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1994

最后的康康舞
桑克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优美而恬静的乡间生活，仿佛屠格涅夫笔下风情万种的俄罗斯风景画。精巧的乡间别墅矗立在幽静的艺术家之村里。远处是连绵的针叶林、金黄的麦田和清澈的河流。家人聚集在一起，说法语，跳康康舞，吃点心，唱《蝴蝶夫人》，朗诵普希金的诗句，踢家庭足球，谈起那些老朋友，拉赫玛尼诺夫和曾来过哈尔滨的男低音夏里亚宾。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如果不是巨幅的热气球下悬挂的斯大林像，我以为这是19世纪的贵族或者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当球形闪电在房间里跳荡，击碎一张黑白照片，并点燃森林一角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不安的小火焰在舔我麻木的嘴唇。当神秘的夏日圣诞老人德米特里摘下他的墨镜，摘下他的胡子，摘下他的全部伪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这个借用盖达尔《铁木耳和他的伙伴》的出场方式，让我误以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田园交响诗的引子，仿佛长笛吹出森林明朗的呼吸。把一张画画得很美，然后用一把刀子从它的对角线开始把它切开，像切开一枚无辜的西红柿。这就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是那个我尊敬的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儿子）的诚实。
    当斯大林的战友、红军英雄科托夫上校用他满脸的血和伤痕，用他低低的哭声告诉我他的痛苦的时候，我当然已经明白了米哈尔科夫想告诉我的东西。这是一个稍有历史知识或者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能明白的事实。但他却把这个残酷的点和一个优美的面结合在一起，把我和难受关在一个被窝的集中营里，而且不许探出头来。我想起一个关于绘画的故事。一个画家说，你以为把一个穷人画在一个阴天里就悲惨么？不，你把这个穷人画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才叫悲惨呢。多么有力的对比，那么多多余的阳光照遍了画面上的一草一木，但偏偏照不到这个穷人身上。这是怎样的哀痛呢？《烈日灼身》（俄文直译的意思是“被太阳灼伤的人们”）里充满清新的绿色和明亮的金黄色，但人的命运却是另外的样貌，“却道天凉好个秋”，英国人谈论天气的习惯似乎有了另外的意味，环境扮演什么角色更拿手呢？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成为历史系学年论文的热门候选题目，但如果让我来做，我可能因为描述不清而吃鸭蛋。我在农场长大，知道鸭蛋比起鸡蛋来，味道腥，有种原始的类似于野兽的气息，所以乡间很少炒食它，而是利用盐，把它做成腌制食品。把一个东西送到盐里，送到火里，算不算苦难？算不算考验？当带着原始腥味的鸭蛋变成文明的美味的腌蛋时，我应该理解什么叫作历史的变化，什么叫作现实的力量。
    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谈。1936年的德米特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且不说他躺在浴缸里偿还了一切。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团体，被迫放弃自己的爱人，被迫……他爱生命的结果，就是失去尊严（尽管到最后的时刻，他用流尽血液的方式重新获得了尊严）。科托夫呢？他一直在和德米特里从前的团体做斗争，他甚至夺取了德米特里从前女友玛露霞的爱情，然而他竟被德米特里诬陷为自己团体的敌人，他感到荒谬甚至愤怒。他不懂法语，粗俗而朴素，他其实是这个贵族家庭的外人。抛开科托夫和德米特里的政治对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另一种关系的对立，也就是知识和无知的对立，教养和粗俗的对立，贵族和平民的对立。在政治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时，他和他妻子玛露霞的家族是一个阵营的；但在新的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也就是和自己妻子的家族对立。当叶莲娜唱完《蝴蝶夫人》之后，大家纷纷感叹：以前唱歌的日子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玛露霞的叔叔富歇瓦洛特感慨万千地说：“现在也没太坏。但人生的芬芳……人生的韵味已经消逝，一去不返了。有什么可争的。”这是这个家庭的真正主题，也是这首带有怀旧色彩的田园诗的内在主题，这个褪色的主题和科托夫的新生活主题是矛盾的，他属于轰隆隆开进的坦克，天空中飞行的战斗机群。即使家庭娱乐，他也把贵族的槌球改造成大众的足球。他在那幅巨大画像的幸福中，同时也在它的惩罚之中。跟着他倒霉的是卡夫卡《城堡》中土地测量员式的卡车司机，在整部影片里出没，寻找他的目的地却难逃命运魔术师的捉弄；玛露霞在爱情纠葛中，手指不安地敲击着玻璃杯，爱情危机在生命危机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可爱的娜佳幸福地奔跑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她不知道危险就在米沙叔叔（德米特里）优雅的微笑里……
    这部1994年拍摄、1995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的开头是克里姆林宫的尖顶/鉴定，一个老头在用水龙头清洗过街桥的栏杆……

(评的是话剧版）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科托夫上校娶了这个家族的小姐玛尔索才住在这里的，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过着舒适，宁和的日子，虽不时有一些小事发生，却如调味剂一般丰富着温馨的生活。不久，家族的养子米迪亚回来了，和谐宁静的生活从此被打破。米迪亚十年前突然失踪，家族中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对这个问题最关心的是科托夫的妻子，因为米迪亚原是她的男友，由于毫无道理的失踪，当年的小姐已为人妇。故事自然转移到两个男人的身上，但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原来，米迪亚是苏联秘密警察，他当时的上司就是科托夫。科托夫派遣米迪亚执行抓捕叛国分子的任务，米迪亚身不由己，但他却立功了，只是失去了他作为贵族的养子所能得到的一切。于是，他想报复。他用温情的语言和贵族式的多才多艺刺激着那个没有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的敏感的神经，使她受到内心那无法抹去的情感的折磨。而对于科托夫，米迪亚凭着自己特殊身份，借助于当时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氛围，将这位英雄推上了国家的敌人的位置。科托夫失去了自由，米迪亚最后也自杀了。


    这是一个被无情的太阳灼盲双眼的人的悲剧，一个所有的人都被革命与专政这颗毒太阳燃烧，所有的人在绝对的光明下失去信仰和视力的寓言。在这颗太阳底下，人民有着统一的口号、思维和奋斗，整齐有序地呼喊着、向着既定的目标冲锋着，为了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乌托邦而自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生命和尊严是最起码的，还要充当无耻的炮灰和可憎的反面教材，普通人再也不会有过去的生活情调，激进分子再也不会有悲戚的情怀，再也不会有朝霞湖畔的娜塔莎，再也不会有真正的亲近。布尔什维克就像是通天塔那样难以建造，需要持续的奉献和牺牲。这这试验过程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倒不是人民的积极性，而是不能对最高领袖有丝毫怀疑。所有的挫折都是敌人破坏造成的，敌人在哪里，敌人在“我们”当中必需剔除，而这自然是最终审判，没有上诉的机会，最残酷的是这就像一个永动机似的循环。

　 也许，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斯大林时期的暴政是一段无法抹平的伤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那是太多的痛苦与无奈。电影《烈日灼人》却客观尖锐地审视了那一段残酷的历史，目的是提醒人们整个民族不能重复那苦难，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记住被烈日灼伤的时代。影片中很多场景和道具都被寓意了深刻的义：河边危险的碎玻璃以及假日中的军事演习暗示着国家平静中有股暗流在涌动，始终在原地打转迷路的司机，明显是对当时前苏联的被集权控制的隐喻；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升在天空中，这个镜头揭示了时代背景，那画像仿佛就是独裁政治，无论对与错，人们必须向它敬礼。为了反衬主题的残酷，电影有大量的诗画般的田园风光，也许只有这和谐而泣强烈的对比才能更恰当地表现出那种狠毒的烈日。


斯大林时代（部分相关）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入选了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同年5月，他被派往察里津征粮，在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的支持下，他强化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这段期间内，斯大林多次违抗当时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决议，处决了很多红军中在沙皇时代任过职的军官以及“反革命”。为了征粮，他还使用了焚烧村庄的手段，逼迫农民服从和防止食物供应被强盗劫掠。最终红军在察里津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他也和第一骑兵军的军人建立了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在斯大林掌权后，察里津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称伏尔加格勒）。1919年初斯大林被调回莫斯科，3月24日他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结婚。5月他又被派往彼得格勒附近的西部前线，期间对红军中的逃跑者，他严厉的把他们作为叛徒集体处决。

　 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

约瑟夫和他的男人们

@拉夫

（“怎么样？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吗？”）

怎么样？
秃顶的西伯利亚男人
绿坦克结队而来
为我们的村庄扬起炊烟
——哦
苏维埃！

吃饱了饭的人民
开始发福
成为仆人

怎么样？
约瑟夫。大胡子
他们赶走绿坦克
哦，我们的约瑟夫

“上帝啊，我已不再是那个
 尿过裤子的男人”

2012.8.8.

看完电影，我想说，米哈尔科夫确实比姜文厉害，但他不如谢晋。《毒太阳》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故事直白，结构复杂，且论述充分，但比起《芙蓉镇》，却缺乏自省和判断。
    看玛嘉·莎塔琵的《我在伊朗长大》后，我说，用这样的体裁表现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我失望于影片过度依赖个人，女性，艺术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使得庞大的命题得到了极为片面的答案。伊朗走到这一步，不是女画家认为的政府和极个别独裁者的原因，更不是因为命不好，这具有必然性。
    《毒太阳》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充满光辉的社会主义战斗英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艺术家庭里，和美丽的妻子跳舞，和可爱的女儿划船，和一群音乐家踢球，唱歌，并帮助农民制止军队踩踏农田的军事行动。田园油画的镜头，慢节奏剪切，加强曝光的亮度，配上舒缓的弦乐，偶尔出现的关于世界观的争论，点缀其中。你简直以为自己在看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金色的秋天”，到处充斥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自得情调。
    然后冲突到了，一个男人，乔装而来，他是家里的养子，老丈人的学生，没落的贵族，妻子的前男友，长得好看，风趣幽默，会弹钢琴，能说法语，爱脱衣服，皮肤很白。男友力满分！
    但他是坏人设定——斯大林的间谍，叶若夫的鹰犬，他回来就是要把战斗英雄送上断头台。
    为了丰富人物性格，加强角色联系和内容深度。这个坏人原来有着悲惨的际遇，他是被战斗英雄逼迫去当的间谍，为了回来见女友，他出卖了八位白俄将领。他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他嘴里也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
    战斗英雄看见知道真相的妻子悲伤，连忙说，我和他不同，即使都是上前线，我有信仰，他只是怕被枪毙！
    然后迅速吻住上面的嘴，封住下面的口。真的，爱人间，没有一场做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来两次！
    果然，云雨过后，俩人又快乐地玩起了鸭嘴兽的游戏。噗！
    坏人私下告诉英雄，你要被逮捕啦！好人说知道了。然后特别英雄气概，像关公一样去踢了一场球。回来穿上军装就去准备赴死了。到了车上，四下无人，他对鹰犬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和斯大林同志私交很深！鹰犬们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他觉得情况不对，想不老实，结果又被一顿胖揍，揍完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我党江姐那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好像没什么信仰。倒是坏人在路上，看见一个坏事的迷路司机，这个等待戈多式的人物，身上被导演赋予太重的象征意向，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果然坏人看到斯大林像后，掏枪干掉了他！
    英雄被捕后，立刻遭到枪决。妻子被关起来，死于狱中。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后来放了出来。关键是坏人居然自己就躺在浴缸里，自杀了。片头片尾一呼应，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整个电影就是在说，在坏的社会背景下，上到国家英雄，下到小市民，包括中间的知识分子，全都太渺小，无能为力！这个锅只能让布尔什维克背，只能让苏维埃政府背，只能让斯大林背，只能让社会主义制度背。
    这个人啊，甩起锅来，真是！
    91年12月苏联解体，94年5月电影上映。不能不说，米哈尔科夫真是紧赶慢赶。
    果然，电影拿了94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和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姜文导演其实和米哈尔科夫是一个路数的，无论在《阳光灿烂》还是《太阳升起》中，都习惯用左翼的语言和身份表达右翼的情怀。基本都是在说，我干过坏事，但只是因为我当时，很傻很天真！
    由此延伸到我看过的一大批对于文革的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那些当年无恶不作的红卫兵头领，全在那里痛斥江青害人不浅，四人帮人性泯灭。至于毛，起码是为虎作伥！我们都是无辜的。
    连作恶的人都是无辜的，没作恶的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遭到迫害的就是英雄或烈士！
    真是恶心！
    苏联的肃反运动是怎样从调查谋杀基洛夫的凶手的刑事案件发展到杀掉两百万人的屠杀行动。难道全是斯大林的主意吗？就是电影中，害死英雄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害死坏人的难道有别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从纠正意识形态的运动发展到全民癫狂的破坏狂欢。难道全是毛的锅吗？毛在66年文革一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提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要迫害好的人民群众，坏的干部只是少数，科学家，技术人员既要批评也要团结，抓革命的同时不能忘了搞生产，着重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苏联肃反，中国文革，法国也有过罗伯斯庇尔，美国也出过约瑟夫麦卡锡，尤其后者，几乎是个神经病。
    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带来相同的政治惨案，是因为，政治制度只能改变国家的运行方式，却不能改变人性的恶。每一场狂热的运动都是对人性极端的解放，而这种天性的解放，往往使人在癫狂之际能够为自己的野蛮找到开脱的借口！我不相信一个作恶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你在羞辱一个右派十五岁的女儿，难道心里真的以为她就是领袖要求消灭的阶级敌人吗？你在殴打一个七十岁的学者，难道心里真的以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的毒草吗？不，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你只是享受用权利去践踏高尚罢了。
    说说我尊重的电影，谢晋先生的《芙蓉镇》。看看影片的人设，富农寡妇和右派艺术家相爱，农村懒汉是投机分子，运动中的弄潮儿女经理，性格煎熬的党支书，以及有良知和底线的粮站主任。
    有趣的是，不同于那个真实时代的性压抑。导演用性将每个人物串联起来，寡妇和艺术家在迫害中未婚先孕，党支书是寡妇的初恋，女经理对粮站主任有性趣，不得手后诬陷他与寡妇有染，而最终懒汉爬上了女经理的床。文革结束了，政府把房子和钱还给寡妇，寡妇只是嚎哭道：“还我的男人！”
    我想说的是，这是人性。而对于他人的迫害，在电影中，都是因为人性。评论说，谢晋导演“哀而不怒”，这是因为，对于政治，我们有怒的理由，可是关于人性，我们只能表示悲哀。
    故事的反转在这里。今年二月份《参考消息》，看到米哈尔科夫对于苏联解体，呼吁从国家层面认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首任总统叶利钦当年推行的政策为犯罪。
    我真是想当面问他，大师，你的自由立场呢？
    俄罗斯要是现在发展成功，大家不会怀念苏联。美国要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种极右极左的神经病也不可能这么欢实。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开始怀念文革，毛左当道，那么，请别扯什么主义，全tm是自私卑劣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