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自由式

爱情

其实，观影最初，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是西蒙留宿了比拉尔和他的同伴，而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向他的前妻有所证明。（影片开头，西蒙前妻在超市与保安和经理争执为难民说话，西蒙闷声不吭，后被前妻数落）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有点幼稚，全然不顾这行为会给他带来什么。 留宿比拉尔的第二天，前妻来到家中，西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留宿两个伊拉克库尔德人并没有什么（实际上这会给他带来不小的罪名），甚至有意夸大了他收留这两个难民的天数。对此，可能起初有人认为西蒙是虚伪的，他为了在前妻面前重新树立一个富有同情心有担当的形象，而撒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即将丢失爱人的男子穷途末路，全然抛弃了作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周全思虑和考量，即是说西蒙明目张胆地（他原本可以再小心一些，更隐蔽一些）留宿两个库尔德难民，就像是留宿两个亲戚朋友。（影片中数次强调“库尔德”，不禁让人质疑难民也分三六九等？）因此，在这里西蒙反而是整部影片中最为理想主义的人，他不再囿于社会身份的概念，此时对于他来说难民（不论原籍）和他都只是平常不过的普通人。这样看来，西蒙并非是纯粹为了利用两个难民来塑造自己富有同情心的形象——这对作为难民救助志愿者的前妻来说似乎非常重要，也是他们感情出现矛盾甚至婚姻破裂的最主要原因——而只是用行动告诉前妻他可以是这样的人，他可以成为前妻想要的那样一个人。而且，西蒙直到最后都一直在帮助比拉尔，而且愈发地全心全意，甚至影片最后，他还前往英国找到了比拉尔的女友米娜，并告诉她比拉尔去世的消息。比较伤感的是，米娜最终没有收下那枚戒指。（西蒙送给比拉尔用于向米娜求婚的戒指）这里并非说米娜拒绝了比拉尔，而是比拉尔的死去将最后一点希望也带走了，更何况即便比拉尔最终成功游到了英国见到了米娜，这对于米娜的现状（在父亲的权威下嫁给叔叔）而言也于事无补。因为一切早已注定，就如同西蒙的前妻早已将戒指遗失，而他们的婚姻注定走到终点，纵使西蒙付出再多也无法挽回。 如此看来，西蒙那般任劳任怨不求回报冒着犯罪的风险帮助比拉尔去达成愿望的行为，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努力挽回前妻的一份希望的投射，但结果是悲伤的，正如比拉尔最终没能游抵英国，他也做了诸多“无用功”；正如米娜早就决定放弃和比拉尔在一起的奢望（在电话里告诉西蒙叫比拉尔不要来了），他的前妻也早就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爱情之外

造成这段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导演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难民的现状。而“难民的现状”正是给这部影片的两个“爱情”制造戏剧冲突的动因，试想，剥去“难民”这层外衣，“爱情”的故事必将变得平庸。这正是导演和编剧的创作所在，利用“难民”身份及其困境去讲述一个爱情悲剧，后者博取绝大多数观众的共情，召集他们在情感上讨伐制造前者的一切，即国家、司法、战争、个人...然而，“难民的现状”确要为“爱情悲剧”负责？ 导演和编剧的创作将观众的注意力局限在“难民”和“爱情”之间，制造了前后两者的冲突，让观众认为正是因为比拉尔的难民身份，限制了他奔向米娜，遭遇了海关和司法的重重阻拦，并导致了他的死亡。比拉尔既是为“爱情”而死，又更是因其身为“难民”而死。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并非简单如此。真正导致比拉尔爱情及其自身悲剧的是“阶级”，而并非被导演和编剧描述得可恶至极的法庭、警察甚至邻居（他们只是替罪羊，更何况，这些被描述的形象是创作者为了加深戏剧冲突而有意挑选并加强的难民对立面的形象），说到底他们只不过是在做他们的分内之事，若要怪罪，他们的“上级”首当其冲。这是“阶级”其一。 谈到这一点，不得不提起身为难民救助志愿者的西蒙的前妻，这个人物的设置很奇怪。她既是难民救助的志愿者，几乎每天都要在港口附近为难民们发放免费的食物和水，这其中就包括比拉尔和他的同伴，然而她又阻止西蒙帮助比拉尔。她担心西蒙并不奇怪，只是她为何如此害怕西蒙的所作所为？仅仅只是因为西蒙让比拉尔留宿吗？是因为比拉尔是库尔德人？！我不禁要问，西蒙的前妻作为难民救助志愿者，每天与难民接触，她相较于西蒙，应该更为了解，体恤这些难民，但她为何如此害怕比拉尔及其同伴的“库尔德”身份？但是当她在海港附近救助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许是，发放食物尚可，留宿他们便万不可行。即便如此，她对西蒙留宿比拉尔帮助比拉尔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惊恐、害怕、难以置信，相对于她的难民救助者身份而言也显得有点过了。更何况，影片开头，她在超市与保安和经理争执为难民说话的形象，只教人觉得她是勇敢的、明辨是非的、嫉恶如仇的这么一个人。我想只有两种解释：其一，西蒙前妻表面上救助难民，实际上对他们根本不了解，不关心，当然也无需真正的了解和关心，她只是去做这么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无可非议。在外派发食物给难民的风险，确实远远小于留宿难民的行为；而且，难民可能还是分三六九等的，她和她的志愿者同伴（应该是现任男友）的确忌惮于比拉尔及其同伴的“库尔德”身份。后者比较令我不适。其二，导演和编剧为了加大矛盾冲突导致了这样的创作结果。又或者，导演和编剧的潜意识在给难民分级。细思极恐。 说回“阶级”，西蒙的前妻又何尝不是处在一个“施恩者”的地位，反观最初无所作为的西蒙，他起初之所以不想作为，是因为即便作为也不过杯水车薪，但是当他一开始作为，他就不会顾虑那么多，而是全心全意，甚至是傻的。同样，为了米娜的比拉尔也是傻的，但他与米娜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早已注定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难民”只不过是比拉尔的外部身份，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门户”，也就是“阶级”。这是“阶级”其二。换句更可怕的话来说，相对于上层阶级，有些门户（下层阶级）“该当”难民。上、下也不是绝对的，是相对而言的，是动态的。得以在英国合法落脚的米娜一家，相对于比拉尔来说就是上层阶级，然而米娜一家想要更加顺利地扎根在英国，还得仰仗早已在英国混得风生水起的叔叔，所以叔叔自然就是米娜的上层阶级。我们还可以试想一下，当年叔叔为什么可以顺利扎根英国，很可能他也有个叔叔，或者和当地的上层打好了关系，比如警局，我们可以简单地设想两者是以（长期的）金钱关系维系。不论如何，这样一来，“阶级二”又回到了“阶级一”。（一个事实：比拉尔和米娜一家及其叔叔应该至少都是伊拉克人）

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一”和“二”，问题就在于“阶级”，就是上层制衡下层；也没有所谓的“难民”，制造难民，保护难民，纠察难民，剥削难民的是同一帮人。比拉尔失去了爱人，失去了生命，并不是因为他是难民，而只是，他恰好是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