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流者

1 影片中提到的夸德利教授电话号与地址，都是贝托鲁奇偶像戈达尔的真实电话与地址。马塞洛与教授在电话交谈过程中，马塞洛谈到夸德利教授曾说“反思的时间结束了。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这是戈达尔1963年电影《小兵》的开场白。

2 贝托鲁奇曾邀请戈达尔参加本片在巴黎的首映，戈达尔在看完后，一言不发，只递给贝托鲁奇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小纸条，上面写道：你要与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

3 本片根据意大利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同名作品改编。由贝托鲁奇当时的女友Maria Paola Maino介绍给了贝托鲁奇。贝托鲁奇当时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但他当时忙于制作《蜘蛛的策略》（1970），所以当他后来向派拉蒙的Luigi Luraschi推销这部改编电影的时候，还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一个月后，贝托鲁奇一只手拿着小说，另一只手打字完成了剧本。

4 马塞洛父亲所在的医院实际上是欧洲Palazzo dei Congressi的Teatro Libera（自由剧院），这是一个位于罗马郊区的大型建筑群，最初是法西斯政府的纪念碑。 这一大型的现代主义白色大理石建筑和剧院也出现在其他几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

5 原著小说采用全知视角讲述故事。而改编的电影中，贝托鲁奇选择从主角的视角讲述故事，并故意误导他的记忆和感受，使其不可靠。 在电影的时间轴上，贝托鲁奇采用了非线性叙事，增加了电影的意识流感。

6 影片极有可能获得第20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但围绕米夏埃尔•费尔赫芬导演的主竞赛入围作品《正常》爆发的事件导致多部电影退赛、评审团辞职，电影节最终提前结束，并没有正式颁发任何奖项。

《同流者》

——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其他

《同流者》是一部复杂而美丽的作品，一部讲述一个男人为了适应一个新的、强大而恐怖的政治运动而抑制自己的欲望与道德的电影。它是一部高度自觉、风格大胆的后现代主义巅峰之作，囊括了几乎能在近期意大利电影史中找到的一切风格：它叙事蕴含一种古典而强大的力量，传承自新现实主义；某些调度很能让人想起安东尼奥尼电影里的那种建筑——人物的关系；舞会的场面几乎同费里尼如出一辙。

影片开始后不久，Marcello就讲出了理解整部电影的关键词——普通。Marcello渴望变成一个普通人、获得一种正常感。这一思想不仅指导了Marcello所有的动作，也指导着观众理解这部电影的所有技术层面的手段。那些现代化的纳粹机关建筑让人想起雅克·塔蒂影像中冷漠疏离的现代建筑，某些超现实主义场景和威尔斯的《审判》中某些场景能带来相同的恐惧。贝托鲁奇同时用构图和光阴将他的角色禁锢在监狱之中。那些表现主义的元素，包括对卡拉瓦乔绘画中明暗对比的借鉴，暗示了人物意识深处的冲突。还有那些鲜艳得花哨的色调，几乎跟“普通“沾不上边。Marcello就在这种极不寻常的场景和色彩中行动，主题昭然若揭。

但是，仍需要回答几个问题才能彻底清楚这部影片究竟在讲什么。Marcello为什么会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他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背后，有什么共性吗？首先，Marcello儿时被鸡奸的经历影响重大。这在三个意义上导致了他后来的选择与行动：1、被强奸的事实。2、性取向的错乱与压抑。3、事后Marcello杀死司机所带来的愧疚的情感。这对应着Marcello三个层次的自我救赎的行动。Marcello忏悔的时候说：她只是用来做爱和做饭的。至少对他来说，妻子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一个有希望能够将他带回正常生活的工具。但是这对Marcello来说远远不够，因为这并没有解决更加私人层面的问题——性的困扰。直到遇见了教授的妻子安娜，那种野性与美丽，使Marcello感到征服她就能完美解决主流生活问题以及性困扰，甚至还表态私奔去巴西。但是他被更强大的政治压垮了，他在法西斯面前又成了懦夫，眼看着安娜在树林被枪杀——Marcello转眼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奴隶。那么为什么这个能对应到第三点？最肤浅来理解，至少Marcello是这么认为的。在影片结尾，Marcello又遇到了当年的司机，他马上将过往的所有罪行推给了他，因为在他的意识中，他走上法西斯这条路完全是因为当年鸡奸（以及记忆中的枪杀）给他带来的异化感和罪恶感。

在思考第二个问题之前，其实还有另一个问题在困扰我。贝托鲁奇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同时也受到了帕索里尼的影响，而且还选择了一个极富政治性的故事，应该有其用意。马克思揭示出社会生活是受经济基础和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造成的阶级冲突所支配的。在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后，就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其社会地位状况相一致，因此危机会激发阶级意识进而导致革命。但现实却是工人们把票投给了法西斯。在这里，不再是经济决定意识，恰恰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因此，赖希将精神分析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利用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阐释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首先，根据性压抑理论，俄狄浦斯情结使人们将父亲内化为权威形象，正由于这种权威的存在，致使崇高不至于被欲望冲毁。性压抑由此成为高等文明的必经之路。因此，一个个体的权威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对父权权威的认同，同时会导致个体向社会寻求同样的权威形象。而在现代生产结构中，资本家的权威取代了父亲的权威，这种经济生活连接到家庭生活，构成了大众的权威主义，并且这种关系会通过家庭再生产出来。从这一点看，可以解释Marcello因鸡奸导致的性压抑以及后来投奔法西斯的决定。

同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直接导致家庭中父亲的权威受到威胁。当然，Marcello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这一点贝托鲁奇通过其父精神失常来体现权威的丧失。那么此时的父亲形象不再具有往日的权威，人们就会另寻那种受权威监管的舒适的状态——以及一个强大的“父亲”。这在影片中体现为Marcello父亲的缺席，因此能够解释为何Marcello对法西斯如此敬畏和恐惧。

当然，《同流者》可以分析的角度实在太多了，诸如女性形象等等，这里只是提供一种读解的思路。

看完1970年电影《同流者》，可以更能确信，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绝对达到了电影大师的级别。

这位导演最成功的作品，莫过于1987的《末代皇帝》。

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

他一个西方人，是怎么把东方文化里的东西成功推向全世界的？

答案是一个字。

人。

《末代皇帝》把核心放在了主人公溥仪身上，他的悲怆命运是牵动观众心脏的绳索。

《同流者》同理，只不过主人公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

两部电影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都有着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个人风格和主题。

极为考究，具有传达思想功能的摄影，构图，光线，色彩运用，变幻莫测的叙事；

内容有关政治与性，身份与阶级，社会环境对于个人的冲击。

《同流者》的故事背景放到了二战时期，意大利正处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

主人公马塞洛是法西斯组织的一员，主线剧情讲述他接受一个新任务，前往巴黎刺杀他大学时的教授夸德里。

叙事视角牢牢地跟随着马塞洛。

深入到他的个人生活。

以及他的私人回忆。

剧情在接二连三的反转中进行。

开场，随着红蓝色调的变幻，贝托鲁奇直接就放出了一个剧情炸弹。

马塞洛的家里睡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两人的关系只由一个动作来展现。

马塞洛出门后，先处理了工作的事，然后买了一束花，前往未婚妻茱莉亚的住处。

那么他家中的女人到底是谁，就成了一个定时炸弹。

与未婚妻和未来丈母娘吃饭时，台词初步揭示出马塞洛的家庭状况，

他的父亲患有精神疾病，有不怀好意的人，试图借着这个痛点，想让未来丈母娘出手阻止他和茱莉亚的这场婚姻。

接着剧情顺势闯进马塞洛的家庭。

关于他家中的女人的真实身份，他父亲的真实情况，逐一揭晓。

全片只有一场闪回戏。

在交代马塞洛的家庭背景后，通过精妙的蒙太奇，贝托鲁奇出其不意，又顺理成章地把观众带到了马塞洛的童年时代。

这场闪回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马塞洛从开场时，事业和爱情即将双丰收的一个“正常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有着复杂家庭背景，以及黑暗童年阴影的“不正常人”。

他为什么要加入法西斯，为什么想要娶茱莉亚，有了一个合理的，却又出人意表的理由。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变成一个“正常人”。

这也就是片名《同流者》的含义，用另一个片名其实更加合适。

那就是“随波逐流的人”。

前往巴黎执行任务前的教堂戏，马塞洛的黑暗面开始释放同时他和茱莉亚看起来不错的感情，迎来了反转。

两人的巴黎之旅因而变得微妙了起来。

大概是为了不让夸德里教授起疑心，马塞洛以度蜜月的名义，和茱莉亚一同前往探访。

两人在办公室会面的那场戏，利用光线的变化，贝托鲁奇在无形之中暗示着两人的心理和命运。

窗户的开关，影子的出现与消失，都有着深刻的寓意。

夸德里教授是一个反法西斯，他站在马塞洛的对立面。两人的明暗对比再明显不过。

教授妻子安娜在刚出场的时候，观众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欲望正在发酵。

这么美丽的女人，是“正常”男人都会喜欢。

想要成为“正常”男人的马塞洛，对安娜做出超越界限的举动，就有了比其他男人更加强烈的理由。

更何况，接近安娜，是有利于刺杀行动的。

不过人心始终是肉做的。

马塞洛只是因为自己的国家盛行法西斯，才加入的法西斯组织，他只是一个想要随波逐流的人，并非真的信奉法西斯教条。

和夸德里和安娜相处的时间长了，一个是和他亦师亦友，一个和他关系暧昧，他又怎么能亲自下得了手呢？

贝托鲁奇一直都把故事讲得很冷静，只有高超的镜头语言在表现角色，没有用特别煽情的手法去表现角色的纠结和挣扎，以博取观众的共情。

刺杀行动就这样冰冷地进行着。

法西斯组织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眼看马塞洛迟迟不动手，他们便找人推他一把。

马塞洛终究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根本无法阻止法西斯的魔爪。

他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看着像一个“正常人”。

森林刺杀戏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幕，经过前面的一系列铺垫，故事在这里到达了一个高潮。

马塞洛的自私与懦弱，以及来自良知的谴责，都无声无息地藏在影像之中。

没有任何配乐，贝托鲁奇让情绪氛围自然而然地撕裂。

他做到了一个电影大师所该做的事情。

结局，命运给马塞洛开了一个终极玩笑。

意大利法西斯，随着墨索里尼的倒台而土崩瓦解。

前一天还敬仰墨索里尼的人，那些随波逐流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骂遍墨索里尼祖宗十八代的人。

马塞洛没有骂墨索里尼，他这个法西斯分子，只不过是从一个“正常人”，又变回了“不正常”罢了。

那些本想让自己变得“正常”，而努力追求的一切，最终成为了他人生中破铜烂铁。

和茱莉亚的婚姻仿佛没什么变化，但贝托鲁奇用一堵墙和冷暖灯光的对比，就告诉了观众，两人已经是同床异梦。

让他们大吵一架来表现，就太直白，太无趣了。

所有的努力都是白搭。

最后一位法西斯朋友找到马塞洛，他义无反顾地答应了邀约，即便连茱莉亚也知道，这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心态都已经崩掉的马塞洛，他已经不在乎生死。他只是想再感受一下，和法西斯合作时，作为“正常人”的感受。

只是大街上的现实很快就打碎了他的幻想。

他必须做回“正常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愤怒地指责身边“不正常”的人，以显示自己是“正常”的。

他终究无法逃脱回忆的囚笼。

因为正是他的过去，驱使着他渴望成为一个“正常人”。

《同流者》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

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畸形的家庭，成长在一个扭曲的国家。

不幸的是，他无法拯救自己。

悲哀的是，没有人能拯救他。

他只能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至少这样，还能带来一丝心理安慰。

无法改变世界的人，难道还不能改变自己么？

（一）集权暴力与信仰危机

《同流者》的表层主题是集权暴力对人性的禁锢，片中秩序与自由、暴力与欲望的元素总是成对出现。帕索里尼在《诗的电影》中说：“诗意的表现力来源于象征。”《同流者》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外部象征引入。同时，贝托鲁奇也创造了一套内部象征系统，最终形成极富感染力的诗意气质与表现力。第一个系统是“囚禁”——马尔切罗来到妻子家的一场戏中，妻子身着黑白条纹裙、光线被百叶窗分割为无数条，这些元素无一不指向囚禁的意涵。司机房间内的白幔、盲人聚会上的拉花，则都给人“阻挡”、“死亡”的联想。栅栏的直接出现有两次，分别是马尔切罗来到母亲家，接到暗杀任务，以及最终被投入监狱……这些意象使主角始终处在身陷囹圄的压抑环境，并暗示结局的走向。与之相伴，是无处不在的“监视”感。带框的封闭构图加强了这种氛围。马尔切罗来到部长办公室的镜头用极端远景与俯视视点形成人与机器之间的巨大对比，表现集权体制下人的渺小与受压迫；人物处在画面下方的不平衡构图则呈现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受到异化、内心空洞的精神危机；对女人赤足的三次特写则透露法西斯分子及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生活。

电影中色彩的极致运用也鲜明揭示了这一主题。行政大楼的建筑全部以黑白色相构成，秩序井然，冰冷压抑。蓝色的运用在片中则有着多重意涵，基本集中在巴黎的段落中。巴黎的所有外景都采用如雾般的蓝色调。法国三色旗中的蓝代表“自由”，在此却更多地表示为“集权对自由的禁锢”，正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蓝》中将蓝色呈现为“自由与囚禁”这对正题与反题的存在即是人类永恒的生存状态。电影开头，马尔切罗乘车赶往雪地的一场戏，外景镜头和车内镜头全部被昏沉的幽蓝色灯光笼罩、奠定忧郁消沉的影片基调，随着情节发展，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丰富内涵。大面积的白色相运用在片中象征着死亡、厄运。被性侵、谋杀安娜的两场戏充斥着杀戮、死亡意味，也是马尔切罗心中最沉痛的记忆。

影片运镜方式亦十分独特，几乎没有固定机位静止镜头，多用长镜头配合丰富的场面调度，其中拉镜头的使用尤为瞩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认为“意识形态是国家机器询唤个人进入秩序，成为主体”。这种询唤作用体现在好莱坞电影中常用的对切镜头——这实际上是一种“缝合系统”，它打断了观众的视线，提供另一个“叙事者”，使其缺席而掩盖其权威。《同流者》中常用的运镜方式是：将单人镜头拉大景别，表露他者的存在。这不仅加深窥视的观感，也提供更多思考空间，体现“窗口论”主张的景深镜头，表意丰富。影片这种方式消解了意识形态性，与主题恰如其分地贴合。

在集权暴力的威胁下，片中另一套象征系统“宗教信仰”，则将其虚假性暴露无遗。马尔切罗的祷告词：“我要为明天的罪行祈祷，用罪行赎罪。”表明宗教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慰藉，用以掩饰心安理得的犯罪。牧师的丑恶嘴脸、恋童癖者房中的十字架，无不透露出导演对于宗教的嘲讽态度。

（二）同流与个性

贝托鲁奇吸取了心理现实主义电影的元素，在《同流者》中大量展现了人物的回忆、幻想等内心状态。影片的叙事结构：三个时空平行蒙太奇，以马尔切罗巴黎执行刺杀任务的时间线为叙事轴，展开双重回忆。全片大多采取男主主观视角。开头营救戏码反复闪现，埋下悬念，而当两条情节线交汇时，观众才知道他并未实施营救，而是冷酷注视安娜死去。这样的时空设置令观众透过三重时空体会马尔切罗的心路历程。童年回忆场景首次出现是以“拦车”的相同元素闪切，而后在祷告时正式展开内容，这个镜头既是闪回、又是预叙，完全以主角的意识为依据，具有意识流风格。

马尔切罗是一个两面三刀的法西斯者形象，然而他既非功利主义者，更不是理想主义者。电影花费大量笔墨描绘他内心的挣扎。片头红色灯光与自然光的交错闪烁奠定了他的心理基调——分裂。游走在麻木残酷的屠戮与个性欲望之间，从而引出本片的第二重主题——个体压抑真实欲望、融入秩序的本能。针对马尔切罗这一角色的视听方案是“分裂”构图：他的单人镜头以闪烁色彩、光影对比和阻挡物的分隔为主，而与他人同处画面中时，也常用强烈对比的镜头语言。例如，马尔切罗与教授通话时，他与妻子身后背景色是棕与白的鲜明对比；接受任务的一场戏，采用水平倾斜的构图，意味马尔切罗内心发生了重大的价值偏移；影片最后，马尔切罗出门前与妻子之间阻隔了厚厚的墙壁，二人始终处于貌合神离、缺乏灵魂沟通的关系。

马尔切罗常说的一句话是“想过平凡的生活”，电影给出他渴望“平凡”的深层原因。与父亲的对话揭示他童年时受到的家庭暴力。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权社会中，男性眼中的女性是不完整的，父权的压迫给男性带来“阉割恐惧”。受到性侵的童年创伤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恐惧，令马尔切罗害怕自己变得性向错乱、“女性化”。当他被伙伴们欺辱，为了彰显独特而拦车炫耀，最终却因此被性侵。“成为异类”成为马尔切罗最深重的恐惧。由此，马尔切罗拼命压抑自己的真实本能与欲望，以至加入法西斯组织，成为“同流合污”的一份子，接受了历史的暴力改写。

然而马尔切罗的内心始终是挣扎的，当他见到教授夫妇后尤为明显。他与教授关于柏拉图“洞穴理论”的一番讨论，表明他渴望受到启蒙、得到解放，却恐惧成为“真理的异类”。而他讲述的梦境中，自己眼盲由教授操刀手术，表明潜意识中马尔切罗认同教授的思想，希望他可以“治愈”自己。片中两个人物的设置与马尔切罗存在镜像对应关系：盲人朋友这一角色的塑造是非现实的——反应迟钝、惊慌失措。他的首次出现即与马尔切罗形成镜像构图，并说“我们是同类，喜欢相同的人，不信任不同的人。”盲人朋友是马尔切罗“信仰法西斯”的一个人格外化，然而最终，他是错乱的、看不见的。两色皮鞋显示了他的混淆黑白、位置倒错。另一个角色，安娜的出现唤醒了马尔切罗残存的良知、理性之人格。“任何疯狂的恋他，即是自恋，”马尔切罗向安娜表白的戏码发生在舞蹈教室的镜子前，他对安娜的迷恋更是对自由、理性的向往。二人相拥时的蓝色调为这段恋情蒙上了诗意的忧郁，象征拥抱自由，挣脱束缚的可能性。然而马尔切罗毕竟是“同流者”，他祷告、在舞会跳舞，无一不是遵循集体秩序。当他注视着安娜被谋杀，也扼杀了自我，沦为彻头彻尾的同流者。战败之后，他见到司机利诺，立即将自己误入歧途归因于他，大喊着揭发利诺与盲人朋友，企图在和平年代再次归于“平凡”，却最终被游行人潮视若无睹地淹没了。这一场景与舞会上马尔切罗被舞群漩涡般吞没的场景如出一辙，揭示着集体无意识的可怕。理智往往会被群体狂欢所淹没，而个人也总是历史挟持的人质。

（三）历史创伤的象征性书写

《同流者》中充满了意大利战后一代人对于历史、战争的深刻反思。片中故事情节对应的所指充满意识形态性，影射出二战时期意大利社会各个势力的混乱状态。

马尔切罗的父亲被关在精神病院，父权的衰败即意大利历史的断裂；母亲所象征的祖国，变得放荡不堪，与日本司机苟合意指轴心国间狼狈为奸；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趁虚而入，煽动民众，裹挟马尔切罗这样摇摆不定的人；宗教只是虚无的谎言，中产阶级（妻子、岳母）唯其是从；当唯一可能治好社会痼疾的教授夫妇被杀害，整个国家、所有民众都丧失了理智，加入法西斯政权的庞大机器，成为这杀人机器的一环。真理在集权暴力面前是脆弱的，在集体狂欢中是失声的。人趋利避害的从众心理解释了法西斯等集权政权勃兴的原因，是集体暴力的渊源。

在被侵略国家法国的段落中，导演更借卖花女之口唱出《国际歌》，借法国妇女之口谩骂法西斯分子，表达对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的强烈抨击。

《同流者》揭露了二战对意大利群众的历史创伤，充满思辨性地表现战后意大利社会的深层集体意识，是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