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中国当代青少年有着怎样的未来？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导演用六年时间跟踪拍摄三个人的青少年生活。这三个主人公正是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出生的人的生存状态。

一.六年的生活轨迹

马百娟在贫困地区上学，梦想能去北京读大学，后辍学，因为没有基本能力找不到工作，在16岁时嫁人。

徐佳多次复读后考上大学，找工作屡屡碰壁后供职于一家公司，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

袁晗寒辍学后出国读艺术学校，假期去上海实习，后在北京注册自己的公司。

二.个体反映的社会现象

读书时的马百娟有着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还有一点走出去的梦想。经历了辍学找不到工作的她，梦想破灭了，最终她的命运和当地的那些女人一样，早早结婚，被束缚在了她长久生活的贫苦的土地上。

徐佳把考大学作为唯一出路，经历了多次高考才考上大学，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或许还因为和他人教育资源的差距。普通学校毕业，没有社会背景的支持，难以找到想要的工作。他认识到世界的不公平是无法改变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去改变一点点现状，最后得到的或许只是稳定不变的工作与平凡的家庭生活，这正是大部分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袁晗寒在辍学后可以选择考心仪的学校出国念书，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不必要一条路走到底，容错率更高。这大概是世人对金钱执着的原因吧，金钱所可以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更是一种最大限度的自由，一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底气。

三.社会原因

按照社会的规则，有些人一出生就生在了别人到不了的终点。袁晗寒的生活是马百娟和徐佳想都不敢想的。马百娟和徐佳的生活，是一条路走到底的生活，而袁晗寒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因为她有选择的权利。

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教育资源必然不平等，加之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教育有时候可能是巩固阶层最好的手段。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可好的教育资源却是少数群体才能享有的，而往往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可能带给你努力的意识，精神的富养往往需要物质的支撑。

四.一些想法

这部片子记录的仅仅是六年时光，他们三人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谁的人生更值得过，我们找不到答案。况且生活总是冷暖自知的，别人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可能有着我们熬不起的苦。

如愿去读大学的马百娟就一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吗？与他人经济条件的差距可能会使她陷入自卑，因为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想要的更多了，想要却得不到是痛苦的。呆在井底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的青蛙不一定不幸福，而知道、看到过外面世界却依旧深陷井底的青蛙可能才是最痛苦迷茫的，因为从井里出去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能看到的世界都是有限的，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是活在井里的井底之蛙，只是有些井口大，有些井口小，有些人知道世界比自己从井口所看到的世界要大得多，有些人不知道罢了。

个体的出生、生长环境、经历等等都完全不一样，世界观、价值观等都不一样，盲目去追求别人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有自己的路。

如今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焦虑，但马百娟们显然连观看这部电影的机会都没有。观影的应该都是徐佳们，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努力打拼着。而袁晗寒们，她们的焦虑，或许跟中国的教育有关：郑琼导演说她觉得我们目前的教育都是在往成功学上走，基本不关注人生的意义。这样看来，袁晗寒们的焦虑真的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从影片中也能看出她似乎家境优渥，导演讲起拍摄缘由才知道，原来人家姓赵的。所以说袁晗寒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的，这种焦虑也不是谁都配得上的，末尾马百娟的父亲对着拍摄人员说再拿两万块钱来，不给就不让拍了，现在才知道你们是私人的，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共产党呢！魔幻。电影中两个魔幻镜头都来自马百娟这条线，还能说什么呢？

但总的来看，他们都比之前过得更好了，马百娟全家从山沟里搬到了城镇里，徐佳大学毕业进去了公司，袁晗寒开了家公司。但他们的焦虑仍然没有解决，生活还要继续。

"生命没有贵贱之分，但生命的状态是有的"。影片里最扎心的就是马百娟那条线了，袁晗寒也承担了全部笑点，而徐佳呢，大家都是从那里过来的，看电影时无非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开着上帝视角审视着。对"阶级局限性"这个从初中历史课本就开始有的词如今深刻地理解到了。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吗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她影主理人小姐姐在世贸天阶带大家一起看了郑琼导演的纪录片电影《出路》。

如果你刚好错过了这次活动，不知道这个片子讲什么，可以在往期的文章里回顾影片内容：六年跟拍三个阶层的孩子，这部纪录片扎了高考一刀|导演分享场报名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导演来到现场和观众们聊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话题，现场交流的氛围非常好，以下是现场交流实录：

主理人小姐姐：

郑琼导演原来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她辞职之后做了一个纪录片的论坛，叫【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那个影展的公众号我已经放到群里面了。就像片子结尾和前面说的，这个纪录片是从09年到15年左右，拍了六年。这也是导演自己的第一次纪录片创作。

我选择这部片子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郑琼导演是一位女性，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这个片子其中的两位拍摄对象是两位非常年轻的少女，她们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议题，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片。

我今天看完这个片子，我想问导演两个问题。我知道您拍了六年，但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片子之前，我看过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包括BBC的《人生七年》，以及国内陈为君导演也拍了《出路》。您觉得相比之前这两部也是聚焦于阶层，聚焦于阶层固化，聚焦于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的片子，您的片子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两个问题，然后问完了以后交流机会就留给大家。

郑琼导演：

实际上这个片子是从13年开始，当时袁晗寒在美院附中，然后她就退学了。我觉得她有很好的机会，她却放弃了，这对我触动挺大的。当时他妈妈其实也很希望我来拍她，但她妈妈希望我拍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故事。我觉得她确实很有天分，但那个不是我关注的点。

我当时很清楚，我就想再找一个湖北的，四川的，然后再有一个甘肃的或是宁夏的小孩，我想做一个三个人的片子。你说的那个英国的seven up，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没看过。09年在武汉拍摄的时候，我和陈为军导演吃过饭，陈为军知道这个片子的，也知道我这片子的名字。其实他也许以为我这片子就不拍了，所以他的那个《Education，Education》就后来用了“出路”这个名字。09年拍完之后，10年在BBC有一个栏目叫《My Country，My Country》，然后放了一个20多分钟的片段，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跑这么远来看这么安静和寂寞的片子。

主理人小姐姐：

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可以举手，我把话筒递给你们。有没有第一位想要发言或者是想讨论的？

观众1：

我想问您当时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因为他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有比较贫瘠的西北地区，然后还有湖北的重工业城市，然后还有北京，您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第二个问题是，您为什么选择六年作为一个跨度来进行拍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片子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拍完之后，您觉得跟开始的初衷还一样吗？谢谢。

郑琼导演：

我先倒着回答吧。我觉得这片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讲就是拍完了，然后我没有预算，没有任何的钱，所以我就09年拍完，当时就想剪，但是因为工作一直挺忙的，就没有剪辑。但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完。12年的时候又拍了。我那时候真的想剪辑，但是我就有别的事情要做，到15年的时候，然后我什么事情不都想干，我就一定要把它剪出来。所以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好了，一方面原因是在国内做纪录片你完全没有那个预算，然后呢即使你有这个计划，你想拍六年也不会有足够的钱。我有一个朋友投了25万，他后来就是要签国内的这个代理，但是他什么也没干，我就跟他吵了一架，然后他就把投资变成借款，这个就是对我生活唯一的改变，就是我还要还他25万。

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三个人，第一个是袁晗寒的妈妈找到我，就是故事找到你，我自己也是一个复读生，所以我又回到以前的高中，又找了一个复读生。我当时去找的时候也很清楚我想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到甘肃，因为距离很远，我没有办法提前去做调研，但是我08年正好跟一个欧洲的导演来做一个环境题材的片子，当时我们就去了甘肃，还有宁夏那些地方，然后我就认识当地的NGO，那我就跟NGO的朋友讲，我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小孩，然后你帮我看一下，其实他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拍照，然后就是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就是我想拍的，然后就确定下来做这个项目。

观众2：

导演你好，我很好奇的就是在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时间也挺长的，那对于被拍摄的三个对象，对他们是否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15年拍摄结束之后，您是否继续关注这三个孩子，他们的现状是怎样的？您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拍摄下去？

郑琼导演：

不会。不会再拍，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我已经在往前走了。现在马百娟就在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陶瓷厂工作，就是她哥哥工作的地方，然后和表哥结婚了。袁晗寒呢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从杜塞尔诺夫艺术学院毕业，她可能回国找工作或者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安排。徐佳现在还在以前的那个公司，然后结婚了，他在武汉买了车，但是没有买房子，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并不是说就希望他们会什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内心有一个这种触动和感动，所以我想去拍这个片子。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期待的，我也没有忽悠他们有什么期待。

观众3：

谢谢郑导，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片子，往后也向你们致敬，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比较贴近我们创作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你也说就是三年又三年的这么拍下来，其实是每次都中断了想去继续拍，但是您当初开始想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心理预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我看到那个马百娟的家里好像是跟您要钱了，还有如果要公映的话有肖像权授权的问题，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郑琼导演：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预设的，要拍什么我是很清楚的，这可能回到我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纪录片在我看来都是主观的，因为假设我来拍，我肯定是选择这三个人物，然后拍的时候肯定要拍我想拍的那些东西，到剪的时候我肯定也是按照我想的那个顺序来剪，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拍片子是要有预设的。但他们的命运并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想象去发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剪辑的原因，所以我就会把他们要钱的那个部分放到前面去，电影公映的话除了我跟每一个人都有同意拍摄的协议之外，其实这个协议还要给到广电局，广电局如果收不到这个东西，我们是拿不到拍摄许可证的。

观众4:

老师您好，我这边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袁晗寒的，您刚才说是接到她母亲的那个请求，想拍一个天才少女，一开始在片子里可能大家都觉得她是特别颓废的一个人，后来自己不管是创业也好，再去念书也好，这样一个整个的流程走下来，对于她这样一个人来说，她走上这样的人生道路，您会有一个怎样的评价？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那甘肃宁夏那个小孩马百娟，她在学校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老师拿着书跟他们说，我们原来是拿驴套车，后来柏油马路，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现在连车都没有，就剩驴了，楼房也是没有的，然后您这个时候正好把镜头是对应在那个青山绿水，但是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那个镜头，一个非常反讽的镜头，不知道您是不是剪辑的时候故意这样去做的，是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感情？

郑琼导演：

我觉得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故意的，在电影里我想要表达的荒诞，不仅是这一处，有很多表现荒诞的东西。我觉得袁晗寒跟其他的两个人，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她也在自己的框架里边去做所有的尝试和探索，但只是她要面对的问题和另外两个人物不一样，她要解决的是一个非物质形态的挑战，就是无聊。但其他两个人他们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寻找各自那个背景下能够找到的出路。

观众5:

导演您好，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这部片子，我主要想提三个问题，就是我怕我记不住，您可以我提一个问题，您就回答一个问题，可以吗？第一个，因为我在在高考前通过一篇微信看到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把您这个话题和高考是否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所以我想问您一开始做的时候，你想在片子里探讨高考和人的命运关系，还是单纯的探讨阶级和人的命运的关系？

郑琼导演：

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媒体的宣传，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我觉得你看了片子之后，你读到的信息或者说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在第一阶段拍他们的时候，徐佳在参加高考，但其他两个人都跟高考没关系。这个片子就我个人而言，它跟高考没什么关系。

观众5：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您是很主观的去拍摄剪辑这样一个纪录片，但是我们会觉得纪录片的本质其实是纪实，您心中被他们所触动到的，您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的东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郑琼导演：

因为我也是复读生，我从一个小地方出来，我其实是很少有这种机会去选择的，但我看到北京孩子有这么多选择，这是最初触动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对纪录片了解多少，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真实其实是新闻要做的事情，但是纪录片它是电影，电影其实是要在情绪上和情感上触动观众，假设你看到这个片子，你的情绪被触动了，OK，那这个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它也不是一个说明文，它不是说要来告诉你很多信息，这个不是电影要做的事情。

观众5：

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电影是三个故事，然后你把它分成三段对比来剪辑，您觉得这和一个一个播放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对比效果呢？

郑琼导演：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那么做，我一开始就没想单独来做。

观众6：

老师您好，我看到这个片子，首先我的自我感受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很真实。我的问题是您这个片名为什么会叫出路？因为我可能真的没有看到太多有出路的内容。

郑琼导演：

我觉得电影里面三个小孩子都在找他们的出路，他们的出路是什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地呐喊出来了。

观众6：

还有就是我想八卦一下，就是您在和主人公沟通的过程的一些经验，比如马百娟他们的家人跟您产生的冲突，您是如何来解决的？谢谢。

郑琼导演：

冲突最主要的是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在BBC放完以后，然后BBC给了我一个观众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加拿大的叫卡格瑞的女士，她想资助马百娟，让她一直上到大学，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好，所以我就开始联系。在第一集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马亚平，他在宁夏，但只有马亚平还能够讲普通话，能和外面沟通，所以我们让马亚平去开那个银行账号，然后就跟他讲了要开中国银行的存折，但是说了这些没用，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工商银行的，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很久。

然后我同时还跟卡格瑞讲，我说其实马百娟家还有个小哥哥，就是马百胜他也在上学，他上四年级，问她愿不愿意来资助马百胜，然后对方也同意，结果这边还没弄完，马百胜就退学了，那我也不能要求人家继续资助。我就和马亚平说我要跟对方讲，说马百胜已经退学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总之后来这个事情没搞成，然后马百娟也退学了。他们家就觉得挺生气的，就说你让我们忙这么久，然后还没有看到钱，我觉得这是他们没有讲出来的一个原因。

我去拍的时候，第一天我去拍他们买那个玻璃，我知道他们其实希望我付钱，那个玻璃是400块，所以我就付了，我觉得那个钱我还是可以付，虽然也有一点肉疼。后来第二天然后再去的时候，他爸爸就骂我，但是我因为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都是大概有十几个志愿者帮我翻译，翻译完了我才知道，OK他在讲什么。我当时租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去帮我讲，然后我的摄影师是云南台的，他就拿他记者证去跟他讲，我也跟他们家里人讲，结果都不行，我又去找马亚平那个工厂的厂长，就厂长中午吃了一个饭，然后让厂长再给他们再讲一讲，但也不行。

我当时其实也挺崩溃的，因为我全部是用自己的钱来拍的，而且我自己很清楚，我不可能再有钱再去拍第二次了。我当时各种办法都想了，就是什么歪招都想了，我还跟我一朋友打电话，他在甘肃，我说你能不能打电话吓唬他们一下，让他同意让我拍，结果我那朋友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要做功课啊，然后呢你要跟他们培养感情啊，但是我也知道我完全没有钱。那怎么办？那就不拍了呗，我不拍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进不去的话，你必须得退了。那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第二天，然后马亚平又打电话问我，今天为什么不去他们家了，我就说你们家那么骂我，我还去干什么，后来其实又说好了，然后再过去拍摄。过去的时候我一开始什么也没干，其实就是问他爸，问他昨天为什么轰我走，今天为什么同意我拍，然后他就和我道歉了。但实际上我在第一次拍摄和第二次拍摄的时候，都会给他们签拍摄协议。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关于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就是要说实话，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品，要拯救他们，我没有这种想法。不忽悠自己，也不忽悠他们，你是什么样子，你能做什么，你就如实的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你比较诚实就好了。

观众7：

导演你好，从头到尾我的朋友都一直在哭。您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出路”，感觉就是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袁晗寒可能就生在罗马，徐佳是知道罗马在哪，我要去，马百娟压根就不知道罗马这个地方。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特别绝望的东西，集中在马百娟身上。这是三个不同的阶层，可能第二层和第三层跟我们更加接近。但最底下那个阶层，特别像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特别像是一个被遗忘在某个黑洞里的一个阶层，我想知道您觉得这个阶层他们有没有机会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郑琼导演：

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去贵州支教，然后去了中央台唱那个歌，就是袁枚的那首诗。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出路》的答案。里面其实有很多反讽，我觉得我们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好的教育应该唤醒生命，唤醒这种生命意识，然后给人一些学习能力，就是我可以辍学，但是我要有一些学习能力，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但比较遗憾，我觉得我们目前教育并没有实现这个功能，所以马百娟学的那些东西，都是跟社会脱节的。徐佳其实整个是被洗脑的，他的想法都是别人的想法，都是社会的想法。对于这两个人来讲，他们的自我和自我意识没有及时醒过来，我们的教育其实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对于很多人来讲，阶层都是从这种经济意义或者这种成功学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但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个幸存者。因为我中间采访过袁晗寒的妈妈，我问她假设袁晗寒出生在一个小地方的话，她会怎么办？她说如果她女儿出生在二三线城市的话，她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传达的是更深层的信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这样子的，不是用这些东西去定义每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我更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每个人你要找到你自己，意识到你的生命是珍贵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把使命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冤枉在这个世上走一趟。我觉得那一对基督徒做的事情其实是这个《出路》的答案。他们在贵州支教的时候，教那些小孩音乐，教他们文学，我觉得把很多山区孩子的生命唤醒了，鼓励他们会自己去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个片子不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但大家依然来看了。谢谢。

因为时间原因，分享交流就到此结束了。电影将在7月20号上映，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诚如导演所说，无论我们是马百娟，是徐佳，或是袁晗寒，我们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寻找着各自的出路。

整理：她影实习生小妹

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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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刘瑜教授做过一场关于教育的演讲，她说：

·我的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

·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在知识储备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恶性竞争，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现状，即“军备竞赛”模式，这种恶性竞争是对女性的伤害，对家庭关系的伤害，对教育公平的伤害。

说实话，我刚听到这一番言论的时候，还倍感赞同。因为我只想孩子好好地长大，做他喜欢的事，无关金钱，只要他觉得日子有趣就好。

但我今天看了一部郑琼导演的纪录片——《出路》，看完后心里和吃了翔一样地堵着难受。再反观一下刘瑜教授说的那番话，只想说一句：果真是何不食肉糜之人。

刘瑜教授的老公是著名的哲学家周濂，她自己是清华大学副教授，作为周濂和刘瑜两人的孩子，再普通又能普通到哪去？他们孩子的起点就是无数人向往的终点。

《出路》跟踪拍摄了三位不同社会阶层的主人公，历时六年追随拍摄。整个片子没有配乐、旁白、滤镜，只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真实地诉说着几个主人公的故事。

第一个出现在镜头里的是甘肃农村的一个12岁女孩——马百娟，她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总是像唱歌一样地朗读课文。

她每天穿着同一件衣服，每天要帮家里喂猪、做饭、干农活。

她的学校只有两位老师，5个学生，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

她坐在山坡上读着自己写的作文，说自己要去北京上大学，每个月要赚1000块钱，要给家里买面。

她的课堂上读着课文：过去，我们的校舍昏暗狭小，现在，我们的学校明亮宽敞；过去，我们的操场坑坑洼洼都是黄土，现在，我们有了足球场……随后镜头一转，教室外面青山环绕，操场上黄土依旧。

我每次看到镜头里那个小小的身影背着书包走在空旷无人的山路上，并且眼角总是含着笑意的模样，就忍不住鼻子酸。

对于马百娟的拍摄停留在了她16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说，你们给我2万块钱，就继续给你们拍，不然不许拍了。

那会马百娟已经辍学回家，外出打工也因为年龄太小无人招收，所以她爸爸把她嫁给了表哥。

爸爸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靠女婿过着，就是这么个出路。

纪录片里关于马百娟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她靠墙站着，和村子里其他几个十几岁的孕妇闲聊天。那一眼，仿佛就看到了她以后漫长的一生，和那个村子里其他妇女一模一样的一生。她再也不会去北京，也不会知道在北京上班不止1000块钱一个月。

镜头里第二个出现的是一名来自湖北农村的复读生，19岁的徐佳。这是徐佳复读的第三年，每天早起晚归，像无数高三学生那样。

徐佳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母亲独自抚养他。因为他发过誓，一定要考上大学给父亲看，所以即使他心理压力巨大，也选择再一次复读，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

他每天坐在座位上埋头苦读，桌子上的书摞得高高的，只能看到一个个头顶。这个场景太熟悉了，当年我们的教室也是这样，一眼望过去全是书。

经过第二次复读，徐佳终于考上了一个二本学校。可是在临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毫无经验和人脉的徐佳屡屡碰壁。

导演郑琼说，有一条拍到徐佳穿着花了300块钱买来的西装准备去面试，站在公交站前的他眼里满是焦灼和迷茫，郑琼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因为她仿佛看到了很多年的自己。很多人说，徐佳是大多数人的影子，出生在普通家庭，只能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即使有重重压力和困难，但也会自己调整心态，因为那是唯一的一条捷径。

后来徐佳成功签约了一家电力公司，毕业三年后，也和大学女友结婚成家。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慢慢前进，如果这部纪录片能拍到他老，应该是这样的一生：

婚后有了孩子，面对房子和孩子的双重压力，他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他会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因为他知道，读书才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机会，他就是我们这一代不得不参与教育内卷的父母。等到孩子成家之后，忙碌了一生的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也许还得帮忙带孙子，但是看着可爱的小孩子，他会想：这样的一生也挺好的。

镜头里第三个出现的是一个17岁的北京女孩袁晗寒，那一年她妈妈说：袁晗寒你感觉给我滚回家，我给你办了休学手续。因为她说：我们老师真的很烦。

相比于马百娟和徐佳来说，她就是出生在罗马的那个人。

她拥有最好的教育资源，上北京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可是生活太无聊了，所以她辍学了。

辍学后，不知道该干嘛的她开了一家咖啡馆，但很快就关门。

后来她又去德国留学，因为她妈妈说她有艺术天分，她也如愿考上了那所艺术学院。

在德国呆了几年后，她又回国了，因为她说：德国已经发展完了，没什么意思，挺无聊的。

因为不想生活太无聊，也不想在北京呆着，她去到了上海的一家美术馆工作。

再后来，她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可是她依旧觉得生活很无聊，她每天的意义就是，对付无聊，想找有意思的事做。

她说：

·我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只要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

·我也不能选择我的家庭，我不能站在天上 看，觉得哪个好就选哪个。

·自由就是做想做的事，然后承担代价，如果代价能处理好，傻帽一下又怎样。

袁晗寒的话说出来就是一个妥妥的“何不食肉糜”。

她也许想不到在大山深处有一个女孩，每天早上只能吃开水泡馍，然后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也想不到在湖北一个小县城，有一个想靠着高考改变命运的男孩，经常压力大得手发抖，失眠。

袁晗寒有无数的试错成本，她这件事失败了，还可以从另一件事从头开始。可是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并没有是错成本。

有一个网友是这样评论的这部纪录片的：

马百娟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机会，只能被迫选择；徐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选择，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袁晗寒的选择太多，导致她不知该如何选择。

看完这个纪录片再想想刘瑜教授的话，多么可笑。

她的孩子衣食无忧、前途无量，她却告诉别人“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不要焦虑，不要内卷”。这些话对于无数家庭来说，就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站在所谓的制高点，打着关心的旗号在告诉你：你所在的阶层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奋斗了。

《出路》的真实之处就在于，出身决定了大多数人的命运：三个孩子，三种阶层，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

虽然纪录片真实得残酷，但我始终不愿意以一种悲悯的角度去看待马百娟和徐佳，也许在马百娟的心里，这样的人生已然知足。

同情不是一个好词，尊重才是。

也许20年后，马百娟的孩子成了徐佳，徐佳的孩子成了袁晗寒，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工作的动力。

有一位网友说，中国是一个为下一代而活的民族，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能延续5000年不绝的原因。

也许是这样吧，世界本就不是公平的，我们要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且想办法去改变。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看完片子觉得自己是个文盲，从小听到大的词儿想了半天竟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上网查了一圈仍然觉得迷迷瞪瞪，实在是觉得有些丢人。下面都是直接照搬来的名词解释，目前所知估计连皮毛都算不上，那就权且当是胡言乱语吧（看来人傻还是要多读书...）。

先看二者的定义：

阶级： 具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财富、不同劳动方式、不同生活方式，或其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等，不同意识形态的多个社会性群体。（主要是对社会资源、或者是生产资料的占有）

阶层： 在同一阶级里，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不同的层次（例如农民阶级里分为中农、贫农）；或在不同阶级里，由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群体（例如科举制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

由此定义得之，阶级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下自然产生的一种意识，阶级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并非人力能左右，是多个复杂因素的集合体。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至少从爷爷辈就已经确定了；同理，想要达到阶级的跃升，也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而阶层，有人说两者含义相同，也有人给出不同见解。单看定义，还是具有比较高的相关性，阶层是对阶级的量化，是阶级的具体表现，是当前社会时期的具体反映，具有可流动性。尤其值得一提的例子，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现代的高考，通过考试选拔出来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真不是骗人的...）。

现在来看这部片子。 荒凉的大山，贫瘠的土地，穿着并不合体的甘肃姑娘马百娟，坐在几间土屋教室里畅想自己以后可以一个月挣1000快钱，三年后，15岁小学还没读完的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哥； 高考复读两年的湖北小伙徐佳，坐在堆积如山的书本里，终于如愿考上了二本大学，度过了四年上课打瞌睡的日子后，开始穿梭在各大招聘企业，两年后结婚成家； 从艺术院校辍学的北京姑娘袁晗寒，答应帮母亲打理咖啡店，每天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让自己不无聊，后来出国学习，三年后回国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

这三个人，好像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像你，像我，像我们每个人。看的时候我也会好奇，这个憨厚的红着脸庞的甘肃姑娘会不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读完小学，步入初中，度过紧张的高中，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大学...而那个沉默木讷的湖北小伙，能够在大学找到自己的一技之长，充满好奇的面对精彩人生，活出自己的一片天...至于北京姑娘袁晗寒，可否把自己的热情持续投入在自己的特长上，热爱生活...

看，每个人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每个人都希望生活能够按照自己希望的节奏进行。我想这就是纪录片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套着的那个看不见的壳子，我们经历的事情，期盼的远方，努力的意义，都是目之所及，都在这个看不见的壳子里。 想要打破壳子吗？能够打破这个壳子吗？ 我不知道。

三个主人公

有三种不同的人生

他们的人生在中国这个社会也代表三个阶层

有人出生就在极度贫困的山村，连生存都困难，更不必说奢求生活中的其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连自己奋斗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人出生在一个需要自己努力才能改变命运的环境，努力学习，三次复读，终于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而终其一生都在努力

有人出生就在繁花的帝都，家住四合院，吃喝不愁，读书出国工作，眼界思想都是大不一样，她可以真正选择自己的人生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必须要走的路

我呢，出生在农村，小时候过着马丽娟那样的生活，一家人在土地里辛苦劳作，从小就会各种农活

幸运的是，我能拥有第二个主人公那样靠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好高中好大学，考研考博，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是我终究还是走出来了

第三个主人公的生活是我期待的，可是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毕竟我这辈子肯定是买不起北京四合院，也不能想出国就出国，自己的工作想干啥就干啥

如果可以，我想努力，至少让我的下一代能有那样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比现在的我有更高的眼界和更多的见识

看完点映，映后的交流上，居然很多人说马百娟为什么不去努力改变自己现状？

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对阶级差距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物质上，觉得上层相比底层只是拥有更多财富和机会。但其实底层与上层的差距是全面的，在教育、文化、情商、自我意识等各领域都存在巨大差异的。

你去要求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去努力、奋斗，去改变自己的一切。但殊不知，不仅【有没有改变自己阶级的能力】是阶级差距的体现，就连【有没有觉悟去改变自己阶级】都是阶级差距的一种体现。

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里，每天刷微博刷知乎、看书籍看电影的人，去指责一个生活在大山里，连吃水吃面都困难、和陌生人说话都害羞的人没有奋斗的觉悟、没有自我觉醒，这就是当代版本的“何不食肉糜”。

因为片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属于三个被定义的所谓“阶层”，所以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关注点很多集中在“阶层固化”的问题上。很多人会问：徐佳或者徐佳的下一代，会通过努力变成袁晗寒吗？

对于这样的提问，我会想要反问：变成袁晗寒有什么好吗？从整部纪录片所反映出来的袁晗寒的人生，值得羡慕吗？

导演郑琼的一句话是打动我、让我一定想要看这部纪录片的原因：要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得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无论袁晗寒本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聊，对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迷茫，甚至导致了情绪的不稳定等等心理上的问题，她的人生依然因为优渥的家境而令人羡慕。我觉得这种想法，也算是社会给我们脑子里灌进的“屎”之一吧。钱解决不了马百娟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袁晗寒的问题，或许可以解决徐佳的问题，但能解决的只是他人生诸多个问题中的少数。

整部片子是压抑的，唯一发自内心的快乐的笑容来自那个走在上学路上的十二岁的马百娟，那是一种依然感到生命的丰盈与希望的快乐。而难以相信，这种谁都曾有过的快乐，在我们十几二十岁的年华间很快地褪去。到底是这个世界快乐太稀有，还是我们对生命的感知愈发愚钝？我理解中的所谓出路，大概就是抛光这个社会的所谓期待也好所谓禁锢也好，找回那个依然欣欣向荣的自我。 正如导演自己的话：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