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杰克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葬在西敏寺的作家，旁边是狄更斯和哈代。他为英国拿到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时间是在1907年，授奖词夸赞他“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这样空洞的授奖词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时移世易，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少有人知道，1889年他从印度回国时受到多么热烈的接待，1899年他在美国患病时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是如何追踪，1935年他在70寿辰时又如何荣耀地收到过英国国王的亲笔贺信。俱往矣，风云人物。

使大家重新想起他来的是电影《我的儿子杰克》（My Boy Jack）。这个电影的历史依据是公开出版的吉卜林家书以及吉卜林死后面世的回忆录《关于我自己》。

说来话长，吉卜林1865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父亲是拉合尔艺术学校校长兼拉合尔博物馆馆长。6岁时他与妹妹一道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寄养在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家里。12岁时他进入专门面向海外服役军人子弟的中学，受到严格的纪律训练。1882年中学毕业后返回印度，担任拉合尔《军民报》的副编辑，正式走上写作之路。到1889年回国之前，他已经写下了大量作品，成为“文坛新秀”。

吉卜林的少年时代，正是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全盛时期，英国海军寄托了无数英国少年的英雄梦，吉卜林亦不例外。与世纪之交那些颓废消沉寻欢作乐的文人不同，他推崇阳刚之气、意志之力和雄浑之风，全力维护英帝国的“强者”地位，宣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大典，吉卜林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礼拜终场赞美诗》，告诫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更加努力维护帝国的荣誉。1899年英布战争爆发，吉卜林积极鼓吹政府的扩张政策，并亲自进行募捐和慰劳伤员的活动。在1901年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基姆》里，他把在印度流浪的爱尔兰孤儿基姆塑造为积极参加英军活动的“爱国小间谍”。

出于同样的热忱，吉卜林对自己的独子寄予厚望。儿子12岁时，他赠诗《如果》，鼓励儿子成为“男子汉”。儿子不足16岁，他就开始教导儿子“好男儿当从军”。一战爆发之际，儿子17岁，虽然患有严重的弱视症，但是吉卜林积极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施压，使儿子终于加入了英国陆军。当时的吉卜林是狂热的战争宣传者，他为英国宣传委员会工作，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特写。他的理念是：我们必须让每一个适龄的年轻人投入到战争中去，躲在家里将被人取笑。后来，悲剧发生，儿子在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负伤失踪，去向成谜。吉卜林最为恐惧的不是儿子的牺牲，而是儿子当了逃兵。

丧子之痛毕竟还是沉重打击了吉卜林，他意识到是自己的思想与宣传把儿子送上了死亡之路。可以说他的余生因此在折磨中度过，而他的后期作品也一反常态，笼罩上一层绝望、惆怅的阴影。

同样很少有人知道，在儿子被宣布失踪两年以后，吉卜林为儿子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 假如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是因为我们的长辈欺骗了我们 (不算影评的背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