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追捕聂鲁达》，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逃亡者迷离虚幻的诗意评价了！

Pincent：

具备叙事性的同时具备文学性和诗意，对创作者与被创作者、主角与配角、虚构与写实的处理以及警探的视角堪称精妙，追捕的过程也是追随，在雪山终于合体，残酷又美丽。视听轻度迷幻，大量环绕镜头运动。

薛Tony：

虚虚实实，好迷幻。

日烦夜烦：

虚实之间的文学性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着法国新浪潮和前苏联诗电影的气质。故事不是最重要的，结构和叙述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迷离而诗意。

淡水河边：

很有诗意，非传统传记片立意也不错，但是这个剧本上很多点都有问题，角色塑造也感觉不太够吧，一个人物传记对于聂鲁达的介绍和描述感觉差一点。

了却烟硝：

真的是浪费时间，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感到一阵眩晕。

开头说政治就不太友好了，中间追捕开始还终于有了那么点样子（然而各种巧合依然很无聊），到最后强行拔高到个人身份的认知真的很让人莫名其妙。

导演如果想讲一个追捕的故事那就好好讲，别牵扯到什么哲学性的东西，不仅显得不伦不类，大家也不会买账。

fire_storm：

拉美的光怪之域，一出荒诞的追捕，大量逆光摄影在柔和滤镜下赏心悦目。聂鲁达的一生是被文学政治和女人填充的，本片进行了颇有层次的剖析，诗人、政客，直到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

Her Majesty：

调色颇似美颜相机。如果写成小说应该很精彩了，因为足够浪漫，且故事带有文学性。

法罗岛岛主：

想用梦幻的色调渲染浪漫艺术气息，奈何这粉扑扑的滤镜实在太过少女，就差没嗲兮兮地高歌一曲《我是女生》，实难和沉重的历史过往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两个极其严肃的话题联系到一起。

滤镜用力过猛全盘崩塌，常出现在东亚东南亚恐怖片中，最终效果是让电影看起来无比廉价。

结局着实感动了一下。

大大大大大白猫：

也许吸引导演拍这部片的并不是聂鲁达这个人而是从聂鲁达身上抽象出来的“诗性精神”，但是后半段彻底泄了气。建议导演多看几遍《邮差》。

我略知她一二：

我曾孤单如隧道。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向诗人致敬，诗人永生，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明天我也能离开最伤心的城池。我倾听着辽阔的夜，失去她后更加辽阔的夜，诗句一字字跌落在了我的心中。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斯诺-纳什维尔：

Oscar和Neruda这两个角色刚好代表了两个群体：一边是在政权压制下幸存下来的艺术创造者，他们仍有着话语权；另一边则是独裁统治之下不公正判决的执行者。电影讲述着两人从未停歇的猫鼠游戏，两人都试图用对方的幻想来验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以创造者一方的胜利结束这场游戏，而执行者一方迎来属于他的结局。

#FIFF6#DAY1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追捕聂鲁达》里，关于警探与逃犯、虚构者与被虚构者、政治与艺术，在这些众多的二元对立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影项，相互渗透。但这两个主体又似乎只是一个主体的两个面向，是智利本身的一体两面，在智利，一切暴力的，强权的，艺术的，理想的，肮脏的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我们如何在混乱中寻求康米主义。

这是个追捕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创作的过程。在警长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们渐渐辨认出聂鲁达的形象，一个极富魅力的天才诗人并且饱含着浓烈的政治理想，所到之处尽是人们的欢呼雀跃。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聂鲁达就如同一个拖着长长粘液轨迹的蜗牛。所经之处，都潜藏着他的痕迹。

在聂鲁达的逃亡中，聂鲁达流窜于智利的各个角落，从党员回忆到地下妓院，从北到南。我们又借由聂鲁达的踪迹漫游了智利。我们看到了智利的人民。

人民的概念，在全片中占据核心地位。警长一开始认同于自己的身份为一名警察的儿子，在追寻聂鲁达的过程中，不停的去感聂鲁达之所感，去寻觅聂鲁达的气息，到最后，他的自我指认转变为认同自己是聂鲁达的儿子，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概念，只有在20世纪的历史中才有如此深刻的内涵与意义，是20世纪的历史造就了人民，也正是人民才创造了20世纪的历史。当我们在谈人民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往往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在谈的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自觉，人应该拥有什么，人应该去抗争什么。Marx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但人民是比无产阶级更庞大的概念，他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但他们共属于人民。在电影中什么是人民？是工厂里朗读聂鲁达诗歌的工人，是妓院里歌唱的男妓，是路边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也是竭力护送聂鲁达的党员同志。所以，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是聂鲁达吗？不是，是聂鲁达背后的所谓人民的力量，是人民支撑起了聂鲁达，聂鲁达不是巨人，人民才是那个托起聂鲁达的巨人。人民相信理想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

在警长的追寻中，这是一场身份的找寻之旅，他透过聂鲁达反身看到了自己，一个警察与妓女的儿子，在阅读聂鲁达的作品中，他又分享了聂鲁达的生命，他又变成了聂鲁达的儿子。而聂鲁达的生命是人民所给予的，所以他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儿子。这是一场盛大的追捕，也是一个盛大的身份认同，由政治下降到平民。当警长对着总统秘书的轻蔑言论说：“没有什么平民可以站在我的头上。”，他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所以聂鲁达也一直将他书写为一个配角。直到最后，意识到人民身份的他，聂鲁达将他的名字书写了出来，他终于成为了历史的主体，成为了主角。

再回到聂鲁达，作为诗人的角色，他所承担的就是见证与书写，他是人民的口舌，是一切无声处的发声者，为历史的无言处去做辩护。他的笔，如同上帝，上帝说有光于是便出现了太阳，诗人见证了苦难，于是就有了诗篇。诗人高大的同时也必须卑微，他必须接受一切人的爱意与吻，聂鲁达在面对男妓的拥吻他毫不抗拒，这就是诗人之使命所在，要有融入黑暗、融入混乱的能力。要融入酒精，妓女，歌声。所有的高雅都是布尔乔亚对诗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诗人应是混乱的集合体。诗人的笔墨从不为他自己而生。

▲《追捕聂鲁达》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

假如让王家卫来改编拍摄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大抵就会像这部《追捕聂鲁达》的模样，甚至觉得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在影片里的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极了梁朝伟。帕布罗·拉拉因在凭《神父俱乐部》在柏林获奖后，转向人物传记题材，在2016年一口气接连推出两部作品《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并先后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和威尼斯竞赛单元。两部作品都出其不意地获得好评，前者代表智利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者更为纳塔莉·波特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都是以著名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但这两部都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是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类型突变，为未来的人物传记题材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这部《追捕聂鲁达》跟2012年同样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的《智利说不》有着类似的混淆纪实/虚构感，只不过这里不再有历史档案资料或新闻片段的嵌入，而是将人物的真实细节和虚构情节融为一体，让观众难以分辨出其模糊的界线。

▲影片中警察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酷似梁朝伟

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一个黑色犯罪类型片的格局，讲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遭受政府迫害与通缉，然后走上逃亡之路的故事。影片在开场不多久就开始陷入犯罪追捕类型片的氛围，聂鲁达被告知政府通缉的消息，介绍警察主角出场，以及到聂鲁达家中搜捕。然而，不知不觉地这种悬疑紧张的气氛被一种魔幻迷离的诗意逐渐淡化了。

这个犯罪悬疑类型消解的关键在于用警察的画外音旁白进行叙事，让观众以为这是追捕者对逃亡者十拿九稳的猫鼠游戏。但事实上，警察每次抵达现场却扑了个空，更对聂鲁达故意留下的一本小说着迷，情不自禁陷入到诗人的虚构世界里。与此同时，在警察的视角叙事里，却不时浮现出聂鲁达的内心独白。追捕者以为自己是主角，在掌握追捕的主导权，却不知已成为逃亡者的配角。这种彻底颠倒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转换，令这场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浪漫化的细节和诗意十足的情节。譬如聂鲁达在妓院与变性妓女唱歌跳舞，在港口城市登船时遭到警察跟踪，这些统统使得故事看起来像是诗人笔下的一场虚构的经历。

▲各种风格化的手段令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

帕布罗·拉拉因偏好的逆光和滤镜、围绕人物旋转的摄影，以及在对话时的跳跃剪辑，之前已在《智利说不》和《神父俱乐部》里有所尝试，这次在作品里同样延续不变，体现出他对美学风格的统一与掌控力。这次更出彩地透过剪辑创造出行云流水的节奏感，令情节在警察和诗人两个人物之间悠闲徜徉，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亡命追捕，而更像是读者对作家的倾慕追寻。

在高潮雪山一幕，追捕者与逃亡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关系已消弭不见，警察对诗人从原本的仇视而逐渐变成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着迷；诗人原本对警察的不屑一顾，也变成像对待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般深情，并最终喊出了追捕者的名字，令其不再是配角。在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里，两者的关系竟然是互换可逆的，这种庄周梦蝶式的设计相当惊艳，再次提升了作品的诗意空间，并与主题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契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