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子疑云

我得承认，我对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有所偏见。

像这样演而优则导的演员导演，尤其是走硬汉外放型表演路子的，当导演都不太会“做减法”，过分的煽情与剪辑的啰嗦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才华惊人，但他如同央视春晚般的煽情手法我实在消化不了。

《换子疑云》改编自发生于1928年美国洛杉矶的真实历史事件。在电话局接线台工作的单亲母亲克莉斯汀（安吉莉娜•朱莉）独自抚养儿子沃特，生活简单平静。有一天克莉斯汀发现儿子失踪，到警局报案后警署开展搜寻工作，领来一位并非沃特的小男孩强塞给克莉斯汀，作为警局工作成绩的展现，并大肆通报宣扬。倔强的母亲克莉斯汀从此不得不孤身与腐败黑暗的洛杉矶警署展开不懈斗争，甚至一度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施以酷刑。在牧师古斯塔夫•布里格拉伯（约翰•马尔科维奇）的帮助下，克莉斯汀将一个母亲的斗争变成了洛杉矶市民反抗警局贪污腐败知法犯法的民权运动，在美国民权史上写下精彩一笔。

公平的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这部影片的指导过程中是相当冷静的，安吉莉娜•朱莉的表现也让人刮目相看。我很欣赏编剧迈克尔•斯特拉日恩斯基和导演伊斯特伍德对视角的选择，从单亲母亲克莉斯汀的个案故事入手，以小见大，比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出发要吸引人得多。影片的摄影最为突出，克莉斯汀对窗而立若有所思的镜头充分利用了镜面效果，很好的表现出这位单身母亲冷静外表下所经受的内心煎熬。

尽管如此，伊斯特伍德还是没忍住在影片结尾招牌式煽情，终于跳出来振臂疾呼了一把，这让先前无数次出现的朱莉哭泣的脸弄得人有些审美疲劳。影片全长141分钟，不仅涉及了克莉斯汀的维权斗争，还交织着男童失踪案的侦破过程，甚至罪犯的缓慢绞刑过程。这样的安排与2004年伊斯特伍德的电影《百万宝贝》十分相似——导演似乎在尽可能的让影片包罗万象层次丰富，但各个层次之间的有机结合却不够紧密，或者说，因为剪辑力度不够，各个要素间主次不够分明，电影整体散而不聚，气场温吞。

《换子疑云》在坎城首映，仅以两票之差与金棕榈失之交臂；但在北美整体反响平平。尽管此片毫无疑问将成为洛杉矶影史的重要一笔，甚至影评人托德•麦卡锡宣称它“与《中国城》和《洛城机密》齐肩”，但我实在认为影片“广”有余，“深”不足，从头到尾总有那么点啰嗦且“拧巴”，在对凶案的刻画上也不够辛辣直白。

被人力荐，一定要看《调包婴儿》，虽然影片委实过长，叫人两个多小时都处在一种焦虑和狐疑的状态。但我看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给周围朋友力荐。我一向甚少推荐影片，因为口味这样东西非常私人。有句话讲“不要议论男人对食物和女人的口味”，其实还可以加上一句，“也不要议论任何人对于影片的口味”。但是《调包婴儿》也许多少是个意外，它的“好味”确实有其普遍性。

影片故事听上去太过离奇：女主角的儿子无故失踪，几个月后，当地警方声称找到了她的儿子，可是她发现这个男孩并非她的儿子，但是当地警方却对她的质问不予理睬，并最终将她送进精神病院。与此同时，进行信息封锁、关系封锁、适度威胁、树立权威等一系列国家手段……所以编剧J•迈克尔•斯特拉辛斯基讲： “这个故事太过离奇了，所以我必须小心，不断的用充分的事实来提醒自己这些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确实，这个故事太过离奇，几乎赶上乔治•奥威尔虚构的《1984》了——关于训练人们如何将政治要求内化为自身需求。置换到影片中就是如何使一个母亲将国家强行摊派的儿子确认为自己亲生儿子的过程。虽然这件事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但正是因为这件事看上去太不可能了，于是反而显现出一种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就是当一件事情显现出过分虚假的时候，那么包括公众在内，都不认为一切还有伪装的必要，于是伪装也非常容易成立。

当然，影片的重头戏不仅在于前半部分当局的伪装，更在最后公众对于警方的质询和控告上，并且因为这种质询和控告，也使得伊斯特伍德的影片回到了他一向比较强硬的立场，就是撇开母性的因素，关于一个女人如何和庞大而腐败的警察机构对抗，并且这种对抗如何对1928年的父权社会构成一种普遍威胁和不被接受的事实。

其实影片不难叫人想到2003年的《神秘河》。一方面是因为那部影片也是描画了因为成人们冷漠而暴虐地对待一个孩子，而使得整个社会被污损的情景。再来就是两部影片镜头里的场景都呈现为一种黑暗晦涩的调子，而这也确实是老克林特一向钟爱的导演手法。比如有一场戏是雨夜，暗室，警探听少年供述杀死孩子的场景，整个情节和影像的设置，实在是非常沉重压抑，几乎接近史蒂芬•金的“变态”。不过如此“变态”一般人还真是学不会，所以还是得佩服老克林特，毕竟创作就是这样一二回事，不怕“盗用”，关键是所盗要为所用，正如史蒂芬•金的调子安插进来，异常合适；再比如最后吊死杀人犯的情节处理，多少有点像《黑暗中的舞者》；又比如精神病医院的戏，也很像那部反体制的《飞越疯人院》。可见在老克林特的这部影片中，确实有着几处对经典影片的抄袭，或者说是对经典影片的致敬。但是无所谓，混搭起来，效果不错。

说回演员，虽然讲叫观众把眼睛从安吉丽娜的曲线和她那个像病变器官的嘴唇上移开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必须讲，也许这一会我们真的有必要将眼睛从这两处移开——她果然是有演技。当然这种演技也可以说是一种本色出演。她自己毕竟是膝下儿女一堆，移情移境，其实都不难塑造这种“失亲”的状态。就像前两天看的台片《爱的发声联系》里，大S演了一位非常想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也是逼真的不得了。现实里，小S生了一个又一个，她自己是只剩干看的份儿。所以电影里，感觉是来真的了。

说回《调包婴儿》，安吉丽娜被官方强制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戏，真是足。叫人一下子想起来十几年前，她和薇诺娜•赖徳拍的《移魂女郎》，十几年，膝下儿女一堆，曲线还是那条曲线。看来，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女人格外走运。至于男演员方面，饰演杀童凶手的那个家伙颇为出彩，因为几乎自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家伙的心智是清醒的，还是不清醒的，而我们都对他的动机更是一无所知。并且在他的演技中，也果然没有透露出一丝半点的嫌疑。这个演员非常成功的折磨到了安吉丽娜饰演的母亲，也异常疯狂的玩儿弄了整个国家机构。并且在最终将被绞死的时候，成功的表现了一种关于宗教的、死亡的、个人普遍的恐惧。不过这回，可惜了约翰•马尔科维奇这个“戏骨”。

总之，老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回依旧是宝刀不老，我们依旧在镜头里看得出他无比丰富的野心。看来除了安吉丽娜之外，原来老爷子这回才是最性感的。他生生把这部电影变成一只装了六发子弹的左轮手枪。而老克林特自己就像年轻时所创造的那一系列经典的警探、硬汉和镖客一样，这一次也是弹无虚发，当然射的最狠的，还是1928年美国整个强权机构的保护壳。虽然这一枪，放在今天的中国看，倒也多少有点适逢其时——就像有人讲的，虽然很多事情是“民不举官不究”。但当局当即不作为，然后还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永不作为的架势，那其实离“民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至于影片的结局，虽然说是“希望”两个字，但其实克里斯汀一直坚持的，和最后承认的那样东西，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可能性；再退一步，与其说是可能性，不如说是运气。就是说这个母亲有足够的运气抓出了那个凶手，却没有足够的运气等来他自己的儿子，哪怕在实际情况中，这个女人一直等到1985年11月，她94岁的时候。

记得肥皂剧《辛普森一家》里讲过一句话“假如念念不忘，那么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糟糕”。虽然用肥皂剧里的一句话来结束《调包婴儿》，多少显得没什么档次。但是事实上，我也的确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有另外的结束。伊斯特伍德太写实了，他在影像的最后，如常展现了一种希望。但是一个永远都存在，也有可能永远都不存在的希望，看上去却非常残酷。其实抛开影片，真不如告诉这个母亲，“此案已结，儿子已死，不必上诉，继续生活”，毕竟这样的一刀子，未必不是更仁慈。

翻譯／SAMMAX
S&S：你感覺不受類型的限制。你不怕打破常規，但也不會做的太過火。你覺得這跟現在其他的導演有不同嗎？

CE：我不會去想這樣的問題。我不喜歡太深入去觀看，因為這樣表示我沒有看到外在的東西。不過我可能是真的受到舊傳統的影響比較大。現在拍電影很多都是關於剛剛發生的外在事物，是些一時的流行。為了要拍《神秘河流》和《登峰造擊》(Million Dollar Baby, 2004)，我必須得卑躬屈膝，因為根本沒人想要拍。我拿著《神秘河流》的案子給我認識的人，但是連華納(Warner Bro.)都說「這太黑暗了。」。下一次我帶《登峰造擊》去找他們；「一個女人在打拳擊！沒人要看這種東西！」。所以我跑去找環球(Universal)，他們說：「我們已經有拳擊片了。」，我說：「這不是拳擊片，只是背景是這樣設定而已。這是一個關於父女之愛的故事。」。然後華納回頭說：「我們不希望你到別的地方去拍，但是你可以在資金嚴格控管的情況下完成嗎？」，於是我就跟他們說這片不會花費很大，而且我會像在拍《迷霧追魂》(Play Misty for Me, 1971)那時候一樣不拿錢；如果片子有賺錢再付給我一定比例的錢，假設沒有的話我沒差。這跟38年前一樣。無論如何，片子一開始進展的很緩慢，但之後就很順利了，所以說我們是正好在那個時機點上。我想我們很可能會出錯，不過至少我們拍這片不是因為這是流行的一部分，或者是因為有別的片廠在對街拍類似的東西。你必須要去做你想要做的。我們在拍《殺無赦》(Unforgiven, 1992)的時候是西部片沉寂的年代，但是我說：「這是一個特別的故事，它會有它獨一無二的特質。」。你必須依照你所相信的往前走。

S&S：從《迷霧追魂》和《春花秋月未了情》(Breezy, 1973)，到《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1995)與《陌生的孩子》，你不少影片都有堅強的女性角色。

CE：拍《麥迪遜之橋》是個有趣的經驗。有個朋友叫我去看那本小說，因為她覺得我很像裡頭的角色。當我讀了以後，我認為有太多陳腔濫調了，但同時我又覺得有些東西有點意思。在以前那種哭哭啼啼的電影；例如道格拉斯塞克(Douglas Sirk)的片子裡，常常會有一個人身患疾病或是深懷苦惱，但是這裡完全沒有。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生活苦悶的女人找到了一點刺激。小說是著重在男人的故事，但我們拍的比較像是女人的，因為她才是那個進退兩難的人：要離開她的家庭或是留下來。

S&S：大家都很驚訝你會去拍《麥迪遜之橋》，不過其實你從《春花秋月未了情》開始，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不斷地讓大家感到訝異。

CE：嗯，甚至當我把《迷霧追魂》的案子拿給環球──他們有版權只是把它束之高閣──製作人Jennings Lang說：「誰要看克林伊斯威特演DJ啊！」，我說：「你或許說的沒錯，但是這是個不錯的角色，而且影片裡面有一些關於跟蹤狂的心理，還有愛情關係中對彼此意圖的誤解，這很有意思。你要我做什麼？再十部西部片嗎？」。假如我停留在讓我出名的類型上，我今天就不可能再繼續工作了。拍三部同類型的影片還可以，拍了七片的話這就是全部你能拍的了。在坎城的記者會上，他們問說我是否會再扮演一回警探哈利(Dirty Harry)，我說：「在77歲的時候？他們會把你扔出警察局的！」。《緊急追捕令》(Dirty Harry, 1971)系列是還滿好玩的，假使我說要再拍續集，華納大概會說：「好啊！上吧，這是支票。」。可是我不想就只是拿支票而已，我想要做一些適合我的，而不是做一些可笑的事。

S&S：你最近拍了不少片。

CE：對，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神秘河流》的話，是因為我看到了書評，所以我找了小說來讀，然後我們就直接開始動工了。《登峰造擊》事實上是在拍攝四年前就給我了，不過當時我正在忙別的事情，所以這片其實是有點水到渠成的。《來自硫磺島的信》是另外一個例子，當時我們正在準備《硫磺島的英雄們》(Flags of Our Fathers, 2006)，在一次與製片Rob Lorenz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聚會中，我剛好說到：「我有在想其他的事，是關於一個日本將軍……」，之後就有一個朋友寄了一本關於那個將軍的書給我。關於硫磺島上的日本資料非常少──原因很明顯──但是我們有了相關資料，我也找了位女士來寫，她看了戰後的相關文章然後把故事拼湊出來。我拿到她的劇本之時我們正在冰島拍《硫磺島的英雄們》，所以我必須在週末趕工，這樣一來，當我們進行的時候，有了雙方的故事，我就有個整體的畫面了。

S&S：你現在算是在做任何你想做的，你會回想當初在環球和雷電華(RKO)扮演一些小角色的日子，然後納悶自己是怎麼達到今天的位置嗎？

CE：喔，會啊。當我在拍《Rawhide》的時候我曾想：「假如這就是我能找到的唯一工作該怎麼辦？」，這是演員的悲哀：每件工作都是你的最後一件。我在那個系列賺了不少錢，可是我花得很慢，因為我覺得我大概會有一陣子沒有工作。但我還是順從直覺，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黑澤明和《大鏢客》(Yojimbo, 1961)，這把我帶到了《荒野大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 1964)還有薩吉歐里昂(Sergio Leone)面前。當我回到美國的時候，有一個導演提出了一個計畫，這就讓我遇見了唐席格(Don Siegel)。一件事碰巧帶出另一件事來，我並不是事先有什麼偉大的計畫。

S&S：你會後悔沒有讓你的政治事業更進一步發展嗎？

CE：完全不會。我一直都只有做一任的想法。當時我和一群人在喝酒，試著去找出解決Carmel(譯註3)行政管理的方法，有一個人就建議我去做一任看看。市議員的任期是四年，市長則是兩年，所以我說：「市長的任期比較短，我可以去做。」。在那段期間我還是拍了《菜鳥帕克》和《魔鬼士官長》(Heartbreak Ridge, 1986)，我只是在那兩年有另外一份工作而已。

S&S：你的生涯還有什麼沒有完成的目標或是遺憾的事嗎？

CE：似乎沒有。除了說我一直都很喜歡音樂，我希望在小時候能夠多訓練和多玩一點。不過當時的環境並不好，所以我現在在弄音樂。我有寫也有玩一些東西，這純粹是我的樂趣，我非常享受做這些事情。我年輕的時候其實有些技巧，如果我勤加磨練的話，現在不知道能夠到什麼境界？Nathan Hale(譯註4)曾說：「我惟一的遺憾是我祇有一條生命能夠奉獻給我的國家。」。嗯，我會說我的遺憾是我只有一條生命可以奉獻給我自己！不過這都只是幻想而已，因為你沒有相對的知識的話你不會去做那些其他的事。回首過往，你幻想：「天啊，如果我六歲──或是二十歲或者隨便幾歲──就知道的話，我現在懂得可多了！」，但是你在某個年歲就只會知道某些事情，而且你是持續地在學習和改變，這樣很好，這會驅使你往前。如果你覺得沒有東西可以吸收了，你的腦筋就衰老了。看看奧利維拉(Manoel de Oliveira)吧，他已經一百歲了但看起來像是個六十歲的人！他到底是有什麼基因啊？我在向他致敬的場合遇見他的時候，我好像問說：「先生，請問你都是吃什麼？你是喝什麼牌子的威士忌？」


譯註3：Carmel-by-the-Sea，簡稱Carmel，位於加州沿海的小鎮，美景迷人，有許多藝術工作者居住在此。

譯註4：美國革命英雄，為美軍的間諜，在被英軍處刑前留下傳世名言：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give my country.

      片中，Walter的老师Fox夫人对主人公Christine Collins说：“Collins夫人，如果他真是你的儿子，我就把我的尺子给吃了！我不仅可以给出书面证明，我还可以出庭作证——如果必要的话，我甚至还可以去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他那儿作证。”
　　
　　1928年美国的总统是柯立芝，一位奉行无为而治、据说在任上睡了很多觉的共和党总统。他崇尚小政府，认为联邦政府只应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服务，同时鼓吹“地方自治”与“个人至上”。
　　
　　可即使生活在总统口中的“小政府”之下，Collins还是免不了要面对时刻在伺机自我膨胀的公共权力，还是免不了要含着泪看警官跋扈的臭脸；整个社会还是免不了要同Collins一同面对公务员的渎职、腐败、犯罪，亲见公民权利在权势面前的脆弱。
　　
　　我相信美国当时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领跑全世界，然而你看，现实还是会无情地提供无数似乎可以证明这种制度“虚伪”、“可笑”的例证——从八十年前的柯立芝时代，到今天的奥巴马时代。时代在进步，可黑暗与腐败仍如影随形。
　　
　　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说，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大是小，而在于政府是否有效——可这句话不能排除人们心中对于自由与权利被侵蚀、损害的担忧，因为政府可能在一时“有效”之后又给社会与每个公民带来更多的问题，因为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
　　
　　不过，还好。
　　
　　毕竟1928年的洛杉矶，报纸可以登出案件的最新进展，告知公众警察之前对这起儿童失踪案的判断错误，从而迫使精神病医院放出Collins——而不是只能噤声，或者只能集体发出同一种声音，沦为政府迫害公民的帮凶。
　　
　　毕竟洛杉矶市民可以合法地、堂堂正正地在市议会门前集会、示威，给议会施加压力，让警察担心他的饭碗，让市长担心他连任竞选的选票——而不是只能做沉默的不明真相的看客。
　　
　　毕竟洛杉矶市议会真的有权，可以召开调查警局渎职、犯罪行为的听证会，代表民意提出将队长J. J. Jones永久停职、将警局局长撤职的建议，并最终促使Jones停职、局长降级——而不是，只能每年春天，在会堂里用为行政官员鼓掌的方式来醒醒瞌睡。
　　
　　毕竟还有教会这样自治的社会团体。
　　
　　毕竟还有一个打赢过四场民告官官司的律师。
　　
　　毕竟还有一个可以仰仗、信赖的相对独立的法院。
　　
　　毕竟这么一个顽固不化、不断“骚扰”警局的女人，除了行政部门，她还有议会、法院、媒体、公民团体等多种渠道供她寻求利益的伸张——她最终得到的也不是“刁民”的恶名或一张“精神病人”的病历卡，而是多数人对一个公民与母亲的尊重。
　　
　　所以，还好，洛杉矶的这个政府还不是那么招人恨。
　　
　　所以，还好，1928年美国的社会公正还不算一个笑话。
　　
　　因为有权力的分割与相互制衡，有基本公民权的保障，有相对独立、自治的民间社会与大众媒介，才（起码）让公权力不至于膨胀成怪兽，（起码）让一个母亲失去孩子、被扔进精神病院的痛苦经历不至于化为对政府甚至社会的刻骨仇恨，而只是成就了80年后这部Emotionally gripping，sometimes disturbing的电影。艺术，总是比一把尖刀要好，不是吗？
　　
　　1928年，是Christine Collins开始执着寻找自己的孩子的第一年，也恰是美国的大选年。这一年总统大选，赫伯特·胡佛获得444张选举人票，大胜对手阿尔·史密斯，成功当选为美联邦第31任总统。
　　
　　我只是想问，我们离1928年的美国，还有多远？

       （02/14/2009）

“脆弱呀，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




整部片子似乎是窄缝子里出长气，力量都用在了紧张上。以至于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要精彩的多。安吉丽娜的表演尤其显得至关重要：一种气若游丝般的脆弱，被演绎的淋漓尽致。一步一步这么下来，影片的前半部分，看得我都绝望了。比如警官跑到安吉丽娜扮演的克莉丝汀的公司，告诉她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克莉丝汀不禁抽泣，浑身战栗。还有就是克莉丝汀向警局报案，警局电话回复说无能为力，挂上电话之后，克莉丝汀在哭泣之余，显得手足无措。影片前半部分的氛围，一方面是一种类似推理片的疑惑感，另一方面，也是非常紧要的，是克莉丝汀的脆弱感和无助感。而我在此篇文字里，试图解析的，也正是这一份看似属于女人的脆弱。

警官告诉克莉丝汀她的儿子已经找到，随后克莉丝汀抽泣起来，扮演者安吉丽娜甚至发出一些叫喊声，假如我们只是把这种表现，看作克莉丝汀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爱的话，那么我觉得还不足够。我觉得，在如此“兴奋的哭泣”里还包含一种深深的无助。所谓雪中送炭，炭火的温度只有在寒冷中才显出必须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安吉丽娜在这个段落里，表演的丝毫不过分。随后我们将发现如此无助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去火车站见“自己的儿子”，和警局的一位发言人（？）对话，说到报案时候警局说无能为力，发言人说那只是一个技术性错误，克莉丝汀不置可否，似乎没有太在意。发言人进一步想邀请克莉丝汀对媒体记者说一些话，但克莉丝汀看见火车来了，不由分说，径直跑过去。发言人话说了一半，旁边的警官补充说：Women（影片的中文字幕翻译成：女人就是这样）。这个看起来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一个词语，显得随意而普通，毕竟再伟大的母亲，也不过是个女人，对于一个女人，我们（警局）不能要求她对程序（媒体）负责。当然了，谁能料到这是一个骗局呢？

见到那个小孩后，克莉丝汀的第一句话是：那不是我的儿子。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呀。直到后来，警官一再违心地劝说克莉丝汀，那个就是她的儿子，还有那个被派去的医生从自己所谓专业知识说明，那个就是她的儿子。克莉丝汀反问道：“难道我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吗？”是呀，母亲怎么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呢？在火车站的时候，那个男孩说，这就是我妈妈，随后扑过去，抱住克莉丝汀的腿，克莉丝汀用手掩住像要失声的嘴，又开始抽泣起来。随后警官向克莉丝汀说了一大堆的类似这就是你的儿子、你要接受他、我向你保证之类的话，克莉丝汀整个人像是在做梦一样，她不晓得这是一个骗局，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暂时接受这个“别无依靠”的孩子。特别的是，克莉丝汀自己也说，或许是我自己没记清楚。之所以在这里，翻录影片情节，旨在说明，克莉丝汀的被动处境。在火车站的时候倘若还只是梦境般的恍惚，那么到警局和警官争执的时候，就绝对是一种清醒。但这种清醒只是把一个女人从刚刚的恍惚失落中稍稍搀扶起，还不足够令一个女人愤然反抗。况且她要反抗什么呢？在和警官的言辞冲突之后，克莉丝汀不得不向警官说，我很抱歉，我很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克莉丝汀在此时的努力无非是向警局说明这是个错误，以敦促警局抓紧时间寻找自己的儿子。所以当牧师告诉她关于警局的一些事情，并告诉她，他将揭露警局黑幕作为自己使命时，克莉丝汀只是说，这不是我的使命，我只是要找到自己的儿子。其实，这句话也是克莉丝汀从始至终的一个立场。而如此立场，也是很多人质疑的立场。也就是说，一个母亲只是站在母亲的位置，一个女人只是站在一个女人的位置，能否承担一个面对警局的反抗？导演有没有借助影片，将克莉丝汀的反抗进行某种升华？比如像牧师所做的那样。很显然，导演并没有那么去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导演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人物进行了深刻处理。

被关进精神病院后，克莉丝汀继续了一种类似于她之前的思路：向医院说明自己并没有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澄清错误、误会、误解，在外面是向警局澄清，在里面是向医院澄清。直到同犯第12条法规的Carol Dexter告诉她，澄清是徒劳的。医院对Carol Dexter所做的手段，对克莉丝汀来说是个转折。反抗也是在这个时候被重新诠释了。影片借助Carol Dexter之口说出的话，非常值得玩味，我将原话抄录下来：“Everybody knows women are fragile.I mean,they're all emotions,no logic,there's nothing going on upstairs.Every once in a while they say something that's a little inconvenient,they just go fucking nuts.If we're insane,nobody has to listen to us.I mean,who are you gonna believe,some crazy women trying to destroy the integrity of the force,or a police officer?”通过这段话，再结合影片前半部分里警官的一些话和作为，就不难发现一些线索。影片字幕翻译似乎有点小错误，就是那句“I mean,they're all emotions,no logic,there's nothing going on upstairs.”其中的“upstairs”，字幕翻译成“楼上”，我估摸这里的upstairs应该用的是俚语，意思是“头脑里”，意译为：“女人的头脑里空空如也，感情用事，又没有逻辑能力。况且，人人都知道，女人是脆弱的。随便一句不适当的话，都能令其发癫。那么有谁还要信任一个发癫了女人的话呢，而不是一个警察？”也许是过分牵强，但是由此联系到影片前半部分，在火车站的时候，警官看似随口说出的那个词语“Women”在我看来，并不随意，毋宁说是故意的了。特别的他告诉克莉丝汀找到她儿子的时候，克莉丝汀的表现让他彻底放心这场骗局的牢靠。一个脆弱的女人，掀不起来什么风浪，即便稍有差池，也可以顺手把责任推给那个孩子和这位抽泣起来有些歇斯底里的女人。

Carol Dexter被“电疗”之后，克莉丝汀跑过去看她，他们之间有段对话，也是相当精彩的。Carol Dexter说自己曾两次流产（她是个妓女），那是没办法（no choice）。但是这次帮住克莉丝汀是应该做的，不能总是失去反抗的机会。随后Carol Dexter说了一句脏话，克莉丝汀说这样的言辞对一个女士来说不太合适。Carol Dexter却说，这个时候用这些言辞正好合适。克莉丝汀说，是吗？Carol Dexter说，在你一无所有之时。这次对话之后，医院负责人再次要克莉丝汀在承认那个孩子就是自己儿子的一纸文书上签字，克莉丝汀借用Carol Dexter的那句脏话回答医院负责人。于此之时，观众已然能够觉察在克莉丝汀的眼神、表情里，属于女性的那份脆弱被改写了。如此改写，并不是单单出于一个母亲的爱，也不是单单出于一种对权力的反抗，而是出于一无所有。也正是在这个一无所有的位置，克莉丝汀的反抗和牧师的反抗是不一样的。牧师出于上帝之意，将反抗作为自己的使命。而克莉丝汀从始至终，只是要找到自己的儿子。正像克莉丝汀告诉那个小男孩的，她的儿子就是她的一切，是支撑她生活的力量。同时，在这个一无所有的位置，那个起初被我们感觉到绝望的女人之名，获得了另外一种深刻的含义。脆弱恰恰是最内在的理性，是理性之心，假如理性有心的话。脆弱也被改写了，并且如此改写，并没有刻意把反抗升华为一种运动式的、宣言式的或者革命式的。于一无所有处的反抗，既不可被他人借用，也不可被自己无知。被他人借用则失去了那种原发的爱，被自己无知，则使自身处在威权下的困境之中。写到这里，倒让我想起来《V字仇杀队》里的艾薇，在经受一番由V精心设置的“折磨”之后，呼吸局促，在V的鼓励之下，终于接受自己的脆弱（父母因为反抗政府而死，自己虽然也深知现在政权的危险，但没有勇气反抗），电影在这个时候，让艾薇处在一场上帝之雨中（西谚：上帝在每一滴雨中），从而确立那个接受了自身缺失的自我。尽管说影片《The Changeling》并没有如《V字仇杀队》那种的诗歌般描写，但是作为一个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影片，导演起码在人物内心变化的把握上，未失水准，既不拔高，也不降低。

脆弱并不算什么，算什么的是我们把脆弱当做一种过错。假如说女人的最大缺失在于脆弱的话，那么男人的最大缺失恰恰在于掩盖自己的脆弱，不论以何种名义。于一无所有处的反抗，并不是要给脆弱穿上革命的坚强衣裳，也不是消灭自身之脆弱，而是接受脆弱，去理解脆弱。对于克莉丝汀来说，贯穿影片始终的那份脆弱、那份哭泣，何尝不是一种爱呢？如果没了这份爱，脆弱被削减的同时，反抗也会被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