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写手

近日，曾在2023年荣获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以及「最佳编剧」两项大奖的影片《银河写手》正式在全国银幕公映，当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委对这部关注电影行业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编剧”的喜剧作品给出这样的荣誉推介：「这是情真意切的情书，写给电影，写给电影人，也写给在生活的风浪中颠簸飘荡的每个人。有闪光之处必有群声鼎沸，那是梦的声音」。

「导筒directube」本期带来这部作品的两位导演也是编剧——李阔与单丹丹的专访，听他们分享关于在首部长片创作之前经历的时光。

「导筒」专访——电影《银河写手》

导演李阔、单丹丹

电影《银河写手》海报

《银河写手》

Galaxy Writer

导演: 李阔 / 单丹丹

编剧: 单丹丹 / 李阔 / 高群

时长：106分钟

语言: 汉语普通话

剧情简介：一个不听任何修改意见的编剧（宋木子 饰），一个什么修改意见都听的编剧（合文俊 饰），一个自大，一个胆大，组成银河系最强（ruo）乙方，向顶级甲方公司发起才华挑战。

李阔

李阔，陕西西安人，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编剧导演作品《火星司机》入选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参演过三百多场话剧，作品包括《蒋公的面子》、《暗恋桃花源》等。

单丹丹

单丹丹，山东威海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青年导演、编剧。电影《情圣》剧本统筹；编剧作品《火星司机》入选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话剧作品ROAR!ROAR!、《不咸山》、《杀兔记》，多次入围乌镇戏剧节。

电影《银河写手》海报

专访正文

导筒directube：两位最初是如何开启各自的电影创作的？

李阔：因为小时候爱看电影、爱模仿，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表演专业。在学校的时候演了一部校园话剧《蒋工的面子》，在全国巡演了很多场次。毕业后没遇到合适机会，就先回老家做了一段时间的销售工作。

2014年的时候赖声川导演在北京筹备《暗恋桃花源》青春版，我就去面试了，最后在剧团留了下来。那次巡演结束后，我去了开心麻花学习话剧，在那边当了半年多的演员，因为各种原因加上挣不到钱，就演不下去了。当时就学着当枪手，给人写东西，因为小时候确实喜欢看小说、喜欢写东西，所以写着写着发现自己也能写。

编者注：2014年赖声川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青春版举办星秀大赛，脱颖而出的选手可以参演青春版《暗恋桃花源》排练和正式巡演。左图：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摄）右图来源：客家新闻网

我觉得编剧分两种，一种是纯粹写剧本的，最终成稿的编剧，另一种是头脑风暴型的，更偏向于策划，就是想点子的，我就是偏向头脑风暴型的。

在那段时间里我认识了《银河写手》的另一个编剧，叫高群，和他一起写网大、写现场小品，写网剧、写抖音短视频什么都写过。再后来，在一个网大剧组里认识了丹丹导演，她当时手上有一个院线电影的剧本项目，问我要不要来当她的新搭档，一块写这个剧本，之后我们就一块写了10个月，剧本没成但我俩成了。

电影《银河写手》的三位编剧: 单丹丹 / 李阔 / 高群

成了之后就碰上了疫情，疫情就没有活儿能接了。沉寂了大概一年之后，我就想自己可不可以不再做委托项目的编剧，自己写点自己想写的。所以2020年就写了《火星司机》，到了FIRST青年电影展参加创投，收获了很多掌声和鼓励。当时觉得好像离真的成为导演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没想到其实电影这个行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要困难。

李阔与单丹丹的项目《火星司机》在2020年FIRST青年电影展市场板块获得两个奖项

在剩下的快三年的时间，一直在改《火星司机》的剧本，改得很痛苦。痛苦的原因是我们当时对那个剧本的把控，其实是不够的，自己的经验不足，也不够老道。因为《火星司机》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项目。纯商业的剧本在我看来是最难写的剧本，因为你要找到最大观众群体，让16到60岁的观众都满意。再加上大家当时对那个项目有非常高的憧憬，每一个资方见到我都说我们是“下一个沈腾、黄渤”。当时似乎有一种泡沫，也让我自己有点“飘”。

从FIRST影展回来以后，没想到进入不断的“铁打的编剧，流水的资方”这样一个状况之中，不停的修改，几度改到我们三个人在家，面红耳赤的争吵，在家抱头痛哭，就是各种不堪的回忆。

后来我们打算先放放《火星司机》那个项目，先搞个小成本的，对我们而言直抒胸臆的，所以就有了《银河写手》。

电影《银河写手》剧照

单丹丹：我本科读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在学校里有个谢晋影视学院。每年他们只要有演出，我就会去看，然后我就疯狂地爱上话剧了，那个时候读了很多剧本。

到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话剧比赛叫北大剧星风采大赛。我当时跟我的同学一起组队写话剧，偏先锋实验的那种的，然后话剧在学校火了之后，某喜剧厂牌就找到我，说想要跟我签约。

进公司以后，老板跟我说现在喜剧市场特别好，要我学习写喜剧，但我说我不太喜欢，我写的是先锋话剧。他说我在你的作品这里边看到了，很多青年的女性创作者没有的特质。你的作品里有很多黑色幽默的元素，有很多很讽刺、很有力量的东西。

3月18日晚，电影《银河写手》在北京大学进行专场放映，从2014年北京大学剧星风采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困兽剧组主创单丹丹带着作品回到母校，对谈嘉宾包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戴锦华等。（照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被他的话打动以后，我就开始做喜剧编剧。那个时候，电影《泰囧》刚爆红，所有市场的“热钱”都在喜剧上。当时我决定去做编剧的时候，导师还来劝我，因为我的同学基本都在国家机关或者重要报刊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去做这个方向，我跟导师说我“去意已决”。还有几个喜欢创作的朋友来跟我握手，说能写自己的作品真好，鼓励我一定要写下去，我也是抱着憧憬和热情进了这家公司。

改编中国喜剧电影市场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

此后是五年的喜剧训练，也挺痛苦的。因为很多喜剧编剧他们都会自己演，但我发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特别是像东北的朋友，他们天然有一种幽默的劲儿在身上，很多时候可以边演边写。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自己适不适合，我就觉得说自己靠考上北大的那种学习的劲，后天能补足。在拼命学完五年之后，合同期满了后，没有人来找我说续约的事，公司可能也觉得这女孩已经被逼得够呛了，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公司解约了，然后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一直到现在。

那个时候，我平均每一周会出去见三个制片人，聊一些项目，成的、不成的都聊一聊，不错的项目对方给我付个定金我就开始写，然后很多项目后面都没有下文，会说资方没了。

我觉得2012年是影视的一个分水岭，从那往后那些爆笑喜剧也来了，开心麻花也登场了，《夏洛特烦恼》这些片子都出圈了，再到2016年左右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最后2018年临近泡沫破灭。

2019年我突然发现没有人找我了。后来付房租就得用微粒贷了，但也不是吃不上饭的程度。我不是卖惨，当时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这样。

2012年爆火的电影《夏洛特烦恼》预告海报

那个时候从业也五年多了，大家见到你就会问你的作品是什么，你进来行业的第一两年是没人问你，大家都知道你还小。但当身边人开始问这个问题时候，你会觉得老脸挂不住了，这时候我觉得要么就离开这个行业，要么做出点东西来。

之前赚的一些积蓄，在疫情的时候基本全部花光了，加上后来发现市场就越来越不行了。所以2019年时候遇到他（李阔）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得正视自己的人生了，要做点东西出来，发现他也是一样的想法以后，我们就一起创作了这个剧本。

电影《银河写手》的主创们在FIRST青年电影展

导筒directube：《银河写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整个项目经历了多久时间准备？

李阔：在《火星司机》的剧本遇到瓶颈之后，我们打算先写个小成本的剧本。当时丹丹导演有一部小说一直没发表，叫《北京有个常营屋》，是写我们生活工作周围的事情。然后我们试着把这个改成电影剧本，大概改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们都就觉得“有戏，就是这个了”。

这个改编的剧本里边有大量的情节，人物性格的色彩，都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周围的朋友或者道听途说的事情。

当时我们就把高群叫到我老家来，一起创作这个本子，但是他身体上有一些压力，熬久了以后他在心理上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为了让他有更安全的环境，我们陪他回到了东北，在他家里写。

电影《银河写手》剧照

本来进行得挺顺利的，大概十天以后，我突发了胆囊炎，只能第二天凌晨飞回西安做手术，这个时候剧本写到三分之二。躺在病床上我还在想着这个剧本，当时金鸡电影节创投快要截止了，我就给老高打电话说大纲已经有了，让他把最后三分之一写完。他确实是写完了，但是我们发现金鸡创投还要提交很多项目的文件，来不及准备了，所以就放弃了。

直到一天我在河边散步，突然想再看看这个剧本。之前在写本的时候我一直在否定，这个故事看上去没有主线，前半段几乎全靠人物关系的推动，就是一群编剧“嘚吧嘚吧”的生活流。但那天把剧本整个又看了一遍后，我跟大家说我们趁着这个夏天一定要把这个本子拍了。

电影《银河写手》剧照

单丹丹：整个剧本的创作，其实这个剧本就一稿，但是到了演员参与进来以后，每一页都有改。虽然说没有经历之前改稿的痛苦，但是过程还是一样坎坷，三个编剧中的两个都经历了身体或者心理上的病痛，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说就这么算了。如果当时有任何一个人说出算了不做了，最后就没有《银河写手》了。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剧本写完后已经到夏末了。我们都在想这肯定是一个夏天的故事，如果不拍，就只能等下一年了。所以我们筹备了15天，9月底就开机去拍了。

电影《银河写手》主创在2023年FIRST青年电影展现场

导筒directube：跟其他影片不同的是，《银河写手》的主要演员都有自己的创作能力，包括请了“三狗组合”的三位演员参与本片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上，导演是如何与他们沟通与合作的？

单丹丹：我们不喜欢在拍摄的时候现场改戏，而是准备好了再开机。所以在剧本开机前，我们有一个剧本朗读的环节，我们当时就跟演员说，在剧本围读的阶段就要大家提出所有的想法，开机之后就必须听导演的，这样才能保证拍摄现场的秩序和戏的连续性。

“三狗组合”——宋木子、合文俊、李飞

在围读环节，演员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想法，有了他们的补充，这个剧本和人物形象才能彻底的落地。在影片最后有一个桥段，是一个小孩提问，怎么确定这个剧本是人类写的？有人回答：“因为这个剧本是不完美的。”这句话在我们编剧看来是一个还不错的词，差不多就是75分。

“因为这个剧本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漏洞，还有错别字。”——最后这五个字在我看来是点睛之笔，但这个不是我俩想的，是宋木子说的。而且这还不是他的戏，他在围读剧本的时候，他是从整个剧本出发给出的建议，他不光关注自己的角色，对其他每个人的角色都很熟悉。

电影《银河写手》剧照

导筒directube：影片的主创都曾经从事过与戏剧有关的工作，戏剧现场表演与电影表演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是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并且做出调整的？

李阔：首先，影片的主演都是出演过影视剧的，只是观众可能不太熟悉。每个人对表演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表演不分为戏剧表演与电影表演，表演只分具体的语境。比如说这是一个架空的戏，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不管它是话剧还是电影，只要它的语境是架空的、魔幻的，你的表演就可以很夸张，它不太区分为分镜头前与镜头外，还是去看这部戏的语境是什么。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海报

在《银河写手》这个片子里，我们希望呈现的感觉是真实的，因为演员演得不是杀手，演得是一个编剧，是真实生活中大家触摸得到的东西。虽然这些人物和角色的设定是编剧，但是观众在看的时候代入的不一定是编剧，是作为一个打工人，尤其是做新媒体的、做电商的观众等都会更有共鸣。

因为这个片子有喜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的表演肯定不是纯体验派的，它需要一点夸张的、表现的成分，这一点上我觉得这几位演员他们都是做得很好的。

电影《银河写手》剧照

导筒directube：影片聚焦了根据个人创作和影视行业整体规则的一个冲突，但实际上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是相对自由的，二位是如何决定这部影片的创作形式的？或者说在选择过程中会选择放弃什么？

李阔：当然是尝试过筹集资金的，但是当时是影视寒冬，市场都很谨慎。当我们把这个剧本给别人看的时候，每个人都说这个剧本很流畅很松弛，没有一个人觉得剧本不够好所以没法投。当时大家都跟我们说，你们这样的片子没做过，就像电影中一些天马行空的桥段，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市场层面给到的就是很谨慎的一个态度。

单丹丹：我们也做了没有人投就自己出钱的打算，所以边做拍摄筹备，边在找投资。可能上午在跟演员面试，下午又去见一个资方，花两个小时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讲一遍。

当时有个老板答应给我们投个一二十万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觉得这个信号很好，像是给了人一支强心针，像是说你剧本写得挺可爱的我支持你。结果就开机之前，他说有个网大前景不错，把这钱投到网大里去了。我相信他现在也赚钱了，这样的市场情况下肯定要选更稳妥的选择。

关于“救猫咪”的电影剧本写作书籍

导筒directube：影片中分解出了大量关于剧本写作的具体要素，你们自己的剧本创作真的会去遵守那些既定的规则或者模式吗？

李阔：我认为商业电影一定要按照它的剧作底层套路走，按照商业电影的节点来走。这两年商业电影都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瞬息全宇宙》等等，它有很多反套路的东西。但是你宏观的拉开去看的话，它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救猫咪”，只不过它在某几个节点做转变或者反讽。

商业电影出现这么多年，这套规则是经久不衰的，它就是好用。好用的东西为什么不用？无聊的不是规则，而是没理解规则或者模板化的套用规则。

电影《瞬息全宇宙》剧照

单丹丹：是的，我们从第一天创作这个剧本，就希望它走进院线，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所以是按照一部商业电影的节奏起伏去规划的。只是在一些小的东西上，做一些属于我们的年轻的尝试。

导筒directube：两位导演之后还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李阔：首先《火星司机》这个项目是肯定要做的，它是我们第一个剧本，肯定是不会扔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品，还需要时间去磨炼，然后我们手上还有第二部剧本已经酝酿成型了，希望能在影展找到觉得我们还不错、愿意投资我们下一部作品的人。

单丹丹：其实我们目前的职业规划很简单，就是做类型片。我们真的在拍类型片的过程中感觉到快乐，特别是得到观众赞许的时候。

首映以后看到一个对《银河写手》的评论，指出了我们哪里不成熟，或者有些露怯，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四星。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还不够好，但还是愿意给我们机会、愿意期待我们下一部影片，这种爱是让我们很感动的。

电影《银河写手》海报

首映之前我们问过很多观众，有的人可能知道“三狗”来看的，但大多数对我们一无所知。后面大家一下子都知道《银行写手》了，我发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观众和媒体。首映场出来有观众拍着我们肩膀说一定会帮我们好好宣传什么的，所以非常感谢这些谈论这部电影，帮助我们传播的朋友们。

之前还有个媒体跟我们说，希望我们能把片子推上院线，并且有个不错的成绩。因为我们拍的是这个行业的事，行业缺失规范很久了，如果有个野生的东西出来了，火了，可以对很多独立的、创意的影片做一个正向的推动。

采访 / 编辑：吕怡雯

文字/清凉

看了《银河写手》果然还是期待值高了。讲述两个北漂闯荡影视圈的故事，把编剧在行业内遇到的各种事讲了一遍，当然，编剧在行业内“任人改稿（宰割）”的事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桥段，因为一个前辈的经历告诫我这辈子都不会做编剧，背后的水深不见底就不多说了。

这个电影像一个大型的PPT，详解了很多编剧技巧，也把北漂追梦人的苦难经历演绎了出来，可也只是站在男性视角上讲了编剧的困境，女性编剧的现实几乎没怎么展现，男主的女朋友更是以客体的角色出现，女性更像是男性追求理想之路上的一种配饰、一种装扮，女性刻画很单一，反而男性间的友情描画得很紧密很生动，兄弟间的情谊牢不可破，女性只配在饭桌上递杯酒的哑巴角色，总之，给我感觉男性理想的描绘过于自恋、自我。

另外，电影匆忙荒诞的收尾，把前面的个人奋斗的苦劳全部淡化，甚至用一种玩笑式的方式（和自嘲无关）结束，略显单薄。

十年前，太多像剧中怀揣着梦想扎根北京的有志青年，为了拿到龙标，什么苦都吃，租东五环的房子、三间房或者北京像素开始在漫咖啡跟人谈剧本谈创作，和不认识的制片人导演，所谓的圈儿里人谈项目，改稿子改到最后靠吃安眠药度日，或者接一些广告，终于被爱奇艺收到旗下，接一些网剧的小活儿，终于也有人通过网剧闯出了一条路，可是离拍电影还是很遥远，他们的梦是电影。

有几家欢喜就有几家愁，北京这样的影视团队和小公司如猫毛一样多，他们落在产业园或者艺术街区，双井、百子湾、常营、草场地、宋庄，朝阳区做为影视圈的宇宙中心，随便推开一家咖啡店就有人跟你谈几个小目标的项目，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投资，没有什么不是一顿火锅能解决的事儿，他们成了北京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线，这是电影追梦人的故事，现实是残酷的，看着巨无霸一样的影视公司一夜之间倒闭，曾经的风光如今已不再，多少人心碎逃离北京，就像张学友的歌《醒着做梦》。

爱情对于北漂人就是诗人笔下的浪漫，北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中性词，包容又兼容，拉近又拉远，追梦人在朝阳区的临时住所吹着风，听着《北京欢迎你》、《五环之歌》，总会有那么一天，当所有的繁华落尽时，梦才会醒，被坑的每一步都算数，也会留下遗憾，而那些遗憾却成了最宝贵的记忆，让拖着疲惫身躯的追梦人，继续往前走。

很多人都说北京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梦想结束的地方。曾经无数怀揣着希望和目标的年轻人涌向这块肥沃的土地，成为现象级的北漂一族，试图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机会看似很多，同时竞争也异常激烈，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选择，要不成了九九六里的一颗螺丝钉，要不在妥协和挣扎中咬牙坚持。随着最初的期望被现实的残酷一点点击碎瓦解，不少人最终带着失落和绝望选择了离开。

关于成功，只让人记住了要拼命努力，但却忘了背后还有环境和运气的因素，而且是占重头。即便这样还值得去拼去尝试吗？很久以前有位朋友和我说过，人就是活年轻。不论当下年过三十即可入土为安的生存环境，不提日渐走下坡路的体力和精力，当年轻的单纯、干劲和无畏，被生活的真相消耗殆尽时，便会知道这段经历会成为人生路上最宝贵的一部分，即便最后并未梦想成真。

这部电影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一句话概括讲的就是两个还是无名小卒的编剧想要在北京混出一片天的故事，是许多人的真实缩影和写照。他们带着自己日夜奋战出来的本子，把咖啡厅当公司，把面馆当食堂，忙里忙外，东奔西走，牵线搭桥下总算迎来了机会，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被骗、扯皮、坚持、妥协到放弃，最后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本子。N年后居然奇迹般起死回生，这万万没想到的一段，真有点鬼马B级片的感觉。

现在看来恢弘带感的视听看似可以弥补内容上的缺憾，但私觉得好的故事依旧是电影不可撼动的根基，这部电影就力证了这点。小成本，没特效，没大腕（除了彩蛋的惊鸿一瞥），带着诚意并踏实的讲好一个故事，反倒更能走心的打动观众。

片中各种花式运镜和剪辑，玩得挺溜，节奏得当，很有想法，看得出来是一群铁杆影迷合作的产物，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里面涉及很多影迷梗，诺兰迷狂喜，致敬《闪灵》，疯狂的鸡血石…分手信物，影迷看起来更嗨皮。

一部电影往往谈及最多最被人所熟知的是导演和演员，但背后其实还有许多幕后功臣，缺一不可。片中一段普及编剧写作技巧和模板的小剧场挺有意思，通俗易懂。是套用公式般遵从业内规则和约定俗成的套路，让故事更有戏剧性也更“好看”，还是跳出舒适圈忠于自己的想法捍卫自己的初衷，这也是很多编剧甚至是作者需要权衡和选择的难题。

片中本子的修改历经了一年，直到将男二改成了啼笑皆非的狗子，从当初的欢天喜地到木讷呆滞，从情绪激昂到心如死灰，从不屈不饶到水波逐流，试问没有按甲方的意思修改最终走向成功的作者又有多少？又有多少人经得起这样在时间、心力和精神上的耗损与代价？

每部作品都是作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创作出来的孩子，试想别人要是将你的孩子大卸八块弄得面目全非，你不跟他急？但为了能让它顺利出生长大还是不得不默默忍耐，结果胎死腹中的不计其数。原则与妥协间的博弈，心理上的拉扯纠结症和行动上的选择困难症，焦虑和痛苦，直到精疲力尽，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

好端端的人说没就没了，感情说变就变了，人生不会像电影那般有头有尾，没有那么多铺垫和理由，即便有也寻常得容易让人忽视，但生活中实际存在的BUG、突兀和平淡对于创作便是大忌，市场需求，迎合主流，还得审核，没得选择。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能在短时间内感受久违的快感和刺激时，别忘了背后可能有着作者的苦劳和妥协。

片中那些失意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苦和难，人生路上哪有那么多风光和体面，更多的是辛酸和失意。银幕之外还有很多怀着演员梦在十八线的位置苦苦跑龙套的人；还有很多埋头苦写想要看到自己的成果出现在大银幕上的人；还有在地下室里节衣缩食的理想主义者；有无奈向现实低头的打工仔；也有很多人收拾行李果断回到家乡或是去另一个城市追逐梦想的人。

到头来发觉或许平凡才最真切最实在，所谓的成功很多时候就像是遥不可及的繁星，触手可及的人寥寥无几，但所有人都有抬头仰望和追求的权力，你要问拼一把真的值吗？我不知道，但我敢说只要曾经大胆争取过尝试过，便不会后悔。人生在世，唯有尽人事，听天命，共勉。

当看完电影的时候，身边朋友对我说这不是商业片吧，我说这怎么可能不是，后来想想一千个哈姆雷特就回复他你这样想也行，但我还是误解了他的想法，他又对我说他觉得这是个艺术片，那一刻我好像理解了，因为他和其他的商业片本质不一样，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好电影，也可以说不是，你说他不是好电影，你是和其他商业片区比，确实戏剧性没有很强，故事性也没有很强，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有网友会说宇宙编辑部是去年最好的片子，这部是今年最好的片子的理由。当然，也是相对于那些高分的商业片来说，但这电影本身它就是很反喜剧的，这就是三狗的生活，他们的真实经历，如果你看过一年一度喜剧大会，就会更加理解吧。这既是他们写的剧本，又是真实他们的生活，也许说的是一个艺术片也不为过。

再来谈谈内容

很反戏剧结构的一个故事，什么救猫咪，什么节拍器，我知道我就是不用，因为我要坚持自我，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而不是什么规避风险！ 男二从人改成狗就特别荒谬和黑色幽默，什么编剧就是服务业，人家给咱们稿费就是让咱们改稿的…呵呵~

本以为这会是一个重故事，而轻形式就是没有太多电影艺术表达的一个电影，但确实很惊喜，不管是对救猫咪十个情节人物现身说法的讲述还是黑白色调的转换都特别电影化。 女朋友走了，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冲击，最终是没有选择现实而选择自己的梦想。 人物成长到人物没有成长，这就是三狗真实的经历啊，他们撒狗血，他们不被理解，说他们好笑，但是没有结构，说这话的人本身就应该去思考，不要老拿学院派的那一套来约束艺术的形式。

讲一个个人经历，当时我正走，走到楼下的时候有一个人从我前面跳了下来，我一看昨天我们还在楼下聊上一个星期看过的电影，感觉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就突然不在了？但是有时候想想人生就是这么无常，你告诉我他跳楼他轻生的逻辑是什么？也许他自杀肯定是有原因的，但是给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好像毫动机啊，就像电影里的那个小人物一样，也许观众看完电影不知道他的名字，生日宴那天他推门进来就在笑，自始至终一直感觉很开心，我们都感觉他最开心，还加了他好友，但是第二天却告诉我他自杀了。所以我们要给观众呈现的到底是他的动机还是说从我视角看到了这个没有人物动机，但很精彩很喜剧的故事呢？

电影的结局也很精彩，很凄凉，很荒诞，结局来告诉你，这电影就是反戏剧，就不打算救猫咪，2100年后的AI时代，他们大概希望被理解吧，所以才拍了一个这样的结局。我也理解了为什么说去年有宇宙，今年有银河，因为这两部都是一个很艺术的片子，没有用常规的戏剧结构去约束故事所呈现的形式，也许他们拍了一个这样的结局，就代表着他们可能认为观众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拍，也许观众会感觉这故事很荒诞，很没有结构，很没有逻辑，但是也许人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逻辑吧（生活有时候毫无逻辑，那就做自己生活的主导者吧）

电影有一个不错的开场。如同所有的文艺演出作品的报幕，一部电影在叙事正式开展前通常会交代一些基础的制作信息，在出品公司的Logo之后，紧随着的是主创的署名。这些署名通常有两种方式给出，第一种相对古典而直接的方法是字幕卡，另一种则是伴随着开场的镜头画面，署名字幕镶嵌其中（为此通常开场镜头拍摄时会给字幕留构图空间）。而一些相对“有创造力”的创作者，会在这样的形式惯例上做文章。如朴赞郁在《斯托克》的开场行使了他作为导演的权利，通过调度演员的移动“抹去”了字幕，形成了叙事内外内容与形式的互动，打破了作为纯粹叙事外商业惯例的开场字幕与艺术创作内容本身的边界。而《银河写手》这样一部关于编剧的电影，则是以编剧层面的创意做到了这一点。随着画外音中两位剧中的编剧（同时也是两位主角）张了一（宋木子 饰）、孙谈（合文俊 饰）的对话响起，黑色的银幕上并没有出现画面揭示声音来源，而是出现了白色的开场字幕，依次介绍了几位主创的姓名。二人的对话中正巧提到了电影创作中的不同部门职能，如编剧、调色、音乐、导演等，而画外音中提及这些剧组主创职员的时机，正好与出字幕的时机一一对应，完成声画匹配，实现了由电影媒介自我指涉制造的全片第一个喜剧点，同时郑重其事地宣布了又一部元电影的降临。

《斯托克》（2013） 朴赞郁对字幕的创造性处理

一、 编剧可以“自嗨”吗？

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即“元电影”，是《银河写手》作为喜剧之外最易为人所识别的电影类型。一种粗浅的分类之下，元电影的自我指涉通常存在三种层次。[i]第一种以与“电影”相关的活动（观看电影、制作电影）作为核心的戏剧事件，其“元属性”只限于电影的故事内容、题材与情节层面。如《天堂电影院》《蜂巢幽灵》（观看电影）、《八部半》《日以作夜》（制作电影）等就是名闻遐迩的例子。第二种层次则更进一步，电影不再只是承载叙事的手段，电影媒介自身的元素与特征同样可以用于自我指涉。如《放大》对摄影的指涉，《首演之夜》对表演的指涉。第三种层次则论及“虚构”与“纪实”的终极问题，即“真实是什么”的本体论，企图模糊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中外案例有《特写》《吉祥如意》等。

《特写》（1990） 一部深刻指向真实与虚构边界的元电影

《银河写手》的创作显然鲜有自觉涉及第三种层次，其“元属性”主要分散在前两种当中。电影讲述了两位编剧创作剧本的故事，通过二人完成独立创作的电影剧本《七秒人》展开情节，涉及寻找甲方（制片方）、依照甲方要求修改剧本，最终被甲方放弃，转而与执着于坚持创作理念的自己和解，这之间的酸甜苦辣种种。是以故事、题材层面的元电影。同时，电影以字幕卡的形式插入了几个小标题，将电影并不严格地分为了几个章节，章节的小标题取自电影剧作中的几个特定元素，如【人物】、【任务线】、【爱情线】、【人物需要成长】、【人物没有成长】。显然，《银河写手》的创作者意识到了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可以从剧本/编剧层面对其进行分析/解剖、自我指涉，是以媒介层面的“元电影”。

同样以编剧为主角、以编剧创作为人物主要行动的另一部由电影节走向院线的中国大陆电影《永安镇故事集》，同样也是一部分章节的元电影。其第三章中的两位角色，剧组的“导演”与“编剧”同样为了一剧之本的创作而争论不休。尽管故事中剧本创作的过程与影片前两部分中“现实”的故事发生了互文，但就第三部分来看，叙事依靠两位角色的对白支撑，而对白中“导演”与“编剧”对于剧本创作的讨论过多地局限在纯粹的艺术创作理念层面，这样的主题似乎对普通观众的生活与经验来说距之甚远。最终电影也被诟病为文艺创作者的圈内“自嗨”，院线上映三个月仅收获三百万的惨淡票房，尽管院线似乎本就并非其主赛道。

《永安镇故事集》（2021） 片中导演与编剧的辩论被诟病为文艺创作者的“自嗨”

《银河写手》同样没能摆脱“自嗨”的嫌疑。尽管比起《永安镇故事集》，其对电影剧本创作的讨论相对友好许多，这是因为创作者借由角色之口，反复阐述着其作为编剧的创作理念，并且整个编剧工作流程在叙事中被分割为一些细碎、简明的模块、片段，如同一份详尽的PPT。甚至在制片人、文学策划与两位主角的剧本会上提到编剧术语“救猫咪”后，影片专门呈现了一段“五分钟解说电影”，将一个“入室抢劫案”的经典电影故事事无巨细地用十二个节拍分解，以解释何为“救猫咪”。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讲述消除了一切可能存在的行业壁垒，主角的打工人形象也十分“平易近人”，不仅没有理解上的障碍，而且十分容易与之共情。

然而，与《永安镇故事集》不同，《银河写手》尽管看似摆脱了一种行业/文艺圈内部的“自嗨”，但仍旧没有逃脱另一种最基本的创作者个人层面的“自嗨”。以电影剧作中的重要元素结构整部电影、将“救猫咪”的节拍法则简易剖析，看似是一种“降维”处理，将行业内的专业术语降格为一种简明易懂的科普性材料，以“放低身段”，接近为数众多的普通观众群体。但当我们深究创作者的意图时，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两位主角始终斡旋于对自己剧本的原创性的保护与影视开发公司方面顺应市场规律对其进行的修改压力（来自制片人与文学策划，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几乎被塑造成“反派”的甲方代表均是女性角色）之间，无论创作者如何绞尽脑汁“打破”套路与惯例，后面的叙事始终围绕着这一核心冲突进行。事实上，对编剧规律的科普性介绍，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创作者输出这样一种观念做铺垫，即：艺术创作的规则存在是供人打破而非遵循的，编剧应当坚守自己的创造性原则，而不能无条件屈服于市场。片中的两位主角便是这样一种“固执艺术家”的化身，拥有自己的创作原则，不循规蹈矩。而他们似乎也正是摄影机背后的创作者的化身。

于是，我们在看到创作者不循规蹈矩、不按“救猫咪”的节拍死板地编织剧情之外，还看到了他们在形式/电影语言上的“创新”。四分屏的监控视角，一段打破第四堵墙的“五分钟带你看电影”式的自媒体短视频电影解说的戏仿，镜头内画幅的连续变化，以及结尾用插入字幕卡代替对白声音的默片，各种形式的运用跨越了多种媒介，堪称影像语言“大杂烩”。然而，我们很难看清这种多元的形式杂糅运用背后创作者的媒介自觉性，导演似乎并没有什么探索所谓影像边界的野心，每一次的形式创意仅仅是用以提供喜剧效果的途径，而非媒介反思的自我指涉。唯一接近媒介层面探讨的解说电影类短视频戏仿，从电影叙事跳入其语境时的媒介“断裂”是有效的，成功以高于叙事维度的、视听语言“破坏”的方式制造了喜剧效果。而其后的五分钟解说对“救猫咪”节拍的拆解呈现，看似是一种反讽，讽刺了那些“为了反转而反转”的陈腔滥调，殊不知其冗长的审判自身也落入了某种俗套之中，消解了媒介拼贴的能量。这五分钟的“电影”解说同时也恰是全片的缩影，向观众灌输着叙述者对于电影、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理解，剥夺了其自发思考的能力，解说着解说者眼中单向的世界。[ii]

《救猫咪》 新手编剧的圣经

如此一来，创作者真正的意图，其实仍旧在于一种近乎教化功能的价值观念的输出。对此，我们可以将其与不久前上映的，同样以“打工人”的故事为主题的《年会不能停！》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会发现，《银河写手》中尽管所有的事件都围绕着编剧行业，职场注定是其绕不开的场域之一，但其对编剧行业的呈现却始终局限于一张小小的会议桌——不论是剧本被制作公司相中之后与制片人、文学策划例行召开的剧本会，还是此前与制片人“贝勒”在其替代了会议桌职能的茶桌上的“洽谈”——片中的职场政治从未离开过这一亩三分地。而在《年会不能停！》中，对大企业的人员架构、权力关系的呈现直观清晰，且具有丰富的层次，每个权利层级皆有代表性的出场角色。相比之下，《银河写手》对于行业的呈现就明显缺乏厚度，制片人层级之上的图景被完全忽略。电影中呈现了数次主角二人组与甲方的会议，每一次除了创作者想尽办法提供不同的笑料以外，本质并无太多区别，人物、剧本修改进程一如创作者期待的那样没有任何发展，每一次的会议都可以简单概括为“甲方：改！-乙方：不改！”，而不曾揭示关于编剧、电影或是行业的任何新的层面，创作者与他们创作出的“创作者”角色，都固执地守护着他们对于艺术创作既有的某种单纯的信念。其对于剧本会呈现的扁平程度表明，数次的重复与微小的差异仅仅旨在横向延展喜剧包袱的叙事载体，在纵向上早已停滞不前。

《年会不能停！》（2023） 影片中对行业内部权力关系的呈现

《年会不能停！》中尽管也有对行业“黑话”的展现，但既没有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也没有像《银河写手》那般对专业语词的“填鸭式”过度解释，而是将其放置在适当的环境、语境中，让观众与主角共同经历、主动参与认知与“学习”的过程。而《银河写手》中的形式创意，以及创作者借由角色之口急于说明的一种创作观念和行业困境（那无处不在的内心独白），最多算一种小聪明，补充着、掩藏着内核的空洞。尽管《年会不能停！》有很多剧作上的缺点，但它至少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时代的某种脉搏；而《银河写手》则在电影行业的题材之下，看似宣告着一种对陈规的“大破大立”，却仅仅提供了一个固步自封的视点。

此外，其“自嗨”嫌疑还体现在一种自我陶醉式的“迷影”情结中。“迷影”（Cinéphilie）即“电影之爱”，在安托万·徳巴克的叙述里，“迷影”应当攸关一种观看方式的创发，而非简单的“喜欢看电影”即可。具体来说，“迷影者”应当热爱电影本身（而非某部特定电影/某位特定影人），因而能够通过对看电影的某种“目光”的学习，创发出某种电影审美、电影观念，并最终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电影。“迷影”是一种由信念、欲望、热情铸造的“反文化”。[iii]通常，一些特定的影人会成为迷影者推崇的对象，成为不同审美观念之间论战的靶心，成为迷影团体“万神殿”的座上客。《电影手册》的“青年土耳其人”们唯希区柯克与霍华德·霍克斯独尊，《银河写手》中则塑造了一群将当代的另一位好莱坞当红导演诺兰推上神坛的“影迷”。

然而，这种本应严肃、满怀热忱的“迷影”在电影中的呈现是极为肤浅的。《银河写手》中，编剧双人组的“大哥”张了一是一位诺兰的铁杆影迷，他花大价钱在北影节抢《黑暗骑士》的票，用其中的台词考题找到了一同观影的同好，并由此成功收获艳遇；一只《星际穿越》中的同款手表成为了他苦苦追求之物，也成为了女友分手前的赠礼；他将诺兰电影的海报贴在家中；他甚至在原创剧本中特意加了一段梦境闪回戏致敬《盗梦空间》。诚然，在徳巴克叙述的那个年代，对电影中的物件、电影附属文化产品恋物癖式的收集与分类学是迷影生活的重要组成，但《银河写手》中对于此种恋物癖的呈现太过浮于表面了。《星际穿越》中的手表固然是电影的关键道具，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记起的一个物件，而《星际穿越》《盗梦空间》《黑暗骑士》固然是诺兰在大众中口碑最好的电影、公认的“经典之作”，但无法体现任何作为一个影迷的独特审美。而这种“恋物癖”在电影中并没有以迷影者对切实存在于现实与银幕中的物的知觉来呈现，那些始终存在于背景的海报，那一个镜头带过的手表，终究沦为一种象征“迷影”的浅薄符号，而非内涵丰富的“迷影”本身。同样成为象征符号的，还有戈达尔。十分吊诡地，戈达尔经典墨镜形象的海报出现在了张了一的床头，出现在了电影取景框中极其显眼的位置。而电影中并没有任何主角对戈达尔的迷影情结的描绘，他就那么凭空降临了，像是一个默默守护在一旁的电影之神。我们无从了解，张了一与李阔/单丹丹对戈达尔究竟有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兴趣，这两对银幕内外的编剧对戈达尔的了解是否仅限于《筋疲力尽》《狂人皮埃罗》之类新浪潮时期为人耳熟能详的几部电影，还是他们对戈达尔的写作（文字的与电影的）、戈达尔的理念转变、戈达尔的政治介入、戈达尔后期的散文电影等都有所涉猎。我们只能够知道，在张了一的卧室里，戈达尔作为一张海报上的一个形象被张贴着，沉默地矗立着，像一个象征“新浪潮”的反叛精神的符号，像是一尊能够给电影人庇护的神祇。而在海报之下，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戈达尔以及其精神的更丰富的层面。电影史上最能象征“迷影”精神的形象之一，在此被用作了一种将“迷影”精神简化的工具，成为一张扁平的墙纸。

《星际穿越》（2014） 作为浅薄的迷影符号的海报

更离奇的经历在京城迷影盛事北影节发生。尽管通过迷影活动收获艳遇并非天方夜谭，但电影中对这段奇遇的呈现仍旧像是中年男人的意淫：故事始于影迷的“考验”，张了一在选择自己的观影同伴时设立了极高的标准，对方必须答对一个关于《黑暗骑士》中小丑台词的问题，才能被证明为真正的诺兰粉丝，才配拥有和他一同观影的权利。而成功获得这张“价值千金”的电影票的，正是因网名“AKA大炮”而被误认为男性的周可可（李文茹 饰），也就是张了一“从天而降”的女友。我们看到，这段爱情来得那么突然，简直像一个意外，没有任何铺垫。影院里的简单问候（观影时交头接耳是不文明行为）之后，镜头迫不及待地切到了赤裸的两人并排躺在被窝里的画面。很显然，创作者想要表达一种“爱情并非一定需要铺垫、生活中有很多一见钟情”的理念，同时以爱情的结晶更进一步美化了主人公的迷影情结。然而，这种概念先行的创作法将所有的人物与行动都变得刻板且单薄。看完《黑暗骑士》后二人滚床单，事后在床上聊《星际穿越》，周可可说“要是能在大银幕上再看一遍星际穿越肯定超爽”，而张了一能捕捉到的却只有“超爽”二字，然后极度暗示性地问道“那你刚刚……？”。这种低级的、将女性作为带有性含义的欲望客体的“段子”在片中不少，并且每一处都自以为十分幽默。认真完成业务的文学策划珊珊被塑造成刻板印象中的“反派”甲方，既要成为男主艺术观念的发泄式输出与教育对象，还要成为男二酒足饭饱后作为性幻想谈资的消费对象。而张了一寻找观影同伴时“让我考考你”的愚蠢桥段正是这种恶臭男性气概最为经典的写照：急于建立起某种智识的权威，反映着自己野蛮粗暴的雄竞思维，“只有知识渊博能与我匹敌者配拥有与我为友的权利”。“绿帽是女性给不上进男友戴的，刻薄是女制片人人设自带的，被视为性资源是众多女角色必须承受的。”有趣的是，友邻在豆瓣上的精辟总结还收获了不少男性观众“政治正确”“女拳”的骂声[iv]，他们似乎十分享受于“女上位”主观视角呈现男主对甲方来电铃声幻听的“视听设计”，拥有男主的主观听觉，同时还要捕获女主的视觉，满足男主性欲的同时又要兼顾男主脆弱的内心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种“爹味”十足的“既要又要”吗？

刻板印象、厌女桥段，让整部影片中所有的女性都成为了单薄的符号、工具人，乃至男性的意淫对象。更令人不解的是，影片明明由一名男导演与一名女性导演共同执导，为何如此缺乏女性意识与女性视角？当我们看到编剧署名中，除了导演二人组以外，还有另一名男性，即饰演出场过一次的公司甲方男制片人的高群，我们可以想象，男导演李阔与男编剧高群就是片中的主角二人组，而女导演单丹丹（现实中与男导演李阔是夫妻关系）则“扮演”着默默蜷缩在卧室角落、在客厅中出现就要被室友男二指责不交水电费的周可可，或许在三人现实里的编剧历程中，女性早已被两位男性挤到了一旁。而电影，一如既往地成为了男性自顾自抒发其创作观念、完成其“艺术理想”的单人舞台。

如果说有一种浪漫主义，是在历经现实的惨痛后，仍对理想保有向往，并为之倾其所有，那么《银河写手》中的“浪漫主义”，则消解在一种创作者对主角的过度认同，以及其经历失败后虚伪的自我解构与自嘲中，变成一种腐烂的自我主义。尽管电影的叙事看似颇具反叛精神地脱离了单一封闭视点的限制，时常从男主张了一的身上跳开，叙述其朋友的个人经历，但我们能够发现，就算在叙述其他角色（如害虫）的故事时，贯穿在声轨上的旁白，仍旧证明了主角张了一的绝对的叙述者地位。而看似被分享的视点，只是略带技巧的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于是，当我们看到，周可可最终离开张了一之后，后者身心俱疲地躺在床上，对着空气开始敲键盘，通过想象中的剧本创作“修改”着现实中的一切，改变着失败的事业与感情生活，强行将周可可从远去的车上“拉回”来，希冀着她打开卧室的门。最终什么都没有改变时，我们无法被这种过度渲染的煽情场面打动，反而会因分不清这是一种反讽、自嘲或是解构的创作法，还是这就是创作者的真情流露而感到困惑。闪回、快速交叉剪辑、男主用力的表演，这一场“卧室意淫”的戏里，场面调度的一切都传达着一种过剩的、过度自我的表达欲。

同样不彻底的自嘲，我们还可以在最后一章的小标题“人物没有成长”中看到。“救猫咪”式的传统剧作法要求人物完成成长的“弧光”，《银河写手》的创作者们看似有意地反叛着这些既定规则。但“人物没有成长”在故事里的呈现充其量只是一种开脱，卧室那场戏中，张了一想象中的Word文档里，伴随着一连串“她推开门”后一个刺眼的“她走了”的特写，配以及时响起的悲伤音乐，在男主“绝望”的陪衬下，我们分明只感受到了创作者的一种“希望”，他们希望着观众对男主角此刻施以深深的怜悯与疼惜（“救猫咪”的真正内涵其实为创作者所吸收利用了）。可是，他/他们真的值得这份（虚假的）怜悯与疼惜吗？

我们看过太多反“救猫咪”的好电影，它们并不需要声嘶力竭、大声疾呼，宣扬着电影与现实生活的对位关系，也不需要反复提醒观众：自己不曾随波逐流循规蹈矩，而是“另辟蹊径反套路开拓创新”。这些好电影只是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探索着一种自由的形式，正如《塞琳和朱莉》中充满玩乐精神的糖果魔术，与《正午显影》中时刻牵连着现实的自由虚构，他们不曾在乎好莱坞的商业叙事法则，但他们也没有将输出一种既定的新的理念作为己任，而是将自己的创作法深深地埋藏在艺术作品之下。同样，我们也看过太多遵循“救猫咪”法则的好电影（如黄金时代好莱坞的那些伟大作者们），作品烂俗的原因绝不仅仅是遵循创作规律而已，真正自由的作者可以在镣铐下翩翩起舞，而内核贫瘠的作品也会在自由的风里腐烂。

《正午显影》（2000） 一部自由且谦逊的关于叙事的电影

二、 编剧可以“杀人”吗？

50年代法国迷影圈中，以雅克·里维特、吕克·慕莱、让-吕克·戈达尔等人为首的、被巴赞评价为“新形式主义者”的影评人，为反对一种主题挂帅、内容以及内容表面所反映的意识形态至上的批评策略与电影审美，揭示了一种属于电影的道德观，即“道德是一桩攸关推轨的事”[v]。其含义为，有一种伦理学内存于电影形式本身，例如，“新形式主义者”最为看重的场面调度中，就蕴含着一种超越电影内容与主题本身的道德观念。而戈达尔随后将其化用为“推轨是一桩攸关道德的事”，意在强调作为观看者，我们的目光需要去察觉场面调度与电影形式中内蕴的道德性与伦理性。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里维特在《论卑劣》一文中，对于吉洛·彭泰科沃的《零点地带》的严厉批判：“……然而，看看《零点地带》，在丽娃扑倒在电铁丝网上自杀的镜头中；在此，导演决定把摄影机向前推，打算用仰角的方式小心翼翼地为那具尸体重新构图，好让那只举起的手能过出现在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里——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这个人除了最深刻的蔑视外，什么都不值得。”[vi]

《零点地带》（1960） 被里维特评价为“卑劣”的电影

同样地，尽管剧本-编剧并非属于电影创作本质的那一层面（电影创作完全可以没有剧本，但很难脱离场面调度），我们仍旧可以以同样地方式提出，道德是一桩攸关编剧的事。在《银河写手》中，我们首要处理的编剧段落，同样与死亡相关。我们不妨看看电影中一位戏份极少的角色，即蔡老板邀请到三十大寿饭桌上的朋友郑飞（魏来 饰），编剧如何处理他的死亡：首先，郑飞在酒桌上出场，带着阳光的笑容和身体携带的热情与能量，被蔡老板一一介绍给各位朋友；随后，酒局结束，在男主角张了一的旁白下，我们得知了郑飞的死亡，他第二天就自杀了；最后，第二天张了一与孙谈例行与甲方开剧本会，张了一以其对于郑飞之死的感慨抒发自己的创作观念，即“生活充满意外，电影也该如此”，向甲方愤慨输出，遭遇解雇。就此，郑飞在剧本与电影中的所有戏份完结，“郑飞之死”完成了其“使命”，此后再未被提及。

对于处理电影中的死亡，里维特说道，“……一个人，一个作者的观点，以及这个人对他所拍摄的东西的态度，因此对世界和一切事物的态度，可以通过情景选择，故事构建，对话，演员的表演，或者纯粹的技术来表达，‘方式不同但地位等同’。有些事情只能在恐惧和颤抖中解决；毫无疑问，死亡就是其中之一；当你在拍摄如此神秘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能不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呢？”[vii]那么，《银河写手》的创作者（我不愿称其为“作者”），是如何通过情景选择、故事建构、对话或是纯粹的技术来表达其对世界与一切事物的态度的呢？

我们看到，他们先是让郑飞出场，用一段“迟到+介绍/猜名字”的情节来塑造人物，魏来生动的表演、导演在酒桌上的场面调度赋予了人物切实的生命。随后，郑飞就在张了一的旁白中间接地“死去”，导演并没有让观众直接看到其死亡的过程，我们间接得知其死因是自杀。最后，郑飞再度在张了一于编剧会后的“自我阐述”中还魂，我们看到，伴随着张了一的台词中对饭桌上见到郑飞第一面回忆的描述，导演将画面在我们面前“及时”地闪回到相应的段落。如果将郑飞存在于电影中的所有情节段落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剧本会上的“第三幕”便是“郑飞之死”这一段落的高潮，尽管此时郑飞已死。在这一幕中，张了一完成了其价值观念的直接输出，完成了对制片人、文学策划以及我们（观众）的教育，而郑飞之死便是其最为有力的论据与工具。

极为吊诡的是，张了一明明以其对生活与生命的体验，在做着一种看似十分道德的劝说，他所强调的生活的偶然性或许确乎需要我们重新重视，为何我们仍要说“郑飞之死”的处理存在道德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创作者（编剧、导演）选取了这样一种呈现方式，其目的便是将郑飞之死作为一种说教工具，而非严肃、充满悲悯之心地面对死亡本身。张了一向制片人/文学策划进行的说教与输出，实际上就是创作者对观众进行的说教与输出。他们都急迫地想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与价值观，于是不择手段，以德服人（借“死亡”固有的道德劝诫性），以理服人（阐述生活充满偶然性的道理），以情服人（死亡带来的情感震撼力）。然而他们太过注重“服人”，德、礼、情完全沦为了他们嘶吼着表达内心的传声筒。郑飞在出场时，借由演员的演绎与导演的场面调度，在电影机械中获得了属于人物的生命。而郑飞的命运是悲惨的，这种悲惨并不来自他的陨落，而来自人工赋予他陨落的必然性。在编剧下笔的那一刻，他的降临仅仅只是为了便于借由他的死亡让张了一/创作者完成对其他人物/观众的教化作用，而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萨特意义上先于本质的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么这种将人物工具化，让其徒留一种本质而不曾真正存在的做法，是否是反人道主义的呢？

而事实上，创作者明明可以以一种相对更恰当且温和的方式让郑飞“去死”（如果一定要让他死、完成教化作用的话），即不让郑飞“出场”，而让其完全存在于张了一或是蔡老板的台词叙述中。而现实情况是，创作者非但让郑飞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出场，赋予其肉身、精神，还强调了这一点，通过情景选择（饭局上姗姗来迟）、故事构建（与蔡老板的交情、与大家的萍水相逢、后来的自杀）、对话（张了一便是在对白中完成了对郑飞的还魂与对其死亡的工具式利用）、演员的表演（一种热情洋溢、阳光温暖的外在状态，刻意与死亡形成反差）、纯粹的技术（闪回），创作者十分功利地利用了郑飞的死，而强化这一点的，便是他曾经“灿烂”地活过，尽管观众不曾知晓也不被允许知晓，这样一个生命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酸甜苦辣，观众只是被创作者“告知”，他曾用力活过。那么，完全出于一种自私而功利的目的（实现对其他角色/观众的教化），让一个被赋予生命的人物去死，与为了抢劫而杀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让我们看看其他更具道德感的电影/创作者是如何处理死亡的：

《白塔之光》中，影片中段，男主人公谷文通的初中同学老穆同样在饭桌上出场，但由于老穆身在巴黎无法出席位于北京的同学会，他经由视频电话媒介作为中间介质现身，而非直接以肉身的形式出现。并且电话接通时，手机背对镜头，观众只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老穆全程以冷冷的、矜持的语气仅仅吐出只言片语。摄影机的镜头只在手机通过调度转变方向后在斜侧方给到了屏幕里的老穆几秒钟，且没有切到更近的景别，而是以全景静静地观望着一张模糊、依稀可见灰发的中年男人的脸。尽管人物是切实存在的，但导演张律并没有通过场面调度强迫观众靠近他，强调其存在，反而以一种合理的、疏离的距离处理。而当影片末段，饭桌上给老穆打电话的女初中同学青儿在凌晨特地登门前来拜访谷文通，向谷文通问询，揭露了其与老穆的往日旧情，并带来老穆自杀的死讯便匆匆离去。张律同样让一名戏份不多的配角突然逝去，但与《银河写手》相比，他选取的视角始终是限知的，与逝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蕴藏在剪辑思路、镜头设计、场面调度中的姿态并不存在如后者那般急迫或是强调之嫌，也没有用“老穆之死”说教什么、没有将其明显地工具化，而是维持了所有事物的原样。这是一种平静地“安排”死亡的态度——张律确实“安排”了这场死亡，但他并没有无耻地“利用”这场死亡，至少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中如此。这是处理死亡一种相对民主的态度（尽管张律在电影其他部分的场面调度存在道德感缺乏之嫌），作为观众我们并没有被教育去通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理解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张律只是将死亡略显突兀地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品尝。

《白塔之光》（2023）中一处相对民主的场面调度

侯孝贤电影中的死亡同样来得突然。詹姆斯·乌登发现，侯孝贤的电影揭示了台湾新电影区别于“旧电影”的一大特征，即处理死亡的方式——前者突如其来，毫无征兆，在最寻常的环境下平淡地到来；后者深思熟虑，按部就班、淋漓宣泄、多愁善感，煞费苦心的手法来高度弘扬道德信息。而《童年往事》（英文片名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恰是以三次死亡（父亲之死、母亲之死、祖母之死）结构的。詹姆斯·乌登以一种统计学般地严谨姿态分析了父亲之死这场戏中侯孝贤的场面调度与镜头设计，并总结道：“尽管这场戏长达三分钟，却只用了八个镜头完成。平均镜头长度达二十二点五秒，摄影机却纹丝不动，主要是因为它在远距拍摄。更重要的是，这场戏没有为这个死亡本身准备任何东西--没有近景镜头，没有预料中的音乐。”[viii]死亡被放置在生活之中，出人意料地打乱日常进程。这样的处理是对某种真实的靠近。而据侯孝贤的说法，这部自传性的影片几乎没有虚构的元素——我们当然了解，电影的存在便是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正如侯孝贤所做，仍旧可以追求一种真实的虚构，包括对记忆在内的一切感知。对死亡平淡而突然的处理，恰能还原一种真实的感触。幼年的主人公并没有被要求从父亲的死亡中学习什么，也没有故作深沉地表达“那一天起，我长大了”的教育意义。父亲的死亡只是一个打破生活平静的事件，是亲人的离去，而感触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散，也可能在多年以后的某一刻在回忆里突然惊醒。这是一种面对死亡时自然而真实的谦卑姿态。

而在《坠落死亡的剖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部电影在面对死亡时能够拥有的几乎全部美德。同样露面不多的角色萨穆埃尔在影片开端便坠楼死亡，后续的影片全部围绕该案件的调查、庭审展开。而涉及庭审的人们，无论是直接相关、被控告谋杀的妻子桑德拉，还是身心受创的儿子丹尼尔，抑或是几位律师、法官、审判长，乃至警方，甚至家中的小狗，所有“人”都严肃而认真地以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与他人进行着对话，努力还原着“真相”。但在导演/编剧茹斯汀·特里耶极其细腻的情节编织、对话设计、场面调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并揭示出这样一种态度：客观真相不可得，所有人都有局限，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尽力去扩展自己局限的边界，去试图抵达一个尽量完满的真相。尽管萨穆埃尔未曾“活着”出现在镜头之下，而只在录音与一些想象的画面中展示过他的生命，但在所有人物（包括创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观众在影片结束后已经建立起了一幅对“萨穆埃尔”的认知图景，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过的“人”的外部形象、内心世界以及与他人/世界的关系从多种视角、以多种方式被尽量还原——这是生者能够给予一位死者的最大尊重。

《坠楼死亡的剖析》（2023） 一部充满美德的电影

相比于上述三部电影，《银河写手》在面对死亡时的道德问题，事实上源自其创作者与人物的一种畸形的关系。在某一些“烂电影”中，创作者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对其笔下/镜头下的人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随意地决定其命运与生死，而目的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精彩”的艺术效果（如戏剧性、煽情）或是表达某种特定的理念。我们看《银河写手》是如何处理配角的：先一一介绍他们出场，赋予他们一些足以被观众记住的特征。然后让他们暂时隐退，当需要用他们来制造戏剧性/笑料，或是借由他们煽情、转变影片的情感基调时，又召唤他们立刻出场。创作者并没有意愿去塑造这些配角更立体的人格或是生活，简单来说，他们被塑造为了一类“工具人”。

事实上，所谓“工具人”，即性格特征单一、人物形象扁平，缺乏更深层面人物塑造的次要角色，在电影创作中并不少见，毕竟电影的篇幅有限，很难像塑造主角那般兼顾每一名角色。适当的处理是将这些角色作为剧情/人物上的“工具人”，即其出现发挥推动剧情发展/揭示主角更丰富人物层面的作用。而在《银河写手》中，这两种常见处理都被另一种功能替代：配角几乎全部沦为情感上的工具人。我们发现，不循规蹈矩按叙事规律好好讲故事的创作者，在影片中执着于另一种叙事路径，即以突然转变的基调使影片的情感在悲喜之间交替，通过捕获观众的笑与泪来捕获他们的心。于是，我们看到了下雪、炒鱿鱼、分手等悲剧/伤感情节在喜剧中的突然插入，看到了导演在每一处情感波峰以特定的技巧不遗余力地提高煽情力度。于是，害虫、蔡老板、大刘、小蕊们，无一不被简化为悲喜两种面向交替的结合体，创作者利用他们完成情感的转向，利用观众廉价的共情完成情感的控制，以达到此类喜剧梦寐以求的境界，即“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有人可能会问，所有人物都是创作者“创造”出来的，又怎么可能不带有某种功利目的地对其进行“使用”呢？《不虚此行》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同样作为近两年国产院线电影，刘伽茵的创作法可谓一股清流。她平视生活，爱自己的人物，不任意简化情感和现实，从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及最重要的，“和故事完全站在一起”，也即，选择与故事本身相符合的表现方式，而不是刻意强调一种高于故事的“个人化”标签。我们只要看看刘伽茵导演在接受专访时所说，就会知道这是一种怎样谦逊而善良的创作法：“但对于《不虚此行》，我的态度就是不去统一、不去简化各种情绪，而是真正地表达它们。”“但是我写的这些，人物们所说的话、人物们的情感，是我了解的，我在写的时候，我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在说他们所说的话。”“我们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真实性、写实性，以及最重要的，平视生活。”“我在写这些对白的时候会代入到人物的位置去想、去写，或者说是用心在写。我之前说了，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这一次选择的风格，是与这个故事、和这个主人公相契合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不是我想要什么风格，而是这个故事想要什么风格。而我和这个故事是完全站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要的和它想要的不会矛盾。”“重要的是讲述的过程，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真正建立联结的过程。”“但是在交流成为真正的交流的时候——按戴锦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ix]……

《不虚此行》（2023） “完全和故事站在一起”的创作法

“真正的人”，本应是所有道德的创作者都应为之努力的一种追求。尽管《不虚此行》在成片效果、观感上看可能仍旧存在许多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创作者本就不曾追求一部所谓“完美”的电影，而是以一种足够谦逊又不失自信的方式进行创作，与笔下的人物完成平等的对话。或许拍出一部真正完全平视生活与人物的电影仍旧过于理想主义，但我们完全可以尽力做到“和故事站在一起”，而非居高临下地俯视。

或许，一部具备道德感，或者说品德高尚的电影，应当具备如下的品质：创作者对于其拍摄的对象（人、物、事件、世界），保持一种非占有关系的联结，试图向其靠近，与其对话，揭示出其深藏于表象之下的更深层次的面向，或是引发自身/观众对于该对象更丰富层面的思考，而非仅仅停留在表象的精致刻画，例如追求一种表层的“好看”。《不虚此行》《坠落死亡的剖析》的作者们几乎做到了，而《银河写手》则造就了又一个完美的反例。

[i]Annihilator《关于阿巴斯电影的两点思考》，//movie.douban.com/review/13963629/

[ii]何国威.从“银幕”到“屏幕”：解说电影类短视频对电影的拆解与重构[J].当代电影,2023(04):91-98

[iii][法]安托万·徳巴克《迷影：创发一种观看的方法，书写一段文化的历史：1944-1968》，蔡文晟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iv]《【银河写手】对纸片化的女角色开黄腔就叫幽默吗》，//movie.douban.com/review/15814380/

[v]吕克·慕莱，《Sur les brisées de Marlowe》《叫板马罗》，《电影手册》，第93期，1959年3月

[vi]雅克·里维特，《De l'Abjection》《论卑劣》，《电影手册》，1961年6月

[vii]同vi

[viii][美]詹姆斯·乌登(James Udden)《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黄文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ix]异见者《专访 | 刘伽茵谈〈不虚此行〉：“我和这个故事完全站在一起”》，//movie.douban.com/review/15459233/

收听链接：//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s/6603d5f71519139e4fe6e77f

🎤主播：

小s（播客收听1600h+，老想说点什么）

lava（自鸣得意的装逼影迷，2040金棕榈得主）

剪辑：西红是番茄

📢主播打分：

小s 5.5 lava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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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片目：

《大象席地而坐》

《银翼杀手》

《扎克·施耐德版正义联盟》

《年会不能停》

《永安镇故事集》

《红毯先生》

《北京爱情故事》

《不止不休》

《热搜》

《谍影重重》

《蝙蝠侠：黑暗骑士》

《记忆碎片》

《消失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