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2008

看过后觉得失望，情节很单薄。

该剧试图告诉观众的是：

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当群情被煽动以后，都存在着走向极端的危险。

所有冲突，都是意图让观众感受die Welle的严重危害性来设置的：

- 实际上，die Welle能发挥的正面团队精神，正是体育活动中需要的。无法让人相信参加体育的孩子会依赖这个组织来理解团队精神。

- Die Welle的危害性和集权的联系并不顺理成章。教师本人从未陷入对集体膜拜的自我陶醉中，和妻子的争吵显得无厘头

- 给观众留下一个不明晰的印象：Carol反对die Welle是因为个人失宠的反应，还是因为她的良知“作祟”。

- Die Welle做的“罪大恶极”的事情是损坏公物，在市政府大楼涂鸦。虽然这做法触犯了治安处罚条例，可跟法西斯主义并不直接挂钩。实际上，涂鸦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时被鼓吹成反抗专制的行为，和是否参加法西斯性质的组织没直接联系。

- Die Welle在体育竞赛中发挥的作用是负面的么？他们只能被归入穿着统一服装的拉拉队性质，这和足球迷一样呀。（为了自圆其说，只能设计一段攻击对手的行为）

- Die Welle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也无法用坏来定义。打跑几个小瘪三，或统一团队戏剧排练，die Welle甚至可以用积极来形容。


为了夸大die Welle的负面性，只能把负面情节重点编到一个人身上：偷藏枪械，无家可归，迷恋组织，最终自杀来制造本片高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精神失常学生的覆灭。

选题的立意是明显的，不过故事讲述起来是苍白的。

它有抄袭das Experiment的痕迹，不过在剧情设置上更差了一筹。

关于《浪潮》
 
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几天前看《奥运档案》讲开幕式击缶排练背后的故事，有朋友问我对于此间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何感想，因为是短信来往，并没有深谈。作为我来讲，自己素来是表现得更个人主义一些的，但我对集体主义也并不那么排斥。

然后突然发现了这部《浪潮》，一看简介我就窃喜，它不正是揭露了所谓极权的、集权的、集体的七七八八的主义的邪恶面么？既然来源于真实事件，那么事实胜于雄辩，让我那朋友也看看这片子，比和我磨嘴皮子不有效果得多？

等到自己把它看完，心想，这下没戏了。这电影讲故事的手法连我都说服不了，还拿去给我那位倾向认同集体主义（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专制）且有着相当理论基础的朋友看，简直是苍白无力了。

从头至尾存在于我的脑子里的仨字就是：“不至于”呀。这部电影不仅没看出“独裁”之下怎么的消磨个性怎么的泯灭人性，相反，片子里头几位主角儿（尤其是那位自杀男和那位传单女）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个性使然吗？真正的独裁社会能让你随便持枪？真正的独裁社会能让你想退课就退课？

说个较真的话儿，如果真的要做这么个实验，那就得严格保证实验环境的各种条件（而电影里在课堂之外存在很多自由的环境），以及被试人员的随机性（而最初选课的同学本身就是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不然，得出来的实验结论经不起推敲，更难被检验了。

我也粗略去了解了一下发生在美国的那个实验事件，并没有这么的戏剧性。可以说，导演在刻意追求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忽略了太多的严肃的考量。即便抛却意识形态或者心理学的视角，单从艺术本身来评价这部电影，它仍然不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一部没有说服力更缺乏张力的剧情片。

由此我想说到本片在豆瓣受到的礼遇，打分是很高的，评价基本是一边倒的。我没有更多地进行统计和观察，但一个基本印象是，在豆瓣但凡和意识形态挂钩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受到了如此礼遇。对于真的好电影我无话可说，可问题是有那么多好电影吗？我想，每一个没有观看过这部电影的用户不需要别人来灌输、暗示和诱导，更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他们的大脑思考。

其实当我们如此而讨论起意识形态的问题时，我们对于极权主义或集权主义、独裁和自由、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等等一些词汇的概念并没有学理上的明晰分辨，对于历史本身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却能哗啦啦说出一堆看法来。

比方说很多人说起看到此片想到自己小时候上课如何如何，进而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结论。我个人的建议是，是不是可以在分别考察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课堂教育之后再下结论呢？这个国家，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极权专制，并不是凭空在十年八年里产生的，都有着它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流变的呀。

我们都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从小耳濡目染了各种痕迹。当我们渐渐长大，意识到自己曾经受到的压制、蒙蔽甚至欺骗的时候，当我们欣喜地开始拥抱那个由真善美构成的精神世界，恨不得把曾经的自己踩在脚下的时候，请不要忘了，你接受启蒙的那个阶段所受到的那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可能已经深入到了你的骨子里，还是先认识自己吧。

最后我还是回到电影里来，其实片子里唯一打动我的地方，是开头课堂上自由的讨论（特别是那句“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的诘问），可以窥见德国的公民教育，他们对于过往历史的反思和对于当下社会的关注，尽管还只是高中生，也依然秉承着德国人一贯的深刻和冷峻。我对这样的民族表示敬意。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这些我都是承认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浪潮给了在缺陷压抑空虚中生活着的普通人新的兴奋点和依托 给了心理弱小的个体以脱胎换骨般的力量 却又让卷入其中的人们日趋疯狂 其中的一些人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满足潜意识中的各种私欲 慢慢失去道德观判断力和反抗的勇气 这个集体最后极端地反对所有反对他们的人 并把这些人排挤出集体甚至伤害他们…

良好的初衷是如何错误地演变为无可挽回的结局？
个人在某些情境下组成的集体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强大和可怕？
这五天的发展是耸人听闻还是真的科学实验的模型和缩影？真的可能吗？


今天看完这部片子 边看边想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看完后觉得很多人性的东西是难以避免的---虽然我们理性地认为不该这么去做 比如
第三天卡罗因为觉得穿白色衬衣不好看而选择穿红色T恤进班后 当赖纳让学生给活动团体命名时 卡罗积极举手 可赖纳用眼神惩罚她之后才故意最后叫到她 这在有意无意间给了全班同学一定的惩罚或排斥暗示
比如第五天 在活动中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的赖纳作为妻子在学历上高过他的报复说出了妻子工作能力不强的软肋 自尊受到强烈伤害的妻子离家而去 还是同一天 马尔科因类似原因与卡罗吵架 居然动手打了卡罗一耳光


经常说电影是生活戏剧化的反应 但是这部电影的很多细节都很真实 也几乎没有冗余 连莫娜为世界杯期间到处都是德国国旗感到不舒服这个想法 我也曾在龙应台给他生长在德国的大儿子的信中看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德国青年们的真实思考 可以说这部电影说服性情境性非常强 正因如此 才让人震撼 当然 如果看完下面的分析 或许更加压抑和感慨
而且我绝不认为这仅仅是针对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德国人 而应该是值得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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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刚好看了 David G. Myers的社会心理学（第8版） 下面基本都是从书里整理的一些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电影之中的细节及其现象 没有一一细致分析对号入座 但是下面列出的每一个概念 都是可以与具体电影情节对号入座的

从众

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
作为人群中的一份子，当你为一个赢得比赛胜利的漂亮进球起立欢呼时，你是不是在从众? 当你和其他人都认为，女性留长发要比留短发好看时，你是不是在从众？也许是，也许不是。关键是，当你脱离群体时，你的行为和信念是否仍保持不变。如果球场上只有你一个球迷，你会起立欢呼吗？
从众的表现之一为顺从，也就是说有时我们会顺从一种期望或要求，但并不真正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有时会穿礼服打领带，尽管自己并不喜欢这样。这种靠外在力量而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叫做顺从。我们之所以顺从，主要是为了得到奖励或避免惩罚。如果我们的顺从行为是有明确的命令所引起的，那么我们称它为服从。
有时我们真的相信群体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会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喝牛奶，因为我们认为牛奶是有营养的。这种真诚的、内在的从众行为叫做接纳。有时，接纳会紧跟顺从，顺从会滋生接纳。


登门槛现象

实现表明，如果想要别人帮你一个大忙，一个有效地策略就是，先请他们帮一个小忙。这一登门槛现象被证实十分有效。研究者假扮成安全驾驶的志愿者，他们请求加利福尼亚人在院子前面安置巨大的、印刷比较粗糙的“安全驾驶”标志。结果只有17%的人答应了。然后研究者就请求其他的人先帮一个小忙：他们可以再窗口安置一个3英寸的“做一个安全驾驶者”的标志吗？几乎所有人都欣然答应了。两周后，76%的人同意在他们的院子前树立大而丑陋的宣传标志。
帕特里夏与其合作者发现，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多伦多郊区46%的住户会乐意向癌症群体捐款。而如果在一天前让他们戴着一个翻领别针宣传这项活动（他们都愿意这么做的话），那募捐者的数量可能会是前者的两倍。
在这些表现出登门槛现象的实验中，人们最初的顺从行为---戴一个翻领别针等，都是自愿的。研究人员不断发现，当人们承诺公众行为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是自觉做出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对成员的影响力就越大。

在一个种族群体里，人们会感到一种共同的“归属群体的从众压力”---讲话、行动、穿着都应该像“我们”。像“白人那样行动”的黑人或像“黑人那样行动”的白人，都会遭到同伴的嘲笑。在实验中人们也发现，那些感到自己受群体吸引的成员更可能对群体影响做出反应。他们并不喜欢与其他成员唱反调。害怕被他们喜欢的人拒绝，他们允许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特别那些能代表群体特征的人。

成为某一个群体的少数成员是很难受的。如果你能找到某个人和你立场一致的话，那么你为某件事站出来就容易得多。


有说服力的因素

传达者：
一个可以吸引和指挥成员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
信息：
生动、感性的信息以及团体给那些孤独和忧郁的人所带来的温暖和包容，都是具有吸引力的。
听众：
学生们都很年轻，出于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其态度和价值观都还不稳定。有的人可能正处于人生转折点正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或者面对个人危机，他们有某种需要，而活动恰好给了他们一个答案。

去个体化

群体情境中可能会使人失去自我觉知能力，并导致个体丧失自我和自我约束。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起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能扩散责任。一旦唤起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大餐厅里扔掷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群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去个体化心理状态呢？
群体规模使得个人身份模糊化。马伦指出，暴徒团伙的规模越大，成员越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从体育观众到用私刑的暴徒等等例子中，很多个体评价估计都降到了最低水平。因为“每个人都如此行为”。因此，所有的人都会把其行为的责任归因为情景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身体匿名性

比如穿制服的效果。为了准备作战，一些部落中的斗士会用油彩或者面具装扮自己的身体和脸孔，使自己去个性化。战斗结束后，有一些部落会杀死、折磨或者摧残任何幸存的战俘；而另一些部落会让战俘或者。沃森仔细研究了一些人类学档案后发现，那些去个性化的斗士部落几乎都会对其敌人施以暴行。那些殴打罗德尼.金的穿制服的洛杉矶警察被他反叛性的拒绝停车行为惹怒并且唤起了。他们享受着彼此之间的友爱之情而对外界将如何看待他们置之度外。就这样，他们忘记了社会的常规，而被情景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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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同时让我想到换子疑云
当独裁政府垄断了警察局和新闻媒体时 基本上是独立电台的支持者们挽救了母亲
当局者或者说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反对的声音 可当局者只要是活生生的人都会代表一定的利益 也会犯错误 从长久和全体人民的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独立的声音甚至批评的声音 这样才能与七宗罪之首傲慢虚荣心的膨胀维持距离并保持清醒





究竟如何避免独裁的发生？

避免集体中的一致同意错觉。
加强自我觉察，避免去个体化。
鼓励批评性评价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但是如何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如果用这样一部漏洞百出的影片就想反驳集体主义显然不能说服人。我并非是说民主不正确，但独裁也并非就一无是处。

独裁，或者说专政，在特殊时期的效果要远胜于民主，而在相对一般的时代里民主则是更好一些。所以，这世上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事情，一切都有前提，一切都有参照，人类之所以悲哀，就是总要找出一种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结果，就必然是弄巧成拙。

影片中的悲剧，并非浪潮造成的，浪潮只是一个间接条件，那个孩子自杀的前提是因为家庭，此时一种可以寄托其灵魂的事物突然出现，而后又马上消失，对一个这样本身有着心理缺陷的人是个致命打击。影片中只不过将那个他寄托在其中的事物表现为一个所谓专制独裁的组织，如果这时他寄托的是爱情呢？是工作呢？是爱好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爱情不好，工作不对，爱好不宜？这不用回答。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前提一定要看当前的环境和一切客观因素，这世上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事情和百试百灵的方法，失去了前提，什么都是没用。

其实不用多说，那些民主狂们看了这个片子几乎全部陷入了选择性失明的境地，根本没有注意到其中对民主和自由的嘲讽。我之所以给一星，不是因为这个片子不好，只是为了引起一点注意。实际上我完全可以给四星，从全片来看，此片的导演和编剧非常高明，对民主和专制各打五十大板，同样也各赏五十纹银，这才是这部影片的真正的精髓，看不到这一点，这些民主狂们的狂欢只不过是又一场民主专制，一种专制的民主，不觉得有点意思吗，嘿嘿。

另外，有人可能会以我之矛攻我之盾，既然我说这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情，那我说的这些就不是绝对正确了？

看似不错，实际呢，我已经对我这个结论加上了一个前提，就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下是有绝对的，在一定的框架内可以绝对，出了这个框架，就不是。而客观条件绝对吗？万事万物什么不在瞬息万变？所以客观条件都并非绝对，如果非要说清楚这个圈圈绕，那么只有一句话可以，那就是，绝对即非绝对，非绝对即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