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在这个时时刻刻讲求个性和特色的年代，每一部卖座的电影，都或多或少穿着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件外衣，可以像《寄生虫》那样张扬，也可似《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那样中气十足，亦或如同《罗马》《燃烧》，看着其貌不扬骨子里却闷骚得很。这些年头，你能回忆起的那些让人拍手称快的佳作，都多少揣着些不见得是噱头但又让人无法回避的“卖点”。不过渐渐地也会开始反思，自己对聪明花俏艺术手法的沉溺，是否反倒导致和现实世界离得越来越远。电影到底是“糖衣”魅惑，还是映照真实的棱镜。

把肯·洛奇今年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和上述电影并置，就会给人这样的启发。近些年有太多作品关乎阶级矛盾，移民问题，或者平权运动，也许，是市面上聚焦劳动者阶层电影的稀缺造成了我们眼中的“新鲜感”。但其实，这份“新鲜感”恰是本片最不屑挖掘和呈现的，而它也正因为剥去了这些浮饰而更显得光彩熠熠。

电影的光芒与两位主演的精彩演出密不可分。尤其是女主Abbie，以其温和的眼神，不卑不亢的处事姿态，精准地为我们呈现了在生活重压面前人是如何被进一步压缩但又毫不失去尊严。她在医院对电话里的Maloney发飙的一场戏，相信也是2019年度的最动人的几个电影瞬间之一。这个形象让人很有感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谁没有一个总是在催活的老板，不顾及感受的客户，谁没在每天经历着和deadline赛跑的工作进度，和在长距离通勤中一点一点流失掉的时间呢。我们在自己生活中的那份努力和咬牙，坚持和窘迫，不就是Abbie一次次在即将顾此失彼的边缘竭力维持住的姿态么。这份守住的尊严，我相信是跨越阶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身份的。

男主Ricky则是一个略微不同的角色，如果说Abbie的形象更加稳定和沁人心脾，像潺潺流水，那么前者就是刺眼的阳光，偶尔光芒万丈偶尔又有些过于直接和粗暴。他其实和儿子Seb一样，都是风险的承担者，愿意在自己认定的选择上付出双倍的努力，也赌上双倍的命运，不留退路。这是一个略有棱角和带有悲剧色彩的角色，但导演并不执着于关注和剖析个人层面的“缺陷”，也并未过多移情，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悲剧背后的系统性因素上。影片揭示了在这个“效率至上”的大环境下，雇主是如何以“赋权”为名义剥削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有序家庭关系的瓦解，“分秒必争”的劳动者们，在“自我雇佣”的幌子下成为了时间和进度条的奴隶。

影片有意无意在告诉我们，经济分工和技术进步，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效率追求的升级是彻底和不可逆的，但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忽略它的危害，或是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发生。当人类还在憧憬机器有一天代替自己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自己首先成为了那个机器。肯·洛奇毫不避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同时，也很勇敢地抛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或是一次将之合理化的尝试。我们看到，在“历尽劫难”过后，Ricky还是蹒跚地从床上爬起，留了张字条之后继续出门干活。电影的结局是，老板Maloney和老婆Abbie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推着生活奇妙地又继续向前走了。

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生活的继续，靠的从来不是什么额外的意义和力量，更不是那些形而上或者只存在于一瞬间的东西。我们在很多其他作品里找到的那些曾经信以为真的答案，或许都没有Ricky给家人留下的这张字条来得有力量。其实，大多数冲突过后都没有玉石俱焚，因为人总是一直近乎本能地跌倒了又爬起，选择遗忘。我想生活的本质和尽头，正是在我们被自主的选择所吞噬，被不走运和不够强大击得遍体鳞伤之后，却依然沿着来时的路继续前行。

肯洛奇无疑是当代影坛最伟大的叙说者之一。作为导演，他与他的同志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通过荧幕讲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感、深描TA们的语言和肉身。在近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他又将镜头聚焦在了时下“崛起”的零工经济，以英国北部纽卡斯尔普通的一家四口为切入口，展现了新兴工作形式影响下的劳动者主体所发生的复杂变化。只不过，这部作品再次延续了肯洛奇过往的悲观情怀，在熄灭了主角一家最后残留的希冀——家庭之后，我们仿佛就无法避免地陷入到了女主角Abbie的梦魇之中：掉进泥沙，沉入无底深渊。

一、弹性专制：“零工”时代的劳动者境遇

主角一家原是英国的一个准中产家庭，丈夫Ricky是一名建筑工人，家庭和睦，并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产。然而，始于07年经济萧条重创了这个准中产家庭，TA们一家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住宅，Ricky也失去了他的工作，只能依靠妻子Abbie从事照护工作来养家糊口。在朋友的介绍下，Ricky进入到了一家快递公司从事派送工作，这似乎让一个本已深陷贫困泥潭的家庭看到了转机。影片以Ricky和管理者的对话作为开头，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间主管明确告诉Ricky：“你不是员工，你是自雇。”自雇意味着劳动者没有获得雇佣合同，TA们一方面为企业工作，另一方面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保障，与实际的雇佣者处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关系之中。然而我们随后便能在影片中发现，Ricky和其他同事虽然名义上是“合伙人”，但TA们的劳动却受到了平台的严格控制：劳动者无法决定自己的运送路线，更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甚至连Ricky带女儿一起送递也会受到主管的批评。同时，武断、严厉的警告和罚金成为了规训劳动者的重要手段，主管还可以随意对TA们进行驱逐……

随着平台资本主义和按需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日不再被理解为标准、稳定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取而代之的是弹性、按需、全天候的工作时间。影片中Ricky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何时能够将货物送递完毕，而Abbie的工作日程则更为弹性，她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随时改变自己的日程表。当矛盾重重的Abbie一家达成了难得的和解、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时，客户的一通电话便迫使Abbie立刻回到工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和解”片段是影片所展现的残酷现实里的唯一一片“绿洲”，然而很快就被弹性工作日程的沙漠迅猛淹没。

社会学家Jennifer Chun将这种工作制度命名为弹性专制（flexible despotism），在看似灵活的工作日程下，劳动者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TA们无法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并因之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延长工作日”是资本“吮吸”剩余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能和手段，而电影关于当下工作日的描述却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19世纪历史有着较大的不同。雇主不再运用简单的强迫手段来驱使劳动者延长线性的工作时间，而是用劳动者无法自主掌握的工作日程对TA们实施控制。正如Ricky的同事向主管所抱怨的：“我连做了十四天，你却连两个小时都不给我。”而让他“损失”这两个小时的原因是竟是货车后视镜被撞坏，在这种工作形式下，几乎没有给劳动者留下任何“犯错”的空间。同样，无论是Abbie在公交站与中介商讨工作日程却无功而返的通话，还是Ricky恳求主管给他时间去处理儿子的麻烦，“时间”在这里都变成了一种劳动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恩赐”。

二、再生产

在一次访谈中肯洛奇提到：“（Abbie的）雇主是一家中介公司。照护工作被市议会外包给中介或是私人医疗公司。”从中可以明确的是，再生产活动这项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在今天的英国却由中介或外包机构转移到了更为底层的女性劳动者身上。当Abbie的客户老人Mollie打电话向她求助时，Ricky想让她联系老人的家人时，却收到了“找不到TA们”的回复。此时，Mollie的子女或许正在工作，或正在娱乐，无论如何，TA们显然不用为照护工作而心烦——因为有Abbie的存在。但Abbie自己呢？当她在上工路上绝望地和子女、丈夫打着电话时，我们便意识到到不平等的现状是如何通过电影被再见了出来：劳动者难以在工作时间少的情况下养活家庭，但TA们一旦工作便失去了照顾家庭的时间。中上层阶级可以靠雇佣Abbie这样的家政工/护工来解决再生产难题，但劳动者自己却根本无法对工作和照顾做到兼顾。

在Abbie的家庭内部，再生产同样与传统父权制影响下的性别分工缠绕在了一起。当Ricky兴致高昂地和Abbie提出购车想法并让她卖掉代步车以凑足首付款时，Abbie对此表达了异议。Ricky紧接着说道：“你心太软了，早上去准备午饭，下午回来照顾孩子，其他的都由我来。”这正是一个明显的父权症候，即对女性劳动及再生产的贬低。而这种症候有着它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写道：

男性的工资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其中容纳金钱的数量，而是因为工资袋标志着男性在与“真实世界交锋的过程中，以一种男性气概的方式取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真实世界则过于残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劳作者、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女性工资在物质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能通常要远远大于“额外”的含义；毫无疑问，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是整个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资袋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象征，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既支配着家庭的文化和经济，又构成欺压。

“其他的都由我来”一语便足以反映Ricky“工资袋”的自我认同。他用“不可一世”的男性气质剥夺了妻子的财产并让她步入了更为艰难的工作日程。他将自己看作是家庭唯一的“辛苦劳动者”，是这个家庭走出贫困的唯一希望，继而漠视了Abbie对整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无论是她的薪水还是对子女的照顾。Silvia Federici认为，统治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贬低社会性的再生产工作的价值逻辑，与此同时，雇主阶层又长期以往地从无薪或低薪的再生产活动中获利。而家庭内部的男性劳动者无疑与雇主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谋的默契。

劳动者的再生产困境恰好又是权力和等级完成再生产的助力。哥哥Seb是整部影片当中的反叛者。他很早就认清了教育和文凭的骗局，逃学，利用艺术进行反抗。在与父母的争执中他说：“读大学，再像夏潘他哥，欠57000磅，在电话中心工作，到周末就戒酒消愁。”然而，Seb自己虽然已经醒悟，但他无疑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实，普通劳动阶层的子女即便通过教育制度的筛选拿到文凭，最终也不会收获一个好的工作，还会欠下一屁股债，除此之外，TA们也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却可以依靠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资本克服自身的再生产障碍。

三、从政治的失败到家庭的失败

正如恰帕斯东风电台在影评中敏锐指出的那样，Abbie照顾的那些老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希望的火种。无论是老人照片所呈现的罢工和工人联结的往昔岁月，还是一位老人在给Abbie梳头时哼唱的左翼亲劳工作品《Goodnight, Irene》，这些都似乎在为今天的劳动者召唤某种反抗的幽灵。然而，纵然罢工的过往多么地令人心潮澎湃，联结的历史又多么地振奋人心，现如今，这些老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寡老人”，TA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倾诉衷肠也只剩下孤立无援的Abbie。

上一代英国工人确实在罢工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随着工会运动在八十年代连吃败仗，工人领袖频繁出卖工人的利益，反工会法的颁布，得以让撒切尔在这一时期大获全胜。工人没有在运动中实现政治上的联结，最终也只能退回到家庭之中，将过去的辉煌埋葬在自己的记忆里。而Abbie和Ricky这一代的劳动者正处于这种联结终结的时刻，TA们没有家庭以外可以与社会相联结的方式。但当家庭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候，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当妹妹Lisa企图通过拿走Ricky的车钥匙来阻拦他工作时，整个家庭陷入了崩解的边缘，而在Ricky感受到妻子和子女的温暖之后，他依然不能摆脱工作的束缚，毅然冒着生命风险和家人的阻拦，返回到那个根本无法让他逃离的系统里。同样，Seb的联结也是失败的。他更有朝气，更渴望通过年轻人的聚集和反抗来挣脱枷锁，但当他的女性伙伴因家庭原因离家出走以后，他也失去了最后的抗争希望。

无疑，这部影片的底色是悲观的。无论是历史上的工人政治，还是现如今劳动者的家庭，都没有错过“失败”的命运。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希望的微光仍然在我们周遭闪烁，英国的Uber员工团结了起来，在关于工人身份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中国的骑手们也自组织到了一起，与剥削TA们的平台和系统展开了英勇战斗。这一次，TA们无法再向家庭索要帮助，也不存在历史的羁绊，更无需向权力低头祈求。下一次，我们或许不会再错过属于所有劳动者的“胜利”。

闲暇是有钱阶级的特权。穷人就只能像一头骡子，脖颈被勒住，眼睛两边各罩着微型的八角帽，踉跄地抬起蹄子，脚步绕着石磨，一圈圈在时间和空间的黑暗中摸索。25小时工作制是为劳工创建的，精准地确保每一刻他们都在战兢地驮着工作，艰难前行。快递员手中的黑盒子也是为他们而诞生，设计这个程序的软件工程师可以去上厕所，快递员忙起来，却要用塑料瓶解决尿液，因为在资本家的脑海里，人身依附等于卖命，“机器”需要挣扎喘息的时间么，不需要，加油和润滑都不可以停，因为翻滚的利润不停。

试错是需要成本的，容错率的宽容没有留给普罗大众。小孩年轻气盛、不管不顾的闯了祸，最后发现折损的却是爸妈的尊严，他们有爱，却没有可以运用的资本和资源，只有求爷爷告奶奶装孙子，把事情抹平。Sebastian的角色，类似于《革命之路》里的疯子，他是被安插的旁白，无意识地泄露了可能的命运。“所以我要去读书，欠下57000的债务，然后和Harpoon的哥哥一样，去电话中心当接线员。”众人皆醉他独醒，身为青年，他的目光并不长远沉重，初心是想挣脱束缚，却没有看到命运背后的明码标价，没有能力承担后果，意味着父母在无法抽身的漩涡中，需要向雇主更多的解释和额外的工作时长，来挤出一丁点可怜的时间，为他摆平学校、警察。

劳工被时间线绑架，他们的女儿必须学会自己8：45上床睡觉，父母在11点才会回来，与父母相处、玩耍的时间，在一起送快递中度过，工作与陪伴始终交织。她等待的每一个解释，都是“我太忙了”“老板临时改了时间”，或者恼羞成怒地质问“你不能自己去玩吗”“为什么非要大人陪着”。改变命运的机会很有限，在学历泛滥的现在，除非赌准拔尖的学校、热门的专业，那些抓不住风口的毕业生，仍然在延续父母的故事。

这个电影的可悲之处，在于这是所有人的故事，不是专属于英国快递员，是扎着两个黄色兔耳朵的外卖小哥，是忙碌地洗菜炒菜招呼客人的餐饮店，是值守整个夜班作息不规律的工人，这是“劳工的悲歌”。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唱完了，戏罢还是得继续兢兢业业地爬着日程，毕竟工蚁谁都可以被替代。

看电影时，在不知晓电影背景的情况下，我一直在想这是十几年前“次贷危机”时的生活困境吗？直到看到了熟悉的智能手机“iPhone”以及它千篇一律的来电铃声，我才知道，他们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是每天早上在楼梯间打扫卫生时碰见你会说“早上好”的阿姨；是哪怕光顾过她的菜摊无数次，但每次买菜还要讨价还价的大妈；是穿着统一的工作服、骑着小三轮在楼宇间快速穿梭的快递小哥……如果社会像一片皮肤，他们则是皮肤上一颗颗细小的痣，他们占据了“皮肤”上微小的一部分，长年累月之下，却成为了最易被遗忘的存在。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讲述的是一家工薪阶层的生活，它不是鸡飞狗跳的闹剧，不是儿女情长的纠纷，不是起起伏伏的人生海海，它是一望无际的平静，它是一汪水，我们是其中的鱼，跳出去便没有了呼吸。

影片中的爸爸Ricky曾经是个上进的建筑工人，却因为次贷危机丢失了工作，无法贷款买房，开始打零工补贴家用，Ricky想成为一名快递公司的货车司机，要么租车，要么买车，快递公司的老板一句话让Ricky为之心动，“self-employed（自己给自己打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当他卖掉了老婆的汽车后，买了一辆崭新的货车，开始了送货生涯，而迎接他的却是快递公司无休止的不平等条约，“self-employed”成为了一则笑话。

男性在时代背景下，不公主要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工作，而对于女性来说，不公不仅来源于工作，还来源于家庭。妈妈Abby是一名护工，她需要汽车通勤，丈夫向她提出卖掉汽车买货车时，她心有抵抗，却还是选择了顺从。当Abby加班后，公司不给她发加班工资，她因怜悯之心选择无偿帮助客户，她有怨言，可她全都藏着。男性的愤怒像是大雨倾盆前的雷电，声势浩荡，女性的愤怒像是雪崩前的平静，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家庭，她选择了忍耐，面对工作，她选择了忍耐，她要调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还要在客户与公司之间周旋，社会的驯化让她主“内”，家庭条件又让她兼顾“外”，她的难是最黯哑的，无声的，丈夫是那条可以浮出水面，透口气的鱼，她则是在水底淤泥中越挣扎却越陷越深的鱼。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员送件过程中，客户有事，无法签收，留给客户的卡片上所写的一句话。“Sorry, we missed you（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句话，它无形中拉近了快递员与收件人之间的距离，“miss”它既可以代表想念也可以代表错过，但这句话若放在主角的工作背景下，却成了一种机械性的、毫无人情味的重复。就如快递公司老板对作为一家之主的快递员Ricky所说，“客户谁会真正问候快递员，你开车睡着了，和公车相撞，他们不管，他们只在乎运费、效率和收件。”

当我们每个人都依赖于“data（数据）”时，当社会的一切都离不开“data（数据）”时，人本身就是电脑语言中的一串“code（代码）”，程序员在设计“program（程序）”时，他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精确计算出具体到每时每分的送达时间，但是这段时间里并不包含快递员吃饭的时间或者上厕所的时间，因为它们是工作之外的生活，并不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

人们运用大数据去开发更为便捷的生活，去追求智能化的生活，就像影片中价值一千美元的扫描仪，它可以帮助你导路、追踪汽车行驶数据、收藏收件人和寄件人的信息，它被发明的宗旨是为了服务快递人员，却成为了资本的帮凶，或许人类并不是在制造机器，而是将人类改造成机器。资本家在榨干底层人民价值的时候就如饿狗啃食骨头，龇牙咧嘴，仿佛那带肉的骨头不是它的食物，是它的敌人，狠狠地咬住，每一处缝隙的肉都要被剔得干干净净，末了，还要借着这光溜溜的骨头把自己的牙齿磨得更为锋利。

周围那些匆匆走过的钟点工阿姨和快递小哥，基本成了今日中国街头的固定背景，我们享受着廉价快捷的服务，我们仰视或八卦着那几个电商巨头，我们讴歌着这个强盛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导演确实错过了你们。

很温馨朴实的一部关注底层家庭的电影，很久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了，对比起来，《寄生虫》更像一部伪现实题材的商业片。

艰难的生活、简单的快乐、人性的美好，确实令人感动，我们都在麻木的工作和生活，很久没有这样被感动了。

再看国内影视，依然是胡编乱造的霸道总裁、白领精英、二代呻吟、宫斗玄幻，充斥着荧屏。其实，我们最有条件和最丰富的素材，去关注身边那些钟点工阿姨和快递小哥的生活状态，可惜，我们的导演错过了你们。

（本文原刊登于2019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放在此处有删改）

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发表首相就任演讲时，承诺将于10月31日前终结脱欧困局。虽然素来被认为是“硬脱欧”的头号支持者，然而脱欧公投前些年的鲍里斯，可是个十足的亲欧派。

鲍里斯对于脱欧的摇摆立场，恰恰反映出——被权贵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在近40年间席卷全球，扼杀了潜在的反对性力量，巩固了权贵自身的财富与话语权；而脱欧，则正是利用了英国人对经济不景气的失望，在外界找“出口”的结果。

即使脱欧成功，承诺的美好未来恐怕也难以成真。毕竟，在脱欧疑云笼罩的这三年里，英国低薪工作大量增加，社会福利大幅削减，而通货膨胀却始终如影随形，工薪阶层家庭不得不依靠信用卡和高利贷维持生活，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置于如此社会语境，82岁高龄的肯·洛奇带着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来到戛纳电影节，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另一个世界”，一个“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世界。

50年来，肯·洛奇仿佛都在拍着同一部电影，尤其由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的时代结束后，他开始以喷发式的创作方式，执着地寻找答案——底层挣扎的工人阶级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个体困境。

不同于国人熟悉的英伦元素，肯·洛奇的镜头下的英国——冷意从城市里的每条缝隙里小心翼翼地钻出，一点一滴均匀地倾洒于寂寥静默的苍穹之上。

无论是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利物浦还是贝尔法斯特，标志性的景点与元素全被抽离，普通的楼房连同平凡的主人公们一起，在电影朴素清冷的色调下，编织着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对抗与绝望。一种力求呈现“真实”与“普通”的肯·洛奇式美学贯穿其中，宛若不知疲倦的西西弗在身体力行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英国！

《我是布莱克》中的老工匠、《天使的一份》中的问题青年、《底层生活》里的建筑工人、《卡拉之歌》里的公交司机、《面包与玫瑰》里摩天大楼中的清洁工和保安……电影中的主人公们通常“邻家值”爆表、操着身份特征浓郁的北方口音，却善良、纯真，在艰苦生活中葆有爱与同情，会对陌生人施以援手，也会努力让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肯·洛奇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不仅延续了导演对于工薪阶层的深切关注，更与时俱进、将镜头瞄准在脱欧疑云下变得愈发尖锐的英国社会新问题。当然，拜互联网与全球化所赐，这部影片同样也能令在生活重压之下不堪996的中国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员留给客户的未送达通知单上的一句话。（在英国，如果收件人不在家，快递员会把写有这句话的卡片留在信箱或贴在门上。）而这，也点名了主人公的职业。

影片中的爸爸Ricky，来自工业革命的故乡——曼彻斯特。他原本是个努力的建筑工人，却被2008年次贷危机波及，无法继续贷款买房。好不容易找了份“自己当自己老板”的工作，却不得不“带车求职”，还要遵守各种“不平等条约”。

妈妈Abby是个护工，为了能给丈夫买上货车，她只好选择卖掉原来用作通勤的小轿车。护理的工作本就辛苦繁琐，而今更是要每日坐公共汽车奔波往返于各个客户之间，身心早已疲惫不堪。

为了早日偿还货车的贷款，爸爸Ricky每天拼命796，甚至中途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尿液与情绪一同无处安放。妈妈Abby也是零时合同工（zero-hour contact），从早到晚不停歇，周末晚上还会接到突如其来的客户求助电话。

国内年轻人闻之色变的996，并不是他们最为烦恼的。苛刻死板的规章制度，不断涌现的奇葩人物，缺席的安全保障……都是生活的日常。于是，曼联球迷Ricky，遇到纽卡斯尔当地球迷的挑衅还是会忍不住斗嘴；Abby即使再耐心温柔，对待客户亲如家人，也会在公交车站突然情绪爆发，泪流满面。

家中的一对兄妹，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城市“留守儿童”。正值青春期的哥哥Seb找不到继续念书的意义。而当他惹上麻烦，全家也随之陷入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乃至对立的困境。

与哥哥相反，妹妹Liza不仅在周末陪父亲一起送快递，还努力弥合哥哥与父亲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乖巧懂事的她，成为了压抑生活的一种呼吸，阴郁色调中的一抹密阳。

不同于以往的肯·洛奇电影，主人公一家四口完完整整，却被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剥削得体无完肤。所谓零工经济（gig economy），指的是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人们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按需工作/招人。

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打破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雇佣”模式，二元制的传统劳资关系似乎开始断裂，零和博弈逐渐让步于以人为本——劳动者得以自由分配时间和资源，实现更高的个人价值；而企业招人则变得更为灵活便利。

新科技带来的新商业模式使得全球零工数量开始增长。据BBC报道称，在英国，零工经济下的自由职业者人数已经增至500万，几乎接近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数。据阿里研究院报告显示，到2036年中国可能有多达4亿人属于零工经济的自由职业者。

表面上，零工经济有着区块链式的开放多元精神，为个体提供了更多选择。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以“自我雇佣”为名义的灵活雇佣方式，却摇身一变成了更具隐蔽性质也更为残酷的剥削形式——不仅规避劳工法保护下的雇佣合同问题，令工薪阶层得不到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如：最低薪资标准、养老金、节假日和生育假期），也通过制订繁冗的奖惩制度来模糊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界线。

正因如此，电影中的Ricky和Abby总在超负荷地工作。尤其是Ricky，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即使在家，也往往都在释放工作时积攒的负能量，家庭矛盾随之一触即发。“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也有了第二层含义——家庭成员对于彼此的忽视。

即便如此，电影结尾——Ricky依旧在混沌之中开动了货车。如果说《猜火车》里的年轻人再迷惘尚能说出“I chose not to choose life”的独白，那人到中年的Ricky恰恰缺少了“选择”的权力。

高额的债务，养家的责任，令他唯有一往无前，遁入无解的中年。而这与电影开头Ricky填表买货车加盟快递公司遥相呼应，似乎在揭示这个英国工薪家庭的“宿命”——越想要摆脱生活之苦而辛勤工作，也就越容易深陷不幸的泥沼之中。

这不免令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全家人怀揣着美好愿景，以为买车就能改善生活，没想到从此却踏上了“越努力越不幸”的“死循环”。

家庭内外大大小小的意外接踵而至，看似巧合又冥冥注定。即使饱含戏剧性色彩，朴素的剪辑佐以大量的中近景镜头，依旧让人倍感真实。而室内镜头的角度设计，更是微妙地呈现出“困兽之斗”的压抑。

不知是否源于导演的年纪关系，《对不起》较以往作品更具柔软质感。尤其是在现实残酷的种种暴击之下，家庭成员在不断消耗着彼此感情的同时，也确证着对方的珍贵，是一种真正的相濡以沫。虽有煽情，却不过分，反倒宛如在冬日的英国北方城市偶遇暖气，有着毫不矫情的暖意。

在肯·洛奇的电影中，我们得以正视那些在大屏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的群体。因此，《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对于底层及边缘人物被社会忽略、被漠视状态的回应。

早在1966年，肯洛奇在《凯西回家》（Cathy Came Home）中讲述了一个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故事。当时，无家可归者家庭受到的待遇，与《济贫法》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母亲与孩子被送入令人生畏的宿舍，而父亲则被留下自谋生计。这些家庭很少得到恰当的帮助或安置，社会任由它们四分五裂。

《凯西回家》播出后，引起社会轩然大波。经过十年筹备和努力，在以“危机”、“庇护所”为首的机构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英国1977住房法案》问世。该法案第一次尝试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永久性住房解决方案，并且将特定群体的住房权利确定为法定权利。这在整个西方世界，都算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独特尝试。

看肯洛奇的电影，总是不禁感慨——其镜头下关怀的群体，或许永远也看不到这样的电影。假设他们走进电影院，或许就是想看一部轻松愉快的爆米花电影；像《对不起》这样的电影，对他们而言，反倒可能由于过于真实而引起不适？

然而以上设想，或许又恰恰陷入了（对于底层或边缘群体）刻板印象的怪圈。事实上，你我每个人，或许都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个肯·洛奇式的时刻。《我是布莱克》中，患有心脏病的布莱克在墙上喷上姓名的倔强背影；《小孩与鹰》里，孤独的的比利吐露对教育系统社会现状的不满不解……主人公们的每一个发泄举动，也在替观众完成对于生活的呐喊与追问。

或许，对于肯·洛奇的作品而言，时间就是最好的滤镜。若干年过去后，当我们回首这位“斗士”的种种作品，一定会感谢他记录下了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终将被边缘化的小人物们的辛酸挣扎与苦中作乐。

在这个“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落伍代名词的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社会需要肯·洛奇的电影，而我们，需要倾听不一样的声音。

正如现在重温1960年代早期出品的《蜜的滋味》、《一夕风流恨事多》这些英国厨房水槽的扛鼎之作，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众人印象中的说教片，而是流淌着幽默、智慧与前瞻性。

参考书目：

《零工经济》黛安娜·马尔卡希

《社会政策学十讲》哈特利·迪安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凯特·福克斯

《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欧文·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