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

类型片大多我并不感兴趣，正如武侠小说一样，当其开始类型化后，就意味着不断地进行自我模仿，而艺术性正是在一遍遍的模仿中丧失的，但是在某一时间段，大众却常常沉溺于类型片，这应该是人类对于追求智力普遍存在的惰性，所以武侠小说，看几部优秀的即可，过多的阅读实际上只是虚掷精力。

因此，此处将选择十几部优秀的武侠片来进行比较和归纳，也是为了不必像玩一个游戏一样，反复重复类似的过程。

首先，关于类型片，需要进行下区分。针对武侠片，常常容易混淆的几种类型片为：动作片，古装片，功夫片，战争片。由于武侠大多是一个历史概念，新中国后应该就不存在这个概念了，所以很大的部分都是什么到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所以很容易以历史为背景，那么不可避免会与古装片混淆，但是民国服装实际上已经不算做古装了，但是以民国为背景的武侠片也不少；至于动作片，则只是电影的一种要素，即使是现代商业片，动作片也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武侠片大多设计打斗，自然也难免有动作戏；至于功夫片，则是从武侠片衍生的一个概念，武侠小说为了方便表达，常常起一系列名称，尤其是金庸小说，如降龙十八掌等，此外传奇功夫，后续民间功夫则是有考据的功夫，如洪拳、咏春拳等等，有时间倒是可以考察下中国功夫的真实性，功夫片区别于武侠片在于强调功夫，而不在于侠义和江湖；至于战争片，常常也会以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方式来表现战争，其中设计武术和侠士的也不少，区分则在于以何为主，战争片常常揭示权谋和苦难，而武侠片则在于江湖和人情。以上四种，功夫片与武侠片最难区分，因为存在衍生关系，如下面要讨论的《功夫》，此处也算作武侠片，当然更是功夫片。

言归正传，谈谈筛选的这17部影片，如下：

实际上，武侠片是有差异的，而且根据其特点可以进行分类，可分为三类：

其一：以张彻、徐克为代表的旧武侠，此类武侠片大多以武打动作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而且比较模式化，多有续集，是比较迎合市场的商业片。

其二，以李安、王家卫、徐浩峰为主的新武侠，此类武侠片常常弱化武打，或者符号化，武打动作具有设计性，其内核为文戏，表示社会关系，人情等，《功夫》可以归为此类，但是又保留较多的旧武侠元素。张艺谋的《英雄》和《影》也应归为此类，但是就像某个评论所言，张艺谋的某些电影只有能指，没有所指，这也许是以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的最大缺点，电影应该作为一种叙事语言，编剧能力是导演不可或缺的。

其三，以胡金铨、侯孝贤为主的后武侠，只是以武侠为内容，呈现一个全景式的武侠图景，此类武侠片将会成为武侠片继续突破的方向。

以上17部片按照以上归纳，所属类型如下：

以上《绣春刀》有点新武侠味道，但是不是很强，可能是为了适应市场，过多融入旧武侠的打斗元素。

2023/4/15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胡金铨”这个名字逐渐演变成我们对于华语电影文化辉煌历史的最大寄托之一。在他之前，除了在美国长大的李小龙风靡世界，其他华语电影人尽管在东南亚华语电影市场上风生水起，但在主流世界影坛一直默默无名，西方影评人对很多华语导演的了解仅限于印在海外华埠电影院门口海报上一连串难以发音的英文名字而已。

1975年，胡金铨登上戛纳的领奖台，凭借《侠女》领取了最佳技术大奖，并被英国《国际电影指南》评为1978年世界五大导演。这让西方电影主流评论界猛然意识到，除了看上去粗制滥造大呼小叫的B级香港拳脚片之外，华语电影界也有这样拍摄技术精湛，剪辑观念前卫，其影像实验性尝试的新鲜程度和内涵不亚于各个西方电影新浪潮流派的导演。将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以引领潮流的姿态推向了艺术欣赏的层面，这是胡金铨的功绩，也是从未被影史学者们认真定义的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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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最新推出的纪录片《大侠胡金铨》中，导演吴宇森、徐克、许鞍华，影评人舒琪、焦雄屏、闻天祥，胡金铨曾经的合作者洪金宝、石隽、徐枫、吴明才等人轮番出场，介绍胡金铨的电影拍摄手法，技术手段以及不同于前人的特殊剪辑观念。

这些褒扬都聚焦于胡金铨出色的个人电影技术才能和一丝不苟不能妥协的职业品格，但鲜有人提到胡金铨的创新在电影观念、理论和整体技术手段革新上产生的开创性引领作用。正如四十年前还是《电影手册》撰稿人的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在他的文章《胡金铨：流落他乡的巨匠》中形容的：胡金铨的视角“只关注于宏观的未被实质感知的事物，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胆将一系列细节事件构筑成整体……这是一条甩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个人化道路，以宏观姿态看待电影，将其剥离于解读西方艺术的线性逻辑和封闭理性之外”。

在胡金铨之前，尽管古装戏曲历史电影受到传统中国舞台艺术的影响，已经在形式上呈现出一些和西方电影不同的美学特点；但整体上，华语电影依然处在被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形式、技术与技巧所主导的大框架下。胡金铨在1966年拍出了《大醉侠》，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物个性鲜明、节奏清晰、步调紧凑、动作设计耳目一新的新武侠电影，更重要的是电影的核心构架产生了有趣的偏移，它的重心由“讲故事”开始向某种纯粹而表现主体模糊的“姿态展示”转化。

作为京剧迷的胡金铨，深受京剧“表演先于叙事，姿态重于表意”的舞台美学原理影响。在《大醉侠》中，他确立了以京剧舞台套路为基础的动作姿态表现重点，并以惊人的创造力在拍摄过程中革新了大量电影拍摄、剪辑和场景设置技巧，让技术手段不再围绕着单一叙事目的服务，而演变为动作展现的载体。

这是我们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里所看到的崭新影像组合：它吸取了京剧舞台表演节奏而引入“打-停-打”的动作流程设计思路；在“构建剪辑”基础上打破了动作连贯性的画面组合；突破了包含“轴线原则”在内的好莱坞镜头拍摄组接规范，带来了崭新视觉美学体验；在封闭有限的空间内设置大量挑战演员肢体极限的华丽动作；将表现重点从“表意叙事”转为“姿势和姿态渲染”，从而带来影片整体观感抽象氛围化的独特效果（“如果情节简单，风格的展示会更为丰富”）。这些都是华语电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拍摄观念和技术手段。

在胡金铨之后的华语商业电影，无论是武侠片、功夫片还是后来的警匪动作片，都受益于他在六十年代下半程的银幕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哪位电影导演，他所采用的导演技巧、动作设计、场景构建和镜头调度原则都可以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中找到出处。仅这一点，就足以确立胡金铨在华语电影史上巨匠的地位。

还不仅如此：当阿萨亚斯提到胡金铨“甩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个人化道路”和“剥离于解读西方艺术的线性逻辑和封闭理性之外”时，他很可能指的是《侠女》中竹林大战一场，由最短仅有四格的画面组合所创造的瞬间运动视觉体验效果。在其中我们无法辨清身体所处的时空坐标，而仅有对肢体脱离时空界限而产生的姿态性感知。时空坐标尽失的感官体验状态在吉尔·德勒兹的著作《时间-影像》中被称之为“影像的解域化”，这是他最为著名的电影理论概念之一。在《大醉侠》之前十年，西方电影发生了电影诞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开始摒弃渗透着“美国梦”逻辑的模式化表现手段；在罗西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帕索里尼、戈达尔、李维特和侯麦的影片中，固定的时空呈现体系开始垮塌，银幕上的战后废墟、姿态化特写、整体色调的无因嬗变、声画错位、手持摄影和断裂跳跃的剪切无不在持续颠覆旧有固化叙事逻辑，用失序的空间和时间跳跃颠覆统治西方经典艺术的理性主义思潮。

从这个角度看，胡金铨是第一位有意识地跟上世界电影革命潮流的华语导演。更特殊的是，他是从传统中国舞台艺术汲取养分，在京剧表演的姿态性中发现了“时空消退”的魅力。正如美国电影学者戴维·波德维尔总结的：在“少胜于丰”的指导思路下，胡金铨的“惊鸿一瞥”式表现手法呈现出了独属于武侠电影的本体性意识。而戛纳电影节褒奖胡金铨的，并不仅仅是他在物理层面上于《侠女》拍摄过程中运用的那些崭新技巧；而更是透过这些技巧，电影突破了时空界限而回归到初始感官感知的本体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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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侠胡金铨》还给我们展现了胡金铨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他对每一部电影的拍摄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从未对商业票房压力妥协退缩。这导致他在《龙门客栈》之后的每一部电影都耗资巨大，拍摄时间横跨数年之久。而它们也再未取得如《龙门客栈》一般的商业成功。胡金铨因此成为了电影商业体系内不受欢迎的人——没有多少制片人和电影公司愿意和一位不断超支超期却又无法带来商业回报的导演合作。

另一方面，胡金铨对电影的精雕细琢和他个人生活的自由随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几乎没有对生活的具体规划，连婚姻大事都是兴致所致冲动而行——在见过钟玲一面后隔天就打电话求婚；而他去世后账户里仅仅留下了一两千美金。

他一生颠簸流离，足迹遍布香港、台湾和美国，却始终无法在一个地方真正安家，用他自己的话，在哪里都是“过客”。与此同时，他又无限怀恋那个曾经渡过童年的北京：他幼年时家境富裕，住在板厂胡同的大宅院，家里甚至在颐和园和北海都放着私家游船，可以随时去乘坐游玩。后来尽管他孤身一人来到香港，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不得不靠打短工做校对才能维持生活，但童年富足的生活带给了他不能磨灭的影响，使他终生都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而执着坚持自身的原则。

他痴迷京戏、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于绘画、又有激荡满腔的家国情怀。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审视，他几乎和1949年南去香港的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们远离了政治的喧嚣，寄寓在小岛一隅，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低头，但内心却孕育着宏大又超越时空的情怀，一有机会就会用各种方式尽情释放出来。

对于胡金铨来说，释放胸中情怀并以此回应现实的方式，就是用灵光四射的技巧和想象力创造独特的银幕江湖世界，在其中寄托情怀舒展志向。可以说，在他的同辈电影人中，他是最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气质的一位。与同一时代报业文学圈中的金庸在文化身上份遥相呼应。

不过，也正是这样不拘一格游走天下的任性文人性格，让他不融于那个“实力和实利”当道，用金钱和地位衡量身份的商业社会。他在八十年代初陷入困境，被制片商拒绝而远走他乡，构思的电影拍摄计划不断流产，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士大夫精神在当代社会中衰落和消亡的标志性后果。一个以理性商业原则为基础运作的世界，并不会为一位具有人文情怀和个人抱负的“雅士”留下特殊的生存位置。正是这时代和身份的逐渐错位，给胡金铨带来了晚年带着悲剧性的落寞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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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的《忠烈图》之后，胡金铨的电影生涯开始步入下坡。这期间尽管他倾尽全力同时拍摄了《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但是商业反响都不尽如人意。我们也能看出，在不断求变的同时，当他摆脱以动作为主轴构思一部影片时，便开始显现出一些比较致命的缺陷，比如文本表意上的羸弱、单调与浮于表面。

和同时代的其他华语大导相比，胡金铨的作品既没有张彻的猛劲霸气，又缺乏李翰祥的精巧心机，更不具备楚原的灵动飘逸。他的影片带着特独特的胡式戏剧性间离特点：当它和紧凑华丽的动作场面结合一起时，塑造出了良好的抽象氛围感；但当动作的光环在影片中逐渐褪潮，这僵直又充满断裂感的抽离便成了阻挡观众产生共情的“感觉障碍”。这大概是为什么《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在彼时观众中遭受冷遇——文本结构的淡泊和抽离氛围的生硬将观众从共情场中隔绝开来，让影片无法产生商业电影本该具有的娱乐化刺激效应。

胡金铨尝试用宏大的音画组合和与时政背景相勾连的文本指涉填补剧情叙述上的空白，但他的另一个劣势也因此暴露出来：在精湛的电影技巧和技术之外，他并不是一个具有犀利道德批判意识和机敏文本表意动机的创作者。与同时代的导演如李翰祥或者楚原那些入世又充满调侃意味的市井风味作品相比，我们能感到胡金铨电影世界曲高和寡的鲜明质感反差。也许是胡金铨本性的“单纯”，让他的作品无法真正做到“入世”而体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由此和现实产生映照勾连。而在八十年代初的银幕上空泛地渲染家国情怀，进行历史隐喻已然显得过分老派，特别是和崭新涌现的一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人相比起来。

现在回看胡金铨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他无疑是一位电影技术与技巧的巨匠，是对电影本体有着灵光四射敏锐体察能力的天才。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止步于此。旧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视野和自身过于随性单纯的个性限制了他向前迈进的脚步，而无法用电影做出更有针对性的的有力表达。当我们观看《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这样在局部细节上充满精致巧思的作品时，既为他技艺的精湛而扼腕，又会面对着架空的壮丽画面和音乐而疑问：它们的表述目的何在？中国文人艺术传统的浸淫既成就了胡金铨的高度，又是他更进一步的无形障碍。这无疑是他电影导演生涯中悖论又遗憾的一页。

(首发于《虹膜》电影公众号)

文/陈令孤

这部纪录片不是介绍胡金铨导演的生平，而是讲述他的几部代表作品背后的故事，他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方法。

以石隽重回故地为主线，再加上对徐枫、郑佩佩、徐克、吴宇森、洪金宝等人的采访，比较系统地展现了胡金铨的电影观。

今天已经没人能拍出胡金铨那样的作品了，因为没有他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素养和气质。但一些创作原则，还是值得学习。

要点摘录如下：

胡金铨不懂功夫，但懂得视觉，知道如何把动作拍的好看，又逼真。他重建了一种武侠片的感觉。

以编舞的方式拍动作，重姿势，重节奏，拍出了侠的潇洒，动作的逼真性，但并非功夫实战。

人物走路压着脚步，然后一拥而上，短兵相接后，立刻分开，再交手，再分开……形成节奏和气氛。

动作紧跟音乐（京剧鼓点），有起有停，有韵律感。吴宇森学到了这一点，用到了《英雄本色》。

精细的分镜加多镜头剪辑，让画面变得丰富好看。这是胡金铨从美国西部片和日本武士片中学到的手段。

片中有大量的人物行走镜头，人在景中，景随人动，非常好看。

《龙门客栈》创造香港开埠以来所有中西片的票房纪录，开创武侠片黄金十年。在台湾也是创造了历史纪录。

他重视每个人物的造型，包括服装、帽子、兵器、道具等，从中国画中汲取营养，极为考究。服装的颜色，也讲求和环境搭配。

依据故宫博物院的《玄奘取经图》，设计了《山中传奇》里石隽的背篓。

客栈、寺庙等狭窄空间中的调度，背景随镜头移动，不断进入中心，形成丰富的视觉效果。李安的《卧虎藏龙》即学这一点。

胡金铨喜欢出外景，找原始的、天然的地方。他喜欢拍河床上的大石，影片中有大量的山石、巨石场景，画面干净，且厚重有力。

勘景时，别人用相机拍下来，他用速写画下来，像分镜头一样，心中对戏已经有了构思。

搭建场景注重质感，一根柱子，一片植物，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事无巨细”。

一旦搭好了景，从早晨到正午到黄昏，每一个时间都会拍到，每一处角落都进入片中，不浪费一分钱。比如《侠女》中的将军府。

利用自然光、阳光、月光、珠光，创造光影美学。不同光源交替时，形成画面层次。

自己给演员设计造型，逛街时看到哪顶帽子有特点，立刻就买下来，回来改一下，用到人物身上。

《侠女》中徐枫在竹林中从天而降的戏，是在日月潭拍的，她跳到水里，但拍摄用的宝刀，沉到了潭底。

胡金铨不喜欢用威压，片中大量人物跳起的镜头，是用弹簧床来拍的，不高不低，节奏刚好。

他从农民烧垃圾的烟雾中得到灵感，拍摄时喜欢大量用烟，作用是构成中国画的留白美学。开拍时，先喊放烟，再喊action。

重视演员的眼神戏，眼神要定格，眼神的移动，也是视角的转换。

最爱用的男演员石隽，长得并不帅，甚至有些丑相，但胡金铨觉得他身上有书生气质，这是现代人没有的，坚持用下来。

古代知识分子喜欢寄情山水，而胡金铨的电影就是追求这种境界，把这种文化形态拍出来了。

《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是套拍，去韩国取的景，胡金铨想传递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概念，但没有《侠女》出名。

他不只是一个导演，他是一个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艺术家。

先看了《大侠胡金铨》的上半部分，可能是接近四个小时太长，所以留了个“中场休息”，这本身也是很“老派”的作法。虽然下部曲名为断肠人在天涯，会涉及到更多的地方，但那个第一部分，不了解的人可能真会觉得胡导就是个中国台湾导演。虽然从制片公司或者部分拍摄所在地，没准可以这么说，但香港影坛对于胡导演应该才真正具有培养和传承的功用，而台湾那边，之后几乎就找不到多少胡氏武侠片的遗韵在了。而且恰恰如同我对于此纪录片预告的观感，开头出片名字幕时，那个应该是在车上向外拍的树丛流动光影，其实更容易让人联想起黑泽明，而不是胡金铨导演……所以与其找一帮故交来谈往事，还不如将胡导演放到一个更大的影史坐标中，比如与黑泽明的比较这种思路，可能会显得更有意义与建设性。另外片中影评人兼导演舒琪提到胡导演的电影，包括每一场戏，之后都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大意）……那是否应该以此为题，深入探讨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仅仅把所有的原因，单纯归结为他的天赋异禀，似乎有点肤浅。

关于胡金铨的出生日期流传有多种说法，譬如网上的一些百科所记载的胡导的生日为1932年6月3日或4月29日，比较权威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的香港影人小传“胡金铨”条目记载的胡导的生日是1931年4月29日，美国加州玫瑰岗墓园中胡导的墓碑上刻印的生日是1932年4月29日。众说纷纭，那么胡导的生日究竟是哪天呢？

下面列举三种比较重要的资料中关于胡金铨生日的相关记载：

1、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胡金铨述；（日）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著；厉河，马宋芝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0），第一章 1932—1948： ○ 首先想问问胡金铨导演你的成长经历，据资料显示，你是于一九三一年出生的吧？ ● 不是一九三一年，我是于一九三二年在北京出生的。后来去了河北省井陉的煤矿坑，在那儿念过一下幼儿园，那时的事情已不大记得了。但记得在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又返回了北京。我是一九三二年出生，所以那时是五岁。资料上说我生于一九三一年，但正确的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当时不是直接就回北京去，而是先到汉口，但后来是什么缘故又回到北京，由于年纪太小，已记不起来了。这些事情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最小的姐姐（胡京芝）告诉我，我才知道的。当时年纪太小了，故并不记得。

2、胡金铨电影传奇（胡维尧，梁秉鈞主编, 明报出版社, 2008.3），胡金铨导演生平年谱（胡维尧编撰）：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壬申年三月二十四日）胡金铨导演生于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对于他出生的年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一九三一年，有人说是一九三二年。一九八二年胡金铨应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之邀作演讲，按他自己写的履历，是一九三一年（见右页）出生。以前的人出生是按农历计算的，后来才使用公历，有可能是转换时差了一年，也有可能是他记错了。我认为以生肖推算出生年份应该不会有差误。胡金铨属猴是无疑问的。导演知道我女儿属猴，常对她说：“你是小猴，我是老猴。”这说明胡导演属猴的；钟玲教授也说胡导演属猴。查《万年历》，三十年代初的“壬申年”应为公历一九三二年。胡导演移民美国时曾托大侄子胡培在北京替他办理一份出生证明书，上面的出生年份也是一九三二年。因此胡导演在接受日人山田及宇田访问时自己也更正说：“不是一九三一年，我是于一九三二年在北京出生的。后来去了河北省井陉的煤矿坑，在那儿念过一下幼稚园。但记得在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又返回了北京。我是一九三二年出生，所以那时是五岁。资料上说我生于一九三一年，但正确的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胡金铨述，山田宏一、宇田川幸洋著，厉河、马宋芝译，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发行。)

胡金铨电影传奇p106

胡金铨电影传奇p107

3、胡金铨回忆录（手稿）：先自报家门：我是一九三二年生于北平，有一次不记在什么表格里上误填成一九三一年，就这么一路“误”到现在，改起来实在麻烦。生日原是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每年换成阳历，太复杂，干脆就改成阳历四月二十九日。反正我属猴，比药王圣诞晚一天。至于什么时辰，从来就不知道，所以这一辈子没批过八字儿。

胡金铨回忆录（手稿）

一般民间将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定为药王孙思邈的生日，比药王诞辰晚一天，那就是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查了一下日历，1932年阴历4月29日换算成阳历应该为6月3日。

万年历

所以，根据胡金铨本人的自述、回忆录手稿及其侄女胡维尧的考证，胡导属猴是无疑的，他的生日应为1932年阴历4月29日（壬申年，猴），换算成公历应该为1932年6月3日。如果对此有疑问，希望各位方家能给出更靠谱的佐证材料。

分上下两部，全景式展现了一代电影大师胡金铨六十余载人生。

第一部从事业角度，以胡金铨御用男主石隽为叙述人，简单介绍了早年演员生活，着重介绍并故地重游导演在70年代的多部佳作，以及80年代被市场抛弃后，尽力抓住一切拍片机会。

第二部则是介绍他的私人生活，看这部我基本是从头哭到尾，导演太不容易了，本来是个小少爷的，结果孤零零一人来到香港，钱被偷了，要不停打零工，爸妈也都没有，看似风光，处处都要省钱花，想去大学教电影，有戛纳技术大奖又如何，没有大学文凭也教不了，这点大陆和湾湾真是同根同源没有啥不同哈！只能靠写小文章挣点钱，因为自己的画风也落伍了！最后手术钱都是借的！好不容易遇到红颜知己，1700万就能拍华人血泪史了，功败垂成，否则电影史会被改写的！

导演生前苦哈哈说自己没有钱，但收获这么多好朋友也是财富啊！石隽感谢他的培养，承认他们是师徒关系。郑佩佩寄语他下辈子活得轻松一些。大家那么感谢他的栽培，不是耍耍嘴皮子的那种，是在他生前就陪着他，石隽给他交10年劳保。他培养的几位长相大气性格坚韧的女主角，这帮女主角在生活中也是雷厉风行独当一面的，跟徐枫那几部佳片，都是徐枫自己掏腰包修复的；跟彭雪芬那部大轮回，也是彭雪芬掏的钱修复的。颇有种善因得善果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