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

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详细]

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这部电影让我觉得特别震撼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这些番人在雾社起义中，不分士兵平民的残忍杀戮，连日本的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其二是当番人决定打一场持久战时，女人们集体上吊自杀，为了给战士多留一些粮食。

很多人说《赛德克·巴莱》是台湾版的《勇敢的心》或者《阿凡达》，我觉得其实差别很大。好莱坞以野蛮部落为主角的电影中，对这些野蛮人的表现总是充满了理想化，他们比文明人似乎更文明、更有道德。所以我从来不觉得《与狼共舞》比起其他西部片更尊敬印第安人，反而还比不上那些把印第安人当反派的电影。因为这里的印第安人成了披着棕色皮肤的白人，他们成为了白人道德的理想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者，让白人为这些虚构出来的所谓野蛮人掬一把同情的泪。

赛德克人搁现在其实就是一群恐怖分子，而雾社事件就是针对平民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我们隔着一层银幕，远远地观赏他们，又因为都是抗日的题材，所以情感上能够完全接受他们那真实的野蛮。但想象一下，某些少数民族的（×）独势力，当他们像电影中的赛德克人一样，突然出现在你身边，进行无差别的杀戮时，你还能带着敬佩之情么？

所以这部电影恐怕很难获得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虽然我觉得它已经完全当得起这个奖了。因为美国电影，不管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只要是主流电影，它都是要造梦的，它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民族进行一种神话性的描述，所以把侵略印第安人的土地说成是西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又把那些已经被他们所同化吸收的印第安人描绘成具有白人道德的楷模。

而《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引起了我一些生理上的不适的，这种不适倒不是因为它有多血腥，而是里面那种人的野性和对现代文明道德的无视，让我作为观众在移情的过程中很受到间离。我并不觉得文明一定比野蛮要更好或者要更先进，文明很多时候很虚伪，当文明被逼急到一定程度，它会比野蛮更加野蛮和残忍。但文明毕竟是有自己一层薄纱披在身上的，当你直视那种赤裸裸的野性和残忍时，总会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

我挺喜欢《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正面表现了一支野蛮部落英勇反抗暴政和压迫的同时，毫不回避这支部落那种野性的力量与血腥可怕。我不敢说这种表现是最真实地还原了那个部族，因为我不了解台湾的那些部落，但这的确是我从未见过的。比起好莱坞电影中那些民主、自由、开化和睿智的印第安人部落，这些赛德克野蛮人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野蛮，这种野蛮很丑陋，也很震撼。它不回避，它骄傲地展示自己的野蛮。

如果文明就是意味着被奴役被驯服的话，野蛮就没有理由不骄傲。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

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

　　 “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骄傲！”
　　 骄傲！多么矫情的一个词。到底骄傲是他妈的什么东西？我一直以为，慷慨赴死、无所畏惧叫勇气，我从未想过这居然是一种“骄傲”。当一个高等的文明在向一个低等的文明炫耀力量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如此的回答“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正是这句话，让我泪流满面，也正是这句话，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骄傲”。
　　 之前关于《赛德克·巴莱》的周边新闻已经很多，这恰恰不是我想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其实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自己的艰辛，所以反复提及过程的困难没有一点意义。让我感到震撼和感动的是电影本身，而不是眼球经济时代伴随着电影而来的八卦。
　　 有一个部族叫赛德克！
　　 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到玛雅、印第安，弱小文明被强大文明攻占、屠戮、毁灭的历史我们听过太多，但我们大多数人并未产生太多情感，只是这些侵略者和我们无关，这些被屠杀的人也和我们无关。如果不是看过这部片子，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部族叫赛德克，不知道这个部族曾经有过三百人拼死一搏只为骄傲。中国青年对于日本有着太多复杂的情节，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时常被说起，但伴随我们更多的话题是苍井空和《海贼王》。我个人觉得现在举国提倡极端的反日情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我却能在观看《赛德克·巴莱》的过程中体会到自己植根于骨髓深处的民族仇恨。只因为，那个地方叫台湾，那个侵略者叫日本！“雾社事件”对于台湾人来说也只不过是教科书里草草提及的一段文字而已，而导演用了276分钟的电影将其展现给观众，我觉得除了赞美原住民的信仰和勇气以外，还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唤醒。曾经和几个台湾朋友聊过，其实台湾人很多都没有根的感觉，他们知道脚下这块土地不是祖先出生的地方，他们也害怕脚下这块土地被大陆“共和”。这部片子对于缺乏历史感和归属感的台湾社会无疑是一次触动，同时这部片子也震撼了我这样的大陆人。原因其实还是那句话：“只因为，那个地方叫台湾，那个侵略者叫日本！”
　　 野蛮的骄傲
　　 这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全部。影片的第一个片段便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一头山猪进行的小范围冲突，而最终以砍下两个人头而结束。猎杀、战争、奔跑、砍头、高声歌唱、茹毛饮血，导演没有刻意掩盖赛德克族的“野蛮”。这样的“野蛮”在充满了节奏的猎杀中，在畅快淋漓的屠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演甚至没有将一个爱情故事融入其中，因为战争已是这部电影的全部。电影中最震撼我的并不是来自凶悍赛德克男人，而是来自妇女与儿童。在大多数的描绘战争电影中，妇女与儿童以一种弱势群体的姿态呈现，逃亡或者被伤害。《赛德克·巴莱》中的妇女与儿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这个种族的“野蛮的骄傲”。母亲和妻子为男人准备好食物便在家中集体自杀，只为了把粮食节省下来；年少的孩子，面对敌人没有一丝迟疑，抱着他跳下山崖……
　　 凄美的山歌
　　 在日军进攻村落的时候，在赛德克男人砍下敌人头颅的时候，在母亲与妻子上吊自杀的时候，在年少的孩子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时候，在漫天樱花飞扬绽放的时候，那凄美的山歌缓缓唱起，让人心醉，让人心碎……“我的孩子啊！你们尖刀的寒光，让月亮苍白如蜡……我的孩子啊！你们悲愤的额头，还能展开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吗？……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整部电影，透露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这种忧伤不但体现在赛德克族人身上，也体现在日本人身上。但我不想多提及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的苦难，因为这压根就不是整部电影的重点。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的并不是一场关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战，看到的是中国与日本的交战，看到的是那种久违的民族情结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人身上淋漓精致的体现……

11月26日，当刘嘉玲、陈国富和侯孝贤在台上念出“赛德克•巴莱”几个字的时候，守候在新闻中心里的台湾记者们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在此之前，金马奖已经把最佳导演、影帝和影后三个最重要的奖项全都拱手送给了代表香港来参赛的《桃姐》，如果连最佳剧情片也旁落的话，那几乎就是宣告了本年度所谓“中兴”的台湾电影只不过是局限于本土的一场自娱自乐式的狂欢。好在这个假设的情况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赛德克•巴莱》如愿得到了金马最后的嘉奖，也在质疑声中为台湾电影“翻滚”的2011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颁奖礼结束后，我给魏德圣的助手打电话，她第一句话就问，你看过完整版吗？没有。那你一定要看下在台湾上映的版本，跟之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的完全不一样。
毁誉参半是否真是因为删剪过多的缘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离开台北前的最后一晚，我特意跑去101旁边的影城买了2张《赛德克•巴莱》的票，从21点40分一直看到凌晨3点多。这绝对是一次不同凡响的观影体验，算不上美妙，但极度震撼。从电影院走出来，游荡在台北之夜空荡荡的大街上，我脑海里被三个字填充的满满：不简单。魏德圣太不简单了！虽然电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导演的获奖感言所说的，他做的还不够好，比如特效太假，情节拖沓，但题材和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赛德克•巴莱》的观众都或多或少会想去了解一下“雾社事件”这段历史，而这恰恰也是这部电影存在的最大意义。

发现“南部”：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

很多人把《赛德克•巴莱》的成绩归功于台湾观众的本土情怀，但据我所知，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台湾同胞对“雾社事件”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简单介绍。却不想在魏德圣的推波助澜之下竟引发了台湾人“全民自修”这段历史的热潮，诚品书店里的畅销书专柜上，有关“雾社事件”的各种书籍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等待着接踵而至的买家。
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缺乏历史感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虽然有关“雾社事件”的书写、论述和研究从战后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文学作品，但电影作为最受大众关注的媒介，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作品的总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集全岛的力量支持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字幕上，“天使•巴莱”的名单里会有包括周杰伦、言承旭在内的那么多台湾人（“天使•巴莱”名单里的人都赞助过这部电影的拍摄）。
事实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直到2008年4月23日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统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长期被“外省人”所占据，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成为正统，甚至在历史课本上也较少涉及台湾本岛的情况。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十几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不是身在台北心系着神州。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也都在计算之中。

公式化结构：反殖民斗争的野蛮骄傲

电影的开头，大清朝的官员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然后带着愤恨的眼神逃离日军雄伟的舰队，台湾也由此进入了长达50年的殖民地时代。
随后，电影里的情节都变得异常熟悉，强权欺凌弱小，文明征服野蛮，枪炮战胜刀剑，铁路毁坏家园……这就和我们在诸多西部片里看到的场景如出一辙，只不过印第安人变得了赛德克——同样都手持着弓箭呼啸在山林之间。甚至要把《赛德克•巴莱》说成是一部台湾土著版的《阿凡达》也不为过，虽然没有强大的特效技术做后盾，但在两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抗争意识都如出一辙。你还可以列举出太多雷同的故事来拼出《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公式，比如《斯巴达300勇士》（300赛德克人对抗装备精良的几千日军）+《勇敢的心》（莫那•鲁道领导族人奔向自由）+《断头谷》（赛德克人好砍敌人头颅以标功绩的风俗），大抵是因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只有时间的先后，而过程本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赛德克•巴莱》并无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胜在对台湾原住民风俗的尽情展现，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岛外观众的猎奇心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和上述种种好莱坞大片不同的是，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峙中，《赛德克•巴莱》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也令观众无所适从。文明固然可贵，但在卑躬屈膝的文明面前，野蛮的骄傲也足以让人尊敬。

冷酷：后殖民视域下“中立”视角

《赛德克•巴莱》不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莫那•鲁道塑造成一个华莱士般的英雄人物，让他高呼着“freedom”浴血厮杀，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与无奈。

纠结：身份认同的危机

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17.6%，2010年达到52.4%。“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
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名叫达奇斯。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被日本同事嘲笑“两个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学历最高收入却比日本同行低一个档次。一张原住民的的脸，就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已经忍了二十年，本还想再忍二十年。
最终，赛德克人的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面对莫那•鲁道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花冈一郎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方式——切腹——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但他使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他死前和弟弟的对话是赛德克语，但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却用日语说了句“谢谢”。弟弟的话更叫人难忘：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哪也别去了。而我猜，这也正是台湾人最真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