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

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脸不是演员的全部，正如表演不是电影的全部。

演员还有身体，和身体带出的状态；电影还有空间，和空间带出的情境。

无法通过身体传达状态的演员不是好演员，同样，无法通过空间传递情境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王小帅对此是毫无所知的，他只会剥削演员。

这位第六代导演如同从“解放前”流放到了二十一世纪，对此间发生的影像变革一无所知。

于是，他只能动用古老的拍片理念完成作品：将重心完全依托在演员的表演上。

其它的尽管退居其次吧，只要做到表面功夫就行了：场景、道具、台词……无一不如此。

这是为何整部电影精确还原历史，观众却感觉不到时代感的原因。

王小帅可能知道自己的弱势，于是采用了乱线叙事的方式。

但这没用，对空间造型或环境语汇一无所知的人，别谈什么影像真实感。

比人物更重要的，是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人必须生活在环境中，王小帅不知道。

人不能凭空像从哪冒出来的，摆着一副大脸，他有历史、有成长、有创上…

电影中所有出现的空间或环境没有承载任何情绪的原因在此：与人物毫无关系。

电影中所有情绪都是从演员的脸和台词强迫观众接受的。

观众共情的是演员的表演，而不是观众被拉入到电影空间（／情境）里感触到情绪。

两者有本质区别，代表着前现代的电影与现代电影间的分野。

演员当然是好的，但没有导演能够让演员达到表演上的完美。

越是强求的表演，越容易露出破绽，如同钢丝上行走之人，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使他丧命。

优秀导演寻求的是如何发挥演员个人优势，从指导手法上规避劣势。

王小帅对此是不懂，他完全依赖演员的表演来建构自己的电影。

甚至像王源这样的鲜肉演员，如何能拿着摄影机一直拍呢？

王源临走前跪下来到底是干嘛？贾樟柯的侠义江湖，还是专门拍给外国人看？

你的电影呈现是侯孝贤那样的人情社会吗？需要跪下来报答养育之恩。

你的人物都是牵线木偶，哪有自己的感情，所以跪下来到底是干嘛！

可怜的演员们被过度消费了，如同工具，其中没有丝毫的爱。

这种表演的强迫一旦达到极限，随时都有崩解的危险。

齐溪不就崩解了吗？将拍摄现场变成表演课作业的展示现场，你说可悲不可悲。

如果不是王景春和咏梅这样级别的演员，电影还能看吗？

不能了，至少在王源身上，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可看性。

你要明白你不是伯格曼，你的演员也不是丽芙·乌曼；

你拍的也不是抽象的哲学电影，你如何能将摄影机从头到尾对准演员的脸？

拿摄影机从头到尾对准演员脸的是电视剧，不是电影。

脸不是演员的全部，演员还有身体；身体能带出人物的状态，而不是演员变为简单的表情工具和提词机器。

王小帅只能算从电影学院出来的好好学生，精通一整套规整的学院式手法，被其限制、被其戕害。

再说一遍：电影是空间、是环境、是情境、是情绪……唯独不只是表演。

表演不是万能的；呈现人物状态的是情境，不是表演，这就是电影独特的“表演悖论”。

看看达内兄弟如何用演员的后脑勺拍戏（《他人之子》），或布列松如何通过演员的手跳出舞蹈。（《扒手》）

再多看看娄烨的电影（环境和情绪），至少也瞧几眼贾樟柯的作品（空间和情境）。

这种低级的导演手法还是穿越回“解放前”好好发挥吧。

表演悖论／表演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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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从柏林电影节现场的“掌声雷动”和“哭晕一片”，再到闭幕式上传来王景春、咏梅斩获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两项大奖的好消息，成为国内影迷们今年最为翘首以盼的作品，在这个国产文艺片井喷的3月档也是最受瞩目的存在。

国内第一场点映当天，导演王小帅发了一条朋友圈：“不是哭戏、不是哭戏、不是哭戏，重要的事情说八遍。甚至不是电影，就是好长一段生活。” 诚然，虽然点映现场能陆陆续续地听见观众们的啜泣声，但影片本身并无鸡汤式的廉价煽情和卖惨，王小帅的处理是克制的，隐忍的。影片只是将镜头对准了大时代背景下极为普通的小人物，而历史的洪流中又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家庭，片中的人物才有了代表性和普适性，而这才是它触动人心的根源所在。

影片以几组工人阶级家庭的故事，从80年代中旬跨越至21世纪，描绘了一幅中国近30年的时代画卷，串联起知青返乡、计划生育、严打、下海和下岗热潮等历史事件。 25年前在戛纳，张艺谋凭借《活着》一举拿下来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而《地久天长》在某种层面上，成为了“新时代的《活着》”，作为第六代导演的王小帅，像是完成了某种仪式般，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手中接过了衣钵，这样以小见大的“家庭史诗”可以说是一次久违了的回归。

近三个小时的片长并不难熬，因为片中的细节是丰满的，故事是厚重的。 影片的前三分之二是双线叙事，被剪碎的剧情在两个时空中反复交织，从内蒙古的工厂筒子楼辗转至福建闽江的小渔村，从两位主人公的青年时代跨越至中年时代，最后的三分之一才将故事落在了当下。 理顺后的剧情脉络并不复杂：“双职工”夫妇刘耀军、王丽云与同事沈英明、李海燕夫妇交情笃深，再加上两家的孩子刘星与沈浩同年同月同日生，更拉近了两家人的关系。而再次怀孕的丽云，被身为工厂干部的海燕教唆去医院做了人流，并从此不孕。几年后，刘星因为沈浩的推搡而不幸溺水身亡，痛苦不堪的耀军丽云夫妇偷偷南下逃亡，并收养了长相酷似刘星的孤儿。夫妇俩将他当作刘星抚养成人，叛逆的孩子却在成年后离家出走，从此失去联系。又时隔多年，得了脑癌的海燕自知命不久矣，重新联系上了这对昔日好友。 再加上另一对好友新建、美玉，以及英明的妹妹茉莉，《地久天长》通过几组人物在30年时空变化中的经历，刻画出属于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下面我想重点讲一讲片中演员们的表演，毕竟如此出色的群像表演，可以说在华语院线是难能一见的。

比起柏林拿奖的王景春和咏梅，我更想先赞美饰演茉莉的齐溪。 接棒郝蕾出演《恋爱的犀牛》，再从舞台剧转向大银幕，齐溪展露出不逊于郝蕾的天资和银幕感染力。《浮城谜事》里惊艳登场，她演出了“小三”桑琪身上可恨与可怜的一体两面；《万物生长》里素颜出镜，她是怒气冲冲与范冰冰对峙的白露，吃了一嘴红艳艳的大虾，眼里满满是为爱疯狂的果决；《下海》里她又化身为巴黎底层站街的东北下岗女工，把对生活的挣扎、无奈和苦闷诠释得入木三分，出色的演技经得起大量的面部特写。 而《地久天长》中，齐溪扮演的茉莉，承担起了片中最为“狗血”的情节，这一角色的复杂度甚至是超过两位主人公的。 年少时，她对耀军的情感只是远远地观望和倾慕；而多年后重逢，她已是经历过婚姻变故的成熟女人，在意外怀上耀军的孩子后，她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她想要抛下出国计划与心爱之人在一起，却又对丽云嫂子充满愧疚和于心不忍；另一方面，她又背负着哥哥和嫂子的负罪感，想生下孩子，作为耀军两个夭折孩子的弥补。

听起来甚至有些荒唐的剧情走向，在齐溪纯熟的表演之下，变得真实可信，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透过细微的表情与动作成功说服了观众。 片中的一场舞会重头戏，尽管当时新建因为参加黑灯舞会被抓，丽云也刚刚打掉了孩子，但几组人物的情感关系依旧是融洽的。而茉莉对耀军的爱慕情愫，也在这场戏中显露无疑。一身红色波点长裙，浑身上下都是洋溢的青春气息，眼神与语气里挑逗意味分明可辨。 多年后的宾馆重逢，她抹上红唇，神色间透露出成熟韵味，一番寒暄过后，她低头沉默酝酿了许久，才带着怯意问出“丽云嫂子好吗”。 离别前，她踏上破旧的客运大巴，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向耀军作别，当车辆启动转向，她又起身冲向另一侧窗户奋力挥手。尽管远景镜头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她的不舍与伤感却如此强烈地传递给了观众。

至于王景春的表演，对于《地久天长》而言，是基石般的存在。 他说自己“在这个戏里不是演员，是生活的搬运工”。的确，尽管他在片中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飙戏片段，但他的每一场表演却都严丝合缝，情绪拿捏精准，挑不出一丝破绽，柏林影帝拿得当之无愧。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戏，是耀军两次抱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跑向医院。第一次抱着溺水的刘星时，他还是健壮的青年，无暇顾及汗透的衣衫，脸上是竭尽全力想要从死神手中抢回孩子的坚毅和决绝。第二次抱着自杀的丽云，像是一次“轮回”，只是这一次他的身体已不再年轻，狂奔的步伐也变得吃力、沉重。

同样在柏林拿奖的咏梅，对她之前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刺客聂隐娘》，她所饰演的聂田氏是片中最具唐朝神韵的，尽管只有短短几句对白，却能看出超强的台词功力，一个唐朝贵妇人的形象呼之欲出。 而在《地久天长》中，一开始我是对咏梅的表演有些失望的。她的台词和身形都过于“端正”，即便是老年戏，有妆容和服装来体现岁月变迁，但她的动作体态还是过于优雅周正了，和这个饱受生活之悲的角色有些偏差。

尽管如此，她在片中还是有好几场高光时刻。 小年夜这场戏可以说是片中最关键的一幕，是几组人物分崩离析，命运走向大相径庭的转折点。当茉莉抱着饺子来探望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耀军丽云，耀军的脸上还能勉强挤出笑容，而丽云则是完全“失魂”的状态。直到烟火突然窜起，丽云方才惊醒，惊愕而又木讷地望向窗外，火光每闪现一次，她的身体也跟着震颤一次。热闹的新年气息与她毫无关联，内心是万念俱灰的死寂。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夫妇俩才会在第二天凌晨偷偷“逃亡”，他们不知如何面对不得要领的关怀，害怕打搅大家相聚的喜悦，甚至担心自己的悲伤会加重英明一家的愧疚。 还有一场戏，是丽云一边切菜，一边平静地向耀军说出“你如果想离婚的话，我会同意的”。在经历刘星的夭折和养子的出走后，她以为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要离开自己，她所表现出的镇定恰恰是绝望内心的映射。

片中其他几位演员的发挥同样可圈可点。

最初觉得饰演海燕的艾莉娅，表演过于拿腔拿调，但转念一想，海燕作为工厂领导，深受体制影响，她的“官腔”是与人物契合的。而这个角色在忏悔和自责中痛苦了近20年，艾莉娅在仅有的两场老年戏中发挥惊艳，将背负一生无法解脱的命运枷锁都表现出来了。

美玉的扮演者李菁菁和英明的扮演者徐程，在一场医院重逢戏中，流着泪抱紧耀军夫妇，沉默无言却藏满了千言万语。更难得的是，李菁菁还在青年戏份中，透露出超越年龄的少女感。

杜江和王源在老戏骨们面前，也并没有拖后腿。尤其是前者在片中最高潮的一场“诉罪”中，“我就推了他一下”的“推”字出口之前，数度哽咽，对台词的拿捏十分到位。

看到有些评论指责《天长地久》只是一部玩结构的电视电影，对此我并不认可。 的确是演员的表演和剧本的厚重撑起了影片，但它与电视电影还是有本质性区别的。虽然我也并不太认可片中大量的近景跟拍，并未很好地展示和利用空间，但是《地久天长》在视听层面上也并不是平庸的。

留意到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手法，穿过A的台词和动作，去拍摄B的反应。 舞会上，是穿过跳舞的茉莉，拍摄站在一边的耀军； 医院重逢，耀军夫妇始终只露出背影，记录下的是老友们的反应； “诉罪”时，背景是浩浩的声音，镜头却是耀军夫妇的面部特写； 给刘星扫墓时，夫妇俩接到浩浩孩子出生的消息，嘴里说着“真好真好”，眼前却是一片墓地。

环境和空间也并非完全没有参与叙事，例如耀军两次坐在海边的台阶上喝酒，海浪则不断地冲刷着堤岸，也寓示着片中人物经历的潮起潮落。

王小帅的《地久天长》无关乎贩卖时代的凄苦，它只是记录下一段长长的生活，还有历史对生活印刻下的悲和穿过悲伤后的一点光亮。

我喜欢王景春和咏梅的脸，那是两张典型中国民众的脸：王景春在电影里一直是眉头紧锁，黝黑的面庞，粗重的眉毛，细小的眼睛，眼皮习惯性低垂；咏梅圆脸盘子，淡淡的眉毛，淡淡的愁闷，连她的声音和动作都是淡淡的。整部电影，我都被这两位演员牵着走，我感受不到他们的表演痕迹，他们与人物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他们走路吃饭说话，他们痛哭欢笑愤懑，熨帖细润，一抬眼一转身都是让你信服的。

有一个场景：小年来了，窗外鞭炮的炸响声和小孩的玩闹声不绝于耳，而王景春与咏梅坐在冷清清的房间——孩子没有了，一切人间的欢乐都随之而去。王景春双腿岔开，头微低，沉默地吸烟；咏梅坐在另一头，靠着墙，身子微塌，两手拢着，人陷入一种无尽的哀愁之中。齐溪饰演的徒弟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两个，时间在这里变得分外凝滞。窗外鞭炮燃起的火光闪亮房间，随即又熄灭。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场景，无尽的心事，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却无从说出口，这才是生活的哀沉况味吧。

我总是忍不住从王景春和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想到我的父母亲（电影里这对夫妻与我的父母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孩子跟我也是同龄），他们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因着时代的剧烈变动而起伏，但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悲喜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改变的。他们也不敢想。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着砸在他们身上的重拳，默默地收拾着生活破裂的的碎片，在余生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忍”和“熬”，是这一代人常有的生活方式。王景春和咏梅，他们的脸上表情显示着这两个字。

王小帅有句话：“时间给的够久，无常就会出现。”尤其是人到中年后，这种感受会非常强烈。没有什么是“地久天长”的：一切都是在变动之中，工厂、兄弟，孩子、爱情，都会一样样地丧失掉……而这个丧失感，在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再生育孩子的能力，到后来连领养的孩子也失去了，连丈夫都与别人有“情况”了。她没有吵闹，没有抗议，她全存在自己的心里，尝尽生活无穷的苦涩滋味。后来她连的生命都不想要了。我被这个角色深深地打动了，那种无望感，倒可以说“地久天长”的。

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看的时候百味杂陈。片子快要结束时，王景春和咏梅出门，准备去祭拜自己的孩子。王景春穿上羽绒服，咏梅给他拉上拉链，拉着拉着卡住了，又接着拉……我在这处不太清楚为何泪湿——所谓的“相濡以沫”便是如此吧。他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好演员就是如此，在每个细节中都让人信服地走进他们的角色中去。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出来。

《地久天长》谈不上任何思想性和高超的立意。

电影中角色三十年的人生沉浮，都化成了导演或编剧要求的，直白的且不够太真实的表达。

它是生活的模仿，完全反生活的真相。这样的一群人，我不相信。

举例说吧，在更伟大和厉害的电影里，我经常看到的是很多人把泪水咽在肚里，把笑容留在脸上，那样刻意地隐藏悲伤。

我见到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苦难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不想令人看到他的苦难的，维持着不自觉的一点点体面。那样的人和生活的表达，才是真的世界。那样的反差才是更令我动容的。

王景春和咏梅塑造的这两个角色，一辈子无时无刻脸上都挂着：我曾有个儿子死了。可能吗？

好吧，即使他存在。可是世界上存在着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也不是像电影中这样，大家都宛若道德上会反复用一点小错鞭笞自己的圣徒。

计划生育干部全家，甚至男主人的妹妹茉莉，竟都是这样的人，堪称一家标兵。

更离谱的是，计划生育干部的问题，导演一再告诉我们她也只是因为职业行为而已。导演和编剧给了她太多的镜头，让她忏悔得最厉害，甚至还夺走了她的生命。演员演得很好，可是我不知道导演在这里如此着力，到底是何用意。

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铁面无私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任，从未因此异化过她的内心吗？（这一点上应该看一下莫言的《蛙》。）

一个好友的孩子死了，就能让她的性格瞬间从王善保家的变成了林妹妹？在她手下可是死过几十上百的孩子吧？

电影一开始淹死了小孩，这算得上是一个悲剧，然而观众也并未来得及和这个孩子建立什么感情，属于他的东西太少，他只是“孩子”的符号。另一家，坐牢的男人和他的胖妻子，在剧中毫无作用，只为表现一个时代特征，是完全纸片化的，可以全部删掉。王源扮演的领养的、叛逆的儿子，导演和编剧也没给他什么戏份，演员演得也不错，可剧本实在太苍白，根本无从使人共情。

男女主角王景春和咏梅因为演技获得了柏林影帝影后，我看后觉得两位演员表演的很自然，也算得上真切，可这两个人物却还做不到震撼人心。也许你会为他们的遭遇唏嘘，可是你不会被他们在精神上俘虏。因为剧本没有给他们更深的力量。他们都是单面的。

从影像来看，导演王小帅在镜头的张力上，开头颇见功力，后面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作为一个成熟导演，思想和人性的认识是如此之浅，真令人意外。它离世界最好的那些文艺片大概还差十万光年。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导演要塑造男女主角是如此放不下已逝去的孩子，时隔十几年他们再回自己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时间去给儿子上坟。而不是像电影中那样，等到房子打扫干净了，住下了，病人（计划生育干部）探望好了，甚至给她送了终了，干儿子揭开了当年事情的真相了…他们才想起来去祭奠。

男女主角步调太一致了，都不能自拔。我没看到任何一个人稍有差异，因而带来两人人性的撕扯，互相的指责，人性的偏执，他们过于地相敬如宾，和善悦目，即使出轨，也出得好像远离两个人真正的中心。

多年的新生活，也并没有让他们成为掩埋掉悲伤继续活下去的大多数普通人，反而让他们从形象到精神都刻意与他人表现出距离，这不是不可能，而是毫无新鲜感和重量。

与故旧一见面，大家就抱在一起哭。我想说的是，抱在一起哭也不是不对，可是这故事里就没有一个人是故作欢颜吗？没有一个人不去揭和提醒别人的伤疤吗？

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集体哀伤的行为主义的世界。

走出影院， 我和身边的朋友说一句，让我缓缓。

其实看电影前，刻意回避了各种网上的评论和分析，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梗概。在看电影时，一开始的节奏倒是让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很快就整个人投入其中，甚至最后导致情绪一度崩得厉害。情绪有多激烈呢？就是看完走在路上， 还不自觉地哼起了《友谊地久天长》。

其实，出影厅之后，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不是导演故意在煽情，才让观众有那么多的催泪时刻。最后个人认为导演本人还是克制的，之所以电影能催泪，更多还是出于大部分中国人之间共通的情感。

我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但凡观众能被感动，多少是出于当事人在影片中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共鸣点。对我而言，能被《地久天长》打动，其最强烈的情感则是来自，影片中人物情感的克制和隐忍。

诚然，电影从故事设定而言，可以说是王小帅最具“野心”的一次。不过，在我看来，同时也是他最具挑战的一次。看他过去的作品，其实都是在讲一段历史的阴影投射，但是这一次，他把整个投射拉长了，顺延了整整30年。

对他来说，他既要兼顾好这段历史，又要尽量去展现明白这段历史下的人物关系，其实挺难的。他大可以像前作《闯入者》一样，用大量隐喻，把现代的东西讲好。但他没有，这一次他直接把事情摊平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倾述出来，至于剩下的情感，那就交给观众吧。

在我的定义中，王小帅其实是一位钟爱，同时也善于用电影表达私欲的导演。过去的“老三线三部曲”一目了然。到了这一部中，最直接的就是刘耀军、王丽云夫妇的“迁徙”。他们从包头，到海南，最后到了福建连江。他们并没有想真正融入到周边环境中，他们放弃学习当地方言。当地群众在他们店中，操着方言的对话，他们外乡人的不融入显得格外突出。

他自己的私人笔记《薄薄的故乡》中，父亲曾讲过一句话：心里真是痛苦，作为老百姓我们只能洪流怎么走就怎么走，像河流里的沙子，冲到哪儿是哪儿。王小帅跟着父母亲半生漂泊，出生地上海、童年在贵阳、少年去武汉、成年漂往北京。所以这种离开的“后遗症”，都投射在了这部《地久天长》中。

实际上，这种漂泊也造成了“身份的缺失”。

电影中三度提及到了“身份证”。刘耀军为刘星办理身份证、刘星回家索取身份证以及最后的时候，刘耀军嘴里那句“星星该换二代身份证”了。其实，这里身份证的含义非常明确，因为成年刘星自己的设定，对他而言，缺少的一直都是“身份认同”。

在《地久天长》这30余年的历史洪流中，其实大家都在寻找身份。大院工人（沈家夫妇）在体制改革中寻找新的工作身份，刘耀军夫妇也在寻找自己做父母的身份，就连美玉在探监过程中，也要求建新能给她一个身份。

甚至到最后，三个家庭都在寻找彼此“朋友”的身份。

从影片最初，刘耀军抱着儿子进医院的时候，看起来略微突兀的《友谊地久天长》就此响起，成为了电影的基调。随着剧情缓缓展开，我们看得出，影片的核心其实落在这三个家庭的关系之上，尤其是刘家和沈家。

这一点恰好契合了电影的片名，《地久天长》。什么是“地久天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形容两者之间的情谊。

可是，又怎么才能让情谊地久天长呢？这才是电影中最关键的题面。

其实答案很简单，一次劝解。

中国人一直以来，对待很多情感关系都是处于所谓的隐忍克制中，把所有的私人情感都包裹在自己心里，想到的是各种的“压制”。但事实上，憋到最后，反而成了内伤。就像电影中沈浩说的，“心里有棵树，慢慢地都要冲出身体了”。

导演将这次劝解集中放在了电影最后半小时内，他直接让电影中的所有人在这里集体和解，近而使电影原本克制的情感在最后来了一次大爆发。其实这种劝解正是大部分中国人近千年以来的一种共情，不少像我这样的观众都能因此投入自我。

或许，很多人会说，电影英文名是《So long，My son》，似乎意指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政策。但是，对于我来说，相反不是这样。诚然，在那段时代洪流中，那是无法规避的一点。但那只是一层简单的表面，再往深挖呢？或许是无解。但是，这些背景都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刘耀军这群人的隐忍、善良和坚强。

当然，最明显的是，导演在影片最后的落脚，已经给出了相应的答案，依旧是一次自我的劝解。

虽然这一次，王小帅非常直白地把故事坦白了说，但是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他还是留了最后一笔。当刘耀军和丽云看到视频里茉莉的孩子是混血儿时，他们彼此的表情，都带着点放松，也带着了些许的失望。这三人的关系，在电影中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来过，反而如同一层薄衫，留在那里。

我们其实都知道，混血儿的出现，实则上已经代替了三人之间的劝解。

所以到现在，电影最初那首《友谊地久天长》真的还突兀吗？我相信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