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杂种

   1994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天天穿着大裤衩，塑料凉鞋，嘴里飞着女性的上三路，下三路跟小哥们们呼啸山林。1994年，“盲人”王家卫靠着《东邪西毒》和《重庆森林》牛B得五迷三道。1994年，傻阿甘成为美国青年新一代年轻人的风向标后，老汤封王拜相。1994年，张元带着一帮日后都独当一面的杂种们鼓捣出了这部《北京杂种》。
  上了初二才第一次听说“魔岩三杰”，在一个哥们吐沫横飞了半个小时之后，才明白了有这么一批“唱歌的”：能把三弦“挠”出吉他音；在酒吧唱歌用酒瓶子飞歌迷；开演唱会的时候上身就没穿过衣服。然后就义无返顾的喜欢上了摇滚，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在春节联欢晚会出现；永远不会像《伤心太平洋》和《我想我是海》一样从8岁吃冰棍的小孩子到80岁卖冰棍的老奶奶街头巷尾的传唱；永远不可能在一张碟30首歌的《伤心男人合辑》的VCD里找到。因为它是主流社会所排斥的。
  张元带着这批当年非主流的“唱歌的”鼓捣出来的这部电影后来被学院派盖棺定论为“实验电影”。意思就是说别想开山立派，流传后世，小孩子随便折腾折腾算了，不然抽你丫的。因为中国电影的主旋律是《孔繁森》，《焦裕禄》和《任长霞》，中国电影垂帘听政的是“广电总局”！真TM装孙子！
  相比之下昆汀是幸运的，这个杂种前半辈子泡在自己开的影碟店看了N年电影，手头有点钱又联系了几个杂种“Bitch”,“Shit”满嘴飞，肠子鲜血满天飞的鼓捣出几部电影居然误打误撞成为一代宗师。NND爱分几级分几级，照样一帮人顶礼膜拜的尊称我“B级片教父”，NND谁也不给我发行，我独立制作。这叫宣泄，这叫肆无忌惮。可惜张元生在中国，不得不当了几年杂种后，乖乖的装孙子。
  中国人真是没劲，看点什么都苦大愁深的，非要深层解构，剖析现实意义云云。都是从小到大万恶的语文教育，有点什么都要分析出中心思想。倒霉了鲁迅，朱自清，魏巍这批老人家，就那么几篇文章，被几代人翻过来调过去的折腾着。而且与时俱进，70年代读他们就能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80年代读他们就能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一边；90年代读他们就能诚实守信创和谐。鲁迅当年写的哪是文章啊，简直是变形金刚。所以说现在来看这部电影，再去挑剔其画面，叙事，结构等等就没意思了。我甚至怀疑张元当年连个剧本都没有，只是随手拿了部DV，赶到哪拍到哪。拍的就是他们那批人的生活状态，青春，宣泄，无拘无束，肆无忌惮。拍的就是真实！
  卡子在里面是个主线人物，他把几个圈子贯穿起来了。看着卡子周围这些人，崔健的乐队，要帐小混混臧天朔，怀孕的毛毛，被强奸的金铃……仿佛看到的就是张元自己拿着DV贯穿其中。用热门点击术语那叫“自拍”，“偷拍”。没有担心性/暴力/粗口而被评为几级，没有担心会对广大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叫脱的不流氓，谁看谁流氓。谁小时候也都办过比谁尿得远，比谁小弟弟长毛晚的杂种事儿。现在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装什么孙子？
  最惊艳的是臧天朔，完全是浑然天成，不需要什么演技。腆着个肚子完全是个北京大杂院出来的小混混，看着别提多舒服了，就差一嘴沫子“牙好嘿胃也好”了。想起他之前最早也是唯一给我的印象就是把西服穿成粽子叶的效果，都违反人体工程学了，弹着钢琴唱《朋友》。比较起来再想想真是要多孙子有多孙子。真牛B那叫牛B，装出来的牛B那叫装B。累不累？当然也不怪他，世界上孙子多了，不装不行。
  所以，非要我分析一下这部电影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我们戴着面具衣冠楚楚的时候，还能够放任自己酒气熏天，翻肠倒胃之后倒在路边痛快的哭一次；还能有一批狐朋狗友，见面就先祖宗八代，上三路下三路，什么难听用什么招呼，然后拼酒拼个你死我活；还能回想起来有伤害过那么一个两个姑娘；还能回想到我们也曾经这么不堪，这么真实的活着过。然后第二天接着衣着光鲜，文质彬彬，面带微笑的装孙子。然后语重心长的说：“想当年，就是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就是社会的异类……”仿佛当年除了自己，别人都是杂种，只有自己叫混血。
  当然，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人。也有贾樟柯这样安静，规矩，按时交作业（还记得《小武》片头那段“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品”的字幕不了？）从小到大就是好孩子，从《小武》到《世界》再到《三峡好人》；也有王晶这样纨绔，不羁，导演世家出身的公子。但大多数，还是从小就是杂种样，长大了不得不装孙子的张元。
  《贫嘴张大民》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桥段，大军结婚没房子，只能和大民两家人住一间，晚上嘿咻嘿咻的太吵人，第二天大民委婉的表达了不满：“我们都吃过猪肉，也都看过猪跑，也都亲自上去跑过……”所以，既然都曾经是个杂种，而现在又不得不装孙子。那就别“痛改前非”的回顾自己杂种的过去，杂种有什么不好？
  音乐当然是这段电影不得不提的一个亮点，整部电影享受的都是中国摇滚开山祖师们没有大红大紫前，没有任何矫柔造作的“原生态”。我认为最好的是最后一段，以卡子和毛毛所生的杂种的哭声为前奏。秃头宛如重生的卡子越走越远，是逃离还是回忆？

这样的一部电影显得多少有一些凌乱，或许能找出张元以前拍摄MTV的痕迹。
因为我挺晚才看到这部电影，所以电影里的音乐已经很熟悉了。
是黄叶鲁这个人物让我对这个电影深深眷恋，在电影里，叶鲁喝酒，用北京话骂人，但我从他身上找到了我们正在失去的东西，我觉得正是为数不多像叶鲁这样的青年，支撑着我们民族的脊梁。

杂种--------------------《北京杂种》

导演: 张元
主演: 崔健 / 李委 / 喻飞鸿 / 武啦啦 / 唐大年

主创人员字幕上来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丫的终于完了。耐着性子看得很难受，如果换作电影里的卡子，我猜他一定会说：“操，什么破电影啊，要情节没情节，要画面没画面，要对白没个对白的，你丫想闷死我们啊，真够狠的。”我看的版本质量很差，画面一直很模糊，劣质字幕有点对不上，听不太清的话只能从英文字幕上面猜，这就更更更痛苦了。没有任何故事性的片子总是这么叫人难受，完全不在乎观众的感受，我想起上选修课的时候某个老师说的话，他说这是中国实验电影的一种状态，看着这类电影你会觉得自己在参与中国的新电影运动。但事实上，我是喜欢这个片子的，我在北京待了三年，看《北京杂种》的时候我有共鸣，我猜一部分是因为身在北京的地域性，另一部分就是关于年轻的一切事情都能引起我的共鸣。
影片由几个琐碎生活引发的片断式小故事构成，事件的叙述总是和摇滚乐队现场演唱交错出现，互相诠释，我看这个片子的时间太晚，以至于里面的音乐我已经在一个崔健迷的CD机里听得耳熟，音乐是北京杂种的亮点。故事一开始就是崔健在夜里打鼓，也是这个晚上，同样在北京，雨夜中，卡子和女友毛毛在大桥下争吵，卡子一定要毛毛打掉孩子，语气轻松而倔强，他是男人。毛毛不肯打掉胎儿，她继而愤然离去，从此毛毛失踪了半个月，卡子一面自我解嘲安慰自己不想念毛毛，一方面不断找寻她，却又在青春的刺激中强奸了金玲。另一个故事，摇滚乐手崔健与乐队正在采排之际，突然得悉排练场的负责人要把场地收回的消息，令众人不知如何是好。那一边厢的作家大庆决定为卖书为生的黄叶鲁找流氓袁红海（武啦啦）出头，把被骗走了的钱追回来。故事的所有结果：叶鲁的钱没有了，反而是内哄起来，互相打骂；而崔健始终找不到排练场，只好激情地唱着“我要结束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风向前！"；金玲为着留北京的事情犯愁；毛毛突然在卡子面前出现，并且抱着初生哭啼的婴儿。
我觉得地道的京味普通话是好听的，卡子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型男人，年轻的一个狗杂种，有着所有年轻男人的所有恶习，愤怒啊，自以为是啊，媚外觉得自己开放啊，荷尔蒙分泌过度而滥交啊，但是卡子又是吸引人的，我曾暗恋过这样一个北京男孩，他跟卡子一样的身材，一样的火爆脾气，看电影的时候我想起他，这样的男人是不成熟的，爱上他们是注定要受到伤害的。卡子强奸金玲，让毛毛堕胎，最后金玲还回头来找他，想着能不能靠他留在北京，而毛毛坚持生下了孩子，卡子最后一个人走在北京的街头，漫无目的走着，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终点，而目标已经明确，那就是摆脱青春的躁动，迅速走向成熟。
这片子应该是讲状态的，所谓的杂种人生，就是死命折腾，死命玩儿，死命自以为是，然后还一个劲地喊着颓废郁闷，喊着我操你大爷你妈B，每一句话不带脏字儿就不舒坦。就是这么一群人的德行，每个人还都觉得自己过得特好特牛比，还特看不起别人，对着镜头来一些自我剖析，好着面子。
我很喜欢喝酒的那几个画面，特别是喝醉了蹲在路边一边骂脏话一遍哭的那一段，大二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忙着学校的一个活动，忙到最后特累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像是集体拼酒，在外通宵冻得发抖的事情我也有过，看摇滚乐跟着一股脑儿劲激动我也有过。但我的日子过得不如他们彻底，不如他们使劲，看的时候我真想我也当这么一个女杂种，天天喊着我他妈你他妈我操你大爷妈了个比你丫挺的过一遍，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猜我如果这样一定会有人说，嘿，都这么大人了还装什么女流氓。就是年轻时候的所有事儿，过了两三年，所有人都会逃出这个状态。电影拍得好还是不好撇开不说，我觉得张元是表现出了他想表达的这种状态的，看着他就没好好写故事剧本，讲状态的话这片子足够了。这拨人，在中国转型的时期充当了最先锋的力量，男孩抽烟，喝酒，玩摇滚，女孩堕胎，也抽烟，也喝酒，不论是作家还是摇滚乐手还是流氓画家无所事事的青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状态活着，在北京，金玲有句话说得很实在，“留下来总比离开好，留下来机会多。”对，没错，现在我们这些人就是这么赖着，在北京赖着，等待着机会。
电影里有很多日后的大腕，崔健当时就已经红了不说了，其他的譬如脏话说得最溜的臧天朔，演那个有些脆弱但两旁清秀的女孩毛毛的俞飞鸿，还有武啦啦……我相信他们最开始倒腾这个片子的时候或许都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中国的大腕级人物，特别是张元，我宁愿相信卡子就是他，就是他年轻时在电影学院或者更年轻的时候的写照。
有大量的镜头都在拍北京的街头，人和车都在马路上行走，这样的镜头铺满了整个电影，似乎在每一个故事转场的时候都有所出现，伴着崔健或者何勇或者窦唯的音乐，音乐是极其出色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大概是在传递着一种不安的意思，青春的躁动。这些年一直坚持订阅新京报，理由是够八卦和三八，记得有一篇窦唯烧车的报道，看片子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事儿，我突然间觉得这些人里只有窦唯没有变，张元已经功成名就了，顶着大导演的名号，而俞飞鸿也是个怎么说都拿得出手的女星，臧天朔在流行乐坛也折腾出了一片天地，只有窦唯没变，像这个片子里的那种状态一样，为着自己认为的那种充实的生活活着，为着自己的某种可能他也不知道的东西妥协着，我宁愿相信在某些事件中窦唯是无辜的，因为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欣赏他，我欣赏一切诚实的即时面对媒体也不撒谎的人，或者这片子的音乐制作人之一的何勇也是这样，不过何勇已经疯了。
我高中的时候喜欢许美静，许美静也疯了~唉。
去年见了一次张元，邹师哥在当他的助理，拿着不少的工钱跟着张元满世界跑。张元来学校放映《看上去很美》，做一个导演交流会，带着我们的大眼儿师姐李晓枫坐在大礼堂的沙发上侃侃而谈，那样子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我知道，北京杂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我们和张元都一样。像崔健的歌曲唱的，我们只能抱怨，而那个排练场的大架子，随着我们杂种一般活着的青春一起崩塌，你能听见那一声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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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数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史，八十年代可以称为是这种叛逆音乐的起始，虽然发轫于西方社会，但是，这样一种音乐形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进入到中国文化表达的方式却是极为激烈，它以一种无法阻挡的态势迅速燎原开来。其实早在七十年代，西方那些知名摇滚乐队的经典曲目已经在地下交际圈中不断传唱了，但是，忌惮于政治社会的高压，这种有限范围内的传递还仅仅是一种低调的自吟自唱。而当那个巨大变革的时代的到来时，文化表达的多元也自然给摇滚乐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真正的爆发开始于九十年代，大量的乐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得益于魔岩三杰，崔健，郑钧等人集体灵感的爆发，94年甚至被称为中国摇滚乐的奇迹之年。
这样一来，张元拍摄于93年的《北京杂种》就深深的嵌入了这段蓬勃发展历史的间隙里，当然，它不仅仅是关于摇滚的，面对着逐步解禁的文化管制，在九十年代初，大量的艺术门类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表达自由，电影艺术当然也处在这种逐渐宽松的局面之中。对于张元来说，他很敏锐的看到了这两种不同领域艺术所面对的相同前景和所走过的同一路途，同时，出于对摇滚乐的爱好以及与崔健等人匪浅的私交，他很自然的会拍摄一部关于摇滚的电影。因此，《北京杂种》不单单是关于摇滚乐的记录，还是对于独立电影自身的某种见解和表达。
事实上，由于过于接近关注的焦点而遭到历史的左拥右抱，《北京杂种》并不同于一般的此类电影，当然，在我们的印象中，西方，尤其是好莱坞产生过大量的摇滚电影，如几近成名，大门，天鹅绒金矿等，但是，这些电影大多处于距离回忆焦点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地方，伴随着时间洗去狂热的层层迷幕后，处在远方的他们试图重构那场久远的记忆，无论是乡愁般的怀旧还是谨慎的思考和批判，影片本身并未陷入到与摇滚历史相同的狂欢中，而北京杂种则完全不同，它与中国摇滚的历史可谓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是一部故事片，但他却以一种纪录片似的真诚记录了同处九十年代时间维度另一种文化。因此，由于处于这股激情的拥抱之中而缺乏足够的距离来凝视，北京杂种无法以一种足够冷静的姿态来看待这段历史，也就缺少了更为深刻的观点和更具维度的视角，但是却收获了更具触感的真实和感情。
从故事线索的层面上来看，北京杂种并未具有一个统一的完整剧情，他更多的是一些摇滚人的生活轨迹。这与影片灵感的来源是相符合的，据张元介绍，影片的素材取自于崔健，臧天朔等人各自真实的人生经历。因此，北京杂种并不是关于某支乐队和某个人的记载和传记，而是一个边缘群体的生活态度和苦辣酸甜。其实抛开摇滚这袭外在的华美戏服，这种关于边缘群体的表现和创作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个导演的身上，贾樟柯的小偷和城市地下层，娄烨的知识分子，第六代导演基本上都在延续这种相同处境下的创作思路，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注和记录成为了贾樟柯和张元们思考中国变革的法宝利器。
但是，有人说贾樟柯的小武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边缘电影是不无道理的，小武拍摄于97年，而张元在93年推出的北京杂种乃至其他导演在相同时间段推出的其他电影为何不具有同等的历史地位呢？这是值得思考的一点。仅仅从北京杂种所提供的信息来看，摇滚乐本身所具有的解放和麻醉就缺乏小武中所弥漫冷淡和客观。对于张元来说，他十分钟爱摇滚，也相信摇滚所蕴含的意义，而这也是影片中崔健，窦唯等人的实际见解。虽然在北京杂种中，一些主角们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人身困境，但这种困境与摇滚本身是无关的。无论是与女朋友的感情纠葛，被熟识的人骗去钱财，穷困潦倒下失去了排练场地。而当主角们登上舞台时，他们立刻从摇滚中寻得了自我生存的乌托邦。因此，这种现实生活的困境和精神层面上所能达到的解放和突围是完全分离的。当表现一种生活的困苦和感情的迷惘时，张元可以以第六代的姿态出现，但当摇滚所代表的精神力量以压倒性的胜利获得主动权后，张元就不可避免的倒向了第五代所擅长的解放和启蒙主题中。
这显然是历史的因缘际会，北京杂种注定只能扮演这种承上启下的角色。由于八十年代关于启蒙的宏大叙事的余威尚在，张元无法跳出历史的局限性而达到后来贾樟柯所具有的视角和见解。在贾樟柯的小武中，那个小偷虽然是千千万万底层蝼蚁中的一员，但是，他却拥有自己的面貌和个性，是自我存活的真实个体。而张元在表现摇滚人的精神面貌时，却将这一群人当做了面目模糊的整体来看待，他们共享着同一副面孔，在对抗长久以来所积蓄的意识形态方面上，他们可以一种相同的姿态来共同作战，但是，当深入这一个群体的细部结构后，每个人的差异必须得到有效的关注和重视。其实这样说来，确实有点吹毛求瑕了，如果张元能够再晚一点推出这部作品，他就会发现摇滚人这样一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裂，如商业化侵蚀下对理想的背叛，艺术创作理念的差异等等个体间的不同之处。
让我们在更为苛刻些吧，由于过于迷信摇滚所具有的救赎和解放作用，张元将崔健们所期许的艺术彼岸世界描绘得过于美好，在北京杂种中，只要站在舞台上，主角们都会陶醉于自我的歌声和嚎叫中而获得解脱和麻醉。因此，摇滚乐成为了可以为之牺牲的理想和事业，甚至，崔健们也相信摇滚及其背后站立的艺术具有改变世界，变革历史的力量。这当然是处于九十年代初的张元，崔健，乃至从八十年代以来走来的文化思潮所蕴含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作祟。对于这些艺术家，学者来说，他们尚未真正思考摇滚乐是否具有那种他们所相信的解放力量。如果仅仅只谈论这些漂浮在空中的词汇，这表明电影并未深入到个体的内心。个人生存的迷惘，糜烂不堪的生活状态，商业体制对自由创作的压缩，这些现象是否存在呢，他们会被高尚的理想和燃烧的激情所掩盖吗？如何处理个体灵魂中这些冲突不休的欲望呢？九十年代初的北京杂种显然无法回答甚至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最终还是有人会直面这样的问题，张扬创作于2001年的昨天由于与九十年代有了时空的距离从而真实的看到了这一切。在昨天中，没有了解放和救赎，没有了改变历史和社会的巨大理想，也没有了以同一副面孔出现的摇滚人群体，一切只有一个不断被折磨和拷问的个体和灵魂。
看来对于张元是过于苛刻了，从六七十年代的禁闭和高压走来，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打碎八九十年代那仅有的一点理想和真诚。因为处于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北京杂种还是十分勇敢和让人敬佩的，它的被禁很可能与一种理想主义的关怀无关，而是很大程度上因源于影片粗鲁的台词。这与影片极为粗造的画面一起构成了对于摇滚主题的回应。这一切我相信张元肯定是刻意为之的，当崔健们用摇滚作为武器在主题上对意识形态霸权构成冲击时，张元也用自己的影像和台词来呐喊助威。长久以来，官方所认定的好电影肯定是画面唯美精致，语言高雅含蓄，为了满足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我们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画面表达和语言系统，而北京杂种则在这两项上对这种需要和趣味发起了达达式的嘲笑和颠覆。影片的画面简直是不忍猝观，模糊不清，拍摄现场的灯光条件也很差，人物长久的处于黑暗之中，根本看不清楚事物的轮廓。而人物间对话的台词更是粗鄙不堪，他妈的，傻逼，我操这样的词汇不绝于耳，有时候甚至感觉是刻意为之的。这种独特的风格与影片的摇滚主题却也相得益彰，因此，总的来说，北京杂种由于处在历史和文化的交点而缺少面向个体的提问，但是，对于从六七十年代走来的中国电影来说，他以及一批八九十年代电影的出现还是破坏了曾经嵬然不动的官方电影霸权，为后来中国电影面向现实的深入表达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契机。

                  
这是一篇随感，并不针对这部电影。
前一段不知为什么，忽然想看，就找出来看了这个电影。看完没有写点什么的冲动，我不想缅怀，也还不到缅怀的时候。值得一说的是，一叠声的京味的你丫傻x之类，倒是让我欣喜了一阵子，张元这杂种。比起西方满口的法克来，我们的电影像温室里的花朵，我们似乎都是未成年的备受呵护的小宝宝。
因为是张国荣的忌日，这几天谈论“哥哥”的比较多。我也是很喜欢张国荣的，尤其是他在《霸王别姬》、《春光乍泄》、《阿飞正传》里的表演，但是总感觉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他有妖气，只能远远地欣赏，从来也没有想真正地走近。
崔健不一样。
下午打羽毛球的时候，忽然听到动感单车那里正在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做背景，顿时感觉到像见了同伙，很亲切。崔健，你已经被时代遗忘很久了。
崔健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旗帜，我是这么认为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一块红布》、《花房姑娘》、《不是我不明白》、《最后的抱怨》，当然，还有《一无所有》，是一个时代长大的同龄人的“接头暗号”。在几年前的某一天，我扔掉了一堆磁带，留下了崔健。我平生只看过几次现场的演唱会，有两场就是崔健的。一次是在90年好像，崔健为北京亚运搞了巡回演唱，是一次炫耀和总结。一次是1998年，就是一次怀旧了，我当时就看到，来听崔健的还是10年前的那些人，不过，当时他们买的是后排的票，现在，已经有点实力咬牙买张位置好点的了。我们几个听完后，在街边吃烤串，喝了一溜啤酒，骂骂咧咧的，总算过了一回瘾。
崔健是尖锐的、宣泄的、粗糙的、狂野的、去他妈爱谁谁的，那是力比多火山。他穿着军服（我们都曾有），头发遮住半边脸，沙哑着嗓子，基本上你听不到他在唱什么，只有轰鸣的、震耳欲聋的音乐。他能呼唤起人性中野蛮的东西——或者叫勇敢的东西。多年后我想到了，那是年轻冲动的最好的发泄，有序无害，指向虚无。80年代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创造和亲历的文化辉煌竟然成为一次末代“集体舞”，而这份壮观再没有重现过。看看现在的小说、诗歌、电影、音乐，无一不猥琐到死！
前一两年偶然看一个节目，忽然看到崔健在上面，又忽然发现他是在用蹩脚的英语与主持人谈话，我震惊了。崔健真的是经典了。还是那年，窦为因为琐事砸了别人的车，惹上了官司，他老婆早改嫁了。是去年，崔健乐队的键盘手臧天说指使一百多个小混混砍了人，入了狱。看网上传说何勇疯了。相比起崔健，他们保持了80年代的那份冲动，但是却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他们不再有荡气回肠的音乐，却没有低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时代拒绝崔健了。快男和好男儿选出的孩子，已经是另一种模样了，他们都很乖，却假装有个性，唱的歌软绵绵的。这是一个喜欢甜食的时代。只是，有时候我也纳闷，新青年们在感到辛辣的时候，就没有叫喊吗？或者说，就没有感受到辛辣吗？也许他们发明了“搞笑”这个残酷的词。
崔健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说：“新人类敢碰真的问题吗？”事实上，他也没有，他这么勇敢都没有，也就别说别人了。
还记得崔健演唱会结束的时候，问：“还要听吗？”下面说：“要！”
“好！《从头再来》！！！”
于是举座皆狂。
无论如何，能允许搞摇滚的时代，还是值得怀念的。哈维尔当年不就为此专门联名上书要求捷克政府给摇滚歌手演出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