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枝雀静

纵观当今世界影坛，北欧诸国的导演一直以其冰冷孤独的独特影像风格在各大电影节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芬兰有大烟枪阿基•考里斯马基，几十年来执着于为底层劳动人民发声，丹麦有“影疯”拉斯•冯•提尔，在摄影机后不断地打碎和重建电影的叙事逻辑和表达技巧。而谈到瑞典，影迷们自然会联想到大师级巨匠英格玛•伯格曼，这位李安导演的精神导师早已与自己的作品一起融入电影史，成为了不朽的传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同为瑞典导演的罗伊•安德森似乎一直不太被世人关注，毕竟这位师从伯格曼的电影后辈自1970年拍摄完成处女作《瑞典爱情故事》之后，在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只拍摄了五部长片，且其间有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罗伊•安德森几乎完全放弃了拍摄电影，转而投身广告事业。

       作品少，曝光率低，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安德森很少被影迷所提及，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代瑞典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五部长片中的后三部：关于人性的“生活三部曲”每一部都堪称经典。2000年的《二楼传来的歌声》斩获第53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要知道那一年的戛纳应该是新世纪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届，姜文的《鬼子来了》，杨德昌的《一一》，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青山真治的《人造天堂》，伊纳里多的《爱情是狗娘》，以及迈克尔•哈内克的《巴黎浮世绘》同场竞技，辉煌程度可见一斑。也就是在这样的高手对决里，罗伊•安德森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三部曲的最终章，2014年的《寒枝雀静》同样帮助安德森在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成功擒得金狮，至此罗伊•安德森终于重回大众视野。

       作为罗伊•安德森艺术风格的集大成者，“生活三部曲”集中体现了导演对于电影艺术和人类社会的深刻思考，这三部历时十四年的电影用荒诞戏谑的黑色笔触深度还原了瑞典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最核心的生存悖论：社会制度与道德规范带来的究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人性本身的蜕变和异化？看似普通的日常行为是否正在引导人类逐渐陷入一场巨大的集体无意识意淫当中？理性的价值是否需要重新评判和考量？导演将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内化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影像风格，并最终以三部曲的形式展现在了全世界观众的面前。

       在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世界里，故事线索是被刻意模糊掉的，导演选择截取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来进行意象式拼贴，用大量的生活片段来构建自己的叙事文本。这种独特的美学逻辑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成为了理解电影叙事合理性的关键环节。不论是《二楼传来的歌声》里烧毁自己家具商店的小老板，还是《你还活着》里痴迷摇滚乐手的文艺少女，每个人物似乎都是时代大背景下的牺牲品，他们面色苍白，眼神空洞，行动缓慢，思维迟滞，陷入生活的怪圈而无法抽离，这种精神世界的空虚在导演看来正是社会制度和行为准则对人性最大的戕害：面对越来越规范化和模式化的世界，人类正在被迫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人性中最珍贵的自由意志在强大的物质世界面前逐渐瓦解和异化，使得所有作为社会的人变成了脸谱化的行尸走肉，个性和尊严被逼到了时代的墙角。

       这种卡夫卡式的人性畸变凸显了罗伊•安德森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忧虑和反思，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变形记》）和K（《城堡》）开始出现在了导演的镜头之下，以一种疏离的、隔膜的姿态行走在冰冷的瑞典街头，种种荒诞和黑色幽默开始不断上演：操劳半生的公司职员被莫名其妙的解雇，年轻人因为酷爱写诗而被送进精神病院，业余乐手被骗走了所有的养老金，商品推销员在酒吧偶遇查理十二世……，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从卡夫卡的小说当中一跃而出，成为了导演批判现实，质问权力的锐利思想武器。这种以人物导引叙事来讽刺现实的创作手法其实在艺术史上是有迹可循的，远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和《变色龙》，近到卡夫卡的《审判》与《城堡》，关于人性异化和蜕变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罗伊•安德森在继承前辈艺术理念和思维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梦境对现实的反衬嵌套在自己的影像当中，以粗粝却考究的镜头语言对抗固有的道德规范，为人类高扬的自由意志发声呐喊。

       个人认为以弱化叙事的方法来丰满和强化人物形象其实算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电影创作理念，近年来也有许多导演在做这种反传统的叙事尝试。比较典型的有去年吉姆•贾木许拿到戛纳的那部《帕特森》，影片完全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表达，情节变为了表象，而与之对应的人物关系以及心理变化则成为了整部影片的主角。从这个角度来讲，罗伊•安德森似乎也在无意之间引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创作风潮。

       除了对人物形象的重点刻画和重塑之外，罗伊•安德森的“生活三部曲”在镜头艺术与画面构图上也充满了北欧导演特有的冷峻与工整：坚持使用一场一镜的长镜头，精致的影像比例等等，处处体现着作者认真仔细的创作态度。当然，导演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镜头语言，说到底还是与影片所要传达的主题有关，破碎的生活片段，荒诞与严肃，戏谑与悲悯，这一切本身便是相互矛盾的一组概念，影片中大量的规则几何构图，从形式上再次强化了这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增强了影片的节奏感和冲击力。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规矩整齐的画面构图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庄重的秩序感，而在罗伊•安德森的影片当中，这种画面上的秩序和规范又恰恰与超现实的剧情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完成了一次跳脱出生活又回归到生活的视觉梦游，从而把荒诞和戏谑上升为了一种包含着双重矛盾的哲学命题。一方面，人类社会创造规则和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作为社会化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体验，另一方面，这种固化的社会规范在约束个人行为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一部分天性排斥在了生活之外，制度反制于人，成为了人性异化的始作俑者。《寒枝雀静》中，贩卖喜剧玩具的推销员一直在渴望为周围的人们带来快乐，然而他们自己却一直郁郁寡欢，在信仰和现实的夹缝当中不断挣扎；《二楼传来的歌声》中，经验丰富的魔术师在演出失败后，不得不扛着箱子踏上远去的火车。面对强势的物质世界，人性的天平在不断的倾斜，猜忌和混乱反复出现，精神与肉体相互撕扯、分裂，人们开始面无表情的生活、工作，直至死亡的降临。一个优秀的导演会寻找合适的表达形式与影片自身的主题相互配合，从而把整部电影变成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罗伊•安德森毫无疑问是个中高手。

       孤独是罗伊•安德森“生活三部曲”另一个明显的创作主题，人生是孤独的，整个世界充满了荒诞而毫无逻辑的各种现象，然而生活却要求你不断地思考和追寻，去挖掘自身的生存价值，这种错位的匹配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味道，电影里的人物面无表情的走过镜头前，就像《等待戈多》里久久坐在乡间路边的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焦虑彷徨，无所适从，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戈多。在罗伊•安德森看来，孤独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制度准则对自由的禁锢和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在影片《二楼传来的歌声》中，思维混乱的老将军在围着铁栅栏的床上迎来自己的生日，下属们围站一圈，不停地念叨着生日贺词，然而老将军早已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他高喊着过去的口号，不停地摇晃着栏杆，希望有人能放他出去。这一组极具象征意义的镜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僵化的社会制度，自由的定义在这里被放大成对整个人类生存体系的控诉，每个深陷其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孤独的侵袭，即使老将军能够冲破栅栏，他还是走不出房间之外的一道又一道大门，这种孤独感永远都无法逃离，而反观人类社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坐在各自床边，无助望向窗外的那个将军。

       在无处不在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制约下，情感交流几乎成为了人类排遣孤独的唯一途径，然而不幸的是，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本身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没办法描述复杂的思维过程，更没办法表述微妙的情感，交流的不对称性开始不断显现出来。这种局限性使得语言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交流工具的作用，反而开始加重每个人的孤独感，人们开始觉得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同类，于是人群变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沉默，整个世界只能拖着疲惫的步伐不断向前，以此来掩盖人类社会的精神真空。在“生活三部曲”第二部《你还活着》当中，线索人物——一个爱上摇滚乐手的文艺女青年，从第一次出场开始就陷入了一种交流困境，她向摇滚乐手表明自己的爱意，二人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然而之后摇滚乐手却再也没有出现，少女由此开始陷入了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最终在一场超现实的梦境中如愿与摇滚乐手举行了婚礼。罗伊•安德森在这里用梦境再次申明了孤独的不可抗性，而语言功能的缺失则将这种孤独转化为了一个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生困境。

       记得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的结尾处这样写道：“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多年之后，在罗伊•安德森的影片当中，导演用扎实的影像叙事对人类社会的蜕变表达了相同的忧虑，这种关于人性异化的隐忧是每一位关心未来的艺术家都在思考的深刻命题。反观现实，问题已经提出，然而答案可能还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去发现和探索。

罗伊安德森这部获得2014年金狮奖的作品，已经被议论了太多太多次。我们讲述了太多次他的中景固定镜头，太多次疏离冷漠的风格，太多次荒诞古板的表演方式。然而，让我们去除掉这些对电影美学风格上的赞美，而回到电影最为根本的内在含义。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真的看懂了这部电影了么？

罗伊安德森的这部《寒枝雀静》是跟观众玩了一个复杂的拼图游戏。这个拼图游戏不仅仅是打乱时间线索的先后顺序，而且打乱了人物线索的连续性。一个突然出现的人物场景，往往是观众之前并没有注意到的早先场景中的一个小小的背景人物。因此，如果试图梳理导演在这部电影中传达的深刻意图，我们需要抛弃他在美学风格上的各种尝试，将被打散的故事重组结构为一个四场景的情节拼图，并链接其中重要的三个线索“1943”，“查理十二世”和“智人”。

场景1:酒馆。第一次出现酒馆场景是玩具推销员为核心，后来瘸腿的推销员（简称瘸腿推销员）本来去理发，结果碰到一个刚刚从船长专业的理发师，因此理发作罢。这个理发师恰恰是“与死神三次相约”中最后一约里面的船长。在酒馆中，瘸腿推销员与忧郁推销员（一开始出场便是一个爱哭鬼的形象）汇合。第二次酒馆场景是一个年迈的老人还有一个坐在角落喝酒的男人，接着年代变换到1943年，那个年迈的老人变回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相貌坐在屏幕中间，背后则是水手与军人在欢唱。第三次酒馆场景是一个被雨淋成落汤鸡的军人在讲述自己的倒霉遭遇，两个推销员也坐在旁边。这个倒霉军人恰恰是电影一开始那个观看生物标本的男人，他也曾两次徘徊在餐厅之外，赴约失败。最后一次酒吧场景中酒吧已经开始打烊，店员在收拾桌椅，坐在角落那个男人（也出现在第二次酒吧场景）在忏悔自己的贪婪。这个男人之前一个小段落里面 （时空顺序被颠倒），一手在打电话，一手拿着手枪。

场景2: 咖啡馆。这个场景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查理十二世带领军队出征大北方战争对战沙皇，同性倾向的国王驱赶所有女性离开咖啡馆，趾高气昂不可一世。而第二次场景，则是查理十二世大败而归，并割让了半个国家给俄国。咖啡馆老板质问波尔塔瓦会战的失败，却只有女人在悲切的哭泣。大北方战役世瑞典彻底走向衰败的关键战争，由此瑞典被挤出欧洲列强。

场景3:旅店。两个玩具推销员的遭遇的时间顺序是被打乱的，在住进旅店之前，他们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推销，被推销男店长则是“与死神的三次相约”中第一约心脏病促发的男人。之后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讨账，而被讨账的女店长十分惧怕他的丈夫，但之后一个小段落中，丈夫在窗口抽烟，女店长则依偎过来。讨账之后，他们迷路进了咖啡馆，遭遇了查理十二世。之后他们回到酒馆，碰到正在吐槽的倒霉军人。最后他们才回到旅店，但旅店中却是全片隐喻最深的部分。忧郁推销员先是听歌谣，显得越发忧郁，之后做了个梦（和“智人”段落相关），梦醒后更加忧郁。瘸腿推销员向忧郁推销员发怒，但随后又道歉。旅店管理员阻止他们在走廊喧哗，并熄灯。第二天早晨，两个推销员在铁路旁分道扬镳。

场景4:餐厅外。这个场景也仅仅出现短短两次。第一次，倒霉军人试图赴约，既没有找到人，也没有收到约会取消的通知。餐厅内，稍远一桌是“与死神的三次相约”中第二约的儿子和女儿，稍近一桌是电影之前出现的一个胖胖的舞蹈老师和她骚扰的男学生。男学生愤然离座，女老师拂面哭泣。之后女老师又出现便已经嫁给了一个面包师，并生下一个小孩子。第二次餐厅场景，倒霉军人再次回到那里，但餐厅里面的人已经和本片人物无关，倒霉军人怅然离去。

“我很高兴听到你很好”。这句对白反复出现在本片当中。第一次出现是舞蹈老师骚扰男学生，男学生离开教室，教室外一个女清洁工在打电话，说的就只有这句台词。第二次出现是腿瘸推销员在理发店，那个曾经的船长，现在的理发师接电话，说的只有这句台词。第三次，女清洁工在家打电话，说的只有这句台词。第四次，在酒馆忏悔的男人，在自己的家里一手拿枪，一手打电话，说的只有这句台词。第五次，那个拿猴子做实验的女人在打电话，说的只有这句台词。

“智人”理论。“智人”是深埋在这部电影中的导演意图。所谓“智人”就是我们对于猴子的优越感，这是一个建立在物种上的优越感。“智人”的表象段落仅仅为那个以猴子为实验对象的片段，而它的核心段落是随之而来的忧郁的推销员的那个梦境。梦里的推销员给一些身处上流社会的老人倒酒，而他们在欣赏来自火炉的音乐。一群讲英语的军人讲一群黑人赶进火炉，只为了聆听火炉上的喇叭传出的音乐，这是一个及其残酷并灭绝人性的行为。讲英语的军人与黑人之间关系可以很容易联想到美国与黑奴之间的联系。对于白人而言，他们自身便是“智人”，而黑人是低等的物种。

然而罗伊安德森的醉翁之意并不在此，那些身处上流社会的一群老人之中，核心地位的老人站在中间，便是影片前面第二次酒馆段落中出现的年迈的老人。随着时间被放回到1943年，整个欧洲处于二战时期。联系二战背景与身为高等“智人”的老人，老人的纳粹身份便可以轻而易举的被辨认。在1943年的酒馆中，年轻时的老人坐在荧幕中间，后面则是欢笑的军人，那么这些军人则象征着德国的胜利。而频频向军人献媚的酒馆女招待，则象征了二战期间作为“中立国”的瑞典对德国的谄媚态度。罗伊安德森将瑞典对于二战的态度看作是民族的失败，这种失败也表现在酒馆忏悔的男人象征的贪婪的瑞典政府官僚，以及倒霉军人象征的无力的瑞典军队。

本片试图阐述，从1704年大北方战争的失败开始，瑞典便走向衰败，一直到的二战，瑞典都处于一种软弱的消沉的民族状态。消沉的推销员在听着歌谣的时候，说不想死后在天上看到爸妈，是战后一代对父辈的抵触与否认。而以推销员为代表的战后一代，则为了经济与生活而困顿，整日奔波却造成了人际上的冷漠和生活上的墨守成规。然而罗伊安德森并没有放弃希望，影片中有三个段落充满温馨，躺在沙滩上的青年男女，阳台上吹着泡泡的两个女孩，还有一个躺在襁褓里的婴儿，瑞典的崛起将要依靠这年轻的一代。

什么是高手？谈笑风生中飞灰湮灭。什么是大师？无形隐遁中摄人心魂。

这部电影的主海报简直太不走心了，两个躺在沙子中的男女，加上一只狗。谁知道这故事讲的是啥？然而对于导演来讲，这好像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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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那个安德森（Wes Anderson)，这个安德森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大众，虽然是伯格曼的弟子，但年过七旬的他拍过的电影简直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拍广告。我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他的镜头极为有效率。整部电影39个镜头，并且全部为固定镜头（但我隐约记得，第一次出现马在酒吧的那场戏里，摄像机往右稍微摇了一点）。小光圈，大景深，39个画面如同39张油画一样，你可以反复看清每个细节，并且不断产生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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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心的轻描淡写，让你反而感觉回味无穷。无论是开头与死神的三次相遇，还是结尾对于“今天星期几”的讨论，这些看似没有技巧的设计与表达，反而更容易让观众感到一种真实的临场感：镜头不切换，景别一直用全景，清晰的环境音，这仿佛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观察人物与故事的视角。当那些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的问题，被导演特意放在了一个单独的场景里，你就会觉得，是啊，确实还有这回事儿呢。我想，这就是一种对于生活体验“默契的互动”。

39个镜头里，有四个镜头是短暂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就是官方海报里这对男女和狗，一个是吹泡泡的小孩，一个是把头套在婴儿车里的妇女，还有一对儿在窗户边呆着的情侣。这种“不走心”的镜头，反而让你觉得很有趣。尤其那对靠窗的男女，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从表情、动作大概也能猜个大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希区柯克在《后窗》（Rear Window，1954）中的设计，想起那对儿住在斯图尔特隔壁的新婚夫妇，看似不走心的安排，其实彰显了大师对于生活感知的无限功力，几个镜头就交代了一种真实且悲哀的婚姻生活，从激情似火到互相厌倦不过是一起案子的时间，细思极恐。



两个推销员的设定也是有趣，胖推销员一直以来捧哏般地搞笑回应，暗地里却有着无限的怨念。所以他才会在深夜里不停地问着同一个问题：“建立在牺牲别人上的消遣很搞笑吗？” 他在问谁呢？问同伴？问旅店老板？问观众？不寒而栗。

这部片子其实看不懂的地方有很多，这当然也有历史、文化的积累，很多隐喻的表达方式确实曲高和寡，但我认为这对于观影来说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导演“不走心”地拍，观众“不走心”地看，总会在某个点上被瞬间碰触，因为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类。

现年71岁的瑞典人罗伊·安德森一共只拍过五部长片，从2000年《二楼传来的歌声》开始，他分别间隔两个七年，倾注全力完成了“生存三部曲”。终章《寒枝雀静》在去年威尼斯捧得金狮大奖，也算是对这位孜孜不倦电影人的一次实质犒赏。这位并不高产的电影作者，在业内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称呼，有人说他是“隐士”，深藏山中闭门造车，每隔好几年才低调地回归大众视野；有时，他也被错误地打上“商业广告导演”的标签，因为这是他的另一份工作。然而殊不知，正是为了给他那些“曲高和寡”的电影筹措资金，罗伊·安德森才不得挺着便便
大腹在广告界摸爬滚打。不过对他来说，慢工出细活的苦行僧做派是制作电影的正确态度，因为他所热衷的话题，总是和“人类生存现状”的哲学命题有关，需要被虔诚严肃地对待，因此，他不惜将时间当做筹码，潜心细致地探索最佳的表达方式。

和前作相似，《寒枝雀静》在一派荒诞的冷色调中延展叙事，通过39个固定镜头的衔接，描绘出一派超现实却又指涉明确的现代生活画卷。在电影中，罗伊·安德森继续采用北欧冷笑话式的幽默基调，展开自己有关死亡、情感、历史的思考。固定镜头既相互独立，又被两位“滑稽玩具”推销员面无表情的工作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小品片段式的情境包含着梦境般的氛围，却又仿佛只是现实生活的忠诚投影。罗伊·安德森精确地还原日常生活场景，无论是小酒馆、弗拉明戈课堂，还是游轮餐厅、生物实验室都普通而逼真，而心不在焉的人群，却带来一种强烈的舞台效果，和周遭真实的环境格格不入。亦真亦幻，现实与梦境彼此消弭界限，当代生活的冷漠与单调跃然银幕之上。当存在”变为一个冷冰冰的实体，悲观者如罗伊·安德森也只能让剧中人以不同的方式一遍又一遍说着“我很高兴你做得不错”聊以自慰。

影像风格上，《寒枝雀静》是导演受到诸家风格影响后自成一派的产物。在电影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埃德华·霍普式的孤独感，雅克·塔蒂般的冷面滑稽，甚至连主要人物的性格行动方式，都好像直接从萨缪·贝克特戏剧中跑出来的角色。虽然罗伊·安德森反感被拿来和老乡英格玛·伯格曼做比较，但两人电影中对于凌冽人生的追问却是一脉相承。只不过，如果说在伯格曼那里人生是死神手里的一盘棋，那么其对于罗伊·安德森则是博物玻璃橱窗中的鸽子标本——它召唤旁人好奇的观看，却始终静默无语，并带着超现实的喜感。

固定镜头的使用并没有给电影带来一丝沉闷，相反，罗伊·安德森对空间的大胆开掘让观看《寒枝雀静》成为一项颇有趣味的视觉游戏。摄像机往往以中景景深展示空间中的群像，没有急躁的特写，没有夸张的动作，所有的人物都好像日本能剧演员一般涂上了厚厚的白色面霜。他们行动迟缓，兴意阑珊，藏匿在镜头不同的角落中相互对话。罗伊·安德森喜欢利用深焦镜头前景和后景广阔的纵深，在不同的舞台层次上安排人物的互动。观众的视角，也往往由前至后，从左到右地探索着取景框中的每一个细节。

相较空间的重要性，在《寒枝雀静》中的时间则被尽可能地模糊化。冷色调制造出未来的虚幻感，但唯一两场具有温度的场景——阳台上吹泡泡的小女孩和公园中晒太阳的年轻母亲——则将观众的情感体验拉回到当下。有时，陈旧的布景仿佛昨日重现，但画中人使用的手机却明确指涉当下。电影还设计了几段荒诞意味十足的片段，在最为令人惊异的一场中，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骑着高头大马闯进现代酒吧，在军队改编版《约翰·布朗之歌》进行曲中，向酒保要了一瓶气泡水。在罗伊·安德森这里，“存在”的困境亘古不变，过去、现在、将来，线性的时间被刻意打破，三种时态凝滞不动继而混为一谈。

正如电影的副标题“一次有关存在的哲思”所显示的那样，《寒枝雀静》是一次形而上的探索，但罗伊·安德森在这长达110分钟的静默中加入了比前作更为激烈的政治批判。在一场推销员的梦境中，一队衣衫褴褛的黑人被殖民者模样的人驱赶进一个巨大铜管乐器中。为了让白人观众听到乐音，殖民者放火加热乐器使其转动，丝毫不顾忌乐器中被炙烤的牺牲者。乐器上所刻的“Boliden”字样，是一家化工厂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他们向智利运去了大量的金属废渣，使当地数万人口的健康受到威胁，最终却只受到轻微罚款。“生意归生意，道德无所谓，世界不该如此”，披着荒诞外衣的罗伊·安德森，用双脚离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寒枝雀静》也因此成为其作品中观赏性最强，意蕴最丰富的一部。

2015/5/1《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