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米油盐之上

七月末，我在繁杂纷扰的忙碌中短暂地逃离了上海，回到那个我生活了18年的小城市。原因无他，只是有一晚在看纪录片的时候突然思念起了家人。

在我们那里，城市和农村相隔不远，也没有清晰的界限，从市中心沿着大路一直开，不知不觉道路两旁就从高楼变成河流和田野。彼时大暑刚过，立秋未至，整个村庄都被浓郁的翠绿笼罩着，再加上台风过境不久，厚重的水汽还未完全散去，就这么笼在田野上，让人总觉得树上的叶子下一秒就会滴下绿色的露水来。

这样的天气对于庄稼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天气。七月末在我们这里是留给晒红烟的，把田地里绿油油的烟叶收起来，一片一片摊在竹条编成的菱格纹的板上，夹紧了放到太阳底下反复晒，直到烟叶变成散发着焦香的深红色，一掰就有碎渣掉下来才算成了，才能送到工厂里做成烟丝。只有特别毒辣的太阳才能晒成这样的烟叶，像这样云遮雾绕的天气是做不成晒红烟的。

经过外婆家的田地时，看到大片下雨前来不及收的烟叶被雨水浸泡在地里烂的不像样子，饶是谁见了都会叹口气。

“要不少管几亩田？”母亲小心翼翼地问外婆。

“马上要收水稻了。”外婆对着田野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外婆说话总是带着气音，轻飘飘地飘到耳边，吹来一阵风就能飘走，跟她说话有时总得耐着性子让她说几遍。这次回来，她的背好像又比以前弯了一些，什么时候挺直脊背对于外婆来说都变成了一件难事呢？

“以前四五十岁的时候管六亩田，现在都70了还管这么多。”母亲嘟囔了几句，却也不再说了。

以前，是很遥远的时候了，那时候的小学生暑假不用整天补课，有大把的时间用来睡懒觉和玩游戏，我不喜欢玩游戏，我只睡觉。那时候的外婆声音又尖又响，总是一大清早拎着一把高粱杆做成的笤帚从一楼扫到五楼，顺便把我们从床上拎起来赶去洗脸刷牙，再从五楼扫到一楼。那时候我还很怕外婆，总是不愿意去乡下过暑假，总要从家里嚎啕大哭到外婆家门口，但是一抬头看见外婆和她的扫把就不敢再哭了。

以前，气候还不像现在这样诡谲，七八月份虽然炎热，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也算是农忙季节。早上七点外公外婆背着锄头出门去，中午11点回来时衣服已经湿透了，下午更是热的发慌，但还是要去田里干活。要是实在热的走不出门，外公就会泡一大壶浓茶，在大门里面搭起架子穿烟叶，这活儿看着很简单，但是没点力气是根本没法把平直的竹条穿过又厚又有韧劲的几层烟叶的。我帮不上忙，就在门外白场上玩儿，那里已经架起几十板已经穿好的烟叶，有的还是深绿色的新鲜样子，有的已经是深红色的了，两两靠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小帐篷。我喜欢在这些帐篷中间穿梭，总觉得自己是八路军将士在越野，而且最好是在已经晒红的烟叶中间，因为总能闻到一股辛辣香气，长大了才知道这是烟油和尼古丁的气味。

至于外婆，无论多么炎热，只要是晴天总会去田里干活的。唯一和“夏天”、“下午”、“屋内”、“外婆”四者都有关的记忆是台风来的时候，窗外下着大雨，外婆在一间空空的小屋子里边念着“阿弥陀佛”边折手里的金元宝。

车子经过外婆家的老房子后继续往西开了一里不到，就到了他们村新盖的房子聚落。这两年的政策是保护自然村原地改造住房，不过前几年的政策还是几村人家迁到一块盖起新楼房，楼房都是连在一块儿的，一排一排，很像城市里的商品房。这些房子是每家每户各自出了钱之后村里统一请建筑工人来早的，样式也是中式的西式别墅，外面贴着大块的黄色墙砖，家家户户大门口立着两个罗马柱。不过一个村里的人总有穷有富，这房子的外观虽然乍看一样，但是细看总有些差别，富有的人家会把入口的阶梯用大理石铺了，边上再加个扶手，房子两边的小块绿地也要种些个名贵的装饰绿植，再加个围栏，连门顶上的装饰也要复杂些；而那些条件差一些的，门口的阶梯就是光秃秃的水泥，甚至吃饭也是屋子外用煤炉烧——老房子卖了，新房子还没装修就急着入住了。舅舅家的简单些，最突出的就是两个红灯笼，不过到了晚上这两个两者的红灯笼总显得有些诡异。

新房子造好之后，舅舅一家就全部搬进了这栋房子里。在这之前，他们都是和外公外婆住在老房子里。

外公外婆的房间在老房子的二楼，是一个大房间隔成外间和里间，外间是外公睡的，放着一张有四个柱子的雕花大床，小时候我和表姐总喜欢在这张床上玩过家家，把外公夏天盖的毛线毯在四个角上各剪一个洞放到每个柱子上，这样毛毯就遮住了整张床，像一个帐篷一样（我怎么这么喜欢帐篷。。。）让人很有安全感。床的边上放着一张笨重的黑色书桌，说他笨重，是因为这张桌子的设计完全以实用为目的，毫无美感可言，颜色是完完全全的黑色，正面上方是三个大抽屉，里面总是塞满了报纸和乱七八糟的杂件，抽屉下面左右各有一个大柜子，里面却不放东西。桌子表面上是一大堆的报纸。外公的报纸大多是母亲给他带过来的，或者村里开会发的，每次他看都会反复看好几遍，然后遍放在书桌上，也不扔掉，经年累月下来这张桌子的一大半都用来堆报纸了，剩下的一小块地方也没法写字，这一小块地方又有一半被外公唯一的几本书占据了，再剩下的一点点地方就被他用来放茶杯，眼镜，或者睡前看电视时要吃的小零食。这张桌子上唯一一件说的上有美感的东西就是一盏马车样式的摆钟，不过二十年前这钟便不再走了。书桌和床之间垂着一个用塑料编织线吊着的灯泡，顶部积着钨丝蒸发后凝固的黑色粉末，有厚厚一层。用塑料线一拉灯泡就能发出橙黄色的暖光。

而里间是外婆的房间，里面有一张白色的书桌，白色的衣柜，白色的大床，连灯也是白色的。所以一提到外公外婆的房间，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两种颜色，外公的房间是昏暗的橙黄色，外婆的房间则是泛青的白色，有种日本胶片电影的感觉。

小时候我和表姐们常常在里间和外间换着睡，不过更多是在里间和外婆睡。我和表姐很少要求外婆讲故事，不过外婆总是会在关灯后突然给我们讲故事，而且永远是讲毛野怪的故事——关于一个浑身长满毛的怪兽偷偷潜进一个小男孩的房间里吃掉他的妈妈和奶奶后给他讲故事准备吃掉他但是最终被小男孩逃脱的故事。我们当时虽然不是很懂外婆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但是每次听完之后都会安静地闭眼睡去。现在想想，可能这就是外婆特殊的带孩子技巧吧，哈哈。

外公是个老烟枪，肺不好，睡着了也会咳嗽，我睡的浅，一点点轻轻的声音都会让我清醒，所以外婆睡前总会把里间的门仔细关上。不过我还是会在凌晨四五点随着外间灯泡拉绳的声音睁开眼——这是外公起床的声音，随后被刻意压低的咳嗽声伴着一阵衣料的摩擦声和拉链碰撞的金属声，再是拖鞋声传来，房门被打开又合上，慢悠悠的下楼脚步声越来越轻，最终听不见了。这些声音隔着一扇门两扇门传来，我总是会边睁着眼看窗外没什么亮光的天色，一边沉默地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等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能够看出窗外那棵大树在凌晨夜色中的轮廓时，声音也听不见了，我便再闭眼沉沉睡去。

（跑偏了，我想讲的是舅妈来着）

舅舅舅妈的房间就在外婆外公的房间隔壁，也是一样的里外间布局，大小也差不多，只不过外间是用来放缝纫机的，那是舅妈的嫁妆，在她极为难得的休息日子，她会用这台机器缝些衣服，我的芭比娃娃穿的衣服都是这台缝纫机缝出来的。嘉湖一带自古纺织业发达，女子几乎人人都会缝纫，缝纫机也成了珍贵的嫁妆。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带的纺织厂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疯狂冒了出来，很多人因此发了家，不过舅妈不是那些发家的工厂老板，她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从我有记忆起，舅妈就是忙碌的，尽管我整个暑假都住在外婆家，尽管舅妈每晚都住在我的隔壁，我却很少能见到舅妈。她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晚上十一点才结束夜班回家，彼时所有人都睡了；若是难得外婆没有用鬼故事恐吓我入睡，我便偶尔能听见舅妈摩托车临近的声音。这样劳累的日子，她一年能干355天，剩下的那一天是大年初一。她几乎是不用休假的，也不想休假，休假一天就等于少赚一天的工资，多上班一天就等于多拿一天的工资。就这样工作了快三十年，她和舅舅供了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结婚的嫁妆，车子，房子的首付，以及最近刚刚造好的农村新房。每次从新房子里吃完晚饭离开前，母亲总会坐在车里望着这房子感慨——这房子是你舅舅舅妈一块砖一片瓦工作做出来的。

她这话说的真没错。

到新房子的时候，饭菜都做好了。一群人七嘴八舌入了席，大人聊些家常，小辈埋头苦吃。我在夹菜间隙扫了一眼，没看见舅妈，不过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宴席过半，楼下传来开门声。舅妈匆匆忙忙上楼，笑嘻嘻地打了个招呼边坐下囫囵吞了一碗饭，又匆匆离去，所有人又是习以为常。

饭后，和表姐先离桌出门散步。这片地区住的人不算少，只不过每家人不多但是房间却不少，每栋房子那么多扇窗只有一两扇是亮着的，就显得整片地方都昏暗。走着走着，远处竟然有一个地方透着十足的光亮，我跟着表姐的步伐走近了，发现门口挂着两块塑料布当帘子，缝纫机的声音和白色的灯光都透过帘子传了出来。我有些好奇，表姐却轻车熟路地一把掀开一边的帘子带我走了进去。里面原来是个小服装作坊，有四个四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妇女在做工，其中就有舅妈。

舅妈带着一副眼镜，面前有一台缝纫机，当然不是老房子里那台缝纫机一样的需要脚踩踏板的老式缝纫机，而是一台大的多的白色的缝纫机，边上还有按钮可以调参数。缝纫机的机针上下飞快地来回跳动，舅妈熟练地把一块布放进去推一遍，一条裤子的样子就大致出来了。她缝纫的时候眼光全在机器上，我们进来时也没有抬眼，只在缝完一条之后才对我们笑笑，又拿起下一条。

姐姐不知从哪儿翻了两个凳子出来，拉着我一起坐下后边玩起了手机。我出门时没带手机，就看舅妈和边上的人工作，我们进来时屋子里的收音机在放邓丽君的歌，不知何时换成了说书，讲的是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我便又分了一半神给陈世美。

在一片缝纫机声和说书声中，记忆翻涌上来。那是在去年疫情的时候，我和表姐还有她出生不久的女儿住在乡下新房子里，正巧工厂停工，舅妈难得有连贯的假期休息，便在家带孩子。一天早上，我早起吃早饭，姐姐和其他家人未起，餐桌上只有我和舅妈两人，便聊了些家常。言语之间，舅妈向我透露出想回去上班的心情，以及不敢在自己女儿面前透露这些想法的无奈——从小到大，表姐从因为舅舅舅妈工作太忙而有不满。

“表姐都这么大了，您就少上些班，多在家里休息休息吧。”我脱口而出。

舅妈摇摇头，开口又是一堆顾虑，担心表姐养小孩开销大，工作累，还要还房贷等等，总想着要自己多挣点好让他们减轻点负担。

我突然在她的碎碎念中想起母亲，每次母亲劝外公外婆少种点地无果后，总会扭头对我说

“你外公外婆现在还以为自己要管一家人吃饭。”

外婆家的地有一块是专门用来种水稻的，以前是一年三收，如今一年两收，间歇种些菊花，榨菜之类的经济作物，主要是种水稻。种出来的米只有一小部分是自己留着的，其他就给孩子们，我们家的米柜常年都是满的。赚的钱也是如此。外公日常的开销只有每天去集市吃的一碗面加一瓶小茅台（一种廉价的烧酒），左不过十几元，再加上逢年过节时菜场买些食材，外婆的消费就更少了，近乎没有，但是每次过年外公外婆的压岁钱却是给的极为大方，在我十岁不到的时候，就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几千元的压岁钱。不过若是反过来，我们给他们钱却很费脑筋，每次母亲给他们买东西去，都要想一番说辞，若是补品礼盒水果之类的，就说是单位发的，若是衣服，就说是自己穿旧的或者买了不合身不能退的，若是实在有些针对性的营养品，就只能和家人商量着编造出一个既不那么贵又不能过于便宜的价格，再统一口径。这样下来，带的我们平时给自己消费都不敢有一点奢靡气。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差，但是母亲从没买过一个名牌包，至于首饰更是没有，唯独手上那块没几个钱的表带了快十年。

不过这也不是我家的独特现象，在我18岁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和身边的同学聊聊，都是这样。就算家里是当老板的，也是每个铜板都算的清清楚楚，家里当公务员的，好像也是365天全年无休。后来长大了，出了省，和别人聊天自报家门后，总会被说一句“浙江人，有钱啊”。我每次想反驳，但脑海中总是不自觉的浮现出舅妈常年缝纫而变形的食指和中指，还有外婆被汗浸湿的衣服，便一句话也说不出。

还有一些话我从来也没说过，其实我从很早的时候就不喜欢吃外婆家的米了。母亲大概也不喜欢。米柜的米总是放得生虫了再倒掉，电饭煲里煮的是小包的东北五常米，那种米真的很好吃。

写到这儿，已经快五千字了，写了这么多有的没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算做《柴米油盐之上》的影评。但我总觉得，好的作品纵然描写的是个体，却能引起群体的共鸣，靠的是个体身上所展现的整个群体的特性（不好意思最近在学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在看《柴米油盐之上》时，总是在每个主人公身上不断想起自己身边的人，纵使他们的经历和出身和片中的主人公们完全不同。看完之后，便写了这些我早就想写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整合的文字。若要我一定说出他们中的普遍联系来，那大概是“艰苦奋斗”四个字。

谈谈片子本身吧，我第一次见到这些片子的小样的时候，每集还不是现在这个名字，好像是四个字的，也很好听。不过现在看来，还是现在的名字更贴切些。如果用文字的方式去形容一个人，有什么能比名字更贴切的呢？第四集《子胥》用的是村名，也贴切的很。中国人的名字，真的很好听。再岔开说，开勇、琳宝、怀甫、子胥这四个题目的最后一个字都是第三声或第四声。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讲对联，教了些阴阳上去和平上去入的准则，最后又告诉我们这么记，上联的结尾是第三声或第四声。我总觉得纪录片的题目就像对联里的上联，若是开了个好头，便成功了一半，纪录片的内容就是下联，一个片子好不好，还是要看整体，就像上联再好，也要下联对。

不知不觉竟然写到了凌晨四点。写之前把网易云调成随机播放，现在在放的正好是John Denver的Take Me Home，Country Road。在《柴米油盐之上》中，每个主人公都躲不开的都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的人献身于自己的家乡，有些人逃离家乡又重回家乡，有些人功成名就之后落叶归根。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一次请来了北京一位中文教授来做讲座。他问我们，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我们心里总觉得不是，却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说，

血缘和乡土是中国人的信仰。

也许我们没有什么特定的神的信仰让我们顶礼膜拜，但我们又好像确实是终其一生都在为这两样东西而奋斗。

柴米油盐之上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