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山红柿

    走过条条似曾相识的街道，转过灯火阑珊的拐角，我们跌跌撞撞赶到现场。怀着欣赏文艺片的心情走进暗黑，却是一部90分钟的纪录片。
  
    在哈欠连天的前几十分钟里，可以细数它令人昏昏欲睡的原因：年过半百的日本乡村老人用本就陌生的语言对他们在山林中种柿子、制柿饼、卖柿饼的一生呓语般的回忆，偏僻的山野，简陋的屋舍，拥挤的手工作坊，粗糙的光线，对柿子种植和柿饼制作过程缓慢而细致的述说，削皮器的发明过程，机械运作的原理... 我们被这种冗长缓慢的节奏弄得无可奈何，焦躁烦闷。心闭锁着，拒绝对一种陌生且略带原始的生存方式的认同。

    随着第一声鸟啼划过冬天空寂的田野，配以节奏感渐强的鼓点和笛箫的奏鸣（由于制作原因，前者啼鸣似噪音，而当地族人的原创精神则赋予后者的合奏以一种洪荒和古朴的韵味），我们不知不觉发现自己缓缓进入了角色。

    对于未听闻过的这部著名日本纪录片大师的遗作，一部由中国导演补完的纪录片，这点觉悟来得迟了点。

    1984 年，48岁的小川绅介着实拍摄了某一村庄中一整条原始的生产供应链，一项维系着整村人生计的柿饼产业，一支饱含人情的链条。从当地的柿子承蒙自然厚爱，汲取日月精华、雨露滋养、长熟落地，到柿饼的手工生产制造加工环节，从营销商构建渠道、将成型柿饼推向市场，到批发商议价、定价、下订单，小川执拗而忠实地呈现。这其中生产环节可以被看作是导演汗水的结晶，倾注着其无限温情：

    （妻子满怀感激敬佩深情地回忆）丈夫为了妻子的手免受锋利的削皮刀割伤之苦而发明出多款新型安全刀具并分发给周围邻居；被称为机械狂人的老兵为了提高削皮效率自制开发出由两个齿轮相啮合的手动机械削皮器，事后却对申请专利的提议不屑一顾；蹲在阴影里的电机兄弟埋头研发由电力带动的全自动削皮机，俨然最敬业的自动化专家；流传于山间乡野关于柿子优良品种的由来的传说。伴着浑厚古朴的太鼓敲击声，树杈间的一场景终于将我推到了感动的边缘。

    萧索冬日下的柿子树并未被摘光，一些成熟的柿子果实悬挂在枝头，这在当地被称作柿祭，一种在树上留下一些柿子的习俗，为了是留给越冬的鸟儿啄食，以示对大自然赐予恩惠的感激。而另一幕：串联起来的肥硕大柿子一串串被悬挂在骄阳下组成一道道壮观的柿帘，鼓点敲击声渐大渐强，充满饱和感和颗粒感，清丽竟略显激昂的笛声恰到好处地响起，终于华丽丽得将这场感动推向高潮。度着金光的柿子们饱含着火样的温度以辽阔山野为背景骄傲热烈得怒放着。霸占着整个屏幕的正是，满山红柿。幕后，彭小莲说，她在这部片子里唯一带入的个人风格正是：她像拍广告一样重新为这一图景着色，“把这些柿子拍得很女人”。

    单纯记录过去不是最终目的，不管它有多么美好，真实地叙述一场没落与消失的过程才是。这种消失不以大师的过早远去而停止，却以未完成的姿态停留在那16mm胶片上，悲戚地蒙尘掩面，孤寂地伫立在见证人缺失的那一刻。

    事隔15年，受小川夫人之托，彭小莲收拾起行囊，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完成大师未竟之心愿，将一个过程补完。用她的话讲，是去诠释，而非发挥。

    物是人非。

    15年前活跃在胶片上的那些老人中有些已离去，跟着他们远去的还有逐渐落寞的柿饼业。手工制作的艰辛，过程的繁复，终生的劳作，回报率的相对低下，终归使这一产业吃力不讨好。年轻人走出山村到东京求学。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取代了原始的手工作坊。人们逐渐迁出这片土地，到城市里去发展，没有人再种柿子，做柿饼了，村子空了。只有路边的电机小店还开着，为现代化机械制造业提供支持。门口的老人带着似曾相识的微笑望着镜头，依然能认出这是小川的摄影队在拍电影，即使已换了主人。

    画外音响起，带着文化节目主持人的口气：像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我们察觉到它们的消失，却无法阻止这一过程。小川真正想挽留定格的，恐怕正是他满怀感情拍摄的那一组组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画面，透着最朴实纯粹的人文关怀和闪烁智慧光芒的创新精神，以及面对阳光季风雨水土地飞鸟和果实时那份发自心底的感激和对自然最本真的亲近。村庄的消逝不只发生在某种生活状态转变的某处，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代社会的各处。机械化进程将金属的冰冷蔓延到人类社会，阻断了心灵与自然间直接的对话，从此便有了村庄里空虚的土地和城市里空虚的眼神。

    正如小川也明了的，这一过程不可阻止，任由愿意回望过去的人们扼腕叹息，时代进步的车轮将毫不留情碾压一切多愁善感的怀旧情绪。我曾深刻鄙视自己时而伪小资的忧郁情调，带着前进中利刃留下的伤口望向未来而非陷入浅薄的追忆叹惋情绪当中。但在小川的记录片里，即使是伪的，浅薄的，也要忧郁一把。

    甚至有点明白，彭小莲为什么要以 “理想主义困惑”作为她追忆小川的书的标题。电影放完后，在与观众的交流中，她打趣道，自己的书光因为书名也卖不出了，因为左派看了说“理想主义哪来的困惑？”，而右派会说“现在哪还会有理想主义”。一片笑声。其实，整个交流过程，和从只言片语中对小川初步的认识，感到这种困惑贯穿两位导演始终。彭对自己的职业进行概括：“导演就是一半妓女，给钱干活。”尤其对于纪录片导演，困惑时时刻刻。记录与现实，梦想与现状，精神与物质，表达自我与维持生计。困惑来自于选择，来自于现实和理想之间时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小川在现实泥泞中选择了每一对词组中的前者，义无反顾。以至于村庄系列拍摄期间其拍摄地点被人称为”共产主义“基地，苛刻的理想主义制作模式最终以拍摄组成员的背弃逃避而告终，团队解散。终归大多数人都是人，“俗人”，小川呢？“他是神。”彭挥动胳膊，不无夸张地说道。

    满山红柿之后，关于小川和“理想主义的困惑”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想要要去明了，也许也无法明了。有种困惑是大家的，小川传递了这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