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李一凡导演在“一席”的演讲上，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

视频里，一位杀马特说：“哪怕是吵一架，至少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

和导演一样，我以前对杀马特的认知也来自于主流社会片面的报道，但这句话，让我突然体会到了夸张的造型背后那无边无际的孤独。这种孤独无人问津、无人关注。正如导演所说，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

纪录片没有采用导演视角，而是把话筒给到了杀马特，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种弱结构听上去琐碎、没有重点，但导演用逻辑串联起了故事，让讲述变得非常顺畅。

讲述的大致顺序是：几岁出来打工？打什么工？生活是怎样的？怎么接触到杀马特的？为什么加入杀马特？杀马特为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杀马特后来遭遇了什么？如何看待那种遭遇？

这正好是我们由浅入深理解杀马特的逻辑顺序。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一个存在过的边缘群体，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起和衰败。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杀马特的故事，也可以了解城乡差距背后那些被遮蔽的人的故事。

我非常认同导演的话：“关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明白了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更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头发是图腾

纪录片的工厂素材来源于工人们自己的拍摄。

他们的生活令人绝望：上班路上，满是乌压压的人群，他们没有表情，如同丧尸；流水线上，工人的手高速运转，如同机器一般，一天重复无数次相同的动作，还要忍受噪音、污染、机油味；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到几乎暗无天日；他们的生活贫乏得如同一潭死水。

农村是牢笼，工厂也是牢笼。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不意味着见了世面、提高了生活质量。实际上，他们依然被困在了原地，依然对外界一无所知。城市的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房子和车子对他们来说望尘莫及。而比物质和阶层的悬殊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流水线上无尽的孤独感。

这时，一个比房子、车子门槛低得多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他们唯一玩得起的东西——头发。

从杀马特的讲述中看，头发并非仅仅是展示自己的工具，而是上升为了一种图腾。夸张的发型，帮助个体确认自我，也帮助人们从人群中认出和确认同类。在这种图腾的指引下，杀马特们找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缓解了在工厂的孤独感，寻找到了归属感。

夸张发型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渴望脱颖而出、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集体、渴望摆脱孤独、渴望找到归属感。

是头发，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而非流水线上的零部件；是头发，让他们抓住了无望的人生中唯一一点快乐。他们不被社会尊重，只好自己构筑起了一道防线，用来抵抗无望的人生。

因此，他们极力保护“头发”这片最后的自留地。哪怕打架，也不能碰对方的头发；哪怕饿得要死，也不想剪了头发重回工厂。

头发是他们最卑微的反抗，但个体渺小的反抗，终究还是抵不过资本那轰鸣的齿轮。

一位杀马特说，剪头发的时候他特别痛苦，就像是丢了自尊，因为“没人认识我了。”

资本把人异化为了逐利的工具。在充斥着规训与惩罚的社会上，个人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尊严都不被允许保留，他们最终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剪掉头发、重回血汗工厂，要么徘徊在石排的小厂。

在绚丽的头发背后，是彻底无望的人生。现实的升迁和发达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只有虚拟的世界可以给他们一点安慰。

罗福兴在纪录片里说，他唯一能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号码，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当他遇到问题，电话却永远打不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世界和安顿自己生命的能力，他们与城市疏离、与亲人疏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沦为留守儿童。杀马特几乎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几乎都在12-16岁之间外出打工。他们让我想起了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个情节：孩子们面对镜头，说起未来的理想，清一色地回答“打工”。打工是他们看到的全部未来，也是唯一的出路。

同一种规训

导演说，2012年他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特别兴奋，因为他以为中国有朋克了，有人自发地开始抵抗消费主义了。

他找到罗福兴后，发现两个人聊不到一起，因为罗福兴聊的是个人境遇，导演想的是文化抵抗。这种反差，恰好反映了我们与杀马特之间巨大的鸿沟。

杀马特从农村走了出来，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都有手机，都在分享同一个互联网，但互联网未必打开了我们的世界，反而可能更固化了我们的圈子，加深了刻板印象。

不过，虽然生活和生活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我们的生活，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无论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里996、007的员工，都在同一种规训下，走上了差不多的道路。

在已然白热化的剥削中，人们的时间被剥夺，尊严被践踏。人沦为了工具，而非目的。

这种激烈的竞争，甚至蔓延到了还没成年的下一代。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家长打了鸡血，一头栽在了无边无际的课程之中。

在铺天盖地的同一种规训中，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不管愿不愿意 ，他们都被同一种价值观推入到了绞肉机中。

贫乏的杀马特背后，是少得可怜的选择。而这恰巧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不拼命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又不善理财，资产就只能不断缩水。一个无产者辛苦工作一辈子所攒下的积蓄，可能也抵不过一个有产者几年间房产的增值。

一句轻飘飘的“为什么不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因为在一个庞大的规训系统里，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极其有限。杀马特最初只是为了抵抗极其贫乏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在网络暴力的打压下，渐渐销声匿迹。

这个结局，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集体规训呢？

还没有一部纪录片可以像《杀马特我爱你》让我这么感动，以致于看到中间，我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拼命的记笔记，生怕遗漏掉其中每一段杀马特充满力量的表达，那些关于自由、关于快乐、关于压迫的生命哲学表达。我此处所记下的，只是现场短暂能够记下的关键词汇集，而杀马特在影片中的生命哲学依旧远远无法表达完整，值得多次回味。导演的访谈说，“至少这部片子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个人史”，这是一部当代的中国工人史。

我反思是什么令我如此感动，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杀马特的独立主体表达。工人的独立表达到底是什么？这个相当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其实根本不懂——那是一种有自尊、自由、快乐的表达。纪录片中每个杀马特工友眉宇之间不自觉表现出来的自信，无不令人动容。工人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同情和关注，杀马特的魅力亦并非来自于他她们所展现的非主流，而是共同体下形成的“反抗/绕避”固有规训形成的自尊自信（dignity）。这是我一直在寻找和期待的，来自成长中工人阶级自我赋权下的某种魅力呈现。

另一个点是，每一个工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十年的劳工参与历程让我一直坚信此理，但我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深刻认同这一个结论。主流社会一直都在去权贬低化、边缘化、甚至污名化底层劳动者，用一种来自知识分子、来自有钱阶层的视角在评价、“安排”底层者的生命，我们（是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她们生命的历史——劳动者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参与社会的发展，永远只能是配角。杀马特明白这个道理，他她们的生命经历——一个关于压迫与自由、饥饿与快乐的重复故事，甚至比其发型更不出众，承载了整个社会变迁的代价。杀马特的生活，都在显露这个时代最为荒谬的边缘现实：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

杀马特是自由的，是快乐的，也是压迫的。

用杀马特表达的自由和快乐

“出来，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进厂。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很无聊的，所以要给自己其他选择。头发就是另一个选择。”

这是杀马特式的自由。杀马特(SMART)创始人罗福兴在他的公众号和抖音都写着“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当然，杀马特的自由非审美之简单，但却足以显露自由渴望之卑微，它是起点，却也是在被侵蚀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头发（但也没能保住）。

影片中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知晓、听闻的所有关于杀马特的文化，都是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打工者，这一群从十二三四岁就开始来到珠三角地区打工的芸芸众生，既是城市最大的建设者，却也是“非主流者”。用罗福兴在片中的话说，“我走在路上，很少抬头看一栋楼”，他她们自认也不可能成为城市的一份子，楼啊、房啊都不属于他她们，又何必关注它有多高又多好看？

城市并不能给他她们带来任何的安全感。工厂是没有自由的，稚幼的身体过早的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控制，无论大厂小厂，记件式的赶工游戏、流水线上的手忙眼乱，十二小时甚至更长工时的轮轴转，早已令生活失去了控制。赚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一种不成比例的交换，而且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撤回。唯有的自由，是如何安排每个月可能仅有的一到四天的喘息间隙。这不是安全感，是一种失控感。

纪录片中杀马特最常讲的一个词，是“自由”，这个“自由”有太多层的含义。他她们希望得到关注，抵御心中的孤独。从来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她们的存在，头发让他她们至少感觉自己像个人，而非生产线上、城市边缘的行尸走肉。他她们希望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融入（习惯）”不安全的世界。“玩了一段杀马特后，很多事情都敢（做）了”，独特的杀马特非主流风格，刻板的“坏人”形象，让杀马特拥有了跳脱原有规训桎梏的可能性，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自己”，一个对自己重新拥有掌控——“自由”的感觉。片中工友说，“（来到城市）心里怕，但杀马特表现就是很坏的特质，坏人的话就没人敢欺负了”，“感觉自己全身都不一样了，感觉会颤抖、很快乐。”“玩杀马特的时候，我都认不得我自己了”，杀马特让他她们找回在工厂、城市生活中本被扑灭的自信。

他她们也渴望找到惺惺相惜的同路人，一种在异化的资本生产中从不曾拥有的归属感。溜冰场、石排公园的公共空间承载了他她们关于快乐和自由的全部，即便加班到很晚很累，休息的时候还是渴望去公园走一下，家族在哪，家就在哪里。“我们是（同）一种人，别人都觉得我们不正常，但我们还能坚持下去，我们就很像一个家”，“同为杀马特，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有相近的性格，像同类一样，齐心协力。每个礼拜都想着星期天，每天都在想（出去跟家族一起玩）”。在工厂生活中，他她们经历过悲伤、痛苦，甚至绝望、自残，但杀马特家族自组织带来的归属感，却可能是他她们生活的希望。

在外界眼里，他她们是如此的非主流。但是实质上，即便他她们不走杀马特风格，他她们已然被严密地排挤在整个主流社会之外。在主流文化/价值实践中，最为吊诡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排挤和边缘化打工者的同时，却仍专断式强制他她们顺从主流的文化符号。杀马特灵魂中的自由，与其说是对主流审美的挑战，不如说是一种对规训的社会生产压迫的文化反抗，也是打工者的一个解放实践。

杀马特背后的压迫——被迫剪掉的杀马特

“金钱和快乐，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人而言，只能选择一个；杀马特的人，可能只能追求杀马特，其他房啊车啊追求不了。”

杀马特有得选择吗？其实没有得选择，选择不是他她们的权利，就像他她们没有拥有自由的权利一样。

资本社会从不吝于剥夺劳动者任何自由的可能性，阶层流动都是虚假的大话，维持底层高效性重复运转才是最终目的。“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玩杀马特，我至少有上升的机会，比如杀马特贵族，至少能让我快乐。”杀马特反而成了资本文化下的一个叛逆者，对固化的分配不均隐性嘲讽和消极反抗。

但，玩杀马特的工人最终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要保留头发还是要进厂赚钱”？东莞石排、汕头澄海成为诸多杀马特的聚集地，核心的原因是两地制造业多以小作坊/小工厂的形式存在；此类工厂对工人的形貌要求不高，在旺季赶货期来者不拒，给予杀马特家族一定的生存空间。可是，她们终究还是要面临选择——规训作为资本生产的核心秘密，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为了保留自己仅有的“自由”，找不到愿意收的工厂，杀马特只能转向劳务派遣的公司，或者接纳更低的待遇。原本的小作坊/小工厂已是相当不正规，不签合同或者不缴五险一金、不依法核算加班费，都可能是常态；但在可能的“自由”选择面前，却不得不接受更低更恶劣的待遇，甚至流落街头。“（讨来的）十个馒头两人分了，度过了五天。”又想玩杀马特，又没钱怎么办？那就再坚持几天…

“第一次把自己长发剪掉，心里特别苦，感觉把自己的尊严丢了；特别痛苦，感觉（杀马特）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工厂老板眼里，杀马特不是听话的员工；在社会眼里，杀马特不是什么好人；但在杀马特自己眼里，这是尊严，是做自己，但很遗憾，进厂的杀马特没有得选择。

杀马特的热潮在2013年之后，堕入沉寂，甚至不太再敢于公众露面。这都源于从那开始持续至今的针对杀马特文化的黑化和攻击，内部攻陷杀马特的贴吧和qq群，彻底令杀马特社群撕裂瓦解。可是，今日再往前回溯，从枯燥、无价值（devalued）的工厂社群中诞生的杀马特非主流文化，扼杀它的并非单一的网络暴力，而是背后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如前所述的，工人只被允许成为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杀马特文化背后的自组织社群和关于自由的哲学，都在挑战既成的工厂生产霸权的存在，质疑效率至上的真理。即便这种反抗是卑微的、是被动的，但精神却是高贵的，而非低俗小丑。

“有时候是小丑 ，但是我们心里开心就好”。杀马特并不是，真正的小丑已经说服我们认同它们的“主流位置”。

附后：导演李一凡的访谈非常动人和真诚，感谢带来的这些触动，推荐细品：《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

作为2020年最热门网络名词之一，“小镇做题家”以个人化的方式曲折地将城乡结构问题带回了公共讨论空间。在此背景下，《杀马特我爱你》因其极富关怀性和反思性的左派眼光收获了大众的广泛赞誉并不令人觉得惊讶。它使得许多出身小镇、侥幸走出小镇的青年人自然地反思起了自己依赖着哪些 privilege 才得以逃离原有的阶级身份，并在对成长的追忆中发出“此身虽在堪惊”式的感叹。就如同杜鲁门·卡波特在撰写其名作《冷血》的过程中，随着对一桩灭门惨案的深入调查，渐渐感受到自己和凶手之一佩里冥冥中共享着同样的命运，他评论说：“佩里就像是我同屋长大的兄弟，我从前门出去了，而他从后门出去了。”

由于在编排和剪辑过程中始终尽量让创作者隐形，将话语权交还给杀马特群体本身，同时也像李一凡自己在采访中谈及的那样，筹备期间逐渐放弃了对所谓“第一现场”的执着，采用了大量从杀马特青年手里购买收集来的照片和视频，《杀马特我爱你》的成片和一些精心算计以迎合社会热点的伪现实主义爆款电影有着泾渭之别。电影以一种几乎是不留痕迹的方式跨越了亚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将矛头指向更深处的权力与经济结构。同时，杀马特群体生于特定的城乡结构，遭遇到消费文化的风潮而被赋形，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自我认同问题潜藏于城乡二元制的主题之下，让杀马特群体体现出了更加广阔的意涵与价值。

在电影里众多被采访者赤诚的自白中，除了中西部乡镇的贫瘠，流水线工厂对工人残酷的异化外，让人尤为注意的，是频频被提及的“同类相认”的瞬间。比如回忆自己如何初识杀马特，感到心有灵犀（虽然我和她不是很熟，但那种性格的气氛我能够感觉得到）；如何进入到溜冰场这一杀马特活动场所（不管认不认识，只要发型是这样……虽然我不会溜冰，但也会跟着他们跑），成为杀马特后的交友理念（我搞杀马特，他也搞杀马特，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性格，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聊天可以聊出个人的一段历史，叫我们玩杀马特的和一个平头的人来聊，是无法沟通的），以及对杀马特的总结性概括（杀马特是因为我们的发型是一样的，我们相当于同类一样）等等。

生于农村家庭，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抑或说教育本就是一种对他们进行筛选、将其淘汰的社会机制；在家庭负累和工厂剥削之下被迫放弃自我实现的梦想；爱情在现实面前也频频触礁……杀马特群体大多都有着类似的生命经验和成长创伤，很容易理解彼此在缄默之下的生存困境（玩杀马特的话，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点伤感）。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在《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一文中提及的，在一个拼爹的时代，80、90后大多数人其实无爹可拼。“80后的父母大多数是50后——青年下乡、中年下岗的一代。他们承担着社会主义最沉重的债务，子女又赶上了资本主义最残酷的原始积累期。所以有人说，80后是‘穷逼’的一代生下的‘苦逼’的一代。”

原本注定埋没，即使被视为异类也要活出自我，正是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不甘才使得杀马特们活的那么有力（我的人生要我来做主才行，哪怕是错的；玩杀马特的时候，感觉我全身都不一样了，自己会颤抖），这样的描述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形容性少数群体。利用消费符号对身体的夸张改造，杀马特个体反抗着工人灰色调的沉闷生活，同时也得以快速确认和识别自己的同类，这几乎与酷儿群体中的变装文化异曲同工。LGBT人群受制于传统的二元制性别文化，一如杀马特群体在城乡夹缝中经历着自我的压抑和迷失。

美国变装文化的领军人物鲁保罗·安德尔·查尔斯曾说：“我们生来赤裸，余下的皆为变装（we’re born naked and the rest is drag）。”社会要求LGBT群体穿得“像个男人/像个女人”，同样也无时无刻不在要求工人群体穿得“像个工人”，把身体作为唯一的反抗舞台，只因被边缘化、被排斥的人群除身体外一无所有，也因为身体是社会规训最直接的作用场所。

在此不必赘述大家耳熟能详的凝视理论，但必须提到的是，通过艳丽的造型和穿着，杀马特群体以极端的姿态将自己主动放置在了被凝视者的位置上，这一在通常境遇中被操控、被贬斥的身份对他们而言却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就算别人骂自己两句，也有人跟自己说话；别人的关注是那种异类的关注，但还是看得到你），因为主流文化出于各种目的不遗余力地抹消着杀马特们作为农村新生代的形象，对他们的挣扎视而不见。这和上世纪的酷儿运动通过显眼的装扮在公共场所中凸显自己的存在，捍卫自己的可见度一样，说到底并没有什么幽微复杂的东西，所谓物不平则鸣，都来自人心中最基本的想要被爱和被关注的欲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酷儿运动与第二波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汇流成声势浩大的身份政治运动，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同于传统党派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去等级化。杀马特群体是这样（只要是玩杀马特，都是我们的家人；在家里人身上找不到的东西，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同时也正是去中心化的拍摄理念成就了《杀马特我爱你》的独特性，这或许不能简单地归置为一种巧合。

注：括号内的话均引用自《杀马特我爱你》片中被采访者的叙述

本文为第五届深焦华语影评大赛初选参赛作品

很久没看到像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和宗教研究系组织的线上放映）这么清晰呈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作品了。像导演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对中国杀马特的总体研究，而是由不多的杀马特（他们采访到了67位）来讲述ta们所经历的90后从留守儿童到成为农民工的个人历史。李一凡在朋友满宇的介绍下认识了“杀马特”家族的创始人罗福兴、又请罗福兴介绍了曾有过杀马特经历的青年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个纪录片由不同的杀马特的自述组成，有非常多的征集的手机素材（三个竖屏拼成横屏的版式很像前一阵子快手素材剪辑出来的抗疫纪录片），但核心逻辑很清晰：看起来是回答“为什么要杀马特”，实则在讲述“我们是谁”。这些个体组成的群像，讲述了不同段落的生活——在工厂的加班，在城市中的挫折，寻找自我和自我组织，与其他杀马特的友谊，所受的歧视，13年时主流文化对杀马特的污名和现在的生活。但其实不需要太多时间，观众就会意识到杀马特的分类和视觉创造并不是本片重点，重要的是成为杀马特的需求来自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群早早出来打工、生活极度贫乏的年轻人，他们想要逃离的是被老板克扣工资、被流水线异化、在城市里总被骗钱、不被家长理解的那个绝望的自己，他们想要成为一个有个性、有认同、有朋友、被关注的快乐的自己。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活下去，他们选择了成为杀马特，选择用杀马特作为人群中看见彼此的标记，找到对方、找到朋友和恋人、找到让自己温暖的地方。

采访里有一个人说，工厂是一条通道，杀马特是另一条上升的通道。你可以成为杀马特家族中的“贵族”，虽然那是虚幻的，但快乐是真实的。“工厂里的职位就算空了，也是留给大学生研究生的，并不是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条通道。但我觉得这是快乐的东西。人，这快乐的话，我觉得是一样的。”

李一凡分享的自己在创作中视角的转变对于研究者、创作者很有启发，他的预设是杀马特是类似朋克的文化反抗（和刘伟伟的采访里他谈得更详细），在驴唇不对马嘴地和罗福兴交流了很久之后、在搬去东莞石排镇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杀马特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如果一开始是视觉文化的预设，后面其实是转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从视觉形象的文化分析转向了对人的理解，认识杀马特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着。他也提到这个过程里很重要的是双方可以理解彼此的话语，能用对方的语言沟通。我也蛮佩服他没有面对在跨越阶层、文化、种族的研究里常会出现的自我怀疑。在伦敦常常看到自由主义话语特别是因为black lives matter的波及下，主流对“文化挪用”和“为庶民代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自我审查，其实遏制了人们去表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理解、去想象人和人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

但现实里，主流与杀马特、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侧目、排斥甚至是绞杀，像中世纪对女巫的围猎。去年李一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有个展，邀请了罗福兴和他的一个朋友去广州。但是这两位不坐高铁、非要坐顺风车，到了广州也不坐地铁，就要坐土摩托去美术馆。并不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或“文化”，而是因为每次坐高铁和过有安检的地铁，他们都很有可能会被盘问，久而久之，他们便绕开了这些选项，选择那些不让自己受辱的空间。其实被污名化之后，杀马特一直在躲。片子里介绍了杀马特从2006/07年到2012年的蓬勃，到2013年突然被主流发现后，杀马特的QQ群、QQ空间、开的游戏房间都被谩骂充斥，走在街上也会被打。他们删掉了照片、不再玩游戏。“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不，不行的。

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来自一位去学了美容的姑娘，她现在头发乌黑、妆容温柔，很难想象她曾经的样子。她动情地说自己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再扮成杀马特：“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样子，要珍藏起来回忆很多年。”

杀马特和非主流，传到我们乡镇高中应该是2009年。迷恋80后作家的风潮渐渐平息，博客时代进入尾声，移动互联网蓄势待发，一种极具视觉冲击的符号进入了小镇青少年的视野。

高中生身处学校，不能拥有五颜六色的头发，至多改变形状，在底线之内做出最爆炸的头，算不上杀马特，比较接近“非主流”，弥漫着一种病态的气息，主题围绕着爱情和死亡。

当时有一个很火的MV，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画面上是一场葬礼，西式的，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士躺在棺材上，周围很多穿黑西装的男士，好像捧着玫瑰花？简直有点精神图腾的意思，好多同学喜欢。

我的同桌可以算个“非主流”，家境是班上最优渥的那批，学习成绩很差。她常常买许多册子还是贴纸？（非主流有很多商业产品）上面有涌血的白玫瑰、哥特风格的建筑、多彩夸张的发型、字体奇特的句子，颜色都中间亮，四周黑，LOMO风格。

有一张印象特别深刻，同桌给我看，图上是俯拍的一双脚，黑黑的，非常瘦长，脚趾上的皮肤皱皱的，指甲盖涂成黑红色，两脚之间夹着一朵花。当时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阴气特别重。

她还玩过程度比较浅的自残，割破手指，把血滴在买来的双氧水上，看两者相触产生的泡泡。她脸上作出惊喜的笑容，并请我看。一开始，我很认真地问她怎么了，但她总用云淡风轻的态度一笑了之。我没说出来，但心里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我从来也不理解她。

那些富有的同学，穿衣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不论男女都倾向紧身的裤子，最好是低腰的。有些男生非常干瘦，冬天也只穿一条紧身裤，看上去很不健康。

大家也积极地修改QQ名，绞尽脑汁像一个拗口的、复杂的、霸气或悲伤的网名。

在学校之外，非主流也很有影响力。我表姐在那个年代拍过一张照片，在姥姥桌子上放了好多年。她的发型十分张扬，靠近头顶的近三分之二的头发是向上的、爆炸式的，剩下三分之一头发是直挺挺垂下来的，刘海厚重，紧紧贴着额头和眼睛，没有染色。

这好像是当年我们那最流行的发型，我的高中同桌、舍友，都留过此发型的内敛版。那年代许多贴在橱窗里被当做模板的大头贴，也大多是这样的发型。老师对此有些意见，但从没在父母长辈那听过什么不满，估计当时都觉得挺潮的。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非主流”是怎样的，2011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非主流”已经在同学亲友间消失了。我的表姐、同桌发过许多照片，她们再没有留过相似的发型，也没有流露出对死亡、枯萎的迷恋。对她们来说，“非主流”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跟随着时代，她们又追逐过许多潮流。

但杀马特很令人震惊，这些人热爱五颜六色的爆炸式的头发，他们至今从审美上热爱这一点。而且对于纪录片中呈现的这些人来说，杀马特的外形和内在是统一的，发型、衣饰寄托了精神。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被忽视、被误解的群体。

查了一下资料，在201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呼吁关注杀马特，认为这是经济问题造成的有精神失落的群体。

2014年，有一篇文章《“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结尾是这样写的——

更让人担忧的是，“杀马特”群体面对这些质疑和贬损却毫无还手之力，他们缺乏对自身及围绕自身所产生的文化争议的归纳和阐释的能力，无形中被褫夺了言说自我的权利，并承受着来自精英文化的规训。

在这个意义上看，“杀马特”青年虽然在努力地抵抗成人世界的文化控制，却难以逃脱整个精英文化的轻视。至于“杀马特”青年，凭借廉价仿名牌服饰和“山寨手机”等穿戴，尽力向城市时尚靠拢时却反遭城市人讥讽的情况，则反映出中国城乡区隔的现实；“杀马特”青年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新移民大潮下的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如果中国的城乡差异不能较好弥合，那么收入微薄且文化资本缺乏的“杀马特”青年，任何的一次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以及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行动，都难逃被围观、被贬损、进而又很快被忽略的命运。

我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对“杀马特”嗤之以鼻，实际上并不了解，想起来很难为情，很惭愧。感谢李一凡导演拍出《杀马特我爱你》，给了这个群体言说自我的权利。希望能有更多深入的报导，而不是蹭热点继续消费。

现在最大的好奇是，围剿杀马特是怎样兴起的，又是怎样的结束的？为什么这股势力如此坚韧不拔，而且能以摧枯拉朽之力让杀马特土崩瓦解？

*感谢孟浪赠票，感谢X放映。

群岛观影会。片子很平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要有最后一段强加的童年创伤故事征集，我觉得这是一部接近平视、并且愿意与杀马特这种亚文化沟通的纪录片。

导演直言此片对象是知识分子，希望观众能够重新审视文化当中人的主体性，而不仅仅是碎片化的符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一种亚文化是否要承担知识分子所赋予的意义。其次，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看到这种并不希望被圈外人看到的文化。

亚文化的内核就是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简单粗暴，你只要遵守规则，就可以得到同类的接纳。这是对更为公平的社会向往。我想任何参与过亚文化社团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所谓现实世界中，你的努力在一次次无法掌控的外力中消解。但进入到另一套规则中，你的努力钻研会为你赢得尊重，甚至仰慕。

主流文化对于弱势亚文化的态度一向有二:要么猎奇，要么怜悯。因为一切文化都具有意义，并且指导着人的行动。所以无论主流文化对于亚文化持以何种态度，实际上都是一种破坏性、解构性的凝视。在资本的营销和知识分子的加持下，一种亚文化可以成为流行前沿，在消费主义的圈层中被视为塑造为主流的“革命先锋”，并迅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另一些亚文化而言，它们没有这样的“资本”。这种没有资本不仅来自于物质文化的缺失——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将一句话重复一万遍成为真理，也意味着亚文化本身强势话语符号的缺失，即无法使用中产主流文化的偏好词汇，也无法提出更高维的文化概念。相比起讨论亚文化究竟代表了对主流文化的什么态度，主流文化保持住不猎奇、不评判的心态，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过可惜的是，围猎亚文化才是文化的常态。正如导演所言:“在最后，他们(杀马特)都会被主流文化驯化，变得平平无奇。”无论是猎奇，还是怜悯，这种态度都是中产阶级所喜欢、所悲痛、所拥抱的。这也是能煽动人为之动容、为之付费的卖点所在。在强势文化群体的符号压榨之下，任何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文化都会崩解、溃烂；抑或嵌入媚俗的符号，熬走所有锐气，成为主流文化宣传体系中如臂使指的一环。