用更激烈地态度挑剔工人的工作，并且在所有人面前大驳丈夫面子。小说如此描述：

 

 

    （李宝莉）一边搬一边跟他们吵架，嫌他们放电视机时手脚太重，又嫌他们摆冰箱时，不是一次到位，却是在地上拖了两寸，把新铺的地砖划出两道印痕。再就是进门不换鞋，把她家新地板的亮光踩毛了。搬家的工人被她吵得恼火，更加捣蛋。马学武便满嘴地说好话，不停地递茶上烟，试图和谐关系。气得李宝莉踢他一脚，恶声恶气道，我是出了钱的，他们就该好好给我干活。茶不是钱？烟不是钱？你是不是扣出来？你真是生得贱！

 

 

    看完电影之后很多天，都一直忍不住试图暗暗分析李宝莉人生悲剧的真正根源是来自于哪里。是无爱的婚姻？是情绪的失控？是冲动的惩罚？还是她从未学会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思考问题。细究可能都有一点。至少，从上面那段能看出的一点是她下意识的短视--为了省一点钱，或者争一口气，在人前对自己丈夫的这种伤害，恐怕是饭桌上多少顿精心调配的晚餐，熄灯后多少的软言细语都难以弥补的。但这种情境我们又何其熟悉，太多人近乎本能地每天忙碌着去应对生活里各种细节，以各种态度，却很少去想他们在面对的是这背后的什么东西。

 

    马学武自杀之后，李宝莉以一己之力扛起家庭的重担养起儿子和婆婆，平时只吃热干面，钱留给儿子买牛奶。可惜的是，这个非正常的家庭，并未因她的努力赎罪而变得正常。她肉体承受辛劳，却依然没去关注到孩子的精神状态，对她的恨意到底有多严重，有多深（这种一昧的"乐观"导致最终崩溃）。其中即便有逃避的心态，但归根结底仍是不愿或不会思考。只是咬牙，埋头把自己托付给那些每天要面对简单问题。“奶奶年纪也大了，儿子最终还是你的”，旁人也只能这么说。好像问题就会随着时间慢慢解决，其实我们都知道。不会那么简单。电影剧本一直在试图铺垫出某种和解的可能，方方的小说则完全像钝刀子拉肉一般割得人生疼，公公婆婆一点也没有真正谅解李宝莉的意思，而儿子更是以一种复仇的心态在折磨自己的母亲，哪怕她为了给儿子筹集学费而偷偷卖血。

 

    马学武这种来自周边农村靠学习优异而晋身为吃商品粮的知识分子，与城市中普通家庭出身的中低文化程度的勤快女孩喜结连理，算是一个时代非常标准的夫妻模板，再简化也可称作男才女貌。观者不能妄言其婚姻就一定是凑合的产物，但过于泼辣女性在家庭的存在感太强，自然会导致整个家庭的存在意义变弱。只是这种状况下，我们往往会发现也无法再多责怪李宝莉什么，她就是这么个人，她就是这样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脾气不好人不坏，难听话说过就完了，心里不爽能让自己想通。冲动和坚韧都是这个女人品质的一部分，她那些迷人之处和折磨人的手段混合在一起成就了她。

 

    但是否看清楚这一点，“她就是这样啦”，问题就迎刃而解呢？当然不会。

 

    毕竟一天一天的气都还是马学武甚至儿子在受，而李宝莉从来都无法彻底感知。她快活地在目力可及的日子里享受着这样的家庭生活，丝毫不知在儿子眼里这就是一个“爸爸天天被欺负”的家。她毫无恶意地大声抱怨着丈夫，骂着儿子"老子忘记了你也姓马"，直到把自己推上命运循环碾压的车轮。

 

    终究很难总结出一句“李宝莉这是咎由自取”就了事，这个让人又烦又怜的武汉女人像大多数同胞般忙碌着在泥泞中跋涉，却找不到自处的时刻。说到底，无论我们如何被她强悍的生命力和不屈精神所感动，又或看到她因善良得到回报而产生浓浓暖意。我们都该清醒地发现，直到江边看烟花之前，她始终都没有成长过。当她终于发现儿子从小到大都未曾开怀地笑过，这个女人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人生同内心理解真的产生了太大的偏差。她甚至开始反思着，假如当时同意离婚，生活再坏也不会比现在更坏。可是这一切太晚，太晚了。

 

    解脱了，是高于对错之争的境界。生活总还是要继续，没有建建，也会有设设。坐上一辆开不动的小破车，骂句婊子养的，踢一脚，也就还能向前。


    导演王竞之前的作品《一年到头》《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始终都是密切关注现实，且紧跟社会热点话题走。《万箭穿心》依然很现实，却换了一个平静的视角。似乎在讲一个女人的悲哀，似乎在讲至亲之间的伤害，似乎在讲人格与命运的一缕关系。好在导演并没有企图做任何定论，只是把那些文字无法取代的痛感放大，毕竟国产片这样的空间实在太少。谢飞导演在一次演后谈呼吁导演们还是多关注下文学性，其实也是同样在指出当下的缺失。技术水平与银幕数都在与日俱增，但控制文本的能力却似乎一直没有长进。

 

    说到技术，手提摄影保持了对人物真实化表演的把握外，也将画面局限在相对比较窄小的视野内。毕竟这是一部讲述80、90年代的电影，以其较低的成本并不是太容易做到还原。所以即便看到剧情中的新公交车、高楼也就淡淡笑过便罢，电影有它自己假定的时空。

 

    剧本基本算是较成功的再创作，对一些人物做了合并与删除，并且把建建这个原作者凭空献给李宝莉的“礼物”，变成了同样在底层挣扎，伴随着疼痛而逐渐相濡以沫的伙伴。真要说较为别扭的地方，方方老师的原小说其实更单纯，而电影有了逻辑叙述压力之后，往往会有些“补充”分散力量。比如在小宝上中学过程里，加写了李宝莉这个“扁担”身份给儿子带来的不适，这个感觉虽然完全合理，但是否真需要强调是值得商榷的。

 

    两位主角颜丙燕，焦刚的武汉话都不算标准，看采访说由于是临时决定用方言演出，演员只好一边学一边演，最后在发音和情绪之间反应不过来，只好先保戏，这也倒都能理解。口音问题对外地人来说区别不大，本地人初始该会被这个极似四川话的腔调弄得有点出戏，看下去习惯也就好了。武汉话的咬字其实并不难，没卷舌，没前后鼻音，R、L、N不太分，也极少连音。麻烦在于日常讲话那个腔调通常往下走，但语气又是上扬，加上平均语速很快。所以即便音全部准，但说得像念书一般平缓，感觉依然是怪怪的（比如武汉演员赵倩扮演的小景）。陈刚很好地把握了街头语言中那些“个板马”“尼玛”等零碎（通常管这种状态叫“带把子”），甚至是声音压在喉咙里的发声法，让这个人物身上的痞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搬家的工人，工厂的书记，汉正街的老板的味儿也都很正，他们大多来自武汉说唱团。反是扮演奶奶的省话剧院的何明兰可能长期在普通话环境里，时不时会蹦出几个不属于本地的字音。

 

    最后再赞一次颜丙燕，她通过自己张弛有度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好的演员就该是一把刀子，只要碰上合适机会就能在观众心里留下创口。有这位北京女演员来演武汉的李宝莉，是这个角色在十年苦难之外最后的福气。

这个故事非常冷酷的描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整部影片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坏人，所有人都是为生存和自身利益挣扎的小人物。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人的心酸。真是万箭穿心。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可是真有几个人能改呢？宝莉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没有心机，脾气倔强。她倔强的背后是很多的苦难，丈夫出轨，背叛，自杀。养孩子的坚辛和孩子对她的仇恨。一个女人经过十年从一个稍有姿色的妇人变成一个只顾赚钱养家，不修边幅的，被残酷生活伤害的伤痕累累。可是她还是坚定的和命运抗争。
颜丙燕的表演非常流畅自然，打动人心，让人印象深刻。整部影片都很压抑透不过气的感觉，但是影片的结尾多少给了观众一点安慰，宝莉原谅了儿子，解脱了别人和自己，去追求她该享受的爱和生活。

生活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和逻辑，这就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他们的日子就是那么多的不顺心憋屈。可是他们还是那么坚韧和洒脱的活着，毕竟日子总是要继续，平凡的人总是给我们更多感动。生活就像结尾那辆破车，虽然千疮百孔，还是要继续向前！

一部电影太接地气是会让人不舒适的，选择看这部电影之初就做好了自虐的心理建设。而它却比想象中更加完美的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跟《桃姐》一样，从相当一定程度完成了我自虐式的人生记忆的回放。

失败的婚姻是万恶的根源，然而人的选择又往往取决于她的个性使然。老公外遇的时候，宝莉对闺蜜说：你不知道啊，当初凭我的长相，追我的人排成排，我选了他这个乡里人他一辈子应该感激我。多么相似的话，仅仅因为对自己城里人身份和外貌的自信和骄傲，你的人生悲剧恰巧也起源于此。

你的人生里有太多的固执和骄傲，又有很多妥协和隐忍。你有你的放不低，所以即使是一段失败的婚姻也要维持住人前和睦光鲜的表象，你不会去自己亲手主动戳破爱人出轨的现场，选择迂回的你认为保全颜面的方式让爱人丢了工作，可最后在爱人自杀以后都顽固的不肯掉一滴眼泪，你认为那不是你的错，你不愿意认输。你下岗以后在汉正街帮人卖袜子，你习惯了大嗓门跟别人讲话姿势有点粗鲁但又有迫于生计的狡黠。这跟你出身的卑微不无关系，你没什么文化，你也想不到更好的方式来挽救这段婚姻，这都是你的局限。

而你的局限又恰好形成了你的勇敢和强悍。你也有你的放低，他来自于你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带来的洗练，你天生的憨和钝，你可以去卖袜子，更可以一人挑起一家三口的生计去街边给人挑扁担。你做这个决定想都没想没有任何迟疑，你只有努力生存下去的信念对自己完全没有半点怜惜。

你最可爱最宝贵的也是这一种憨和钝，它让你无畏生活里各种形式的苦难和打击，你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你要养活你的儿子和婆婆，供儿子上大学，这是你坚定的生活目标和念动力。那个曾经相互扶持过的男人羞辱了你，你也只是转头骂回去回家给儿子做晚饭，想想还得过下去，什么尊严啊感情啊暂时又都不值一提。可儿子要跟你断绝关系的时候，你万念俱灰，母子之间多年积压的误解和委屈早在你心里割开一道深深的口子。你被儿子赶出家门独自深夜在江滩边枯坐，可是以你的性格断然再绝望都还是不会想到去死。

于是，当你抬头看见夜空中突然绽开的烟火，一群中学生在很欢乐的给其中一个孩子庆祝生日，他们来喊你过去帮他们拍合影，那男孩喊你婆婆喊了两遍。50岁不到的你在他眼中白发丛生脸色焦黑已然如此的苍老了。你跟他们按快门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眶酸涩了，你想到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失败的婚姻从小就失去的那些同龄人应有的快乐。是的，从来就没有烟花、没有同伴、没有聚会没有祝福，只有没有父亲的家，班主任嘴里变调的那句他妈妈挑扁担都能考第一名。你瞬间就原谅了儿子的绝情与任性，转头回家打包一个人的行李。

你走的那天就用扁担自己挑了两担衣物，碰到了那个“打牛”的男人不得不别别扭扭又上了他的面包车，儿子在远处冷冷看着你，好笑的是车子发动不起来，你跳下来踢了一脚骂了句“婊子养的”推了几步终于点燃才又坐上去走了。

这里电影就落幕了，没有那些后来死去活来的拖拉和煽情，大概以后的日子你照样会闷头过下去，你不求能幸福，但求无愧于心的活着。

想到不幸的人生也有千万种，电影里能演出来的也仅仅只是万分之一，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里，每个年代的人都有生死疲劳的宿命。

马学武 – 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子
马学武真可谓是“冷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不合作是彻底和广泛的，体现在：
• 他用各种借口性冷淡，拒绝行房（影片开头的场景）（这和偷情时的急不可耐和淫声荡漾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非语言行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时成天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目无焦点，魂不守舍（这和他与同事谈笑的眉飞色舞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肢体语言上的不合作：拒绝与李宝莉碰杯（这是影片的主题性画面，后来在给儿子高考庆功的饭桌上再次出现这个画面，这回拒绝与李宝莉碰杯的是儿子，但冥冥中好像马学武借尸还魂）。对于李宝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转身脱袜和关门来抵抗和拒绝。
• 拒绝言语与意图的交流：体现在接母亲来家里住这件事上，马学武仅仅稍作象征性地表示，便如他偶尔施舍给李宝莉的几下抽动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实他还真没有同李宝莉交流和表达自己意图的意愿，就如他说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即便是死，他也顽固地不留给李宝莉一个字。
• 完全拒绝情感的交流：例如对于李宝莉的情绪爆发，既不安慰也不面质，仅在躲在洗手间捏紧拳头，做象征性地反抗和发泄。（可能历来如此）
• 马学武的绝招应该是一种长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对于李宝莉与搬运工人锱铢必较，对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陈仓地怀柔和轻描淡写地破坏，并借此很轻易地占据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宝莉他确实属于一个更有文化的阶层。但他那富余的文化和智力仅仅足以让他一次次地逃离现实，耽于幻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生命怠惰的人。他把对于生命的种种失望转为无处发泄的压抑，泛化为一种缺乏行动意志的抑郁和几近绝望。面对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顺心，面对着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限制的李宝莉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他也许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试着介入，试着改变。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离和情感上的隔膜。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边缘化的妄想者。促使他逃离现实的驱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欲望，心力，正面意义和理想化均赋予他借以逃离的对象。例如：
• 当李宝莉守在家中，想用温柔和热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试图挽回婚姻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选择继续找借口加班，并和同事大肆吃喝，谈笑风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见其他晚归的夜晚）。
• 当李宝莉试图进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边的时候，他“升级”了他的逃离，“事先通知”地与同事开房。
• 当李宝莉试图利用东窗事发的道德羞耻感来进一步“罩着他”的时候，他又搬来救兵，让老娘与他们合住，也好继续避免直接面对李宝莉的压迫。
• 当李宝莉发现了他的意图，并产生激烈言语冲突后，他又再一次选择逃离，试图从情人那里获得想象中慰籍，并维持一种暧昧，以便继续他精神和情感的逃离。可纵他苦情西施，痴话连篇，无奈别人却早已出戏，神情泰然，过（吃）得蛮好。他终于发现当他赋予了每次逃离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时， 如此的一相情愿恰恰别人无法负载，而终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 当他得知自己下岗时，终于觉得无路可逃了。因为下岗会逼迫他回家，丧失一切逃离的借口。下岗会让他在李宝莉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毫无翻身希望。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后的泥泞，一片狼藉，不堪回首。于是，他宁愿懦弱地死也要逃离他不想面对的现实。在这里，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艰难的。想象是容易的，而实际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会想象和做梦后，一旦遭遇挫折和伤害，很多时候就如马学武一样活在自己的想象里，用理想化的暧昧代替直面现实。用各种积极的奔忙，来闭锁禁锢自己的人生，却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坏者和对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每个人身上都有马学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电影，它不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只会让你在沉默中渐渐迷失，渐渐萎靡。
救猫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
所谓“救猫咪”场景是指：当我们遇见主人公时，他必须要做一些让我们喜欢上他的事情。通过救猫咪场景，我们完成了对于主人公的移情，从此开始关心她的命运，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渐渐被影片牢牢地吸引。从某种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宝莉的猫咪。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后是她关心和照顾的对象。从中可以反映出，李宝莉作为草根，对于其他底层劳动人民有着一种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就像袜子店老板对她冷嘲热讽中透露出的为她担心。但李宝莉与众不同之处在与她的同情善意会转化为主动关心和照顾的行动，且不计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当情节出现她暴烈的脾气和不近情理的苛责后，会立即插入一个救猫咪的场景。维持观众对于李宝莉的移情。第一次救猫咪是对于何嫂子生意的照顾，甚至挡风遮雨。第二次救猫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时，流露的对于建建安危福祸的关心和担心（这时候的表情是微皱眉头）。而且，这些救猫咪的场景在影片后半部不断发展。李宝莉担心建建释放后的出路，担心他重操旧业，担心打架斗殴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轻蹙双眉。李宝莉甚至还关心他收帐是否吃亏：只换了个破面包车，关心他住得是否寒酸，关心他喝醉酒掉到沟里。李宝莉救猫咪之心从不改其衷或轻易受挫，而投入金钱和情感投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样的救猫咪次情节对于激发观众的移情，有着累加和叠加的效果。影片这样安排是非常巧妙的。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对于一个人初期印象较差，随着逐渐的了解，印象转好，这样的对比和反差对于人的心理冲击力是最大的，胜过一直印象很好。于是，观众移情的程度就不断增强，直到顶点。相比何嫂子，李宝莉甚至显得更能吃苦，更会做扁担生意。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较平淡，很难进一步反衬李宝莉的性格。何嫂子的惟一叙事功能就是调侃了阴盛阳衰（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无疑都是事实）。于是，在何嫂子次情节结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价重大的救猫咪行动中达到高潮）后，建建的次情节便渐入高潮。
建建 – 一个自我击败的人，李宝莉的一面镜子
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嘴贱的人。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过持久的伤害，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惧和巨大的羞耻感。于是，每当他要表示善意时，或者产生与人接近的愿望时，那种对于伤害的回忆和羞耻感就条件反射般地涌到心头。从而，他发展了一套自我击败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总被无情伤，那么在你还没有伤害我之前，我就先发制人，先无情地攻击你，这样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
• 出狱回来遇到李宝莉的主动关心，他明明有些触动，却说，怎么怕我吗？
• 邀请李宝莉去看他的货运站，本来很热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给我带来生意，你个扁担。
• 在诱奸李宝莉后，他明明想和她约会，却莫名其妙发挥了一大段：现在的人都很随便，做完了跟没事一样。
• 李宝莉去探望他，帮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却推托说，我又没有请钟点工。
• 李宝莉弄伤了他，去赔钱道歉。他试图表示不想谈钱，不想见外，却说成我睡了你也没有吃亏，你怎么倒贴我钱。
• 当他从李宝莉的委屈爆发中意识到她的真情流露时，他内心应该有所感动，却明确冷冷地说本来就没有当真，不要装得很有情。
• 当然，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第一次说出了主动关心的话（有什么打算），自我表露的话（我就是嘴贱），毫不犹豫担当的话（老子不怕），再没有加上一句什么。
其实建建活脱就像李宝莉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父母可能由于生活的苦难和重担忽略了他们，可能因为本身性格和脾气乃至文化素养的局限对他们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对他们施加了言语乃至肢体的暴力。于是，他们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不安全感中。他们是如此地需要爱，渴望爱，想表达爱，却因为生命早期种种的共情挫败和巨大羞耻感，演出成了一种怒气和攻击欲。他们没有掌握爱的语言。他们粗暴地对待别人，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如此地粗暴对待。记得在搬家夫妻冲突中，李宝莉恶狠狠地骂马学武：生得贱。也许她也被这样责骂过。
李宝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坚韧，刚强和容忍
对于李宝莉而言，早年共情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为别人设身处地设想的能力。李宝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现实框架和习惯思维里面，无法哪怕一点点地跳脱出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她说了劳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劳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
• 她也许生在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环境里，这既培养了她能为不多的报酬任劳任怨的态度，却又带给她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思维定势。她怎么也不能共情搬运工人的辛苦，却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们不如自己任劳任怨，货真价实，价格公道，钱货两清，更反感他们就地起价，懒惰不负责还贪她家小便宜。

• 她能感受到丈夫从当初跪地发誓对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变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变，为此愤懑委屈不已。但她却感受不到自己优势意识和强势态度给丈夫带来的委屈，受挫和不断逃离。所以她强烈反对小景的警告。

• 对于丈夫百般拒绝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为伙计不给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借口，她都木知木觉地相信，直到她发现丈夫和情人发生奸情时的急迫慷慨，春声荡漾，对比后方才觉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贬抑。

• 她顾及儿子，没有去抓奸在床，希望通过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给轻易夺回来。却没能设想这么做可能给丈夫带来的事业和感情上的伤害。

• 她好不容易通过外力和自己的“宽大”把丈夫服服帖帖地抓到身边颐指气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来横插一杠。她气急败坏，怒火中烧，恶言相向，冷嘲热讽，却无法设想这么做给丈夫和婆婆带来的严重伤害。

• 她只知道拼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献给了孩子，却体会不到自己的恶言厉吼，粗暴对待，缺乏共情的关心和缺乏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恐惧和疏离，以及丈夫，婆婆的态度对于儿子的负面影响。

• 当她知道丈夫自杀后，她只认为丈夫是受不了下岗的刺激自杀的。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说自己下岗了，不还活得好好的。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对她一言不发，甚至觉得丈夫有点对不起她。

反过来，曾经饱受损害和侮辱的李宝莉，对于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对待，却有着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强的耐受度。对于丈夫拒绝敬酒，李宝莉自我调侃说，今天高兴不和你计较。对于婆婆一次次的言语相逼，李宝莉每次都忍了，默默无言。也许冷漠的环境让她习惯了，她从不认为自己不值得接受这些委屈。相反，对于早年爱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份爱，为此她宁愿扮演一个牺牲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饴，矢志不渝。
正因为她无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马学武要求离婚，偷情，自杀成为了她人生的三个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毫无抵抗，冲击巨大的大灾难。但是，与马学武不同，李宝莉决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来，勇敢面对。她有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坚韧和刚强，以及强大的意志力。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励事件（马学武提出离婚）后，由她强大的意志力贯穿。马学武提出离婚，她痛哭过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劝告下，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办法把马学武拴在身边。例如从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儿子，到主动出击，跟踪伏击，运用公检法，给婆婆下马威。很显然，她根本不是马学武的对手。发现马学武偷情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但很快就能爬起来，揩干眼泪，拾掇自己，并用巧计获得电话号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字。她却一滴眼泪没有掉。虽不明所以，却毫不为迷信所迫，马上励志撑起一片天。试问这在当代人里面有多少能够做到。底层劳动人民需要辛苦地劳作方能果腹，通过这些生命的历练，他们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生命的权力和尊严（这在李宝莉和小景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李宝莉对于用体力挣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自在和自信）。同时，被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逼迫着追逐着的他们，每分钟都活在现实里，扎在泥土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奢侈地做马学武式的幻想，马学武式的逃避。例如被丈夫以死抛弃后，她第一时间就检查存款。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给了她一种不认输，不信命，不放弃的性格。影片的后半部也被她的强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它散了”，一切为了儿子（显然她的百般讨好也似乎遇到一堵无形的墙壁）。她的坚持和勇敢，却每每能够让她渡过生命的种种苦难，仍然充满勇气，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她高扬了人性的光辉，万丈光荣。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愿望的反面。马学武没有拴住，不留一字，永远离开，却久久阴魂不散。万没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养的儿子，会那么决绝地背叛，要和她一刀两断。她还是不服不屈。可是，居然这两件事非但有关联，而且都直接归咎于她。恍如晴天霹雳，她的整个世界，以及她所信赖，依赖，为之奋斗的价值（拴住丈夫，为了儿子）瞬间崩塌了。众叛亲离，她失去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情感联系和寄托。她拼命地逃离这种天崩地裂，黑白颠倒的现实，来到了江边，走投无路，莫知所往。可是，逃无可逃，一群庆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现实。这时，曾经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顶似的教会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马学武当初的走投无路情归何处，以及来到江边时的凄凄惶惶，她终于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离毁坏了他童年的快乐。
许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伤害。当他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一往无前的斗士，一定要争一个胜负得失，用来补偿从前的缺失。那些争名逐利，蝇营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强斗勇，那些不甘挣扎，贪心不足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李宝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梅花香自苦寒来，最终她学会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她意识到，那些拼命争取的高低短长，那戏武断评判的高贵贫贱和那些斤斤计较的强妄态度，恰恰伤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局限并丧失了自我。于是，她终于学会了放弃争输赢，并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样有过去，有缺陷，有反复。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车那样吼得响，开得慢，常常会熄火，还得要自己下来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这是李宝莉的了悟，也是李宝莉的救赎。
婆婆 – 影片场景情感价值的调节功能
• 影片场景的动力在与对于观众而言的情感价值的变化。而对观众而言情感价值的变化，取决于观众对于主人公的移情，即对主人公自觉和不自觉愿望的理解和关心。而婆婆是影片情感价值的调节器。在影片的前半部，由于李宝莉的需求是夺回丈夫。婆婆成了她实现愿望的重大阻碍，观众的移情尚在李宝莉这边。但是，李宝莉的强势，蛮不讲理对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怜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观众的同情心总是偏向相对的弱者。于是观众的同情中心开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宝莉。可毕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宝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来转移同情的中心。
• 第一个场景：李宝莉开家长会：她那劳工身份和粗线条性格与现场的很不协调，婆婆又发不让她来的牢骚。第二个场景，李宝莉回到家里，低声下气地求儿子同她说话。这里充分体现了爱使人渺小这句话。这时，儿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数落她没文化。于是，李宝莉和儿子，婆婆，以及周遭环境的关系颠倒了，李宝莉成了彻底的弱者，好让观众改变同情的中心。接着，影片马上用两个场景来间接歌颂李宝莉。一个是小景和儿子谈，母亲有多不容易了。一个是老师斥责学生，扁担的儿子年年考第一。
• 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同情李宝莉，我们了解她的愿望是尽可能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帮助儿子读书，并且赡养婆婆。我们也了解李宝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即消弭与家人的隔阂，重新获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爱。 但每每这个不自觉的欲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击。她说给孩子买点好的，婆婆说这个还用你说。她关心孩子学习，婆婆说她没文化。她问婆婆借钱，婆婆借机逼她把房子过户。她照顾孩子高考，婆婆说她碍事赶她走。最后婆婆生病还间接造成了她和儿子的误会，以及孩子和建建的冲突。
• 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类似的，即让观众坐情感价值的过山车。每每李宝莉在与孩子/婆婆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有所融洽，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婆婆马上浇一桶冷水，情感价值转而从正到负。每每李宝莉和建建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李宝莉长期缺失的对爱的渴望有所复苏，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建建又嘴贱破坏殆尽，价值从负到正。
• 婆婆最后开始理解和同情李宝莉，并为她的遭遇惋惜。这里，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衬的功能。如前所述，当一个人通过了解，把对别人的负面印象渐渐转向正面的时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婆婆的转变反衬了李宝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动人心。

小景 – 影片的叙事功能
• 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担是叙事功能。她一出现，就引发了李宝莉的痛苦流涕，无助无措 。这和李宝莉前一个场景里面的强势和控制欲呈现出鲜明的对比。顿时让我们对李宝莉改观，从强到弱的反差和对比，让观众开始建立移情。在李宝莉发现丈夫出轨后，万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已时，这种移情进一步增加。 当然，观众本身的道德价值观就多半不支持出轨。

• 李宝莉每次遭遇变故后，小景都要来出谋划策，顺便感慨一番。对于情节既有推动，又有一种意义上的概括和升华。小景给李宝莉出的第一个妙计，把老公拴住，直接导致影片上半部分的动力和故事脊椎。小景给李宝莉揭示万箭穿心的秘密，李宝莉不信命，发誓要撑起家，直接导致影片下半部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 上半部里，小景上门进行调解时，和李宝莉的对话，点出了李宝莉的身世，也间接解释了李宝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对于影片的人物塑造，情节动力起到了关键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说是一月照万川。

儿子 – 撑起影片后半部的负面力量
• 许多人诟病儿子的角色过于脸谱化，单一化。这里不免要多涂几笔。在小景上门调解的同一个场景里，儿子也表明了明确偏向父亲，讨厌母亲的态度，为后面的情节进行了伏笔和铺垫。

• 在后面的影片中，对于儿子的态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反复展示，铺垫，并有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闪回，用来渲染最终的母子冲突，就是要建立儿子反叛态度的合理性。

• 孩子害怕并疏远易怒暴躁的母亲，和爸爸亲是正常的状况。青春期的孩子易冲动，母亲长期不在身边，听由自己印象，想象，和奶奶的灌输，产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维不成熟，归因偏颇单一，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