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

　　今天终于没有错过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影院小厅看了胶片版的有些许残缺的电影《武训传》。以现在的观影习惯来看，电影语言本身显得有些落伍了，慢条斯理的叙事，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还有那些明显的表意符号贯穿于整部电影。

　　毕竟已经五六十年了，当年感染观众的方式有点显得可笑，不大适合今天快节奏的欣赏习惯。至于影片的思想内容，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近乎三十年的积淀已经让《武训传》本身从艺术到政治有了一个近乎尸体解剖似的分析和介绍，动用了从天文望远镜到高倍显微镜的各种工具，各个层面，各个角度都有所涵盖。所以笔下无言也有情可原，于是只是回到宿舍，翻看了能见的一些当年文字，囫囵吞枣的浏览了一遍。

　　所看书目不过《中国电影研究资料》吴迪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百年》李多钰主编三本书而已，权当了解大概，故而不敢妄称研究，不过有些许断想而已。

　　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和平反

　　《武训传》的批判被视为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中国电影百年》语）。早先国内放映的时候，可以算是好评如潮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好评如潮”，才更为突显其显现出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上海的上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的媒体上还有关于编导孙瑜和演员赵丹对于影片的经验介绍性的文章，可见当时有树立典型的苗头：名导和明星的珠联璧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随后而来，掀起了批判风潮，从电影摄制人员扩到到整个文艺界，从具体的“武训评价”到抽象的阶级立场，终于成为政治性的运动。此后《武训传》永远都不享有纯粹的文艺评价，而紧紧的和政治发生了关系。1985年胡乔木的一段简要讲话，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对《武训传》的平反，还是以政治运动的清算方式开始的。

　　孙瑜当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编导〈武训传〉记》，只是半回忆录性质的，创作上的探讨较少，《编导〈武训传〉前后》则倾向创作经验的内容多一点。而赵丹的《我怎样演武训》的理论研讨价值也很大。相信当年的一些正面评论，也是较为集中在艺术范畴内的讨论和批评。这可以在后来批判风潮中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依据，比如李长之先生1951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文章《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得到了教育》写道：

　　“我过多地评论了《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的艺术，太轻太淡地而且是（不正确地）触及了政治意义。这不免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不免是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的形式主义的美学的影响。因为缺乏对政治意义的足够的重视，所以就是艺术标准的批评论，也就犯了错误。”

　　此段文字或可印证。

　　5月的社论一经抛出，形势急转直下。批评夹杂、混淆甚至歪曲了政治因素和政治立场，用文艺批评的手段搞政治，用政治的方式搞批评。于是雪片般的评论飞满全国，采取艺术分析和政治品评“嫁接”的方式，炮制出炉了一篇又一篇的批判和检讨稿件。仍以李长之先生的同题文章为例，在前引文字之后，紧接便着例证了他的“错误”：

　　“例如我指出，武训电影之‘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并没有提高它的艺术性，反之，是降低了它’，然而理由呢，是：‘损害了武训事业的严肃性’。其实，武训事业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也就说不上损害不损害它的严肃性了。可见不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艺术性的批评是不会正确的。”

　　如果说关于“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算是艺术层面的分析，那么对于“武训事业”的评价实在是无由的牵强。然而各地这类稿件之多，是无法想象的。江青更是亲自带队实地考察，不但洋洋洒洒的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还树立起了“宋景诗”这一光辉的反抗的正面的形象来和武训形成对比。总之，最先的政治定论为《武训传》的政治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了永久的记号。是这之后关于《武训传》的评价都离不开了政治。

　　至于后来的平反，仍然是政治化的。1983年万里，1985年胡乔木分别都表示对于《武训传》的评价有失公允，而此时已经处在对“文革”拨乱反正的政治工作中了。对于《武训传》的平反，也自然划归到了政治清算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其后的多数关于《武训传》的评论文章中，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研究者的学术文章，都已经舍弃了电影艺术的标尺，而成为研究“谁之过？”的历史淘金。比较典型的就是将《武训传》批判归结为江青个人阴谋报复行为，是对知根知底的赵丹等前同事的个人迫害。

　　电影之后尽管经常有人提起，在影史上留有一笔，却鲜有关于艺术成就的评价和概括。《武训传》成为了政治或者文化的一个符号。

　　批判《武训传》的武器

　　江青借着批判《武训传》的风潮，组团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该文考据丰富，旁征博引，实在是集大成的典范之作。可见当时的人们确实有股韧劲。我和大学同窗还曾就此事感慨过。从《武训传》公映到《调查记》成文发表，不到三个月。“调查取证”，编撰行文，还能在浩瀚史海之中找到“宋景诗”这号人物，专门用于对于武训的回击。这种独特视角和博学，现在依然销声匿迹了。

　　如今荧屏银幕上充斥着各种耳熟能详的情节和段子，都是同样的桥段不过换个时空，换个身分，就能堂而皇之走进大众娱乐的视野。不是各种篡改传说，就是“秘史”系列。蹦蹦跳跳的表现着后现代的不屑和疯癫，骂骂咧咧地糟蹋消费者的智商和品性。没有丝毫智慧的胡闹在媒体上，相比之于当年江青的目标和手段，简直是不值一提。

　　如果说《武训传》是个政治和文化的符号，那么这个符号最起码指代的是一种“严谨持重无所不用其极的改造”。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根据武训的人物和形象的反面，迅速寻找并打造相应人物和形象予以回击。这种创造力不仅仅是模仿，更是水平。迪斯尼素来以改造他国童话传说闻名于世，对中国《花木兰》的改造，换来的只是上海动画电影制片厂挖掘原著的《宝莲灯》，而同是讲述母子亲情题材的动画片，迪斯尼随之而来的《人猿泰山》把亲情提高到了一个人兽间的争议高度。对于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迪斯尼采取精彩讲述的方式，梦工厂则选择了完全解构。《调查记》及“宋景诗”完全证明了这样的创造力并非国人所缺，只是渐渐的淡忘了。或者说，没有缺失也没有淡忘，只是从来没有用在创作或者娱乐这些形而上的无用方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实践到“为人处事”的能力上了。

　　尽管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至少证明着，一段时间内，国人国片的创作是有激情且有活力的。这让今天的所谓“繁荣”汗颜不已。

　　《武训传》及历史的武训化

　　夏衍先生在《武训传》拍摄过程中就曾提出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说法，这大概是从艺术角度的评价。而纵观《武训传》的全片和历史，让笔者不禁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结论。

　　《武训传》中的武训形象，是悲剧性的。几次三番的看着并经历了穷人吃“不识字”的亏，于是立志兴建义学，为穷人家的孩子无偿的提供教育环境和教育机会。然而，当小孩读书给武训解释“学而优则仕”的圣贤道理时，武训对自己的做法深刻的质疑了。事实上，这一点也是最早关于武训批判比较集中的部分，即武训的义学虽然是济世的，但终归还是向封建传统和封建制度的妥协。编导们当然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通过这一点认定这个形象的深刻悲剧性：妄图利用敌人的游戏规则消灭敌人，而实际上却是为敌人培养了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一特性。

　　武训由于目不识丁，不懂得礼数，没见过世面，自然对于儒界官场的规则一窍不通。被泼皮无赖的欺骗不过是皮肉之苦，被官僚政客的利用才是更为尴尬和令人焦虑的。武训的义名远播，惹得各级官僚都用足了心思在他身上下文章，下到一县之长，上到太后皇上，无一不以他为工具，标榜政绩，粉饰太平，收揽人心。而武训对此则毫无察觉。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二特性。

　　回过头来看《武训传》批判的历史，那些批判、反批判的文章，哪一篇不是对“游戏规则”的无奈适应？“艺术分析加政治品评”模式不正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妥协和及这种妥协的认定？而那些批判和反批判的人们，似乎都是处于一种对于政治的依附，最终成为政治工具的悲剧命运。当年或出于无可奈何，或出于随波逐澜的批判，不过是政治风潮中的一朵浪花。动用想象力写出文章发表的和发挥创造力挖掘历史造型的，都是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而已。至于平反时分，站出来高声怒骂的，低下头深刻反思的，也说不清是真情流露还是随声附和。

　　《武训传》里的反派张举人，自以为手执笔端，“一字令人生，一字令人死”，似乎笔杆子的力量大于刀把子。其实还是没看见自己的脑壳子，早已经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了。那些利用武训之名，或揽人心，获得好处的人，自己已然“武训化”了。他们不过是在别人的身上实践着从自己经历中学到的宝贵经验而已。

　　总而言之，无形的制度不但规定了所有的人都在体制框架内游戏，而且规定着胜利者的属性和位置。所有游戏中的人们不具备相应的属性和位置，就永远是胜利者玩物。

　　而所有人都是游戏规则的玩物。

许多年之后，当我窝在沙发里终于看到那部叫《武训传》的电影时，不由得想起了瞒着大人偷偷阅读“大毒草”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好吧，我承认，这个开头是我抄马尔克斯的。但这也是一个事实。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书架上，除了各种版本的马恩列斯毛选和一些“政治正确”的书籍之外，还有一点“毒草”——这些“毒草”大都标记着“供批判用”，爹娘是不准我碰的。而这些“毒草”对我来说，吸引力非常之大。必须首先澄清的是，早在背起书包上“抗大小学”之前，我已经拥有了和一般成年人不相上下的阅读能力，这首先得感谢我那早逝的姥姥，是她老人家用满街的大字报为我启蒙，从此走上了识字、阅读的探索发现之路。拥有这样能力的孩童，在今天已经屡见不鲜，但在那个时代，却足以让人目之为“神童”，而且让我变得“骄傲自满”——这个词是自小学开始每年都会出现在我操行评语上的字。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娘在1979年暑假里逼我背诵的那篇《伤仲永》，但今天的我，确乎已“泯然众人矣”。

好了，书归正传。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每一个星期四下午，因为在那些下午老师们要集体参加一种叫“政治学习”的活动，这让我们这些孩子得以每周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对于我来说，那些星期四的下午是难得的黄金时光，因为可以从书架上抽出那些“供批判用”的“毒草”尽情阅读。《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就是在其中的某个星期四下午读完的，这两个故事曾经为我换来一些零食，例如半片抹了猪油的馒头片，或者一勺用来抹馒头片的麻酱。从这个意义上说，“毒草”还是有些实用价值的。

当《武训传》这部电影终于以DVD的模样拿在我手里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把《清宫秘史》、《逆风千里》这些当年的“毒草”电影一一搜罗看遍的我，居然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大名鼎鼎的“第一部禁片”。当我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恍然发现，其实是跟它太熟了，因为在多年之前读过剧本并多次给小朋友们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武训传》中的一些场景和台词已经深刻在我的记忆中，以至于让我以为我早已看过。

的确是太熟了。无论是小武训学人家打把式卖艺时喊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还是私塾先生那一句“要饭的还想读书”；无论是举人老爷、赌徒里正的赖账，还是武训梦中的地狱；甚至，还有那个把大拇指变没的小戏法儿，等等等等。三个多小时中，这些电影的情节和细节，许多次唤醒我的记忆，并与赵丹们的表演吻合在一起，让我感到这部从未看过的电影其实是个老朋友。而关于这个老朋友的一切，在当年阅读剧本以及后来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其实也早已熟悉了。如同一个在微博上互动了很久的网友，一朝相见便如相识多年。

当年他们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是在后来的阅读中逐渐了解、逐渐理清的。因为那不仅仅是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也是影响至今的政治。搞搞清楚，还是蛮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完整地看过这部电影，便不会有更深的认识。

说实话，《武训传》中的武训其实已经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武训，而是一个被人为拔高、赋予了一定革命性的武训，虽然他的革命性无非也就是不拿黄马褂当事儿、也就是与周大这样的“长毛”做个朋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整部电影其实是左倾的，虽然武训行乞办学是一条主线，但这条主线已经被周大的“武斗”、被揭露“万恶的旧社会”的等等情节冲淡了许多。正是这样一部现在看来很左、甚至颇有些呼唤革命意味的电影，当年却被《人民日报》那篇经过毛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称之为“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让我感到有必要重温当年的一些史料，重读当年的一些批判言论。

掩卷之后，不禁长叹。那些史料和批判的言论都在，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过之后，你会懂得什么叫深文周纳，什么叫君心难测，什么叫欲加之罪，什么叫“政治”。

抄一段赵丹先生的话：“当批判的阵势突然在一个早晨拉开时，孙瑜和我简直吓傻了眼……我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和开朗，变得终日惶惶，常常寝食不安，彻夜难眠。在家里，我不再是温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却像一头暴躁的狮子，动辄大发雷霆……批判运动总算过去了，伤痕却永久地镌刻在心上。……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内因将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而当时所产生的直接的社会效果，便是为解放后的文艺批评树立了简单化和片面化的风气。这部电影既然在政治上是被彻底否定的，那么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也就没有任何研究的价值了？我实在想不通。”

赵丹先生的“实在想不通”实在很简单，因为他是个艺术家，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更不懂得艺术在政治面前实际上只是个奴才或者婢女，举人老爷大笔一挥，寄养契约会变成卖身契，存在柜上的工钱在账簿上也会归零。1980年，赵丹先生在那篇至今仍然被人不时提起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中，直言不讳地认为“文艺，是文艺家的事”，对文艺创作管理约束太多，只会“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现在看来，这些被当做赵丹先生遗言的话，仍然只是纸上的遗言，而赵丹先生仍然只是一个艺术家，满怀希望，至死不悟。这让人不由得为赵丹先生叹，为他老人家不值。

至于有人把《武训传》DVD上市看做是某种信号，则让我不由得苦笑。想什么呢？趁着DVD还有货，抓紧时间看看吧。武训的确是赵丹先生的巅峰之作，此前小广播，此后林则徐，再无超越，仅此而已。

没有想到，在影剧工作室开动的第一篇文字是关于《武训传》的，这当然与《武训传》电影DVD的发行有关。
对《武训传》的关注，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在《青岛晚报》做“文摘”编辑时，编了一个关于《武训传》的小专题。这个小专题引发了一点兴趣，所以买过一本《武训画传》。
有关《武训传》批判的息来源，大学的当代文学史课是学过的。但现在想，大学里文学史的教学，恰恰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史是缺失的，那时候的文学史写作，在观念上还严守意识形态史的道路，所以在思想史上作个清理基本不可能。
写《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时，在会集材料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到《武训传》，无奈的是看不了电影。所以，《武训传》在卓越刚上架就下单了，还没到货，有网友就作为种子上传了。在为碟片发行商“大圣文化”叹息的同时，也感到能够广泛传播和研究《武训传》，对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史，乃至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心路都也是好事。

看《武训传》，通过影片对武训的理解，其实类似于教育事业的乌托邦，包含了知识改变命运，从而改变社会的动机。
用影片中武训的朋友周大的话说：“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这些狗官恶霸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说这句话时，周大刚刚实施了监狱暴动。出身太平军的他，因为抗拒张举人殴打武训，最终被张构陷而遭受牢狱之灾。
影片中，周大手边放着一本书，正是《水浒传》。

周大这一角色，在编导孙瑜手里是有些变化的。1948年1月，孙瑜写的《武训传•分场剧本》里，有一身蛮力的车夫周大最终是逢“大赦”出狱的。
显然，在1948年时，孙瑜还很有些“明君”期待的。
实拍剧本中这个细节的改动，源于1949年12月在昆仑影业公司召开的编导委员会。与会者有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演员赵丹、蓝马等。
关于周大的命运，郑君里建议将之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于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则说，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

影片投拍后，还增加了小学女教师（黄宗英饰）的“结论”：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孙瑜说：一九五O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是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划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

很显然。孙瑜在投拍武训传时，已经非常自觉地实施了“自我改造”。
孙瑜接拍“武训”完全是受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陶行知自1943年起，每年都举行武训诞生的纪念会。在一次纪念会上，孙瑜收到了陶行知亲赠的《武训先生画传》。1945年，孙瑜赴美考察的过程中，一直带着这本书。

1948年分场剧本完成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昆仑影业公司。但阳翰笙通过郑君里转告孙瑜，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此片，于是孙瑜在中制启动了此片的拍摄。从1948年7月至11月，孙瑜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拍摄。

1949年2月，昆仑影业以150万元金圆券的低价从中制买来了所拍的《武训传》。是月，孙瑜加入了昆仑，但因为当时昆仑忙于《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的拍摄，没有将《武训传》提上日程。

《乌鸦与麻雀》完成后，昆仑立刻想续拍《武训传》，出于营业收益的考虑，昆仑甚至不顾孙瑜的反对，要求将影片拍成上下两集，这样票房收入可以增加一倍。

在加戏的过程中，孙瑜在影片中加强了暴露封建统治者残暴和阴险的情节，也加强农民反抗的情节。蔡楚生为孙瑜编了山东巡抚张曜与幕僚“收买民心”的对话；而孙瑜则增加了西太后如何决定对周大和武训二人“剿抚并施”的桥段。

这也使得《武训传》看出来是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而且武训本人的意识也很有意外之举，比如跪义学成绩第一的学生，不跪“黄马褂”；比如在大牌坊前装疯；比如听说“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路径很绝望很痛苦，请学生们以后不要忘了“庄稼人”。

相比于孙瑜，主演赵丹是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看的《武训先生画传》。受到孙瑜的邀约后，他立即答应了。赵丹说：我把武训这种忍辱受屈的行为，歌颂成劳动人民的“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人民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所有的谨慎与自信，以及成熟的导演与精湛的表演，甚至包括刚上映如潮水般的好评，都没有抵挡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炮轰，这篇社论就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批判文章将武训看作是狂热的封建文化宣传者，并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结论“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文章还开列了一份列了43篇文章和3本书的目录，47名武训歌颂者也被逐一列出。
而这份目录，此后成为了这些人“反动宣传”的梦魇。
其时任职于北京人艺，后来又改写批判文章的金紫光，在此后的十多年先后在中央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单位工作过，但只要有“运动”，他就得检讨一番“赞扬武训”，参与“反动宣传”的错误。

毛泽东核心批判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改良主义。
一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在呼唤议会制，有的在呼唤知识救国、教育救国。而这是崇尚斗争论的毛所无法容认的。其时，镇反运动，抗美援朝，以及逐渐深化的土地改革，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些举动，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武训传》中对周大式暴力革命的质疑，也如同对共产党暴力革命的质疑，尽管其一再强调“没有好头子”，“天下总会是咱们穷人的”。但暴力革命，显然只是一条令人怀疑的路线，武训式的努力，也是一种方式、一种路线。尽管电影赋予了其悲剧的样式，但其正剧特性依旧存在。
此刻的毛，无疑要告诉知识分子，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没有暴力革命就没有新政权，必须跟着他及共产党走，必须服从权威，必须彻底地改造自己。
赵丹写道：“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所谓的平生抱负和愿望，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1980年代末，有统计指出：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除抗美援朝外，其余14次都跟整知识分子有关，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

为证明伟大领袖所写社论的正确，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建立起来了。江青化名李进亲自上阵。这份调查记，除前言，另分五大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这份长达四万五千字的调查记，毛亲自加写改写了15段，并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
研究者袁晞说：“被调查的老百姓只能顺着说，要什么就说什么。此种调查方法一兴，什么材料都能调查出来。”

有关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此留下两大“遗产”，一是大批判的文体；二是调查材料的方式。

客观地说，在孙瑜所拍的电影中，《武训传》虽然极其用心，但明显游离于孙瑜的诗化风格，蓬勃之气和喜剧式的处置能力，以及结构的松弛和情节的松弛都不见了。没有坚定自我的创作肯定无法完整地显现自我。可以圈点的，倒是赵丹的表演。动作、体态、表情、语言，都堪称精妙，除却青年武训因为赵丹自身的年龄关系表现得有些过于老成之外，其他都可作经典。

而电影《武训传》可以留诸于今天的思考，其实应该是，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自我改造和被阉割之路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大批知识者，在陷入自我怀疑之后，又领受了大批判的炮火，在全民的迫击之下，自我飘零，而后随波逐流，没有操行的就选择助纣为虐，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本来带有精英特征的阶层由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的一部分，他们不再独立发言，他们颤颤惊惊，左顾右盼，沉默的沉默，招安的招安。期待明天。

　著名作家、报人袁鹰先生自1953年初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至1986年底离职休养，一直从事副刊编辑工作。老来回首，往事如烟，他随手记下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历史真相，一些值得咀嚼回味的事实，一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该书即为此类文字结集而成。举凡当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如电影《武训传》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大跃进、反右、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等；当代文坛的一些要人，如冰心、夏衍、胡乔木、周扬、邓拓、袁水拍、赵朴初、赵丹等，着墨尤多，构成本书的主体，实为了解现代中国、研究当代文坛的珍贵史料。

　　1、《人民日报》社论

　　读得心惊肉跳

　　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4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是破天荒头一回，我赶紧细读全文：

　　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社论一开始提到的杨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当时只看题目，未看正文，就从报架上取下来看了一遍，文章是转载《文艺报》的，“编者按”严厉地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们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2、恽逸群连夜代写检讨文章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我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

　　问题提得如此严重，如此尖锐：“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现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要宣传报道的东西很多，不要又开辟一个宣传战场。

　　然而《武训传》这部电影毕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正参加一个由林伯渠、沈钧儒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上海文艺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长于伶负责，他又兼电影厂厂长，自然首当其冲。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错误。

　　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楼下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

　　3、周恩来、陈毅宽慰夏衍

　　夏衍到6月下旬才从东欧访问结束回国。据他回忆：一回到北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一再表示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夏衍还说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总理在电话中就《武训传》的问题作了指示：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回沪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毛主席看了之后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的表态同周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人左右的会，《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4、江青操纵《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笼

　　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飙，虽然没有搅得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70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日希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斐、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明眼人一看便知。

　　5、胡耀邦誓言感天动地

　　在这篇文章最后，当时已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

　　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