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的救援行动》(Quo vadis, Aida?,2020)在今年奥斯卡奖代表波士尼亚与赫赛哥维纳(以下简称波赫)提名最佳国际影片,这是继《三不管地带》(No man's land,2001)之后,波赫电影再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也是相隔近20年,台湾再次有机会透过大银幕聚焦九〇年代的巴尔干情势,以及当时的战乱对后世的影响。
这两部作品若非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三不管地带》当年成功获奖),几乎不可能在台湾获得上映的机会。以《阿依达的救援行动》为例,观者在欣赏过程中,很容易被塞族共和国、塞尔维亚人、联合国、波士尼亚人、穆斯林等标籤给混淆,若未对该地区盘根错节的历史有基本理解,可能会需要花费多一点时间才能入戏。
诚然,若非执著于对情势细节的认知,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仍确保观众能够理解《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基本架构。简而言之,故事发生在1995年7月11日,塞族共和国大军压境隶属于波赫的雪布尼查(Srebrenica,又称斯雷布雷尼察),在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将军的领导之下,驻守在雪布尼查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退维谷。
穆拉迪奇声称只要当地居民不反抗,自己将会平和收复雪布尼查,并且将居民安置在其它地区。不过问题在于,塞族可能在安置过程中屠杀所有青年男性,不仅是复仇,也是为绝后患;但也有另一派选择相信在联合国的介入之下,穆拉迪奇不至于大开杀戒。
故事主人翁阿依达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她与丈夫、两个儿子都是雪布尼查居民。电影一开始,便是成千上万的雪布尼查难民包围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处的安全区,阿依达必须穿梭在难民之中,翻译联合国部队所下达的指令。与此同时,她的首要之务则是试图将其家人放入可以随联合国撤离的安全名单之中。
南斯拉夫分裂的前因后果
目前我们所知的北马其顿(前称马其顿)、塞尔维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特内哥罗(常有人误用对岸译名“黑山”)与科索沃,在上个世纪长达近50年时间,都是隶属于共产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这个国家之所以得以维持长时间的稳定于平和,是基于其领袖狄托(Josip Broz Tito)一人的政策定调,又称狄托主义(Titoism)。
有别于当时其它共产阵营对苏联的绝对服从,在狄托领导之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拒绝加入共产军事同盟华沙公约组织,也致力于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中找到中间地带。佔尽地缘优势的南斯拉夫因此游走在苏联与美国两大强权之间,从双方手中都能获得支援与保护。
然而,南斯拉夫本身最严峻的问题,却是其民族、文化上的多元,“一个国家、二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实体”的字诀油然而生。狄托在世期间,凭藉著威权管控与政治手腕,巧妙地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共主,国内并未发生过于严重的族群衝突。
然而,塞尔维亚人占了南斯拉夫全国人口的近40%,在国内的话语权理应最大,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成为国内塞尔维亚人的信念。身为克罗埃西亚人的狄托为了控制国内的族群平衡,开始整肃持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塞族人,主张“友爱团结”,并且创立了“南斯拉夫人”的概念,要求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推动平等相待。
狄托认为为了让南斯拉夫维持体制,只能弱化中央控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加盟共和国),但他同时也铁腕镇压任何主张分离主义的势力。此举的确暂时奏效,但一旦各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更高的自治权,自然只会更有机会凝固本身民族的向心力。
也因此在狄托于1980年过世之后,失去共主的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显得脆弱不堪。已经弱化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主导宏观的经济计画,国内各个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开始出现分离呼声,尤其以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最为激进,他认为人口佔最多的塞尔维亚人理应独揽大权,唯有削弱其他共和国所能获得的分配才能达成效果。
经多年协调未果,在1991年6月25日,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同时宣布独立。但斯洛维尼亚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战争只打了十天,塞尔维亚方面很快承认了她的独立身分。但克罗埃西亚与塞尔维亚的疆域相邻,克罗埃西亚境内也有塞族群体,塞尔维亚亦有不少克族群体,一方主张“大克罗埃西亚主义”,一方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从争抢领土,演变成了种族淨化。
波士尼亚战争始末
眼见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接连独立,以波士尼亚克人(又称穆斯林人,原先仅佔全南斯拉夫6%)为主的波赫担心自此之后被塞族人削权,也打算走向独立。1992年2月,波赫宣布独立,但境内也佔有三成人口的塞族人坚决反对,遂成立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塞族共和国并非塞尔维亚共和国)与之抵抗,波士尼亚战争随之爆发。有别于塞族拥有的雄厚资源,缺乏专业军队训练的波士尼亚克人惨遭重击,眼见波赫阵营毫无还手馀地,遭到塞族人惨烈屠杀,北约与联合国方才介入其中。
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背景中的雪布尼查,原先是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但塞族人不予以理会,在塞族总统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指示之下,塞族军队进入此地,以适服兵役年纪的男性为屠杀目标,最终杀害了超过八千人,并且动用推土机将尸体集中于一地乱葬。这成了纳粹大屠杀之后,发生在欧洲最残暴的屠杀行动。
在这场屠杀发生的同一年,北约加强了对塞族的攻势,致使双方终于在年底重回谈判桌,于10月宣布停战,结束了为时三年的波士尼亚战争。在12月签订的《岱顿协定》中,决议是让国内的波士尼亚克人与克罗埃西亚人共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而塞族人则得以维持“塞族共和国”,不过并非独立国家,而是隶属于联邦底下的政治实体,得以坐拥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2005年与波赫联邦合併)和警察部队。
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三个民族,看似有序,其实本质却无比畸形。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可能撕裂国家抑或团结国家?
雪布尼查大屠杀始终是波士尼亚克人的阴影,虽然塞族领导人穆拉迪奇事后遭到咎责,在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他在塞尔维亚人(包括塞尔维亚人与波赫境内的塞族人)眼裡,却拥有犹如民族英雄的地位。在片中,也描写了穆拉迪奇的嚣张气焰,以及麾下士兵的种种暴行。
然而,这样的电影虽然得以代表波赫角逐奥斯卡奖,所讲述的议题却未必是全民共识。如前文提到,波赫分为两个政治实体,其中塞族共和国自然不愿面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历史,甚至否定了这段历史的存在。本片问世之后,至今无法在塞族共和国境内上映,因为没有戏院经营者敢冒风险上映如此一部负面化呈现塞族士兵与穆拉迪奇的电影。
除了对塞族人的负面描写之外,联合国作为仲裁者、斡旋者的角色却在片中显得公信无存。联合国创立有其理想性,但前提是会员国理应有相同普世价值的认知,但显然无论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都有相同发言权,在不同价值的拉扯之间,自然消耗了组织的行动力与威信。无能的联合国指挥官在塞族的要胁之下,竟轻易开放基地供持枪士兵进入搜查,且无还手与制衡馀地。
口口声声不断言明坚守国际规范,但面对压根儿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枪杆子,却又轻易妥协、让步,看清联合国脆弱本质的塞族人(塞族共和国也非联合国会员国),当然不会甘愿受其约束。这使得《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描写的不仅是一方施暴、一方受害,其实也描绘了一个失序的国际组织从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即便波赫国民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始末、具体情形都不甚了解——因其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有如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的意义——透过这部作品,可以感受到波赫人对转型正义的推动进程,但本片在这个时机点诞生,却也让塞族人气得跳脚。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呈现了塞族将领与士兵的残暴,无一正面角色,或许贴合历史现实,如此非黑即白的角色形塑也的确能帮助不熟悉背景的外国观众理解,但作为一部单纯倾向某一立场的电影,显然不见容于塞族的极右翼势力。在2018年,塞族共和国议会废除了针对雪布尼查大屠杀在2004年完成的调查报告,要求纳入在屠杀之中受害的塞族人,显然是粉饰暴行之举。
虽然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曾在受访时反覆提及自己对和平的嚮往,并且强调电影拍摄过程之中完全保密,避免任何政治势力介入拍摄,无论是收割者或抵制者皆然。但本片对历史的揭露,却未必会使得波赫走向和平与理解,反而可能使得塞族共和国更增加出走意愿,进而导致波赫走向解体。
而塞族共和国究竟会走向独立或与塞尔维亚统一,一直以来都是各方讨论热点,从一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立场呈现与后续迴响之中,也可看清一个国家内的两大民族有如同床异梦,史观南辕北辙。
小结
在剧末,阿依达发现自宅已被塞族人夺去,临走前愤然要女主人不该继续住在此处,如此表现怨怼是人之常情,但这场戏却也暗喻了今日波士尼亚克人对塞族人的敌意。这显然不是一个促进族群和解的收场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导演兹巴尼奇显然不愿拍摄一个服务国家神话的电影,不愿惺惺作态地加入塞族的正面角色,或在片尾表明双方族群已冰释误解。
这样的结局反映了波赫的名存实亡,波士尼亚克人根本从来不愿意宽恕塞族人犯下的过错,而塞族则根本当这些事从未发生。回顾南斯拉夫解体的前因后果,以及目前塞族对战争罪行的掩盖、对大塞尔维亚主义毫不掩饰的嚮往,《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呈现的战争与人道危机,难保未来不会再次发生。
照片摄于萨拉热窝的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A shirt that smells like my son/
我的儿子Senad出生于1971年。在1992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父亲Esad一起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去了集中营。他们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我的乞求下,看守允许我去见一次他们。我带了干净的衣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不能洗澡。我给Senad带了他最爱的蓝色运动服,他马上换了衣服,我把他的旧衣服带了回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8月21日,敌军警察来到集中营,找用以交换战俘的人选。Esad马上提名了我们的儿子,觉得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在运送的车离开之前,父亲把100德国马克纸币缝在了Senad鞋子内衬里。他告诉儿子:走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钱拿出来,给你自己和同伴买些吃的。Senad的朋友Nihad也上了这辆车。
三辆车都装满人后驶出了集中营。Esad说,他看见Senad和Nihad在车上向他挥手。他哭了,因为他必须和儿子分开;同时他也为儿子即将获得自由而高兴。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
在半路的深山中,运送车停住了。押送士兵将所有人赶下了车,让他们排队跪在悬崖边缘,然后开始射杀。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杀死了Senad和其余199人,尸体坠入了300米深的山谷。之后士兵们到峡谷里向尸体上丢炸弹,确保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罪行。他们把尸体全部填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我从来没有洗过那天Senad在集中营里交给我的旧衣服。衣服上残留的气味是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痕迹。我每天都要闻一闻这件衣服,希望至少有一天他的尸体能被挖掘出来。
26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在等待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尸骨被发现的那一天。每次听到有巨大墓穴被发现的消息,他父亲都会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个他缝了100马克的鞋子...
我马上80岁了。我把这件Senad的旧衣服捐给了博物馆,因为我害怕等不到亲手埋葬他的那一天。
这部刚刚被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波黑电影《艾达怎么了》,在网上可以找到资源,像素差些,但不影响观看。艺术上中规中矩,看它的主要目的,是可以让你了解那段逝去不足30年的“种族屠杀”历史。
波黑战争发生在1992-1995年,那是自1990年开始的南斯拉夫各地区政治独立分裂局势危局的顶峰。影片再现的“屠杀”发生在战争第二阶段的1995年7月。
记得那时候,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还没有完全解体,应该是1994年某月,我还带着电影《香魂女》到其首都贝尔格莱德参加过“南斯拉夫不结盟国际电影节”,同去的中国电影还有韩刚的《葛老爷子》、尹力的《香花三月天》。那时的贝尔格莱德一片和平景象,影展在一所巨大的文化宫里举行,观众众多;每场电影放映前要演奏出品国的国歌,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电影节上遇到过的。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南面的波黑地区就正在发生着这个二战之后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局部战争,即穆族、塞族、克族的武装冲突,北约、联合国都介入调停,仍旧无法阻止局势的恶化,并直接导致最终南斯拉夫国名完全消失,直接分裂为五个独立国家的今天的现状。
这部电影表现的屠杀历史在百度上记载的史实是:
“屠杀事件
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当地原有居民3万多人。1993年6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安全区”,并规定这些“安全区”为“非军事区”,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和发生任何敌对行动。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
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武装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宣布建立地方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决议,希望塞军撤出该地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维和人员,并在那里重建联合国安全区,但遭到塞族方面坚决拒绝。12日开始塞尔维亚方将在斯雷布雷尼查居住的波斯尼亚克男子全部屠杀光不留一人。大批波斯尼亚妇女被强奸,还有有身孕的妇女被挑开肚子。史称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因为经历这样的事情,在这两地区之间的波斯尼亚克人和塞尔维亚人依旧有着无法抹灭的隔阂和心结。
波黑战争结束后,波黑穆斯林失踪人口委员会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现许多埋尸坑,并掘出数千具尸体。长期以来,波黑政府一直否认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事件,直到2004年6月承认。2004年10月14日,波黑政府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承认,波黑塞族军队和警察部队1995年7月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市后,放走了部分妇女和儿童,但杀害了7000余名穆族男子。”
影片以一位替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的波黑女教师为主角,以她的视角直接目睹及遭遇了这场“种族大屠杀”,和俄国电影《亲爱的同志》有着异曲同工之貌。
了解历史,反思过去。这应该是我们文化艺术作品,特别是影响广泛的电影形式,最应该做的事情。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为时三年半的波黑内战期间,交战各方塞族穆族克族都曾经展开过大规模有组织的种族迫害和屠杀。在已知并被国际社会确认的种族罪行当中,影片中提到的1995年3月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在战后欧洲最为严重、最为惨烈的罪行。
在战场上自己不能保卫的,屈膝于敌人面前同样得不到保全。
在战争中,不是比惨、而是比刚烈。塞族大概是一向深谙强邻环伺、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素来尚武、骁勇暴戾,具有抵御外虏、守土保家的善战传统。所以才能够以少博多、在波黑战场上始终争取主动。但在波黑民族构成当中,塞族只占三分之一、地广人稀。在穆控区和克控区,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平民同样沦为种族迫害和种族屠杀的牺牲品。在大屠杀发生地——斯雷布雷尼察,1992至1995年内战期间在穆斯林控制下同样发过针对塞族平民的驱赶、迫害和屠杀。
前南地区主要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等国境内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内战伊始,就具有跨地域、跨国界、国际干预、纵横卑阖的特点。其中波黑塞族、克罗地亚塞族与塞尔维亚和共和国、一度以民族划线结成同一阵营、“三位一体”,因此得以与早已赢得西方社会支持的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展开长期分庭抗衡。就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发生之前,1995年5月,得到西方援助的克罗地亚政府军攻陷了同样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区的克罗地亚塞控区——西斯拉沃尼亚。随即出现大批塞族居民被驱赶逃离出家园。由于塞族在克罗地亚的安全形势恶化,从而在前南地区尤其是波黑东部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和人道危机。
作为连锁反应,1995年7月波黑塞族开始对位于波黑东部塞控区境内的穆斯林“飞地”、联合国保护区——斯雷布雷尼察发动攻击。波黑塞族之所以敢在外部形势不利于己方、力量对比业已发生逆转之际,悍然出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究其原因,还是为了抢在西方对塞族动武之前,挟持当地的荷兰籍维和部队迫使联合国方面投鼠忌器。最终通过武力解决来为自己在今后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筹码。
在重新审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时候,如果不能正视大国干预、火上浇油、拉一派打一派的丑陋行径,最终致使内战局势陷入旷日持久、愈演愈烈、危机四伏的胶着状态;如果不能直面交战各方都曾经采取极端方式,对敌对民族进行种族迫害和屠杀;那么无疑会削弱这部影片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
在旷日持久的波黑内战进程中,种族清洗与种族灭绝曾经和武力解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一道成为破坏前南地区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的冲突根源。
在这里,没必要过多去谴责滞留在斯雷布雷尼察的荷兰籍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营地有2000名荷兰籍维和部队官兵,他们在大屠杀发生时没有担负起履行必要的责任。斯雷布雷尼察自从波黑内战爆发后,和萨拉热窝一样就一直处于塞族军队的围困之下。最后是穆族抵挡不住塞军的攻势、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交到了联合国的手上。
荷兰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军事大国,一战和二战中都宣布保持中立依然不能摆脱战争浩劫。当时在斯雷布雷尼察承担维护平民安全使命的荷兰军人,在一路攻城略地、勇往直前的姆拉迪奇将军面前、在冲锋陷阵、骁勇好斗的塞族军人面前显得多么不堪一击、弱不禁风?在塞军包围下的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同样也是被囚禁者。如果说,作为交战一方的穆族军人都能选择在虎视眈眈的塞族军警面前放下武器、俯首帖耳,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凭天由命。那么作为大国幕后角逐的前台工具,荷兰人只能保持委曲求全、选择退让。
斯雷布雷尼察一度是交战区,这里的穆斯林也曾经和自己的塞族邻居在战场上捉对厮杀、拼得你死我活。因为战前穆斯林人口在这里占据优势,穆斯林极端分子也曾对当地的塞族少数居民犯下过驱赶和迫害的罪行。根据塞族人提供的资料:整个内战期间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所有这些也都有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样也充满着塞族人的尸骸和坟墓。
当看到充斥着整个画面的穆斯林难民、当看到混杂在妇女儿童中间为数众多的青壮年男子、当看到许多身强力壮的穆族青年被塞族军警羁押,我忍不住要问:穆斯林为什么不能起武器来进行反抗、以死抗争来保卫自己和家人呢?
难道是基于穆斯林们热爱和平、善待邻人的信仰吗?不对。斯雷布雷尼察在此之前,一直是穆族武装在波黑东部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这里的穆族武装以斯雷布雷尼察为依托不断钳制塞军进攻、威胁塞控区安全、甚至频繁侵袭从波黑塞控区通往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要通道。
联合国斯雷布雷尼察保护区出现在1993年4月,当时塞军发动了旨在攻克斯雷布雷尼察的进攻。迫于塞族的军事压力,经过联合国斡旋当地穆斯林守军最后同意解除武装、保证不再袭扰塞族平民。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斯雷布雷尼察为联合国保护区。
也就是说当地的穆斯林军人最初是因为抵挡不住塞军的猛烈进攻,才会主动放下武器、混迹在当地平民里面寻求国际社会的庇护。而一旦塞族毁约重新控制斯雷布雷尼察,势必会对曾经作为战场上对手的穆斯林进行新一轮甄别、清算。以避免他们一旦返回穆斯林控制区又重新加入穆族武装继续与塞族为敌。
我不知道在大屠杀的死难者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放下武器的军人、也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人参与过对当地塞族平民的迫害。
内战中上演的,从来都是一幕幕同室操戈、以暴易暴。
所以,最后影片会留给观众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曾经的刽子手和曾经的受害人共聚一堂,今后的斯雷布雷尼察、或将由不同民族的孩子们来摒弃掉仇恨、抚平内战创伤。
战争使人们会一无所有,同样也教会人们去仇视或者拥抱你的敌人。
我相信大屠杀里面的刽子手们,最希望看见的就是幸存者们会留在废墟上开始新一轮的杀戮、在仇恨中生活一直到死去。这样的话,后来者才会去不断颂扬他们的杀戮、赞许他们的功绩。
苦难,会从仇恨中萌生。而和解,才会唤醒希望和新生。
二战期间,在前南地区也出现过严重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又重新医治战争创伤、携手共建出现过民族团结、和睦共处的局面。
但愿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苦果,能够涤荡内战的丑陋和人性中的贪婪。但愿穆族、塞族、还有克族的孩子们,今后能有机会共聚一堂、载歌载舞,来奠祭死者、抚慰生者。
会有那么一天。
立场鲜明的战争片,记录一个民族记忆里的伤痛。这几天有个中国大学女教师否认南京大屠杀,惹来网络众骂,很多人说这名女教师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应该被严惩。而敌对势力美国却硬生生地制造出有关新疆人权的谣言,其中不乏一些屠杀质控。很多涉及人性的历史事件总会有如此争议,人性中的残忍是不可接受的,屠杀是人性丑恶的极致浓缩,而政治却更加无底线地利用这种“残忍”激发出更多残暴的相互仇视的人性。其实,分出我们、你们和他们,或许就是这种残忍和残暴的根源。我比较喜欢此片结尾孩子们的脸和动作,他们只代表了孩子,以及望向世界的眼睛。影片还是极力想还原出当时各方人性的真实,塞军不用说了,是主要的被控诉方,联合国军呢?丑恶懦弱的自保心态,在威胁面前其实也是最真实的表达。其实就连女主,我们的翻译,还不是除了歇斯底里地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对于其他人也只能选择性忽略,这是这部片子值得尊敬之处。历史事件中,只有亲历者才具备评判权,而每个人立场不一样记忆也不一样,或许都觉得自己所述才是真实,实际有多少,或许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正义方,别人是加害者,实际都是情绪和命运的俘虏。结尾字幕是无声的,愿逝者安息,愿每个人看到的是珍惜和悲悯,而不是愤怒与是非对错。
战争对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但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也正在发生着。阿依达就是这样一位生存在塞黑战争中的普通教师,因其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而更深入的了解战争究竟是如何在摧毁自己的生活,不仅是她,影片中与塞尔维亚军队谈判的维和部队军官、无法维护波黑民众安全的士兵、拥挤在安全区中的每一位平民,都无法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抗争,而阿依达的心境,我是无法想象的,她是如何面对被带走的丈夫孩子,怀着什么心情回到战后的家中,又是何种心态让她找到了亲人的骸骨,真的无法想象。
其实我觉得,在战争中是没有绝对的正确或是错误的,双方都有愤怒的魔鬼,也都有脆弱的民众,双方都是在维护自己的正义,又同时行使着各自的暴力。
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多么的和平稳定,但这样的和平之中,也正隐匿着战争的暗流,而且这样的和平并不是因为世界人民都向往和平而和平,而是众多的武器在维持的和平。
所以,愿真正的和平总有一天能到来,就从俄乌停火开始,这也是战争电影应该带给世界的。
以一名联合国雇员的角度去解构这场战争中的冲突,相对于直面战场的血腥,战争背后流离失所人们的命运亦是悲惨。当一名母亲,一点点了解到残酷现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踏上亡命之路,这样的伤痛又是何等撕心裂肺。最后的那个镜头,剧院外的孩子还在踢着足球,而剧院里传来的是不停的枪声,整个画面静与动的巨大反差,简直让人无语凝噎。
一开始我俗气地以为女主会像卢旺达饭店的经理,与联合国配合救走一大批难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乐观地预测女主偶遇的学生是“塞尔维亚辛德勒”,利用职权至少放走女主一家;甚至枪声响起的时候我还心存侥幸,脑补小儿子能像Dear Comrades中的小姑娘一样奇迹般生还;直到女主站在满厅骸骨中间,我才羞愧地醒悟,任何对战争的浪漫化想象都是极其荒唐和无知的。
对于杀戮者而言,死者只是数字,有时连数字都不是,而对被杀戮者的家属而言,那是心脏上的一个洞。最后去看,一切有什么意义?杀戮者占据了自己的旧居,所有人的后代都在一起跳舞,像什么都未曾发生。生活恢复到一种世俗琐碎之后,一直追问的人都像是病人。可那些人怎么可能遗忘呢?
终于有影片聚焦1995年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了。8372名男性穆族平民死于塞族武装分子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下,姆拉迪奇的演员与本人简直神似,他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在接受采访时都几次说漏嘴。无能的荷兰维和部队简直就是帮凶一样的存在,枪声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起时,那些塞族小孩甚至还在踢球。历史掩盖不了悲伤,绝望的艾达在骸骨面前只能靠残破的衣裳辨别孩子,昔日的刽子手却住进了他们的房子。如今塞族共和国在发生大屠杀的东波斯尼亚仍是政治实体,当地穆斯林的比例已经由当年的30%锐减到不足10%,但他们依然还在坚守“家园”。
男人们找各种理由: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等等相互残杀吧,因为他们没有孕育生命的能力,但难道还不会摧毁吗?这样都可以夺得对他人的主导权,可以找到存在感。
本片再次触及历史之殇。从联合国雇员普通翻译员的视角,以营救家人为剧情主线,剥开波黑战争外壳,暴露残酷践踏撕裂生命的肌理。艾达奋力营救亲人、争分夺秒的运动镜头让节奏和情绪始终处于满弓绷弦的紧张焦灼中。矛盾升级后仍然制造存活期望,但屠杀中的空镜才是真正的高潮。战争机器启动后的失控是必然的,面对敌对双方和民族怒火,所谓维护正义的维和部队,也只是无所作为和利益倾斜。岁月已逝,痛定思痛的情感反刍,在无辜的骸骨中迴转。
观影过程中,恰巧得知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国际影片)最终的提名名单。观影完毕,各种叹息。纵向上,同题材,同历史,同类型作品,比之近二十年前的最佳外语片《无主之地》,少了太多太多太多深邃与细腻,只像一本时隔多日的流水账似的日记。横向上,做个很不恰当的对比:北欧中年危机的《酒精计划》死了1个人东欧火灾牵扯出层层腐败的《集体》死了27个人东亚校园霸凌的《少年的你》死了2个人中东难民题材《贩皮的人》犹未可知本片,官方数据死亡人数几千人。另外,和本片剧情特别相似的《亲爱的同志》居然落选。我不想也不愿意以此来推测最终,我只想说:人类啊,快点的原地爆炸吧
能谈失去的幸存者,旁观者。留下来收拾废墟、建立新生活的人,只有女人。战争和生活并无区别。
视角很独特的片子。我以为既然使用了单人物的封闭视角,就可以把历史的暧昧性进行到底。影片中段有个工作人员看到塞军押解了几个人出去,后来就传出了塞军枪杀平民的“谣言”,我觉得这种暧昧性是很迷人的。
去他妈的联合国!去他妈的维和部队!去他妈的那个弹钢琴的荷兰上校!去他妈的姆拉迪奇和塞族军队!去他妈的受害者和刽子手共济一堂其乐融融的结尾!
更准确的译名应该是“阿依达,你往何处去”,典出《新约》。跟暴虐的军阀、无能的维和部队比起来,女主就像是受难的圣徒。临近结尾时有人发生口角,散场时大吵了起来——电影院里的人跟电影里一样仇恨自己的邻人,简直就是黑色幽默般的讽刺
大屠杀中女人的英雄主义,以及屠杀后女人独自面对战争的后遗症和荒谬。1995年离现在并不遥远,这部片警示我们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任何权威机构的不可靠性。
7分,视觉比较独特的切入点,一部合格的命题作文。无能即无为,沉默即帮凶,联合国在影视作品里的形象,一贯如此,事实亦然,花瓶一座,小丑一枚。不禁联想起同是波黑战争的《无主之地》。
只要和自己无关,就冷淡的可怕。就像狮子扑倒了某只羚羊,别的羚羊都停止了奔跑,就在不远处该干嘛干嘛。倒也有几只想做些什么,只不过看到大家都很淡定,于是就把冲动又压回去了。
1. 一车又一车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大巴拉去“安全区”,就像一笼又一笼的牲畜被拉去屠宰场。好戏上演的意思是机枪扫射地开始,而战争过后在同一个场馆刽子手却可以和自己的后代其乐融融于一堂。2. 无能无信懦弱的联合国及维和部队竟相信种族屠杀军队的“保证”,而在有能力庇护时把平民直接踢出去。去他妈的维和部队和荷兰上校!3. 一个女性在面临困难和危机时保护家人的坚强和决绝,与尸首相认的悲痛,没有过度宣泄情绪,但我已经泪流满面。4. “斯雷布尼察屠杀”发生在95年!95年啊!二战都结束50年了快!任何种族歧视种族仇视都应该被消灭,难道历史还不够血腥和悲痛吗? 5. 就像谢飞导演说:电影是可以再现历史,提醒人们记住过往的。
太绝望了,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期待着有转机,看完该片仿佛被生吞活剥一般。女主角演技炸裂。全片毫不拖泥带水,紧张刺激感贯穿始终,最后是深深的悲凉和无奈。
siff 寂静的片尾曲中,两个各执一词争执不休的观众和左顾右盼默不作声的影院工作人员,诡异地形成了这部电影所描述的某种微缩模型
看得太揪心了,是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一样不忍再看第二遍的电影。艾达身在其中的撕裂、纠结和终而无能为力,带着观众一步步走向绝望。很难想象94-95年间发生至少两起如此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一个卢旺达屠杀(《卢旺达饭店》)一个就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也许还有更多我不了解的人类惨剧,这正是电影这种媒介的力量吧。
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波黑裔难民、塞族军队的杀戮、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懦弱、国际社会与「公理」的缺失,作为第三世界无人问津的悲剧,拷问的是全世界的「良心」,不过这种叙述和人物设定并没有比辛德勒名单、南京大屠杀高出多少,对于人性、战争中的种族灭绝批判还是如同通俗剧一般毫无长进。
老实说,我从这部电影中可以获得的信息、警示和启发太少了,除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无能,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重复我们对此类事件的认知。对于历史惨剧的重现,我已越来越不相信这种剧情片,很多戏剧化的处理会影响我们对真相的了解和判断,就像本片,人物都是脸谱化的,正邪的评判太容易。去年被主流影评人吹爆,metascore 有96分。她也许满足了美国影评人对欧洲的幻想,但在大屠杀题材影史上,实在算不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