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他是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

我不明白，中国人看问题总是翻来覆去看。看来看去，把好事看出许多毛病来了。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麻木，中国是在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当我们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时候，代表团也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绝签字的任何指示。我一直沉默着，血是冰冷的，周围却是一呼呼的热浪，是民众使整个国家把你推到一个历史的坐标位。当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之约口述我的历史时，我还能感到1919年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的那股烈火。

当年的许晴风姿绰约，笑起来的酒窝更加娇羞可爱；当年的陈道明同样儒雅老练；当年的何政军初显亮剑里政委的影子。这个片子，显然比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的“建系列”的庆生大片耐看许多，殊不知是我党宣传策略的退化还是民众的恶趣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单说中国外交和顾维钧。恰巧今天在地铁上一直在重温唐德刚的《晚晴七十年》。他提到中国近代史出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那半个算是顾维钧了。但是，只有顾维钧科班出身，他11岁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3岁考入圣约翰书院，16岁自费赴美留学，17岁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1岁获得学士学位，24岁获得硕士学位。因此，顾维钧可以说是一路上喝着洋墨水长大的，那么对国际法和外交规则了若指掌，行事风格也符合西方的外交礼仪，自然很容易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和好感。但是，彼时的中国是独立于西方规则之外的弱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丛林里，可以有机会迎头赶上也可以有理由任人瓜分，但最要紧的是面子不能丢。在古老的国家里，礼数和宗教的仪式要高于国家利益，以为这是皇权专断的唯一来源。片子刚刚开始，顾维钧便遭到法国暴民的侵袭，面容不堪衣容不整，但他还是来到了摄像机镜头：规则比面子要远远重要的多。这就是为什么最后陆徵祥决定离开巴黎的时候顾维钧依然争辩“我们还有机会”，规则给你上诉的机会，你便要利用，切不可感情用事，被别人钻了空子。当然，顾维钧最为出色的表现还是第一次和日本公使争论山东问题。他首先掏出日本公使的怀表大做文章，利用日本人之口说出反驳日本人自己的话，然后扩大概念的外延，把情感渲染到最大化；接着便抛出那有名的“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不仅震撼欧美代表，而且从心理上把中国问题转换成欧洲乃至世界的普遍问题，最大程度的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最后，拿出中国几十万名劳工在欧洲战场洒汗流血的照片，有力的反驳了日本人所谓“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的说法，精妙绝伦。这一篇慷慨激昂的辩词，基本上遵循了反驳-摆出论据-立论的路线，而且感情穿插在每一个环节中，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感染人的效果，简直妙极了！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失败，但他无疑成为外交界的新星并开始在民国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 虽然顾维钧如此出色，但是唐德刚还是吝啬的把他列为那半个外交家。那么周恩来和李鸿章为什么能得到如此褒奖呢？其一，他们两个人都是首相兼外交部长，可以和国家最高权力和机构直接对话；其二，他们都非科班出身而凭靠“外交天才和个人魅力”征服群使，以致基辛格终生成为红色政权“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好的代言人”；第三，当时的环境无非是“内劝昏君，外御强权”。中国自从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便再无外交问题，设立的理藩院成为“司局级”单位也是把外交问题化为“内交”。唐德刚先生说古代中国的朝廷便是现代的联合国安理会，我看不假。到了现代，由于对外战争的回应，清朝慢慢开始建立现代的外交制度。外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就像一件衣服，人只有穿了衣服才能从容的走在大街上，否则和怪兽无异。选择历史逻辑，按照天才外交而不是外交规则并获得规则的高度认同，审慎得调和权威和弱国之间的身份落差，推动国家进步，便是周和李的过人之处吧。 几个有意思的历史片段： 一、1948年中共发布的“国民党战犯”43人名单上，顾维钧位列第22。 二、1946年顾维钧在1924年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以致于他认为后者失去了理智。 三、1919年陆徵祥任外交总账率领中华民国参加巴黎和会，最后拒绝签字，但其参与过签署“二十一条”。 四、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华民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顾维钧也是其延揽到外交部而始有所作为。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而是事件被讲述的年代……它代表了面对当前纷纭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尊重世界各个民族，也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尊严……”[1]这部电影拍摄本身之目的，即包含着对于当代民族情感的表达，而并非是描述历史本身。“艺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当今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往日，我们回顾这部电影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民族情感的宣泄，而是将其中成功的部分抽离出来，借鉴到当今的文艺作品创作中，同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

这部电影是一个“命题作文”，是“五四”运动的献礼之作。从这个角度上，这部作品是极其成功的，它出人意料的将叙述的视角放在了当时并不为公众熟知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身上。两位编剧直言：“我们一直希望突破一种意识形态讲述历史的模式。只要公正客观，任何人都可以是历史的讲述者。”[2]在选材上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电影。

但某种意义上，电影中的顾维钧并非如编剧所言，是单纯的“历史的讲述者”。而是被理想化的“历史的创造者”，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顾维钧确有贡献，这种贡献是在代表团内外交困之际，挑起重担。而非一味表现出强硬。

这种“理想化”贯穿了整部电影，表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只表现顾维钧在外交中的强硬态度，却没有表现在场各国的实际利益冲突。给了观众这样一种误解：只要腰杆硬起来，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忽略国家关系博弈的做法，同时也造成了戏剧矛盾的弱化。

但实际的历史之中，矛盾比之电影更加丰富。代表团实际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于外，政府不愿承担签字的责任，并不给出明确指示（事实上国内还发生了内阁的更迭）。而国内舆论对这一外交失败导致了群情激愤，实际上不签字需要勇气，签字则更要有身败名裂的准备。

而代表团内部，各个外交官之间的意见本来就有分歧，更何况代表团内部本身包含着南北两个政府的代表，立场也有所不同。在临近签字仪式的时候，整个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房，不在掌管代表团的事务了。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肩负起了最后的外交努力。

而在电影之中，冲突过于单一。尽管有一定的气氛渲染，但是仍然使观众觉得顾维钧等外交官做出决定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这在事实上弱化了戏剧冲突。而“顾维钧演讲，各国首脑称赞”这样的桥段，更是让如今的观众更觉得尴尬，也弱化了电影的真实感。

说到这里却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一部电影——《至暗时刻》。整部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其中戏剧冲突表现的很好。那如今的高水平电影与90年代末不成熟的国产电影比较自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的比较更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缺失的是什么，需要补足的是什么。在《至暗时刻》中，整部电影的场景很少，但电影的光影随着丘吉尔的不断矛盾的心境在变换，最终，电影结束于丘吉尔自身重拾了信心，他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讲——“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投降”。《我的1919》中同样场景不多，但戏剧矛盾却浮于表层。

这种理想化也一直贯穿至电影结束，编剧虚构了顾维钧在签约仪式上的演讲，并将电影结束于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记述：“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拒签被认为伟大的目标，而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人，也被理想化为一个“完人”。正如邓野所强调的，“历史是多种矛盾、各种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总和，而不是单方面意志的结果。”[3]电影中的顾维钧更应该回归一个“历史的讲述者“，而非一个理想中的”历史的创造者“。

[1] 胡克. 《我的1919》剧作评析[J]. 当代电影, 2000(2):5-7.

[2] 黄丹, 唐娄彝. 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剧本创作谈[J]. 电影艺术, 1999(6):12-32.

[3] 邓野.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86(2):131-146.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至今仍令人所赞叹折服。 而顾维钧正是这样一批人物中的一位。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纵观其一生，唯有赞叹：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

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 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正在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上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著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1932年4月14日，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左）与国际联盟调查委员在大连）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再后一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五百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前排左起：王云五、顾维钧、丘吉尔、王世杰、胡霖）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写过《顾维钧传》的肖岗回忆：“知道他的名字，始于将他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画。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顾维钧的外交活动踪迹，常常是学校师生乃至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顾维钧在国联控诉日本的侵略了’、‘顾维钧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今天，图书馆里，灰蓝色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摆放得整整齐齐，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显然少有人问津。这个人，已经成为一段传奇，不知能否成为一笔财富？

本文摘自：《民国风度》 作者：徐百柯

满怀热血的看完电影，心中仍愤愤不平。

弱国无外交。

书本上的一句话展现在眼前的是鲜活的历史。

真实更具有万钧之力。外交官的使命是完成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而当国家和四万万人民的愿望相背离的时候，该作何抉择呢。

中国很艰难，中国人民很艰难。外交官更艰难。

看完电影更让我了解了巴黎和会的诡谲复杂，列强的狼子野心和唯利是图，步步紧逼，国家卖国贼的懦弱迂腐，自甘堕落。

中国代表团顶着重重压力，义正言辞的站在礼堂上，伸张自己的立场。

“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四万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是啊，多么荒唐可笑、多么无理的要求，日本凭什么在会议上大张旗鼓的叫嚣。

可无论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多么义正言辞，多么符合规章条例，列强各国仍是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公馆里陆征祥的眼泪，多么无奈又心酸。

“我是个软弱的人，我没有勇气拒绝签字，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去签字，不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举国震惊，学生和工人自发组织游行。

“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梦想。

我时常会想，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会是哪一个群体，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是街边热血游行的学生还是扛枪上战场的革命者。

我想，首先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那个年代令人难忘之处就是在于，绝望和迷惘交织中仍有一些清明和希望，仍有一群举世无双的国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斡旋，辗转流离。

是五四运动唤醒了沉睡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

“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沉重的一天。”

感谢所有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所有中国同胞，顾维钧不应该被忘记，历史英雄不应该被忘记。

最后，记录我最喜欢的两段独白。

"请允许我在正式发言之前该大家看一样东西。

"……进入会场之前，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牧野男爵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哲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不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高兴能代表中国参加这次和会。我自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是代表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这里发言。刚才牧野先生说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请看！

"战争期间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十四万。他们遍布战场的各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在流血，在牺牲。

"我想请大家再看一张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墓地照片。这样的墓地，在法国在欧洲，就有十几个。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

"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讨论中国山东省的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合法权益，也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哭泣，世界也不会得到安宁。

"我的话完了，谢谢，谢谢。"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

"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

"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